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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商业评论》(简称CBR)：我们知道您在学术界引起反响最大的—部著作是《良心论》。我们这个时代，良心时时受到挑战，但整个社会又在呼唤良心。什么是良心?良心有什么用处?
何怀宏：良心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们一种内在的有关正邪、善恶的理性判断和评价能力，是正当与善的知觉，义务与好恶的情感，控制与抉择的意志，持久的习惯和信念在个人意识中的综合统一。良心是人性中最脆弱也是最坚固的东西。就像何光沪先生说的“天理良心”是维系社会不致崩溃的最后一道。也是最坚强的防线。平时微弱，在最危险的时候它会变得强大。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称之为“存在我们心中那位公正的旁观者”。这个“旁观者”让你做一些事情会不安，做另外一些事情很安心，这也是良心。良心对每个人是不同的，对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也是不同的。有一些人到了晚年，尤其碰到同样的问题时，就会想起我自己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就会“良心发现”。所以孟子说，良心会放逸，要把良心找回来。
CBR：心理学家发现，人类的—些感情都有相对应的生理基础。良心有相对应的生理基础吗?或者说良心在哪里?
何怀宏：确实有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同情心、恻隐之心与人类大脑的某个区域是有联系的，但良心归根结底还是不能从生理学上去解释。因为这要复杂得多，人类的思想意识来自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CBR：您在《良心论》中提出要建构—种现代人的个体伦理，这是指的什么?
何怀宏：应该是一种普遍的底线伦理。一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发表了《新民说》，希望建立起一种新的、符合现代社会的个人伦理。《良心论》也是承续了梁启超先生的学脉。我期盼一个具有合理底线和稳定常理的时代尽快到来。
CBR：这种底线伦理，与传统内圣外王的圣王之道有何区别?
何怀宏：过去讲圣王之道，是社会统治阶层的伦理，不是针对所有人的。现代伦理应该是一种普遍的底线伦理，所有人都应该适用。就像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常轨。”底线伦理强调的是底线或者基本义务。现在是平等社会，伦理是对所有人的要求。我们不否认崇高，但应该从底线伦理走向崇高。
CBR：构建当代中国个人伦理的构架是什么?经纬坐标在哪里?
何怀宏：它的起点是恻隐之心或者同理心，也就是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建构就是要从传统的、以关系为主的伦理过渡到以规则为主的伦理。恻隐、仁爱是起点，忠恕、诚信为基本义务。通过敬义明理来建设一种普遍的道德规则。“生生”是社会根据，“为为“则是指应积极有为，且为所当为。
CBR：您从同情心出发讨论个人伦理。这让我想起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也是从同情出发的。
何怀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而《道德情操论》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他的伦理学或经济伦理学的基础。《国富论》认为个人的自利心是推动公益的看不见的手。《道德情操论》则主张一种看得见的手，就是个人的道德努力，从人的同情心出发，努力促进公益，至少不去损害公益。
CBR：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是传统价值资源的丧失和集体主义伦理的崩溃，很多人在终极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疲惫”和“无奈”。比如—些企业家觉得钱也赚得差不多了，再拼也没意思7。在这一点上，道德哲学能否有所启迪?在思考自己为什么活，如何去活的时候，这些知识资源能不能提供帮助和指引?
何怀宏：在这个时候要“养心”。要超越商业和专业本身，文化的、道德的、审美的、艺术的各种修养都要去养，去和其他领域的巨人对话。
知识是立竿见影的，养心是潜移默化。要排除和放下外在的纷扰，进入比较专注的世界。比如有些人通过抄写经书来体会深邃的东西，让自己静下来，入静。无论世界怎样纷扰，如孟子所说的，要求放心，让自己心安。圣王之道不通的时候，就要把底线巩固住。
CBR：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中论述了宗教改革所建构和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推动。在中国，您提倡的一个面向现代的个人伦理的建构何时才能完成?
何怀宏：我个人认为，现代性的伦理建构是三千年文化传统和三十年社会变革交织的问题。三千年是从历史而来的古老的东西，与现代文明将结合成什么?我们一方面是从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也不放弃西方文明，尤其要注意基督教新教和东正教的伦理。政治和经济上有些事情是很紧迫的，必须马上去做，机会稍纵即逝；文化则急不得，也可能突飞猛进，但是还没到突破期，需要相当程度的酝酿。
CBR：如何维护社会道德底线?每天都看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被击穿。比如在婴儿奶粉中掺入三聚氰胺，这种做法竟然在那么多的奶粉企业发生，成为潜规则。
何怀宏：道德底线不是一夜之间被击穿的，而是逐渐滑向深渊的。那些企业或者奶农刚开始添加的时候没有受到惩罚，就慢慢变成一个潜规则。这不仅是道德问题，同时是法律问题。不是道德的脆弱，而是法律的脆弱。如果法律的底线守住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就能守住，但法律也需要道德提供正当性基础，人要知道法律后面的道德理由是什么才能尊重法律。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道德问题要靠法律来解决。法律不能惩治见死不救的人。前两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救老太太反而被法院判支付4万多块钱，这就是法律戕害了道德，会直接导致社会道德滑坡。
CBR：从您强调的底线伦理出发，您觉得现代中国的商业伦理应该如何构建?
何怀宏：商业伦理上，优先的是遵守道德规则，解决财富的正当性问题，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使用外部性的手段，伤害社会、员工、供应商等利益关联者。其次是境界的问题，怎样花钱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具有同情心，就可以运用理性，考虑如何去有效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或者支持公益事业。社会也应该提供这样的法律和机制上的保障，如捐助免税制度等，为社会道德提升提供一个向善的通路。
何怀宏：良心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们一种内在的有关正邪、善恶的理性判断和评价能力，是正当与善的知觉，义务与好恶的情感，控制与抉择的意志，持久的习惯和信念在个人意识中的综合统一。良心是人性中最脆弱也是最坚固的东西。就像何光沪先生说的“天理良心”是维系社会不致崩溃的最后一道。也是最坚强的防线。平时微弱，在最危险的时候它会变得强大。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称之为“存在我们心中那位公正的旁观者”。这个“旁观者”让你做一些事情会不安，做另外一些事情很安心，这也是良心。良心对每个人是不同的，对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也是不同的。有一些人到了晚年，尤其碰到同样的问题时，就会想起我自己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就会“良心发现”。所以孟子说，良心会放逸，要把良心找回来。
CBR：心理学家发现，人类的—些感情都有相对应的生理基础。良心有相对应的生理基础吗?或者说良心在哪里?
何怀宏：确实有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同情心、恻隐之心与人类大脑的某个区域是有联系的，但良心归根结底还是不能从生理学上去解释。因为这要复杂得多，人类的思想意识来自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CBR：您在《良心论》中提出要建构—种现代人的个体伦理，这是指的什么?
何怀宏：应该是一种普遍的底线伦理。一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发表了《新民说》，希望建立起一种新的、符合现代社会的个人伦理。《良心论》也是承续了梁启超先生的学脉。我期盼一个具有合理底线和稳定常理的时代尽快到来。
CBR：这种底线伦理，与传统内圣外王的圣王之道有何区别?
何怀宏：过去讲圣王之道，是社会统治阶层的伦理，不是针对所有人的。现代伦理应该是一种普遍的底线伦理，所有人都应该适用。就像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常轨。”底线伦理强调的是底线或者基本义务。现在是平等社会，伦理是对所有人的要求。我们不否认崇高，但应该从底线伦理走向崇高。
CBR：构建当代中国个人伦理的构架是什么?经纬坐标在哪里?
何怀宏：它的起点是恻隐之心或者同理心，也就是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建构就是要从传统的、以关系为主的伦理过渡到以规则为主的伦理。恻隐、仁爱是起点，忠恕、诚信为基本义务。通过敬义明理来建设一种普遍的道德规则。“生生”是社会根据，“为为“则是指应积极有为，且为所当为。
CBR：您从同情心出发讨论个人伦理。这让我想起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也是从同情出发的。
何怀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而《道德情操论》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他的伦理学或经济伦理学的基础。《国富论》认为个人的自利心是推动公益的看不见的手。《道德情操论》则主张一种看得见的手，就是个人的道德努力，从人的同情心出发，努力促进公益，至少不去损害公益。
CBR：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是传统价值资源的丧失和集体主义伦理的崩溃，很多人在终极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疲惫”和“无奈”。比如—些企业家觉得钱也赚得差不多了，再拼也没意思7。在这一点上，道德哲学能否有所启迪?在思考自己为什么活，如何去活的时候，这些知识资源能不能提供帮助和指引?
何怀宏：在这个时候要“养心”。要超越商业和专业本身，文化的、道德的、审美的、艺术的各种修养都要去养，去和其他领域的巨人对话。
知识是立竿见影的，养心是潜移默化。要排除和放下外在的纷扰，进入比较专注的世界。比如有些人通过抄写经书来体会深邃的东西，让自己静下来，入静。无论世界怎样纷扰，如孟子所说的，要求放心，让自己心安。圣王之道不通的时候，就要把底线巩固住。
CBR：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中论述了宗教改革所建构和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推动。在中国，您提倡的一个面向现代的个人伦理的建构何时才能完成?
何怀宏：我个人认为，现代性的伦理建构是三千年文化传统和三十年社会变革交织的问题。三千年是从历史而来的古老的东西，与现代文明将结合成什么?我们一方面是从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也不放弃西方文明，尤其要注意基督教新教和东正教的伦理。政治和经济上有些事情是很紧迫的，必须马上去做，机会稍纵即逝；文化则急不得，也可能突飞猛进，但是还没到突破期，需要相当程度的酝酿。
CBR：如何维护社会道德底线?每天都看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被击穿。比如在婴儿奶粉中掺入三聚氰胺，这种做法竟然在那么多的奶粉企业发生，成为潜规则。
何怀宏：道德底线不是一夜之间被击穿的，而是逐渐滑向深渊的。那些企业或者奶农刚开始添加的时候没有受到惩罚，就慢慢变成一个潜规则。这不仅是道德问题，同时是法律问题。不是道德的脆弱，而是法律的脆弱。如果法律的底线守住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就能守住，但法律也需要道德提供正当性基础，人要知道法律后面的道德理由是什么才能尊重法律。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道德问题要靠法律来解决。法律不能惩治见死不救的人。前两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救老太太反而被法院判支付4万多块钱，这就是法律戕害了道德，会直接导致社会道德滑坡。
CBR：从您强调的底线伦理出发，您觉得现代中国的商业伦理应该如何构建?
何怀宏：商业伦理上，优先的是遵守道德规则，解决财富的正当性问题，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使用外部性的手段，伤害社会、员工、供应商等利益关联者。其次是境界的问题，怎样花钱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具有同情心，就可以运用理性，考虑如何去有效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或者支持公益事业。社会也应该提供这样的法律和机制上的保障，如捐助免税制度等，为社会道德提升提供一个向善的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