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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不同类型村庄和不同类型股份制改革模式均表现出不同的绩效，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不同类型社区股份合作制间和不同村庄间的绩效差异，以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8个村庄为研究对象，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份分红的满意度、集体资产保值和增值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动指数3个因素对股份制改革绩效的影响最大；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广化村、北京市昌平区白坊村和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平东社区3个村（社区）的绩效评价也最高；股份制改革绩效中对村庄治理机制的评价最低；庄区位条件、产业结构和村干部特征等天然条件对股份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村庄分化；社区股份合作制；绩效评价；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 F301.0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8-0561-05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农村在集体土地上不断积累个人私有资产，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制度，这种合作制逐渐被应用到分化村庄的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实践中。关于农村集体股份合作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85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了“股份制合作”。1987年，国务院确定了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浙江省温州市、山东省淄博市、安徽省阜阳市等地为首批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试验区，随着这些地方经验的成熟，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继而农业部又颁发了《农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和《农民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对农村股份合作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定，推动了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实践进程。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我国农民群众在农村改革实践中的又一伟大创举，这种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体现出与传统集体经济形式不同的特征，把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有机结合为一体，有利于明晰产权关系，把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逐步明确，使农村集体经济向责任分明、产权清晰、集体成员共同所有的形式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1]。然而，目前我国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已经进入深化发展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股份合作制度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股份制改革绩效存在明显的村庄分化特征，针对这一特征以社区股份合作模式为例研究村庄间股份制改革的绩效差异。
1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改革模式
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改革使原来农村集体资产抽象的“共同共有”变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按股所有”，并且量化的股权以股权证书的形式长期固定下来。这种清晰的产權制度广泛应用于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体股份制改革。为了便于更深入地分类研究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按照集体经济组织是否自主经营集体资产，将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分为自主经营型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和非自主经营型社区型股份合作制。
1.1自主经营型社区股份合作制
1.1.1制度优势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不仅保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还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以及集体资产权利运营的规范化。
1.1.1.1产权清晰化（1）明确了集体资产的所有者。一直以来，农村集体资产归集体所有，但集体是村委会、村民小组、乡政府还是其他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清楚，因此，集体资产所有者长期处于虚置和混乱的状态。农村集体股份制改革后，通过清产核资摸清了集体资产的数量和结构；通过股权量化，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知道了自己在集体资产中所占的份额，解决了集体资产所有者模糊不清和集体福利随意变动的现象。集体资产所有者的明确进一步促进村民履行其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一方面，村民作为集体资产的股东，更加关心集体资产的经营和管理，采用一人一票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的管理和决策中；另一方面，村民处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更愿意履行对集体资产管理者的监督、参与社区劳动以及壮大集体经济的义务；（2）理清了集体资产产权关系。在明确集体资产所有者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了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关系，落实集体资产的经营权、管理权、收益权和处置权。通过一系列完善的规章制度，建立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3会的权利制衡机制，股东则通过“投票权”控制股份经济合作组织的各项权能。主要表现在股东通过选举产生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者；通过审议和批准的方式参与集体资产的投资决策、收益分配、管理制度的制定和修改；通过村务公开制度，及时掌握集体资产收益、支出、负债等财务状况的动态变化。
1.1.1.2集体资产管理运营规范化（1）监督机制。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者作为代理人不但接受监事会的监督，还要接受每一位股东的监督。监事会成员要对集体资产日常的经营管理工作进行监督，而且监事会成员间又构成了互相监督机制。除此之外，因为集体资产经营的好坏与每一个股东利益直接相关，股东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而随时监督集体资产的动态变化。在监事会、股东的层层监督下，管理者更加注重个人形象、廉洁自律，会议费、招待费等非生产性支出大幅度下降。（2）收益分配机制。过去集体资产收益大多以社区福利的形式进行发放，发放多少、发放给谁、福利怎么组成完全由村干部决定，而普通村民只能接受村里的决定。股份制改革后，集体收益分配的顺序、数量，每个村民的股份份额、股权结构、股权权益界定都非常清楚，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收益分配体系。（3）决策机制。股份合作制的组织机构由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组成，每个组织分別存在不同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拥有不同层次的决策权。第一层次是股东代表大会，是股份合作组织最高决策权力机构；第二层次是董事会，执行股东代表大会决策、制定集体资产年度计划、发展规划；第三层次是董事长，对股份组织的日常经营管理进行决策[2]。
1.1.1.3农村政治制度民主化股份制改革后，明确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的利益关系，引入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机制，改善了普通股东的民主政治地位。股东通过投票的方式发表自己对集体经济组织重大决策的意见和决定，成为了集体资产的实际控制人，改变了过去事事村干部做主、村民不知情的状况。 1.1.2制度劣势自主经营型社区股份合作制在推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民主化、市场化的同时，其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的法律政策并未随之发生变化，出现了内外部共同制约集体股份制改革的情况。第一，难以在各利益主体间寻求均衡的制度安排。一般村庄除原社区成员外，存在外嫁女、上门女婿及其子女，在校大学生、知青、外迁户、服刑人员、独生子女户7种特殊群体。自主经营型社区股份合作制主要存在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大多经历了土地征用，而这些被动城镇化人口仅带走了少量集体资产，大量集体资产以及之后的增值收益都留在原集体经济组织，这部分人是否应该享受股份，如果享受的话应该享受多少？可见，相关利益主体种类众多，并且集体收入如何在这些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分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和依据，完全依赖合作环境下的各利益主体间的博弈[3-4]。这种股份收益分配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很难在各利益主体间作出长期而稳定的制度安排。第二，相关法律、政策欠缺与执行力弱化同时并存。首先，农村股份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缺失。农村股份合作组织这种既非合作制又非股份制的组织形式，既不满足有限公司50位登记股东的要求，又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义和经营范围不同，这种法律身份的缺失造成了股份经济组织不具备独立的市场行为能力[5]。其次，虽然一些地方政府对“外嫁女”等特殊群体的股东权益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对股份经济组织的约束力较差。如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出台了《关于推进农村两确权，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明确提出股权配置要贯彻男女平等的原则[6]，可是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很难约束股份经济组织的行为，各种意见和办法形同虚设。再次，股权流转的限定与我国的相关法律相矛盾。按照《物权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股份经济组织成员手中持有的股份应属于个人合法财产，可以依法继承和转让。但是，几乎在所有的股份经济组织都限定了股份继承和转让的条件，有的甚至不允许流转。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当村规民俗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时，往往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第三，内部治理结构难以适应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的要求。虽然社区股份合作制从形式上建立起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形成了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制衡的管理机制，但实质上仍然沿用原有的村庄治理机制。调研的样本村中，除广东省佛山市平东社区实现居委会与股份经济合作社行政事务与集体资产分开运行外[7]，其他村均为村委会（居委会）与股份经济合作社交叉任职，政企不分、“内部人”控制和精英牟利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第四，股权设置较为复杂多样，部分股权产权不明晰。虽然在一些股份制较为成熟的地区已经用公积金和公益金取代了集体股，但无论是哪种形式都存在产权主体不明确、产权权益难以保障。此外，调研中还发现个人股设置非常复杂，有的分为优先股和基本股，基本股又分解为户籍股、劳龄股、独生子女奖励股、经营风险股、募集股等股权，而不同类型股权的股东资格以及股权流转的条件均不相同，造成了股权设置过于复杂，实际操作难度较大。
1.1.3适宜条件社区股份合作制大多发生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二、三产业发展迅速，农业人口大量转移，土地增值收益是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础和源泉。第一，民风比较正、村级领导班子战斗力强、干群关系和谐，是确保改制顺利完成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些很难平衡各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很难协调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第二，有可量化的经营性净资产。实行社区型股份合作制的地区大多为即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地区，有的甚至已经实现了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他们面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土地资产不断升值或转为货币资产的情况，充分开发和利用土地资产或货币资产，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所以，有可量化的集体资产和稳定的集体收益是农民入股股份合作组织的物质基础，也是其股份分红增长的物质保障。第三，村民有改革意愿，愿意进行集体资产改制。村集体资产的增加和村民维权意识的增强，使得原有模糊的产权分配方式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这要求有产权更加清晰、收益分配更加完善和规范的新制度产生。村民对收益分配制度变革的强烈需求是农村股份制改革最重要的动因。第四，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集体资产。自主经营型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最大的特点是集体资产主要由股份经济合作组织自主经营，很少投资于其他控股企业。所以，这种类型的股份合作组织大多有自己的主导产业，能够自主进行资本经营。
1.2非自主经营型社区股份合作制
1.2.1制度优势非自主经营型社区股份合作制在我国农村集体股份制改革中并不常见，但他却为缺乏自主经营条件的地区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改革模式。这种模式为有一定资金，但缺少管理经营经验和项目的村庄提供了一条资产保值和增值的渠道。以河北省承德市小范杖子村为例，以70万元扶贫资金和1.8 hm2项目用地入股三融公司的金绿康源肉鸡养殖场，约定扶贫资金的利率在银行基准利率到12%之间，具体利率取决于北京三融公司当年的经营状况。参股北京三融公司的年收益率明显高于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在扶贫资金得到保值增值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收入。
1.2.2制度劣势股份經济合作组织并不参与参股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很容易出现参股企业隐瞒盈利状况，人为减少给股份经济合作组织的资金分红，从而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一旦参股企业经营出现亏损，可能造成村集体的参股资金无法收回。所以，这种股份制改革模式重点是建立股份经济组织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分配的监督机制。
1.2.3适宜条件这种模式适用于有一定资金，但没有自主经营项目，缺少懂经营、善管理的能人的村庄。
2社区型股份合作制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2.1评价指标的选取
由于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大多已经脱离农业生产，主要从事商铺、市场或厂房的租赁，所以评价指标剔除农业产业发展的相关指标，加入集体资产运营的相关指标。（1）农民生活改善。农民生活改善的评价指标与前面土地股份合作社相同，包括农民人均純收入变动指数和股份分红的满意度。（2）集体资产运营。集体资产运营不仅包括集体及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还包括集体资产运行和管理，主要用集体资产管理制约机制的完善度和管理信息公开的满意度来衡量。（3）村庄治理。社区型股份合作制需要对经营性资产和资源型资产进行量化，量化过程中极易引起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所以除农民参与度外，引入相关利益主体的和谐度、村务公开的满意度和股改方案的满意度3个指标。 2.2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选取的评价指标，可以将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模式的绩效评价分解为3个层次、9个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指标体系见图1。
[FK（W12][TPWJ1.tif][FK）]
2.3指标权重的确定
仍然采用1～9标度法，邀请了若干专家、政府官员以及农户对各个层次及指标的重要性进行判定，发放并收回50份问卷，有效问卷45份，符合调查的要求。根据对问卷的整理，得到各层次的判断矩阵。
3社区型股份合作制绩效评价的实证分析
3.1研究区概况
[JP3]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差、较差、一般、好4个标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8个村庄，分别为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肖店村和承德县石灰窑乡小范杖子村、北京市昌平区白坊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平东社区、山东省淄博市南域城社区、福建省厦门市马垅合作社、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广化村和温州市洞头区北岙街道。
河北省承德县石灰窑乡小范杖子村是13个村中经济发展水平最差的，也是承德市的贫困村之一，主要以种植玉米等传统大田作物为主，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 070元，属于经济薄弱的传统农业型村庄。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肖店村位于承德市双滦区西地满族乡西部，西临京承高速公路红石砬出口3 km，北距承赤高速公路承德西肖店出口1 km，交通十分便利，紧邻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周边非农就业机会较多；该村农用地中耕地占25%，山地占75%，山地对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带来了一定的限制。北京市昌平区白坊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平东社区、山东省淄博市南域城社区、福建省厦门市马垅合作社、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广化村和温州市洞头区北岙街道6个村均为城中村或城郊村，由于城市的扩张带来土地征用和资产升值，使得村集体拥有大量的集体资产，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物业租赁业，为其带来丰厚的收入，这些经济发达的村庄主要是以土地资本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革。
3.2数据来源
由于研究内容涉及到农村、农民、农业方方面面的问题，为了提高调研数据资料的真实性，确保调研质量，选取镇领导、村干部、农民3种类型群体分别进行深度访谈和发放调查问卷。调研人员于2015年5—7月对不同乡村类型和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不同阶段的8个村庄进行深度调研，共发放问卷320份，剔除信息不完整或数据不一致等瑕疵问卷14份，留存306份有效问卷。样本村基本覆盖了已经完成集体股份制改革的乡村类型，因此，研究不仅对样本村而且对全国村庄的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
3.3研究方法
郭强采用Logit或Probit方法来研究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影响因素，将众多影响因素归纳为集体特征、农户个人禀赋特征、农户参与度和程序性特征4大类[8]；林火水采用列联表分析农户对股份制改革过程中资产量化范围、股权设置、股权管理和组建股份合作社4个方面分别进行定量分析[9]；高雪瑾运用Sen的能力方法比较农户入股前后福利水平的变化[10]，虎啸山等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土地股份合作社进行绩效评价，但仅对改革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个方面进行分析，而忽略了产权的变化、自治管理机制的转型、农民滿意度以及福利水平等方面的变化[11-12]；岳意定等通过网络层次分析法从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农业产业发展3个方面构建土地流转绩效评价体系[13]。综合以上分析方法，基于农户主观评价较多，且涉及多个层次，因此选择层次分析法对社区股份合作制进行绩效评价。
层次分析法将要研究的复杂问题看作1个大系统，把系统分解为多个组成因素，将这些因素按照相互关系分组形成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再请专家按照各因素的重要性确定其权重；建立数学模型，计算各因素的权值并加以排序；最后根据排序结果进行决策和选择解决问题的一种计量方法[14]。
3.4结果与分析
3.4.1实证结果指标体系构建好后，采用德尔菲法进行赋值，构建判断矩阵。再用Yaahp软件求解各判断矩阵的特征值和对应的特征向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检验全部通过。
3.4.2评价结果分析（1）股份分红的满意度、集体资产保值和增值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动指数3个因素对股份制改革绩效的影响最大，权值分别为0.493、0.210、0.106，总权重为 0.809，其中股份分红的满意度一项的权重接近0.5，是农民评价股份制改革绩效的最关键因素。（2）广化街道、白坊村和平东社区3个村（社区）的绩效评价最高，其次是肖店村、南域城社区、马垅合作社和北岙街道4个村（社区），最差的是小范杖子村。股份分红收益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与绩效评价的关联度很大。广化街道、白坊村和平东社区3个村（社区）股份收益比重最大，均超过了20%，而肖店村、南域城社區、马垅合作社和北岙街道4个村（社区）的比重在10%～14%之间，最低的是小范杖子村，仅有5.4%。换句话说，股份收益占收入的比重越大，农民对股份分红的满意度越高，股份制改革的绩效评价也越高。从社区和企业型股份合作制的类型看，自主经营型的股份制模式无论是从集体资产运营、产业结构的优化角度，还是从农民生活改善和农民满意度方面均优于非自主经营型。（3）股份制改革绩效中对村庄治理机制的评价最低，即农民参与度指数、相关利益主体的和谐度、村务公开的满意度和改革方案的满意度4个指标的权重位于后4位，分别为0.022、0.04、0.008和0.044，说明农村集体股份制基本停留在分配制度的改革，除平东社区外，其余村庄并未涉及更深层次的村庄治理机制的改革。（4）从8个村庄绩效评价差异的分析可以发现，村庄区位条件导致的土地级差地租的差异，以及农民的收入结构、村庄的主导产业、村干部的组织能力和市场意识这些村庄的天然特征对股份制改革的绩效起到关键性作用，同时，按照社区股份制改革的类型又表现为自主经营型股份合作制的绩效大于非自主经营型股份制模式。可见上级政府和村庄自身培育主导产业，提高集体资产参与市场经营的能力才是提高产权制度改革绩效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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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村庄分化；社区股份合作制；绩效评价；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 F301.0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8-0561-05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农村在集体土地上不断积累个人私有资产，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制度，这种合作制逐渐被应用到分化村庄的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实践中。关于农村集体股份合作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85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了“股份制合作”。1987年，国务院确定了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浙江省温州市、山东省淄博市、安徽省阜阳市等地为首批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试验区，随着这些地方经验的成熟，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继而农业部又颁发了《农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和《农民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对农村股份合作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定，推动了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实践进程。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我国农民群众在农村改革实践中的又一伟大创举，这种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体现出与传统集体经济形式不同的特征，把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有机结合为一体，有利于明晰产权关系，把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逐步明确，使农村集体经济向责任分明、产权清晰、集体成员共同所有的形式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1]。然而，目前我国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已经进入深化发展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股份合作制度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股份制改革绩效存在明显的村庄分化特征，针对这一特征以社区股份合作模式为例研究村庄间股份制改革的绩效差异。
1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改革模式
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改革使原来农村集体资产抽象的“共同共有”变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按股所有”，并且量化的股权以股权证书的形式长期固定下来。这种清晰的产權制度广泛应用于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体股份制改革。为了便于更深入地分类研究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按照集体经济组织是否自主经营集体资产，将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分为自主经营型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和非自主经营型社区型股份合作制。
1.1自主经营型社区股份合作制
1.1.1制度优势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不仅保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还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以及集体资产权利运营的规范化。
1.1.1.1产权清晰化（1）明确了集体资产的所有者。一直以来，农村集体资产归集体所有，但集体是村委会、村民小组、乡政府还是其他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清楚，因此，集体资产所有者长期处于虚置和混乱的状态。农村集体股份制改革后，通过清产核资摸清了集体资产的数量和结构；通过股权量化，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知道了自己在集体资产中所占的份额，解决了集体资产所有者模糊不清和集体福利随意变动的现象。集体资产所有者的明确进一步促进村民履行其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一方面，村民作为集体资产的股东，更加关心集体资产的经营和管理，采用一人一票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的管理和决策中；另一方面，村民处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更愿意履行对集体资产管理者的监督、参与社区劳动以及壮大集体经济的义务；（2）理清了集体资产产权关系。在明确集体资产所有者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了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关系，落实集体资产的经营权、管理权、收益权和处置权。通过一系列完善的规章制度，建立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3会的权利制衡机制，股东则通过“投票权”控制股份经济合作组织的各项权能。主要表现在股东通过选举产生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者；通过审议和批准的方式参与集体资产的投资决策、收益分配、管理制度的制定和修改；通过村务公开制度，及时掌握集体资产收益、支出、负债等财务状况的动态变化。
1.1.1.2集体资产管理运营规范化（1）监督机制。集体资产经营管理者作为代理人不但接受监事会的监督，还要接受每一位股东的监督。监事会成员要对集体资产日常的经营管理工作进行监督，而且监事会成员间又构成了互相监督机制。除此之外，因为集体资产经营的好坏与每一个股东利益直接相关，股东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而随时监督集体资产的动态变化。在监事会、股东的层层监督下，管理者更加注重个人形象、廉洁自律，会议费、招待费等非生产性支出大幅度下降。（2）收益分配机制。过去集体资产收益大多以社区福利的形式进行发放，发放多少、发放给谁、福利怎么组成完全由村干部决定，而普通村民只能接受村里的决定。股份制改革后，集体收益分配的顺序、数量，每个村民的股份份额、股权结构、股权权益界定都非常清楚，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收益分配体系。（3）决策机制。股份合作制的组织机构由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组成，每个组织分別存在不同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拥有不同层次的决策权。第一层次是股东代表大会，是股份合作组织最高决策权力机构；第二层次是董事会，执行股东代表大会决策、制定集体资产年度计划、发展规划；第三层次是董事长，对股份组织的日常经营管理进行决策[2]。
1.1.1.3农村政治制度民主化股份制改革后，明确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的利益关系，引入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机制，改善了普通股东的民主政治地位。股东通过投票的方式发表自己对集体经济组织重大决策的意见和决定，成为了集体资产的实际控制人，改变了过去事事村干部做主、村民不知情的状况。 1.1.2制度劣势自主经营型社区股份合作制在推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民主化、市场化的同时，其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的法律政策并未随之发生变化，出现了内外部共同制约集体股份制改革的情况。第一，难以在各利益主体间寻求均衡的制度安排。一般村庄除原社区成员外，存在外嫁女、上门女婿及其子女，在校大学生、知青、外迁户、服刑人员、独生子女户7种特殊群体。自主经营型社区股份合作制主要存在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大多经历了土地征用，而这些被动城镇化人口仅带走了少量集体资产，大量集体资产以及之后的增值收益都留在原集体经济组织，这部分人是否应该享受股份，如果享受的话应该享受多少？可见，相关利益主体种类众多，并且集体收入如何在这些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分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和依据，完全依赖合作环境下的各利益主体间的博弈[3-4]。这种股份收益分配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很难在各利益主体间作出长期而稳定的制度安排。第二，相关法律、政策欠缺与执行力弱化同时并存。首先，农村股份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缺失。农村股份合作组织这种既非合作制又非股份制的组织形式，既不满足有限公司50位登记股东的要求，又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义和经营范围不同，这种法律身份的缺失造成了股份经济组织不具备独立的市场行为能力[5]。其次，虽然一些地方政府对“外嫁女”等特殊群体的股东权益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对股份经济组织的约束力较差。如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出台了《关于推进农村两确权，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明确提出股权配置要贯彻男女平等的原则[6]，可是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很难约束股份经济组织的行为，各种意见和办法形同虚设。再次，股权流转的限定与我国的相关法律相矛盾。按照《物权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股份经济组织成员手中持有的股份应属于个人合法财产，可以依法继承和转让。但是，几乎在所有的股份经济组织都限定了股份继承和转让的条件，有的甚至不允许流转。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当村规民俗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时，往往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第三，内部治理结构难以适应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的要求。虽然社区股份合作制从形式上建立起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形成了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制衡的管理机制，但实质上仍然沿用原有的村庄治理机制。调研的样本村中，除广东省佛山市平东社区实现居委会与股份经济合作社行政事务与集体资产分开运行外[7]，其他村均为村委会（居委会）与股份经济合作社交叉任职，政企不分、“内部人”控制和精英牟利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第四，股权设置较为复杂多样，部分股权产权不明晰。虽然在一些股份制较为成熟的地区已经用公积金和公益金取代了集体股，但无论是哪种形式都存在产权主体不明确、产权权益难以保障。此外，调研中还发现个人股设置非常复杂，有的分为优先股和基本股，基本股又分解为户籍股、劳龄股、独生子女奖励股、经营风险股、募集股等股权，而不同类型股权的股东资格以及股权流转的条件均不相同，造成了股权设置过于复杂，实际操作难度较大。
1.1.3适宜条件社区股份合作制大多发生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二、三产业发展迅速，农业人口大量转移，土地增值收益是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础和源泉。第一，民风比较正、村级领导班子战斗力强、干群关系和谐，是确保改制顺利完成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些很难平衡各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很难协调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第二，有可量化的经营性净资产。实行社区型股份合作制的地区大多为即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地区，有的甚至已经实现了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他们面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土地资产不断升值或转为货币资产的情况，充分开发和利用土地资产或货币资产，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所以，有可量化的集体资产和稳定的集体收益是农民入股股份合作组织的物质基础，也是其股份分红增长的物质保障。第三，村民有改革意愿，愿意进行集体资产改制。村集体资产的增加和村民维权意识的增强，使得原有模糊的产权分配方式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这要求有产权更加清晰、收益分配更加完善和规范的新制度产生。村民对收益分配制度变革的强烈需求是农村股份制改革最重要的动因。第四，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集体资产。自主经营型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最大的特点是集体资产主要由股份经济合作组织自主经营，很少投资于其他控股企业。所以，这种类型的股份合作组织大多有自己的主导产业，能够自主进行资本经营。
1.2非自主经营型社区股份合作制
1.2.1制度优势非自主经营型社区股份合作制在我国农村集体股份制改革中并不常见，但他却为缺乏自主经营条件的地区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改革模式。这种模式为有一定资金，但缺少管理经营经验和项目的村庄提供了一条资产保值和增值的渠道。以河北省承德市小范杖子村为例，以70万元扶贫资金和1.8 hm2项目用地入股三融公司的金绿康源肉鸡养殖场，约定扶贫资金的利率在银行基准利率到12%之间，具体利率取决于北京三融公司当年的经营状况。参股北京三融公司的年收益率明显高于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在扶贫资金得到保值增值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收入。
1.2.2制度劣势股份經济合作组织并不参与参股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很容易出现参股企业隐瞒盈利状况，人为减少给股份经济合作组织的资金分红，从而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一旦参股企业经营出现亏损，可能造成村集体的参股资金无法收回。所以，这种股份制改革模式重点是建立股份经济组织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分配的监督机制。
1.2.3适宜条件这种模式适用于有一定资金，但没有自主经营项目，缺少懂经营、善管理的能人的村庄。
2社区型股份合作制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2.1评价指标的选取
由于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大多已经脱离农业生产，主要从事商铺、市场或厂房的租赁，所以评价指标剔除农业产业发展的相关指标，加入集体资产运营的相关指标。（1）农民生活改善。农民生活改善的评价指标与前面土地股份合作社相同，包括农民人均純收入变动指数和股份分红的满意度。（2）集体资产运营。集体资产运营不仅包括集体及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还包括集体资产运行和管理，主要用集体资产管理制约机制的完善度和管理信息公开的满意度来衡量。（3）村庄治理。社区型股份合作制需要对经营性资产和资源型资产进行量化，量化过程中极易引起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所以除农民参与度外，引入相关利益主体的和谐度、村务公开的满意度和股改方案的满意度3个指标。 2.2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选取的评价指标，可以将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模式的绩效评价分解为3个层次、9个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指标体系见图1。
[FK（W12][TPWJ1.tif][FK）]
2.3指标权重的确定
仍然采用1～9标度法，邀请了若干专家、政府官员以及农户对各个层次及指标的重要性进行判定，发放并收回50份问卷，有效问卷45份，符合调查的要求。根据对问卷的整理，得到各层次的判断矩阵。
3社区型股份合作制绩效评价的实证分析
3.1研究区概况
[JP3]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差、较差、一般、好4个标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8个村庄，分别为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肖店村和承德县石灰窑乡小范杖子村、北京市昌平区白坊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平东社区、山东省淄博市南域城社区、福建省厦门市马垅合作社、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广化村和温州市洞头区北岙街道。
河北省承德县石灰窑乡小范杖子村是13个村中经济发展水平最差的，也是承德市的贫困村之一，主要以种植玉米等传统大田作物为主，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 070元，属于经济薄弱的传统农业型村庄。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肖店村位于承德市双滦区西地满族乡西部，西临京承高速公路红石砬出口3 km，北距承赤高速公路承德西肖店出口1 km，交通十分便利，紧邻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周边非农就业机会较多；该村农用地中耕地占25%，山地占75%，山地对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带来了一定的限制。北京市昌平区白坊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平东社区、山东省淄博市南域城社区、福建省厦门市马垅合作社、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广化村和温州市洞头区北岙街道6个村均为城中村或城郊村，由于城市的扩张带来土地征用和资产升值，使得村集体拥有大量的集体资产，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物业租赁业，为其带来丰厚的收入，这些经济发达的村庄主要是以土地资本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革。
3.2数据来源
由于研究内容涉及到农村、农民、农业方方面面的问题，为了提高调研数据资料的真实性，确保调研质量，选取镇领导、村干部、农民3种类型群体分别进行深度访谈和发放调查问卷。调研人员于2015年5—7月对不同乡村类型和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不同阶段的8个村庄进行深度调研，共发放问卷320份，剔除信息不完整或数据不一致等瑕疵问卷14份，留存306份有效问卷。样本村基本覆盖了已经完成集体股份制改革的乡村类型，因此，研究不仅对样本村而且对全国村庄的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
3.3研究方法
郭强采用Logit或Probit方法来研究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影响因素，将众多影响因素归纳为集体特征、农户个人禀赋特征、农户参与度和程序性特征4大类[8]；林火水采用列联表分析农户对股份制改革过程中资产量化范围、股权设置、股权管理和组建股份合作社4个方面分别进行定量分析[9]；高雪瑾运用Sen的能力方法比较农户入股前后福利水平的变化[10]，虎啸山等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土地股份合作社进行绩效评价，但仅对改革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个方面进行分析，而忽略了产权的变化、自治管理机制的转型、农民滿意度以及福利水平等方面的变化[11-12]；岳意定等通过网络层次分析法从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农业产业发展3个方面构建土地流转绩效评价体系[13]。综合以上分析方法，基于农户主观评价较多，且涉及多个层次，因此选择层次分析法对社区股份合作制进行绩效评价。
层次分析法将要研究的复杂问题看作1个大系统，把系统分解为多个组成因素，将这些因素按照相互关系分组形成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再请专家按照各因素的重要性确定其权重；建立数学模型，计算各因素的权值并加以排序；最后根据排序结果进行决策和选择解决问题的一种计量方法[14]。
3.4结果与分析
3.4.1实证结果指标体系构建好后，采用德尔菲法进行赋值，构建判断矩阵。再用Yaahp软件求解各判断矩阵的特征值和对应的特征向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检验全部通过。
3.4.2评价结果分析（1）股份分红的满意度、集体资产保值和增值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动指数3个因素对股份制改革绩效的影响最大，权值分别为0.493、0.210、0.106，总权重为 0.809，其中股份分红的满意度一项的权重接近0.5，是农民评价股份制改革绩效的最关键因素。（2）广化街道、白坊村和平东社区3个村（社区）的绩效评价最高，其次是肖店村、南域城社区、马垅合作社和北岙街道4个村（社区），最差的是小范杖子村。股份分红收益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与绩效评价的关联度很大。广化街道、白坊村和平东社区3个村（社区）股份收益比重最大，均超过了20%，而肖店村、南域城社區、马垅合作社和北岙街道4个村（社区）的比重在10%～14%之间，最低的是小范杖子村，仅有5.4%。换句话说，股份收益占收入的比重越大，农民对股份分红的满意度越高，股份制改革的绩效评价也越高。从社区和企业型股份合作制的类型看，自主经营型的股份制模式无论是从集体资产运营、产业结构的优化角度，还是从农民生活改善和农民满意度方面均优于非自主经营型。（3）股份制改革绩效中对村庄治理机制的评价最低，即农民参与度指数、相关利益主体的和谐度、村务公开的满意度和改革方案的满意度4个指标的权重位于后4位，分别为0.022、0.04、0.008和0.044，说明农村集体股份制基本停留在分配制度的改革，除平东社区外，其余村庄并未涉及更深层次的村庄治理机制的改革。（4）从8个村庄绩效评价差异的分析可以发现，村庄区位条件导致的土地级差地租的差异，以及农民的收入结构、村庄的主导产业、村干部的组织能力和市场意识这些村庄的天然特征对股份制改革的绩效起到关键性作用，同时，按照社区股份制改革的类型又表现为自主经营型股份合作制的绩效大于非自主经营型股份制模式。可见上级政府和村庄自身培育主导产业，提高集体资产参与市场经营的能力才是提高产权制度改革绩效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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