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友之辨
　　
　　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这种在世界政治中超大性的国家地位和超重型的国家关系，决定了这两个社会制度迥异而又不接壤的大国，不可避免地互视对方为重要的评估对象。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和对外政策目标轻重缓急新的排序，特别是基于美国自信“有能力影响那些能影响我国安康的国家的政策和行为”，一场有关中美关系的大辩论在美国国内全面展开，并导致随之而来的对中美双边关系的重新定位。在这场大辩论中，美国著名思想库的作用尤其不容忽视。可以说，正是由于美国智库在冷战结束之初掀起的有关中美关系的大辩论，才使得“中国问题”成为美国思想界今天最为热门的话题，几乎每一个有影响的美国思想库都有自己的中国研究计划和项目，成百上千的美国学者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工作。
　　美国的中国观并非一成不变，更不是铁板一块，甚至在同一个政党或同一届美国政府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例如，现在的小布什政府内部，在基本的对华政策理念上就分成两派，一是以国防部和副总统切尼为代表的鹰派，视中国为美国的主要威胁；另一派则是国务院以及经济部门，主张积极的对华接触政策。而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思想库毫无例外首先需要辨明的就是中国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的问题。其主要观点也有两种：一种是把中国看成是亚洲安全的威胁或者或明或暗地把中国作为美国的潜在敌人，“中国威胁论”典型地反映了这一观点。另一种视中国为“非敌非友”或“既敌既友”，约瑟夫·奈的著名警告——“如果我们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
　　关于中国的敌友问题，美国思想界主流的倾向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中美1970年代结成反苏的战略同盟后，美国智库和主要媒体都开始有意识地对共产党中国和前苏联加以区分，8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美国民意对中国的普遍认识是一个“善意的合作伙伴”。冷战结束后，美国智库认为中国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为重新获得合法性，中国政府必须诉诸中国人民当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把民族主义作为官方新的意识形态，因而中国将在世界舞台上采取一种更加进取的姿态。同时，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高经济增长，也使得美国人担心中国这个在政治制度、文化和种族上都与美国有很大差异的国家，将获得美国今后无法控制的力量，这也使得原来一部分主张扩大中美经济往来的学者们改变了立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威胁论”的基础。尽管在中美实现高层互访之后中美关系开始稳定下来，冷战初期形成的“中国威胁论”一度失去了说服力和影响力，但随着中美关系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反复出现重大挫折，美国国内对美中关系的认识也出现大幅摇摆，认为中美互不信任加剧，中美之间呈现“战略竞争关系”的新“中国威胁论”也再次成为智库的主流观念。当然，在这期间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呼吁以更加广泛的历史和地缘战略角度处理中美关系，避免两国关系走向对抗，但相比之下，这一声音显得非常微弱。
　　
　　利益的冲突与重合
　　
　　9·11事件后，美国思想库再次从全球、亚太和双边关系三个层面对中美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尽管这次定位不像冷战结束之初“中美关系大辩论”那样热烈和引人注目，但它也确实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厘清了轮廓：
　　第一，战略上的竞争与合作。美国思想库普遍认为，中美双方在战略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分歧。但尽管如此，中美双方都还不至于在战略问题上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限，而且现实的可追求的共同利益将使中美两国尽可能搁置或淡化战略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美国的一些思想库也同意下述政策主张：“中国显然准备成为一个潜在的战略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成为对手，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至少，适当的接触可以减少可能导致冲突的相互误解，从最乐观的方面看，它能够影响中国将来对地区安全、美国利益和为了维护这种安全而采取行动的态度，这样对我们有利。”他们还反复强调，将中国融人美国积极倡导的关于防止武器扩散、贸易、环境和人权准则的全球机制之中，是美国的长期战略，但该战略不应也不会给美国追求在华现实利益设置障碍，特别是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可能性存在的情况下。
　　第二，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有共同合作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中国把维护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亚太安全方面，中国有三个基本目标：“第一，本国的稳定与繁荣；第二，长期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第三，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话与合作。”作为太平洋国家，美国则把在亚太的安全利益与经济增长以及对民主和人权的承诺联系在一起；强调日美同盟是美国亚洲安全战略的关键和为亚太地区保持一个稳定而繁荣的环境的基石；强调中国在地区事务中既是一个积极因素，同时，“鉴于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潜力和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使中国不要成为对该地区安全的一个威胁，也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中美在维持并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因此美国智库一直建议美国行政当局在南亚核试验、朝鲜半岛六方会谈等问题上与中国开展积极的合作。不过，双方在对安全威胁的判定、致力于地区安全的目的、保障安全的手段上也都存有严重的分歧。一些美国思想库认为，中国在国防白皮书中反复强调说，地区军事联盟的加强给国际安全增添了不稳定的因素，这是对美国东亚地区战略方针核心的挑战。
　　第三，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经济利益同美国的经济利益具有一致性。冷战后，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奉行经济优先的政策已成为世界潮流，中美两国也不例外。在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与合作越来越密切，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也越来越大，其中，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最主要的对华投资国和最主要的技术进口国的地位将较长时间地保持下去。虽然中国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不时地与美国的看法相左，有时甚至相互冲突，但中国已认识到并着手致力于通过加入国际经济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其改革和在机构内进行谈判，从而寻求建立一个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相比之下，冷战后俄罗斯“放任”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经济地位的急遽衰落，使美国思想库认识到大国的衰落对美国的挑战可能同它们强大时的挑战一样大。因此，在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的评估上，美国智库一致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以及经济上取得的惊人成就予以高度赞赏，认为开放和繁荣的中国不仅会最好地促进美国的商业利益，而且还会更好地促进美国的更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而美中贸易关系的最好框架即是世界贸易组织下的面向市场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
　　第四，在台湾和人权问题上的共识不足以消弭彼此的分歧。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都不希望在台海地区发生战争；都主张海峡两岸进行交流与对话；都希望台湾经济保持持续发展；都不希望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出现大的倒退。但美国智库也认识到，随着中国统一大业的日渐推进，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疑虑增加，因此，美国政府有必要继续打“台湾牌”，从而在实质上推行将台湾与中国大陆继续分离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挑战的不仅是中国的历史，亦是挑战中国的未来。这种根本性的分歧将导致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爆炸性问题。人权问题是美国智库在对华政策上除了经济之外另一个普遍具有一致性的观点，美国智库都认为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美国将坚持把这个问题谈下去，直至有一天，辩论、持异议和宗教自由的充分空间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中国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但战略家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还不至于发展成为造成危机的一大诱因。而且，两国政府现在都在这方面作了表态，认为《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它国际人权文书在促进人权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并重申双方将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
　　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曾指出，美国在中国有多方面的利益，它们中哪一方面的利益也不能压倒其他所有方面的利益。冷战后美国各个时期对外政策目标轻重缓急的重新排序，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及其对中美利益的冲突与重合所取的基本立场。实际上，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并不仅仅是消极的，在经过适应和调整后，虽然双方都坦承彼此有分歧，但同样两国也都承认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共同利益。可以说，这是美国思想库对中美关系的最好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