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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其原有文化都在经受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强烈冲击。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达斡尔族所经受的文化冲击和“文化震惊”是相对独特的。笔者于2013年-2014年在齐齐哈尔市三间房村、莽格吐村等地进行了田野调查，试图从微观角度观察达斡尔族乡村妇女观念的诸多变化，进而了解乡村达斡尔族经受的文化冲击和由此开展的文化变迁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达斡尔族;乡村;妇女;观念变迁;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3 — 0053 — 03
当代中国正面临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从城市到乡村无一不经历着现代化与全球化带来的对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全球化就是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1〕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村落的变化应当引起我们的格外关注。一方面，村落这一单位相对于城市社区在文化传承和变迁方面更加趋于稳定，导致其变化的内在原因也更加深刻。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本身的文化属性更使得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具有更加与众不同的特性。我们采取从微观到宏观的角度，从少数民族女性的观念变迁出发，分析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的生活方式的重构和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和发展问题不仅被我国民族学界反复探讨，在国际上也广受关注。从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出发，去探讨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价值。英国学者C.W.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一书中指出，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观，核心是承认文化多样性及其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他还指出，在美国，少数民族维权运动与女权运动在与政府的争论当中都发现他们自己超越了政治正确性及其限制，站到了统一战线。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寻求地位认同的运动，女权运动已经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模式。然而，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考量又是女权运动不曾涉及的空白。〔2〕对少数民族女性开展访谈，把边缘化的少数民族女性的声音置于研究中心，倾听她们的认识与感受，进而分析少数民族文化变迁和重构的过程。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民族志学者‘登记’社会性对话;他把它记下来。这样做他就把社会性对话从一件只存在于它发生的那个时刻、转瞬即逝的时间转变为一部存在于刻画它的可供反复查阅的记载。”〔3〕达斡尔族是东北地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本文即是对所得访谈材料的剖析。
一、 达斡尔族族女性的民族独特性意识、比较意识自我反思意识。
通过与汉族的接触与交流，达斡尔族从自身层面上看，达斡尔族妇女的民族意识和女性独立意识都有很大提高，作为达族妇女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因为之前达族妇女完全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这个封闭的社会基本都由本民族人组成，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和接触较少，难以意识到自身的独特价值。通过民族间的不断交流融合，达斡尔族妇女一般都有比较强烈的与汉民族相比较的意识。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语言方面，达斡尔族妇女都有比较自主的民族间的对比意识。通过采访我们了解到很多达斡尔族妇女都觉得与汉族相比，达斡尔族人竞争意识不强，容易满足，也比较懒惰，没有汉族人勤奋，也不懂得攒钱，有钱就花，很少有存储意识。如我们采访达斡尔族女教师多美霞，她就和我们讲：
“莽格吐三间房这两个屯子之间人和人的意识都不一样。他们莽格吐村的意识就比较落后，没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也没有强烈的上进心，吃饱喝得就行了，然后就是玩，打鱼，可善于满足了。父母没有这个意识，孩子也就差呗。所以说在竞争上不如汉族。”
在采访达斡尔族女医生多美丽时，她对我们说：
“有一种印象少数民族爱喝酒，但从整体上讲比例并不多。少数民族喝酒会不顾其他的事情，但汉族人就不会，该干啥干啥，地里的活不会耽误的。但少数民族喝酒的话就会不顾一切，我喝酒了，把其他一切的活都放下。今天的活我就不干了，我就得喝。”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很多妇女在描述自身民族的特色的时候都有意识拿汉民族做对比，这种比较意识更体现了达斡尔族妇女对自身民族独特性的认识，并且从比较中进行自我反思。从自身成就感方面看，一般教育程度较高，工作中切实有为的妇女的自身成就感比较高。以前达斡尔族妇女受教育的机会非常少，那个年代经济条件非常不好，如果有机会上学的话，家里面一定会先让男孩子上学。而女孩子主要承担家务劳动。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义务教育的推广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公平问题，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接受教育，她们其中有些人还走出农村，走向大城市接受更良好的高等教育，为达斡尔族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 两性关系认识
关于达斡尔族家庭中的男女地位关系，我们采访了64岁的达斡尔族妇女安六柱。
问：像您小的时候家里的一般父母是谁说了算？
答：我家还是我爸爸比较说了算。
问：现在您在家里是您说了算吧？
答：现在我家我说了算。我家原来是是三间房的，是后嫁到莽格吐的。我们从莽格吐搬到三间房，回到了老家。回來以后吧，家中的这些事儿，什么人情来往的，都是我来跑。你说他冷不丁到这儿来他认识谁啊？所以说都是我去走动，走来走去吧，就是我说了算。
问：那像家里一些事儿要做决定，是不是都由您来拍板决定啊？
答：家里里里外外的事就是我来跑啊，都是我跑，他不认识几个人儿啊。所以就是我说了算。
问：像您其他的亲戚朋友家呢是男的说了算，还是女的说了算呢？就是你们平时交往的这些人？
答：现在吧，社会好像有点倒转似的，早先都是男的说了算，现在基本上都是女的说了算。就是我们这个少数民族里头也是，也是女的说了算比较多。大事儿小事儿女的拿主意的比较多。 问：是不是女的有主意啊？
答：这个不知道。反正女的心细，但也不一定事事都对，也有错的地方，过后再弥补。
通过采访达斡尔族妇女安六柱，我们了解到，和汉族相比，达斡尔族妇女的家庭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家庭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女性做主。在访谈过程中，安六柱的丈夫一直坐在旁边，当听到这些问题时，他笑了笑，并没有说话。
关于家庭中男女地位关系，我们还采访到莽格吐村妇女主任鄂玉洁，在长期的妇女工作中，她经常接触家庭问题。在她看来，达族家庭中的男女地位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问：达族家庭里就没有像汉族那个谁是户主，谁是家长这些说道？
答：没有，那样的很少。就是咱们很接受男女平等的，别的村我们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咱们莽格吐村男女就是平等，就是平等！
问： 这个是当地的传统吗？
答：咱们莽格吐主要的男女平等，你一个人说了算还不行，我也说了算。咱俩商量好了，才拍板就定局。我发现咱们就这点好。
问：您小时候也是这样？
答：那以前的时候咱们家里长辈，稍微还是有点儿男子主义。那是我们小时候的事。我们达族人接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自从有了“女人是半边天”这个口号之后，我们也是很快就接受了，很快走入男女平等的那种境界。咱们民族就是心态特别好。
这些受访者年龄都比较大，除鄂玉洁外，均在60岁以上，作为女性，她们经历了从解放初期到现在当地达族生活的整个变迁过程，从叙述中可以看出，虽然达族妇女一直承担着比汉族妇女更多的家务劳动，但在解放前，女性承认在达族家庭中的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威，也就是“说了算”。这种情况在当地解放后有了明显的改变，女性也认为，男性的名义上的权威在实际操作上需要妥协。我们能够发现，这种情况比较接近威廉j古德所提到的家庭关系的模式：“下层阶级的丈夫宣称自己拥有权威……在实际上必须做出让步，更多地听取妻子的意见。”〔4〕而当官方大力宣传的“男女平等”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时，达斡尔族迅速接受了这一思想，妇女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较大提升。马克赫特尔认为，是共产主义革命推动了包括家庭两性关系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结构的重构过程。其中以男女平等思想为基础的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改变了传统的旧有男女两性观念。〔5〕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树立和婚姻法的推行，男女平等的观念被广为接受。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传统家庭模式强烈的传承性。少数民族乡村中的家庭并未经历工业化的冲击，现代家庭成员的内部也没有进行重新分工，并不具有内部关系重构的条件。因此，现在乡村家庭在观念上对男女平等内容的接受，实质上是一种维系旧有的隐含家庭权力结构的妥协。
三、 对与民族文化交流的认识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很难被描述成一个静态的模型;它更适合被描述为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我们能够在当地人的叙述中了解到，早期的达斡尔族人是畏惧交流的——甚至以整体搬迁的形式来躲避迁入的汉族人。但在解放之后，这种习惯逐渐地在与汉族人更多的交流当中改变了。而从“砍挖斗争”（“砍大树，挖浮财”斗争，结合土改复查进行，具体时间在1947年7月之后）这个时间点开始，达斡尔族人的生活方式、民族认同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当地80多岁的达斡尔族女教师多闻，给我们讲述了她眼中三间房村半个多世纪的民族变迁和社会生活的具体变化：
“土改时候我12岁，三间房就几十户人家，都是达族人，数姓多的人家多。也像南方汉族似的，一个氏族一个屯子。以后就慢慢发展了，汉族人也可以进来了。通过关系，说这汉人不错，就让他搬进来了。现在三间房屯子汉人都超过一多半了。开始这都是土坯房子，后来汉人盖起了砖房，慢慢发展，这个屯子就越来越大了。
生活习惯也是不断变化的。砍挖斗争——现在也叫土改，这是界限。在这以前，我们不知道吃苞米碴子。苞米汉族人开发得早啊，他们用石碾子磨成苞米碴子煮着吃，我们达族人就知道吃青苞米棒子;土改后，和汉人接触了，我们也学他们做苞米碴子吃。早先我们达族人就在河边居住，养牛养羊，喝奶，吃牛羊肉，不种地。吃什么粮食呢？我爷爷他们家种不铲地的当年收的，叫‘楞那麦’，就是稷子米。
像蒙古人生活那样，一个地方居住久了，草没了，水没了，就搬走另换一个地方。那时候我们也不会做棉裤，穿套裤，羊皮打衣服裤子。结婚都不做被褥子，而做棉袍，套裤，大棉袍，也不知道买褥子，被子。把羊皮做成口袋似的，睡觉的时候就进去。达族人给地主干活，才知道汉人穿棉裤。苞米可以做饭吃，做苞米碴子。我们以前大部分的饭都是奶子饭。后来向汉族人学习，买碾子磨米，这样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说，汉族是二哥，苏联是老大哥，我们达族五十年代都这样说。菜就是柳蒿菜，是最好的菜了，和小米粥一起吃。莽格吐就是因为莽格菜多才叫莽格吐。三间房的达语的意思就是“种地的地方”。刚开始就几家，后来人渐渐就多了。以前农村没有小卖店，过年过节得到城里买东西，农村什么也买不到。没有火柴，用艾蒿编成绳子。日本侵略的时候，配给火柴，但一家一个，很少不够用，还是用艾蒿点火。到城里非常远交通不便，很不容易。上学的时候，當时的轻工业非常落后，脸盆都是用小铁片焊的，家里吃饭用的是烧的土瓷盆。饭碗就是比土瓷盆小点的。那时候非常落后。当时住的是土房子。我们先是在三间房住，然后搬到莽格吐，最后搬到了梅里斯。汉人多起来了，我们不会说汉语，汉族人跟我们学达语，那时村里很多汉人都会说达语，这样能够交流了，慢慢知道了很多事。后来解放了，打倒地主，穷人掌权，各显其能，生活就慢慢好起来了。现在莽格吐也发展到几千户。”
从她的讲述中，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三间房地区的达斡尔族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发展状态，农业耕种技术不高，相关的手工业也并不发达。达斡尔族后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族的迁入和相互交流有关。 “早时候，达族人都穿大棉袍，满地都是大棉袍，晚上睡觉也没有被盖，就用大棉袍盖，就是过草地生活过惯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布面，都是用羊皮做皮面的长袍。到了这边很温暖，不知道穿棉裤，都穿套裤，女的棉套裤，男的皮套裤，也是白茬子的，没有面子的那种。结婚的时候缎子套裤，我妈还穿缎子套裤，我也穿过。没接触汉人时，不会做棉裤。汉族文化发展比少数民族高，懂的事也多。那个时候少数民族很少去城里，不接触汉人，所以开发的比较晚。
从 “砍挖斗争”开始，达斡尔族和汉族自此改变了相对独立的居住方式，三间房村迁入的汉人越来越多。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汉族人和达斡尔族人共同开展了新式生活的构建过程，这使得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在政治运动下逐渐与汉族趋同。这实质上是前文提到的由政治运动推进的生活方式的重构。共产主义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它不仅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体现在个人、家庭和社区中的基本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现代乡村中，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和文化濡化过程，隐没在政治的宏大叙事当中。政治革命不仅仅重构了汉族人或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而且以一种避免冲突的方式（在叙述矛盾对立时用阶级划分取代民族划分）使得不同民族所重构的生活模式趋同，从而加速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混居。而自改革开放至今，现代化和生活方式逐渐深入乡村。连接乡村与城市的公路、充斥着娱乐节目的电视信号以及受到乡村模仿的城市生活方式共同地影响了当地达斡尔族人和汉族人的生活。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虽然没有深入民族村落，但是已经初露端倪：我们在当地看到了一家与周围格格不入的KTV歌厅，和一栋在众多平房和土房中略显突兀的楼房。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独特性逐渐浓缩为融入当代生活的特定民俗符号，如哈肯麦舞、乌钦、柳蒿芽等，而多数的传统少数民族生活方式正在被现代文化所收编。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女性的民族独特性意识、比较意识与反思意识逐渐增强。两性关系上承认男女平等，但仍然是受到传统家庭权力结构的限制。对于文化接觸、接受和交流能够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达斡尔族人对于保护本民族的文化有一定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我国学者王希恩认为：“现代文化不断增多的过程也基本成为传统文化衰退的过程，而且，与复兴相比，衰退似乎更为强烈。”〔7〕然而，现实却并不是简单化的“衰退”。文化的发展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不断丰富的。在文化学者的眼中，具有“民族独特性”文化的“衰退”，对当地人来说是一种生活的进步。这种进步并非是简单的模仿，而是生活方式的更新。他们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认识到自己身份的独特性，了解到自身语言文化的价值，同时又不断地接受着现代生活方式。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当代生活方式是否与汉族趋同来判断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否“衰退”。文化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其生活模式的重构有可能会使得民族认同感更加突出。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少数民族文化的濡化和涵化是同时进行的，并不是如同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是一个单一的、非此即彼的过程。
〔参 考 文 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M〕.周红云，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4.
〔2〕〔英〕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 〔M〕.叶兴艺，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0-11， 71.
〔3〕〔美〕克利福德·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24.
〔4〕威廉·j·古德.家庭〔M〕.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120.
〔5〕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M〕.宋践 ，李茹等，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404-405-392.
〔7〕王希恩.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J〕. 民族研究，2000，（06）.〔责任编辑：张平凡〕
[关键词]达斡尔族;乡村;妇女;观念变迁;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3 — 0053 — 03
当代中国正面临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从城市到乡村无一不经历着现代化与全球化带来的对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全球化就是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1〕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村落的变化应当引起我们的格外关注。一方面，村落这一单位相对于城市社区在文化传承和变迁方面更加趋于稳定，导致其变化的内在原因也更加深刻。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本身的文化属性更使得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具有更加与众不同的特性。我们采取从微观到宏观的角度，从少数民族女性的观念变迁出发，分析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的生活方式的重构和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和发展问题不仅被我国民族学界反复探讨，在国际上也广受关注。从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出发，去探讨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价值。英国学者C.W.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一书中指出，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观，核心是承认文化多样性及其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他还指出，在美国，少数民族维权运动与女权运动在与政府的争论当中都发现他们自己超越了政治正确性及其限制，站到了统一战线。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寻求地位认同的运动，女权运动已经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模式。然而，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考量又是女权运动不曾涉及的空白。〔2〕对少数民族女性开展访谈，把边缘化的少数民族女性的声音置于研究中心，倾听她们的认识与感受，进而分析少数民族文化变迁和重构的过程。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民族志学者‘登记’社会性对话;他把它记下来。这样做他就把社会性对话从一件只存在于它发生的那个时刻、转瞬即逝的时间转变为一部存在于刻画它的可供反复查阅的记载。”〔3〕达斡尔族是东北地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本文即是对所得访谈材料的剖析。
一、 达斡尔族族女性的民族独特性意识、比较意识自我反思意识。
通过与汉族的接触与交流，达斡尔族从自身层面上看，达斡尔族妇女的民族意识和女性独立意识都有很大提高，作为达族妇女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因为之前达族妇女完全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这个封闭的社会基本都由本民族人组成，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和接触较少，难以意识到自身的独特价值。通过民族间的不断交流融合，达斡尔族妇女一般都有比较强烈的与汉民族相比较的意识。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语言方面，达斡尔族妇女都有比较自主的民族间的对比意识。通过采访我们了解到很多达斡尔族妇女都觉得与汉族相比，达斡尔族人竞争意识不强，容易满足，也比较懒惰，没有汉族人勤奋，也不懂得攒钱，有钱就花，很少有存储意识。如我们采访达斡尔族女教师多美霞，她就和我们讲：
“莽格吐三间房这两个屯子之间人和人的意识都不一样。他们莽格吐村的意识就比较落后，没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也没有强烈的上进心，吃饱喝得就行了，然后就是玩，打鱼，可善于满足了。父母没有这个意识，孩子也就差呗。所以说在竞争上不如汉族。”
在采访达斡尔族女医生多美丽时，她对我们说：
“有一种印象少数民族爱喝酒，但从整体上讲比例并不多。少数民族喝酒会不顾其他的事情，但汉族人就不会，该干啥干啥，地里的活不会耽误的。但少数民族喝酒的话就会不顾一切，我喝酒了，把其他一切的活都放下。今天的活我就不干了，我就得喝。”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很多妇女在描述自身民族的特色的时候都有意识拿汉民族做对比，这种比较意识更体现了达斡尔族妇女对自身民族独特性的认识，并且从比较中进行自我反思。从自身成就感方面看，一般教育程度较高，工作中切实有为的妇女的自身成就感比较高。以前达斡尔族妇女受教育的机会非常少，那个年代经济条件非常不好，如果有机会上学的话，家里面一定会先让男孩子上学。而女孩子主要承担家务劳动。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义务教育的推广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公平问题，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接受教育，她们其中有些人还走出农村，走向大城市接受更良好的高等教育，为达斡尔族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 两性关系认识
关于达斡尔族家庭中的男女地位关系，我们采访了64岁的达斡尔族妇女安六柱。
问：像您小的时候家里的一般父母是谁说了算？
答：我家还是我爸爸比较说了算。
问：现在您在家里是您说了算吧？
答：现在我家我说了算。我家原来是是三间房的，是后嫁到莽格吐的。我们从莽格吐搬到三间房，回到了老家。回來以后吧，家中的这些事儿，什么人情来往的，都是我来跑。你说他冷不丁到这儿来他认识谁啊？所以说都是我去走动，走来走去吧，就是我说了算。
问：那像家里一些事儿要做决定，是不是都由您来拍板决定啊？
答：家里里里外外的事就是我来跑啊，都是我跑，他不认识几个人儿啊。所以就是我说了算。
问：像您其他的亲戚朋友家呢是男的说了算，还是女的说了算呢？就是你们平时交往的这些人？
答：现在吧，社会好像有点倒转似的，早先都是男的说了算，现在基本上都是女的说了算。就是我们这个少数民族里头也是，也是女的说了算比较多。大事儿小事儿女的拿主意的比较多。 问：是不是女的有主意啊？
答：这个不知道。反正女的心细，但也不一定事事都对，也有错的地方，过后再弥补。
通过采访达斡尔族妇女安六柱，我们了解到，和汉族相比，达斡尔族妇女的家庭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家庭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女性做主。在访谈过程中，安六柱的丈夫一直坐在旁边，当听到这些问题时，他笑了笑，并没有说话。
关于家庭中男女地位关系，我们还采访到莽格吐村妇女主任鄂玉洁，在长期的妇女工作中，她经常接触家庭问题。在她看来，达族家庭中的男女地位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问：达族家庭里就没有像汉族那个谁是户主，谁是家长这些说道？
答：没有，那样的很少。就是咱们很接受男女平等的，别的村我们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咱们莽格吐村男女就是平等，就是平等！
问： 这个是当地的传统吗？
答：咱们莽格吐主要的男女平等，你一个人说了算还不行，我也说了算。咱俩商量好了，才拍板就定局。我发现咱们就这点好。
问：您小时候也是这样？
答：那以前的时候咱们家里长辈，稍微还是有点儿男子主义。那是我们小时候的事。我们达族人接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自从有了“女人是半边天”这个口号之后，我们也是很快就接受了，很快走入男女平等的那种境界。咱们民族就是心态特别好。
这些受访者年龄都比较大，除鄂玉洁外，均在60岁以上，作为女性，她们经历了从解放初期到现在当地达族生活的整个变迁过程，从叙述中可以看出，虽然达族妇女一直承担着比汉族妇女更多的家务劳动，但在解放前，女性承认在达族家庭中的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威，也就是“说了算”。这种情况在当地解放后有了明显的改变，女性也认为，男性的名义上的权威在实际操作上需要妥协。我们能够发现，这种情况比较接近威廉j古德所提到的家庭关系的模式：“下层阶级的丈夫宣称自己拥有权威……在实际上必须做出让步，更多地听取妻子的意见。”〔4〕而当官方大力宣传的“男女平等”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时，达斡尔族迅速接受了这一思想，妇女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较大提升。马克赫特尔认为，是共产主义革命推动了包括家庭两性关系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结构的重构过程。其中以男女平等思想为基础的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改变了传统的旧有男女两性观念。〔5〕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树立和婚姻法的推行，男女平等的观念被广为接受。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传统家庭模式强烈的传承性。少数民族乡村中的家庭并未经历工业化的冲击，现代家庭成员的内部也没有进行重新分工，并不具有内部关系重构的条件。因此，现在乡村家庭在观念上对男女平等内容的接受，实质上是一种维系旧有的隐含家庭权力结构的妥协。
三、 对与民族文化交流的认识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很难被描述成一个静态的模型;它更适合被描述为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我们能够在当地人的叙述中了解到，早期的达斡尔族人是畏惧交流的——甚至以整体搬迁的形式来躲避迁入的汉族人。但在解放之后，这种习惯逐渐地在与汉族人更多的交流当中改变了。而从“砍挖斗争”（“砍大树，挖浮财”斗争，结合土改复查进行，具体时间在1947年7月之后）这个时间点开始，达斡尔族人的生活方式、民族认同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当地80多岁的达斡尔族女教师多闻，给我们讲述了她眼中三间房村半个多世纪的民族变迁和社会生活的具体变化：
“土改时候我12岁，三间房就几十户人家，都是达族人，数姓多的人家多。也像南方汉族似的，一个氏族一个屯子。以后就慢慢发展了，汉族人也可以进来了。通过关系，说这汉人不错，就让他搬进来了。现在三间房屯子汉人都超过一多半了。开始这都是土坯房子，后来汉人盖起了砖房，慢慢发展，这个屯子就越来越大了。
生活习惯也是不断变化的。砍挖斗争——现在也叫土改，这是界限。在这以前，我们不知道吃苞米碴子。苞米汉族人开发得早啊，他们用石碾子磨成苞米碴子煮着吃，我们达族人就知道吃青苞米棒子;土改后，和汉人接触了，我们也学他们做苞米碴子吃。早先我们达族人就在河边居住，养牛养羊，喝奶，吃牛羊肉，不种地。吃什么粮食呢？我爷爷他们家种不铲地的当年收的，叫‘楞那麦’，就是稷子米。
像蒙古人生活那样，一个地方居住久了，草没了，水没了，就搬走另换一个地方。那时候我们也不会做棉裤，穿套裤，羊皮打衣服裤子。结婚都不做被褥子，而做棉袍，套裤，大棉袍，也不知道买褥子，被子。把羊皮做成口袋似的，睡觉的时候就进去。达族人给地主干活，才知道汉人穿棉裤。苞米可以做饭吃，做苞米碴子。我们以前大部分的饭都是奶子饭。后来向汉族人学习，买碾子磨米，这样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说，汉族是二哥，苏联是老大哥，我们达族五十年代都这样说。菜就是柳蒿菜，是最好的菜了，和小米粥一起吃。莽格吐就是因为莽格菜多才叫莽格吐。三间房的达语的意思就是“种地的地方”。刚开始就几家，后来人渐渐就多了。以前农村没有小卖店，过年过节得到城里买东西，农村什么也买不到。没有火柴，用艾蒿编成绳子。日本侵略的时候，配给火柴，但一家一个，很少不够用，还是用艾蒿点火。到城里非常远交通不便，很不容易。上学的时候，當时的轻工业非常落后，脸盆都是用小铁片焊的，家里吃饭用的是烧的土瓷盆。饭碗就是比土瓷盆小点的。那时候非常落后。当时住的是土房子。我们先是在三间房住，然后搬到莽格吐，最后搬到了梅里斯。汉人多起来了，我们不会说汉语，汉族人跟我们学达语，那时村里很多汉人都会说达语，这样能够交流了，慢慢知道了很多事。后来解放了，打倒地主，穷人掌权，各显其能，生活就慢慢好起来了。现在莽格吐也发展到几千户。”
从她的讲述中，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三间房地区的达斡尔族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发展状态，农业耕种技术不高，相关的手工业也并不发达。达斡尔族后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族的迁入和相互交流有关。 “早时候，达族人都穿大棉袍，满地都是大棉袍，晚上睡觉也没有被盖，就用大棉袍盖，就是过草地生活过惯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布面，都是用羊皮做皮面的长袍。到了这边很温暖，不知道穿棉裤，都穿套裤，女的棉套裤，男的皮套裤，也是白茬子的，没有面子的那种。结婚的时候缎子套裤，我妈还穿缎子套裤，我也穿过。没接触汉人时，不会做棉裤。汉族文化发展比少数民族高，懂的事也多。那个时候少数民族很少去城里，不接触汉人，所以开发的比较晚。
从 “砍挖斗争”开始，达斡尔族和汉族自此改变了相对独立的居住方式，三间房村迁入的汉人越来越多。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汉族人和达斡尔族人共同开展了新式生活的构建过程，这使得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在政治运动下逐渐与汉族趋同。这实质上是前文提到的由政治运动推进的生活方式的重构。共产主义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它不仅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体现在个人、家庭和社区中的基本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现代乡村中，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和文化濡化过程，隐没在政治的宏大叙事当中。政治革命不仅仅重构了汉族人或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而且以一种避免冲突的方式（在叙述矛盾对立时用阶级划分取代民族划分）使得不同民族所重构的生活模式趋同，从而加速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混居。而自改革开放至今，现代化和生活方式逐渐深入乡村。连接乡村与城市的公路、充斥着娱乐节目的电视信号以及受到乡村模仿的城市生活方式共同地影响了当地达斡尔族人和汉族人的生活。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虽然没有深入民族村落，但是已经初露端倪：我们在当地看到了一家与周围格格不入的KTV歌厅，和一栋在众多平房和土房中略显突兀的楼房。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独特性逐渐浓缩为融入当代生活的特定民俗符号，如哈肯麦舞、乌钦、柳蒿芽等，而多数的传统少数民族生活方式正在被现代文化所收编。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女性的民族独特性意识、比较意识与反思意识逐渐增强。两性关系上承认男女平等，但仍然是受到传统家庭权力结构的限制。对于文化接觸、接受和交流能够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达斡尔族人对于保护本民族的文化有一定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我国学者王希恩认为：“现代文化不断增多的过程也基本成为传统文化衰退的过程，而且，与复兴相比，衰退似乎更为强烈。”〔7〕然而，现实却并不是简单化的“衰退”。文化的发展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不断丰富的。在文化学者的眼中，具有“民族独特性”文化的“衰退”，对当地人来说是一种生活的进步。这种进步并非是简单的模仿，而是生活方式的更新。他们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认识到自己身份的独特性，了解到自身语言文化的价值，同时又不断地接受着现代生活方式。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当代生活方式是否与汉族趋同来判断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否“衰退”。文化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其生活模式的重构有可能会使得民族认同感更加突出。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少数民族文化的濡化和涵化是同时进行的，并不是如同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是一个单一的、非此即彼的过程。
〔参 考 文 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M〕.周红云，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4.
〔2〕〔英〕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 〔M〕.叶兴艺，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0-11， 71.
〔3〕〔美〕克利福德·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24.
〔4〕威廉·j·古德.家庭〔M〕.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120.
〔5〕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M〕.宋践 ，李茹等，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404-405-392.
〔7〕王希恩.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J〕. 民族研究，2000，（06）.〔责任编辑：张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