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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城市规模急剧扩张，人口结构日趋复杂。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困境儿童问题更加突出，通过与儿童及其家庭紧密联系的社区及时的发现困境儿童，救助困境儿童，避免其情况更加恶劣，无疑是解决困境儿童问题的重要方法。
关键词：困境儿童；社区；救助
2013年，重庆“女童电梯摔打男婴事件”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困境儿童问题的高度关注，也暴露出了我国政府主导的“亡羊补牢式”困境儿童救助模式的弊端。如何救助保护困境儿童，成为目前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
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曾经单纯的由贫困和疾病等原因而引起的困境儿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农民工子女的融入问题，父母教育不当而产生的儿童心理扭曲等问题成为目前学界关注的焦点。
困境儿童一词常常出现于各种语境，但是相关权威部门和学术界对此都没有明确的界定。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国家的其他相关法规的精神实质，我们认为困境儿童的定义至少包含以下几点要素：年龄在18周岁以下，生活于不利的家庭环境或者生理、心理、精神方面有严重缺陷的未成年人，它至少应该包括：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儿童、患重病或罕见病的儿童、流浪儿童、刑满释放儿童、童工、受虐待儿童以及新型困境儿童等。其中，新型困境儿童指：表面上几乎看不出问题，然而，他们长期身心承受的痛苦压力和巨大成长风险往往不被家长、老师觉察和了解，无法得到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有力支持，最后部分孩子走向绝路，如自杀、自残等（如：有社会融合障碍的农民工子女、网瘾少年、单亲家庭孩子、应试教育压力承受能力不足孩子等）。
社区作为儿童生活的地方，在儿童问题的预防上，比起其他组织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一，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地方，易于发现社区内的矛盾与问题；第二，社区上连政府，下连百姓，外连社会组织，易于获取资源，整合资源；第三，社区的性质，决定了其比政府和社会组织更具亲民性，更易得到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信任。
学术界对困境儿童救助保护的研究相对贫乏，不过学者们在分析我国现有儿困境童救助体制的缺陷，几乎都提到了应该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构建预防机制，做好源头预防工作。应该将儿童家长、社区学校与社会工作者联合起来，整合社区力量[1]；通过开展诸如生命教育、家庭学习辅导、师生沟通等计划活动来对困境儿童提供帮助，从源头上预防儿童事件发生[2]。
一、 成都市困境儿童救助现状
1. 政府救助现状
成都市目前尚未形成专门的儿童福利管理机构，因此对于困境儿童的救助和保护基本上是很多部门都有涉及，但又涉及不深入。概括来说，成都市政府相关部门关于困境儿童的救助和保护工作分为两方面：（1）思想工作，即通过颁布文件和各种培训来提高社会成员的儿童保护意识和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2）救助工作，即通过各种有效手段对困境儿童采取切实的救助保护工作。大部分相关部门同时从事思想工作和救助工作。
尽管成都市相关部门在儿童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①没有专门的儿童福利管理机构或工作小组对我市的儿童保护工作进行管理与监督②儿童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监护权始终是阻碍救助工作顺利进行的一大障碍③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各责任部门权责不明晰④专项经费和人员投入不足，导致工作开展受限⑤缺少发现问题的机制，对困境儿童的救助大多为事后补救，且多为物质方面的救助，对困境儿童的精神关注缺乏⑥提供的服务单一，缺乏专业性和系统性⑦政府在困境儿童保护工作中承担了主要工作，没有形成全社会参与儿童保护的工作体系。
2. 社会组织救助现状
近年来成都市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虽然成都市社会组织的数量相对较多，发展速度快，但成都市社会组织的发展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数量不足，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例如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3065个，远多于其他类别的社会组织，而法律类社会组织在成都市还处于空白状态，亟待发展。
从2013年7月开始，成都市的公益组织孵化机构通过与政府部门合作，进驻全市17个社区开启困境儿童保护项目，该项目经过近一年的实践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①与社工专业机构合作，入驻社区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服务。②通过各种媒介，达到对儿童保护的理念宣传目的。项目过程中，通过各种活动和宣传展板以及宣传片，向社区居民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儿童保护理念，扩大儿童保护网络。③培育了社工机构，促进了社工专业机构参与困境儿童保护工作。积累了个社会组织在困境儿童救助保护中相互学习和协作工作的经验。
3. 社区救助现状
成都市的社区情况迥异，参与儿童保护的力度也不尽相同。2007年开始，联合国儿基会在成都开展了为期五年的儿童社区保护项目，选取了成都市玉林东路社区和杨柳巷社区作为试点。虽然合作的社区数量不多，时间也不长，但是却为成都市社区儿童保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其中，玉林东路社区借助联合国儿基会在玉东社区开展儿童保护项目的契机，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困境儿童发现报告、筛选评估、救助机制，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取得了巨大成效。同时，玉林东路社区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①社区工作人员缺乏。虽然利用社区自身治理体系，减轻了工作负担，但由于社区本身工作内容繁杂，无法做到困境儿童保护的全面覆盖。②社区救助多为被动服务，主动性不强。多数情况为儿童已经处在危险情况之中或已受到伤害，才进行救助，缺乏预防意识③困境儿童救助范围狭隘，对于受虐待儿童、心理疾病儿童等隐性困境儿童的关注不够④困境儿童的救助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社区本身资源有限，对于有特殊要求的困境儿童无法满足其需求⑤专项资金缺乏，导致社区在开展儿童保护工作时受到限制⑥过度依赖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合作度不高⑦没有形成儿童救助保护的长效机制，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在儿基会项目结束之后，儿童保护工作有所懈怠。 二、 困境儿童社区救助建议
通过对成都市困境儿童救助主体的现状分析，可以看出，对困境儿童的救助并非是单一主体就可以完成的，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内儿童四大主体的参与。
1.成立儿童保护机构建立专项资金。由于没有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对全市的困境儿童保护工作进行部署，导致救助资源分配不公，出现对部分困境儿童救助不足和过度关注的问题。应尽快成立儿童保护机构，统筹安排儿童保护工作，权责明晰，避免出现问题互相推诿的现象。同时成立儿童保护专项资金，有了资金的支持，政府才能保障儿童保护的连贯性，有效开展工作。
2.增加政府购买服务。困境儿童的救助，需要专业的社会组织和社工。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而应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根据困境儿童的种类，选择不同的社会组织为困境儿童提供专业服务，减轻自身的工作负担。同时，加大对社工的培养力度，专业儿童社工的缺乏已经严重阻碍了困境儿童救助工作的发展。
3.物质救助和精神救助并重。目前对困境儿童的救助，大多停留在物质救助上，随着社会的转型，困境儿童的成因与类型也更加复杂，困境儿童的精神需求日益增大。因此，现有的救助也面临着转型，真正做到对症下药。
4.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支持。由于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质，导致其资金获取困难，通过项目的方式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可使其提供的服务具有连贯性，更加高效。避免部分社会组织因资金不足，面临解散的困境。
5.利用社区平台。社区作为联系政府和居民的纽带，不仅易于发现困境儿童，更加方便获取资源。同时，在社区平台进行救助，可以节约资源，方便居民。社区与政府、社会组织应加强合作，政府负责引导与资金支持，社会组织负责提供专业技术、社区提供平台，共同完成困境儿童的保护工作。
6.宣传儿童权利与儿童保护理念。儿童权利的理念，是儿童保护工作的灵魂。因此，需要通过社区内活动、海报张贴、散发宣传单页等形式向全体社区居民进行宣传和倡导。在宣传中，深入到儿童生活、娱乐的每个场所，强调成年人及监护人的责任，强调政府与社会对儿童的责任和义务；为公众展示信息报送、紧急求助的渠道，分类宣传社区不同儿童保护手段，使儿童及其家长充分了解社区福利服务政策，知晓紧急庇护服务流程。
7.建立困境儿童救助保护的长效机制。困境儿童的救助并非一早一夕，想要真正减少困境儿童，必须建立起一套机制，使得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困境儿童紧密联系在一起，集发现，报告，救助于一体，以保障困境儿童救助的全面覆盖。
[参考文献]
[1]王泽淮 社区建设与预防流浪儿童的产生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3
[2]黄春梅. 困境儿童源头预防工作探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19卷4期：26—27
关键词：困境儿童；社区；救助
2013年，重庆“女童电梯摔打男婴事件”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困境儿童问题的高度关注，也暴露出了我国政府主导的“亡羊补牢式”困境儿童救助模式的弊端。如何救助保护困境儿童，成为目前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
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曾经单纯的由贫困和疾病等原因而引起的困境儿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农民工子女的融入问题，父母教育不当而产生的儿童心理扭曲等问题成为目前学界关注的焦点。
困境儿童一词常常出现于各种语境，但是相关权威部门和学术界对此都没有明确的界定。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国家的其他相关法规的精神实质，我们认为困境儿童的定义至少包含以下几点要素：年龄在18周岁以下，生活于不利的家庭环境或者生理、心理、精神方面有严重缺陷的未成年人，它至少应该包括：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儿童、患重病或罕见病的儿童、流浪儿童、刑满释放儿童、童工、受虐待儿童以及新型困境儿童等。其中，新型困境儿童指：表面上几乎看不出问题，然而，他们长期身心承受的痛苦压力和巨大成长风险往往不被家长、老师觉察和了解，无法得到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有力支持，最后部分孩子走向绝路，如自杀、自残等（如：有社会融合障碍的农民工子女、网瘾少年、单亲家庭孩子、应试教育压力承受能力不足孩子等）。
社区作为儿童生活的地方，在儿童问题的预防上，比起其他组织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一，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地方，易于发现社区内的矛盾与问题；第二，社区上连政府，下连百姓，外连社会组织，易于获取资源，整合资源；第三，社区的性质，决定了其比政府和社会组织更具亲民性，更易得到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信任。
学术界对困境儿童救助保护的研究相对贫乏，不过学者们在分析我国现有儿困境童救助体制的缺陷，几乎都提到了应该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构建预防机制，做好源头预防工作。应该将儿童家长、社区学校与社会工作者联合起来，整合社区力量[1]；通过开展诸如生命教育、家庭学习辅导、师生沟通等计划活动来对困境儿童提供帮助，从源头上预防儿童事件发生[2]。
一、 成都市困境儿童救助现状
1. 政府救助现状
成都市目前尚未形成专门的儿童福利管理机构，因此对于困境儿童的救助和保护基本上是很多部门都有涉及，但又涉及不深入。概括来说，成都市政府相关部门关于困境儿童的救助和保护工作分为两方面：（1）思想工作，即通过颁布文件和各种培训来提高社会成员的儿童保护意识和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2）救助工作，即通过各种有效手段对困境儿童采取切实的救助保护工作。大部分相关部门同时从事思想工作和救助工作。
尽管成都市相关部门在儿童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①没有专门的儿童福利管理机构或工作小组对我市的儿童保护工作进行管理与监督②儿童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监护权始终是阻碍救助工作顺利进行的一大障碍③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各责任部门权责不明晰④专项经费和人员投入不足，导致工作开展受限⑤缺少发现问题的机制，对困境儿童的救助大多为事后补救，且多为物质方面的救助，对困境儿童的精神关注缺乏⑥提供的服务单一，缺乏专业性和系统性⑦政府在困境儿童保护工作中承担了主要工作，没有形成全社会参与儿童保护的工作体系。
2. 社会组织救助现状
近年来成都市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虽然成都市社会组织的数量相对较多，发展速度快，但成都市社会组织的发展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数量不足，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例如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3065个，远多于其他类别的社会组织，而法律类社会组织在成都市还处于空白状态，亟待发展。
从2013年7月开始，成都市的公益组织孵化机构通过与政府部门合作，进驻全市17个社区开启困境儿童保护项目，该项目经过近一年的实践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①与社工专业机构合作，入驻社区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服务。②通过各种媒介，达到对儿童保护的理念宣传目的。项目过程中，通过各种活动和宣传展板以及宣传片，向社区居民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儿童保护理念，扩大儿童保护网络。③培育了社工机构，促进了社工专业机构参与困境儿童保护工作。积累了个社会组织在困境儿童救助保护中相互学习和协作工作的经验。
3. 社区救助现状
成都市的社区情况迥异，参与儿童保护的力度也不尽相同。2007年开始，联合国儿基会在成都开展了为期五年的儿童社区保护项目，选取了成都市玉林东路社区和杨柳巷社区作为试点。虽然合作的社区数量不多，时间也不长，但是却为成都市社区儿童保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其中，玉林东路社区借助联合国儿基会在玉东社区开展儿童保护项目的契机，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困境儿童发现报告、筛选评估、救助机制，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取得了巨大成效。同时，玉林东路社区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①社区工作人员缺乏。虽然利用社区自身治理体系，减轻了工作负担，但由于社区本身工作内容繁杂，无法做到困境儿童保护的全面覆盖。②社区救助多为被动服务，主动性不强。多数情况为儿童已经处在危险情况之中或已受到伤害，才进行救助，缺乏预防意识③困境儿童救助范围狭隘，对于受虐待儿童、心理疾病儿童等隐性困境儿童的关注不够④困境儿童的救助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社区本身资源有限，对于有特殊要求的困境儿童无法满足其需求⑤专项资金缺乏，导致社区在开展儿童保护工作时受到限制⑥过度依赖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合作度不高⑦没有形成儿童救助保护的长效机制，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在儿基会项目结束之后，儿童保护工作有所懈怠。 二、 困境儿童社区救助建议
通过对成都市困境儿童救助主体的现状分析，可以看出，对困境儿童的救助并非是单一主体就可以完成的，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内儿童四大主体的参与。
1.成立儿童保护机构建立专项资金。由于没有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对全市的困境儿童保护工作进行部署，导致救助资源分配不公，出现对部分困境儿童救助不足和过度关注的问题。应尽快成立儿童保护机构，统筹安排儿童保护工作，权责明晰，避免出现问题互相推诿的现象。同时成立儿童保护专项资金，有了资金的支持，政府才能保障儿童保护的连贯性，有效开展工作。
2.增加政府购买服务。困境儿童的救助，需要专业的社会组织和社工。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而应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根据困境儿童的种类，选择不同的社会组织为困境儿童提供专业服务，减轻自身的工作负担。同时，加大对社工的培养力度，专业儿童社工的缺乏已经严重阻碍了困境儿童救助工作的发展。
3.物质救助和精神救助并重。目前对困境儿童的救助，大多停留在物质救助上，随着社会的转型，困境儿童的成因与类型也更加复杂，困境儿童的精神需求日益增大。因此，现有的救助也面临着转型，真正做到对症下药。
4.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支持。由于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质，导致其资金获取困难，通过项目的方式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可使其提供的服务具有连贯性，更加高效。避免部分社会组织因资金不足，面临解散的困境。
5.利用社区平台。社区作为联系政府和居民的纽带，不仅易于发现困境儿童，更加方便获取资源。同时，在社区平台进行救助，可以节约资源，方便居民。社区与政府、社会组织应加强合作，政府负责引导与资金支持，社会组织负责提供专业技术、社区提供平台，共同完成困境儿童的保护工作。
6.宣传儿童权利与儿童保护理念。儿童权利的理念，是儿童保护工作的灵魂。因此，需要通过社区内活动、海报张贴、散发宣传单页等形式向全体社区居民进行宣传和倡导。在宣传中，深入到儿童生活、娱乐的每个场所，强调成年人及监护人的责任，强调政府与社会对儿童的责任和义务；为公众展示信息报送、紧急求助的渠道，分类宣传社区不同儿童保护手段，使儿童及其家长充分了解社区福利服务政策，知晓紧急庇护服务流程。
7.建立困境儿童救助保护的长效机制。困境儿童的救助并非一早一夕，想要真正减少困境儿童，必须建立起一套机制，使得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困境儿童紧密联系在一起，集发现，报告，救助于一体，以保障困境儿童救助的全面覆盖。
[参考文献]
[1]王泽淮 社区建设与预防流浪儿童的产生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3
[2]黄春梅. 困境儿童源头预防工作探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19卷4期：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