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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历史像个小姑娘，看你怎么打扮。有人说：“史无真言”，史官形格势禁，要为“贤者隐”，要编造一时被污为“坏人”者的“劣迹”。同一题材历史剧中的历史人物，说的并不是他们自己当初说过的真话，而是编剧、导演甚至演员为他们杜撰的话语，体现编者为自己设计的符合某种需要的主题，塑造导演和演员心目中想要塑造的形象。过了一两代人的时间，旧剧重拍，一些过去的幽魂，重现舞台，依然说着需要的话语。
一九八七年，我参加了《民治政府》（中译本为《美国式民主》，谭君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的翻译。次年一月，到了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读书，买研究生课本时，在学校书店里，发现书架上大量陈列这本书。“政府论”，是美国大学政治学系一年级本科生的必修课，其他系各年级学生的选修课。在众多供学生选择的“政府论”课本中，这本书排名第一。我参与翻译的是一九八四年的第八版，一九八八年，书架上陈列的已经是第十版。后来，又在书店里见到第十二版。这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美国宪法的基本内容，演绎美国政府的结构，两百年来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是一本极好的美国宪法入门书。
一九九七年，我在美国居住的第十年，已经在一家报纸担任编译数年了，我发现了马克斯·法兰德。这是一个对美国宪法制作过程寻根的人。他发现：一、制宪会议秘书的记录残缺不全；二、制宪会议的多数真相，藏在麦迪逊的记录里；三、麦迪逊晚年对这些笔记做了部分修改，由于时间已经过了几十年，麦迪逊有时把正确的记录反而改成错误的；四、美国政府编辑出版麦迪逊会议记录时，“也没少独出心裁”。法兰德坚持认为：只有原始手稿可信，最可信的是会议期间写于当时当地的手稿。事后的发言，由于形势已对宪法做出肯定，发言者的说法可能改口。事后的回忆录，由于时隔有年，记忆模糊，常常不再客观。时间隔得越久，记忆模糊对真实性的损害越大。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法兰德走遍美国各地，找到各种出版物的手稿，终于按原始手稿编出《一七八七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
我在报社上班的常规工作，是编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稿，时常需要翻译美国宪法的片段。几年下来，觉得有必要把宪法全文译出来，作为自用的工作手册，免得每次翻译时拦腰来一段。美国宪法正文和修正案，加起来不过两万汉字，可是全篇结构九曲连环，内容前后呼应。要想不削弱关键词前置的着重语气和分量，尽量顺置，既忠实原文，又符合汉语阅读习惯，只好反复斟酌，费尽周折。译完后，在纽约书店买到李昌道先生的《美国宪法纵横谈》，才知道：复旦大学法律系已经搜集了国内先后出现的十二种美国宪法译文，据此译出了他们的第十三种译文。可见，国人对美国宪法的研究和介绍，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我的译文，已经是第十四种。
我曾是《读书》杂志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七年八年一贯制的学生，受益难忘。一九九七年，在纽约见到了沈昌文先生。我们见面的结果，是出版了麦迪逊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辽宁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他关于出版这本书的回信，真是要言不烦：“一俟译稿杀青，立即付排。”
法兰德的《一七八七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包括十位制宪代表的记录。限于篇幅，我只能取麦迪逊一人的笔记。因此，我以亨特编九卷本《麦迪逊文集》中的第三卷、第四卷为蓝本，用法兰德和哈特森的研究成果，逐句核实补充。《麦迪逊文集》没有“题材索引”，法兰德的《汇编》里有。有了这份索引，研究美国宪法的人，方便多了。例如，研究参议院的来历，一查索引中的项目和对应页码，便可知道：参议院这个概念，哪一天由谁最先提出，后来在哪些日子进行辩论，最后在哪一天，以怎样的措辞表述。《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再版时，应该加上这个“题材索引”。
“宪法之父”麦迪逊，三十六岁参加制宪时，身高不过一米六三，体重一百磅；站在五十五岁、身高一米八八、体重近二百磅的华盛顿旁边，显然是又瘦又小。一百多天的制宪会议，麦迪逊白天发言累计一百五十次，会上会下还要记录和追记其他代表发言，据说又掉了十磅。
我想在作为麦迪逊传略的《麦迪逊在哪些方面是美国宪法之父》一文中，称他为“奇才”。他写会议记录，像写连续剧，每天记下每个重要代表的发言摘要，自始至终，一天不缺。把会场写得像舞台，把制宪代表写得像剧中人物，身穿燕尾服，发言都是演讲式，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剧情（不断深化和增加的议题）逐渐展开，而且可以看出制宪代表（历史人物）思想的逐渐变化和性格的展现。全剧（记录全文）收尾时，留下一种悲剧气氛，掩卷后，令人陷入长久的沉思。
给中国听众讲《史记》、《三国》时，享受一种便利：书中背景、人物、事件、地点，不要或只要简单介绍即可唤起听众的回忆甚至共鸣。讲一个遥远的美国故事，情况就不同。为此，我做了十个附录。包括重译《独立宣言》、《联盟条款》，译出《对制宪代表的性格描述》。编写了六百多条背景注释，还编了一个简单的“注释索引”。
一九八七年，我参与《民治政府》译事时，没意识到：这一年正是美国宪法制定两百周年。美国人早就开始他们的纪念活动和进一步的寻根。一九八○年，霍尔姆斯遗产管理委员会决定担任赞助者，对法兰德《一七八七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的增订第四卷，再加修补，吸收一九三七年后在全美各地已经发现的制宪会议代表手稿，并继续搜寻查找，整合为一卷。美国历史学会和“八七工程”主动募集了必要的经费。全国人文捐赠基金会，慷慨捐赠了需要的钱数。国会图书馆长、霍尔姆斯遗产管理委员会执行主席，热情倡导并鼓励该馆手稿部主任哈特森，出任补充卷主编。
一九八七年，哈特森主编的《对马克斯·法兰德一七八七年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的补编》出版，含制宪会议期间的手稿三百七十六件，其中三百五十件是一七八七年手写的笔记、日记、书信。华盛顿一七八七年五月十四日到九月十七日每天的日记，录于其中。华盛顿谨慎异常，日记里除“继续参加会议”之类的句子，丝毫不提会议内容。但是，他记下了每天在谁家吃晚饭，在谁家喝晚茶，参加了哪家的朗诵会，在谁家听钢琴演奏，还有看戏等费城各种社交圈子的娱乐活动，使后人知道：在一个没有电灯、电话、电视、汽车的世界里，十八世纪后期的美国思想家们，过着怎样的精神生活。
宪法制成后，美国学者对它的赞扬，总体来说，与年俱增。他们庆幸：建国之父们，为人民找到了一个稳定的政府结构，近两百年来，弯路走得不多、不大。罗斯福时代以后，这种赞扬更加坚定。可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构成一个契机。美国宪法学者开始严肃反思，其中，加入了怀疑的因素。如果对照一下凯里和哈比森写的美国宪法史《宪法：它的起源和发展》（一九七○，英文第四版），和别尔兹对同一本书做的改写（一九九一，英文第七版），就会发现这种变化。别尔兹称凯里和哈比森的著作为“罗斯福时代的余音”。
对美国宪法的寻根，更多注重宪法批准过程的辩论，注意当年反对派的观点。长期以来，宪法被视为美国的第二部“圣经”，没有终极追求的世俗“圣经”。可是，宪法刚刚制成的时候，批评它的人，非常之多，十分猛烈。现在，这些人，许多已被一般公众遗忘。在对宪法批准过程的寻根中，最为雄心勃勃、工程巨大的努力，是《批准宪法文献史》。
威斯康星历史学会的卡明斯基（John Kaminski）和他的同人，正在编辑一套《批准宪法文献史》（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到二○○七年底，已经出版十九卷，还有十卷的目录，已经公布于世。编者表示：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但是他们保证，一定要编完出齐。
一九八七年，我参加了《民治政府》（中译本为《美国式民主》，谭君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的翻译。次年一月，到了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读书，买研究生课本时，在学校书店里，发现书架上大量陈列这本书。“政府论”，是美国大学政治学系一年级本科生的必修课，其他系各年级学生的选修课。在众多供学生选择的“政府论”课本中，这本书排名第一。我参与翻译的是一九八四年的第八版，一九八八年，书架上陈列的已经是第十版。后来，又在书店里见到第十二版。这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美国宪法的基本内容，演绎美国政府的结构，两百年来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是一本极好的美国宪法入门书。
一九九七年，我在美国居住的第十年，已经在一家报纸担任编译数年了，我发现了马克斯·法兰德。这是一个对美国宪法制作过程寻根的人。他发现：一、制宪会议秘书的记录残缺不全；二、制宪会议的多数真相，藏在麦迪逊的记录里；三、麦迪逊晚年对这些笔记做了部分修改，由于时间已经过了几十年，麦迪逊有时把正确的记录反而改成错误的；四、美国政府编辑出版麦迪逊会议记录时，“也没少独出心裁”。法兰德坚持认为：只有原始手稿可信，最可信的是会议期间写于当时当地的手稿。事后的发言，由于形势已对宪法做出肯定，发言者的说法可能改口。事后的回忆录，由于时隔有年，记忆模糊，常常不再客观。时间隔得越久，记忆模糊对真实性的损害越大。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法兰德走遍美国各地，找到各种出版物的手稿，终于按原始手稿编出《一七八七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
我在报社上班的常规工作，是编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稿，时常需要翻译美国宪法的片段。几年下来，觉得有必要把宪法全文译出来，作为自用的工作手册，免得每次翻译时拦腰来一段。美国宪法正文和修正案，加起来不过两万汉字，可是全篇结构九曲连环，内容前后呼应。要想不削弱关键词前置的着重语气和分量，尽量顺置，既忠实原文，又符合汉语阅读习惯，只好反复斟酌，费尽周折。译完后，在纽约书店买到李昌道先生的《美国宪法纵横谈》，才知道：复旦大学法律系已经搜集了国内先后出现的十二种美国宪法译文，据此译出了他们的第十三种译文。可见，国人对美国宪法的研究和介绍，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我的译文，已经是第十四种。
我曾是《读书》杂志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七年八年一贯制的学生，受益难忘。一九九七年，在纽约见到了沈昌文先生。我们见面的结果，是出版了麦迪逊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辽宁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他关于出版这本书的回信，真是要言不烦：“一俟译稿杀青，立即付排。”
法兰德的《一七八七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包括十位制宪代表的记录。限于篇幅，我只能取麦迪逊一人的笔记。因此，我以亨特编九卷本《麦迪逊文集》中的第三卷、第四卷为蓝本，用法兰德和哈特森的研究成果，逐句核实补充。《麦迪逊文集》没有“题材索引”，法兰德的《汇编》里有。有了这份索引，研究美国宪法的人，方便多了。例如，研究参议院的来历，一查索引中的项目和对应页码，便可知道：参议院这个概念，哪一天由谁最先提出，后来在哪些日子进行辩论，最后在哪一天，以怎样的措辞表述。《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再版时，应该加上这个“题材索引”。
“宪法之父”麦迪逊，三十六岁参加制宪时，身高不过一米六三，体重一百磅；站在五十五岁、身高一米八八、体重近二百磅的华盛顿旁边，显然是又瘦又小。一百多天的制宪会议，麦迪逊白天发言累计一百五十次，会上会下还要记录和追记其他代表发言，据说又掉了十磅。
我想在作为麦迪逊传略的《麦迪逊在哪些方面是美国宪法之父》一文中，称他为“奇才”。他写会议记录，像写连续剧，每天记下每个重要代表的发言摘要，自始至终，一天不缺。把会场写得像舞台，把制宪代表写得像剧中人物，身穿燕尾服，发言都是演讲式，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剧情（不断深化和增加的议题）逐渐展开，而且可以看出制宪代表（历史人物）思想的逐渐变化和性格的展现。全剧（记录全文）收尾时，留下一种悲剧气氛，掩卷后，令人陷入长久的沉思。
给中国听众讲《史记》、《三国》时，享受一种便利：书中背景、人物、事件、地点，不要或只要简单介绍即可唤起听众的回忆甚至共鸣。讲一个遥远的美国故事，情况就不同。为此，我做了十个附录。包括重译《独立宣言》、《联盟条款》，译出《对制宪代表的性格描述》。编写了六百多条背景注释，还编了一个简单的“注释索引”。
一九八七年，我参与《民治政府》译事时，没意识到：这一年正是美国宪法制定两百周年。美国人早就开始他们的纪念活动和进一步的寻根。一九八○年，霍尔姆斯遗产管理委员会决定担任赞助者，对法兰德《一七八七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的增订第四卷，再加修补，吸收一九三七年后在全美各地已经发现的制宪会议代表手稿，并继续搜寻查找，整合为一卷。美国历史学会和“八七工程”主动募集了必要的经费。全国人文捐赠基金会，慷慨捐赠了需要的钱数。国会图书馆长、霍尔姆斯遗产管理委员会执行主席，热情倡导并鼓励该馆手稿部主任哈特森，出任补充卷主编。
一九八七年，哈特森主编的《对马克斯·法兰德一七八七年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的补编》出版，含制宪会议期间的手稿三百七十六件，其中三百五十件是一七八七年手写的笔记、日记、书信。华盛顿一七八七年五月十四日到九月十七日每天的日记，录于其中。华盛顿谨慎异常，日记里除“继续参加会议”之类的句子，丝毫不提会议内容。但是，他记下了每天在谁家吃晚饭，在谁家喝晚茶，参加了哪家的朗诵会，在谁家听钢琴演奏，还有看戏等费城各种社交圈子的娱乐活动，使后人知道：在一个没有电灯、电话、电视、汽车的世界里，十八世纪后期的美国思想家们，过着怎样的精神生活。
宪法制成后，美国学者对它的赞扬，总体来说，与年俱增。他们庆幸：建国之父们，为人民找到了一个稳定的政府结构，近两百年来，弯路走得不多、不大。罗斯福时代以后，这种赞扬更加坚定。可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构成一个契机。美国宪法学者开始严肃反思，其中，加入了怀疑的因素。如果对照一下凯里和哈比森写的美国宪法史《宪法：它的起源和发展》（一九七○，英文第四版），和别尔兹对同一本书做的改写（一九九一，英文第七版），就会发现这种变化。别尔兹称凯里和哈比森的著作为“罗斯福时代的余音”。
对美国宪法的寻根，更多注重宪法批准过程的辩论，注意当年反对派的观点。长期以来，宪法被视为美国的第二部“圣经”，没有终极追求的世俗“圣经”。可是，宪法刚刚制成的时候，批评它的人，非常之多，十分猛烈。现在，这些人，许多已被一般公众遗忘。在对宪法批准过程的寻根中，最为雄心勃勃、工程巨大的努力，是《批准宪法文献史》。
威斯康星历史学会的卡明斯基（John Kaminski）和他的同人，正在编辑一套《批准宪法文献史》（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到二○○七年底，已经出版十九卷，还有十卷的目录，已经公布于世。编者表示：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但是他们保证，一定要编完出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