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档案学家和明清史学家韦庆远教授逝世已近一年了，他那高大魁梧的身影，慈眉善目的脸庞，仍不时浮现眼前。每当想起同他交往的件件往事，我便感到无比的悲痛与怀念。 　我同韦先生的交往，始于1987年初夏。那时候，韦先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院长，家住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人大清史研究所院内。有天晚上，我随人大的一位老师前去拜访，受到热情接待。交谈中，我发现韦先生虽然比我大上七八岁，而且早巳名著史坛，但却没有架子，和蔼可亲，乐于助人。当时我住在东城区王府井黄图岗胡同，离他家不远。有天我便骑上自行车，独自前去拜访，向他求教。他不仅耐心地解答了我的问题，还送我一份托人从台湾复印回来的《太祖御笔》，令我喜出望外。拜访结束，韦先生要送我到清史所大门口，从他住的红楼到清史所大门口要走好几百米，我忙阻挡。他却笑着说：“你是我们明史学界的后起之秀，送送是应该的。”我不禁满脸涨红，连说“不敢当，不敢当”，但又无可奈何，只得推着自行车，同他并肩步行到清史所门外的大马路边，再握手告别。此后，我有空常前往请教，同他逐渐熟悉，成了忘年之交。 　后来，我从东城区搬到海淀区，住在魏公村，离清史所较远，拜访韦先生的次数逐渐减少。不久，韦先生申请档案学博士点，因人大档案学院当时只有他一名史学教授而未获批准，便于1993年辞职退休。此后，他先是在北京和故乡广州轮换居住，后来干脆把家搬到广州，并长期到港台和海外许多国家讲学，我同他的联系更是稀少。不过，他每有新著问世，总托人捎来送我；我有著作出版，也寄请他指教。每到两年一次的明史学术讨论会，我们见面都倍感亲切，总要聊上一阵。记得韦先生退休那年的夏天，在西安召开的第五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会务组组织与会学者参观秦始皇陵、兵马俑和唐昭陵、乾陵等名胜古迹，我们结伴同行，一路边看边聊。有时他还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聊得极为尽兴。后来，韦先生的高足柏桦先生开玩笑说：西安开明史会，我本想凑到你跟前套套近乎，拉拉关系，一见韦先生同你那么亲密，就不敢造次了。
　　韦先生退休后，仍孜孜砣石乞，执着于史学研究。众所周知，按照当前我国的教育体制，高校教师退休离开教席，就丧失一切行政资源，不能申请社科基金课题，无法得到出版资助，有的发表论文甚至要自付版面费，出版专著更要支付一笔不菲的出版补贴。大部分教师退休后，便偃旗息鼓，不再搞什么研究，整天在家抱抱孙子、打打麻将、练练太极拳。但韦先生认为，退休之后不用再忙于备课讲课，承担指令性的写作任务，也不用再参加过多的会议，填写各种各样繁琐的报表，可以有较充裕的时间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这是对自己的一种照顾。因此，他把退休当作迈向学术生涯另一个黄金阶段的新起点，更是刻苦钻研，笔耕不辍。除了继续探讨明清档案、明清社会经济和中国政治制度史外，还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明清若干历史人物和官场吏治等方面，屡有佳构问世。由于他的论著多有新的资料和独到见解，许多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纷纷上门约稿索稿。人们不仅常在史学刊物上看到他的新论，而且几乎每隔二三年便可读到他的一部新著，令感到惊叹和钦佩。1998年，韦先生推出耗费十余年功力结撰的力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洋洋70万言，以资料之丰富、考证之缜密、论述之深刻、见解之新颖，获得广泛的好评和赞赏，被认为是一部可传之后世的学术精品。
　　但是，韦先生并不是一心只钻故纸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退休之后，他除钻研自己的学问外，还时刻关注着周围的文化动向和国家大事。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历史题材的小说、戏剧和电视剧创作日趋繁荣，让他感到欣喜；而低级、庸俗作品的泛滥，歪曲、篡改、戏说历史的小说和电视剧大行其道，又令其深感不满和忧虑。如有的历史小说把高拱塑造成与张居正对立的反面形象，无视高、张二人基于尊崇实学、倡奉变法的共同的学术见解和政治主张，在隆庆年间曾和衷共事，推行改革，并取得显著成果的历史事实，将高拱的学术成就和政治业绩一笔抹煞。又如有的清宫小说，写孝庄皇太后令其孙子康熙帝娶早年随她陪嫁到满洲、年龄比他大上40岁的蒙古侍女苏麻喇姑，并封其为德妃，而德妃在历史上又另有其人，她就是雍正帝的生母。韦先生认为，如此胡编乱造，不仅消解了史学家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惑乱视听，误人子弟，而且还将对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的塑造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韦先生由此想到史学家的社会职责，认为史学家不仅应肩负发展历史科学的重任，而且也有普及历史知识的义务，既要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也应写点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向普通大众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在《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定稿之日，尽管他已年届70，但仍决心以明中期的荒唐皇帝明武宗为题材，撰写一部面向大众的长篇历史小说《正德风云》。 　转眼到了2008年3月，我欣喜地收到广东人民出版社寄来的两厚册《正德风云》征求意见本，内附责任编辑的一封短笺：“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教授历时10年，撰成8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全部书稿已于2007年8月交给出版社。遵照作者所托，我们先将未经校对的清样做成电脑直印的样书，寄给台端征求意见。”我当即放下手头正在撰写的稿子，兴致勃勃地读起这部散发着墨香的小说。开始我还担心韦先生擅长逻辑思维，会把小说弄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简单摹写，通俗敷陈。翻了几页，发现他不仅擅长逻辑思维，而且兼擅形象思维，这种担心便一扫而光，并迅即转为惊异、佩羡。整部作品，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大前提下，充分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巧妙地编织故事情节，营造环境氛围，强化矛盾冲突，刻画人物性格，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和合理的虚构。通过艺术的再创作，作者把原本残缺不全的历史碎片，连缀成一幅幅完整的历史图画，再现了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场景，形象地反映出正德一朝的社会风貌、政治风云和历史走向，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历史小说。
　　读完小说，我打电话到广州番禺，对韦先生谈了自己的初步印象，向他表示祝贺。同时，也对样书提出几点小的改进意见。一是建议将回改为章。小说采用章回体的形式，但并未像章回体那样，每回都在情节开展的紧要关头煞尾，留下悬念，下回再接续前回的情节展开叙述，把悬念解开。这部小说的写法，更像西方小说的章节体，不妨将回改为章，更符合实际。二是建议将目录改为横排。样书的目录从右到左竖排，而正文却是从左到右横排，很不协调。何不将目录改为横排，同正文一致起来?三是建议重新设计封面。样书的封面显得杂乱、俗气，是否可重新设计，搞得素雅庄重一些?四是建 议改换开本。样书采用32开本，版面较小，上下两册各40万字，都在500页上下。像两块砖头，显得小气。可否改为16开本，版面扩大，本子变薄，大气一些?
　　韦先生听后当即表示，待小说正式出版时，一定将回改为章，其他三点建议也将转达出版社，请他们考虑。接着，他要我为这部小说写篇书评，好话坏话都可以说。我对文学是外行，隔行如隔山，怕评不到点子上，连忙推辞。他却说：“我都80岁了，这部小说大概是我最后一本大部头著作，以后只能写些单篇的论文。这次我只请移居加拿大的陈捷先教授写序；毛佩琦写了篇书评，他是我的学生，不算同行评论。明史学界我谁都没找，只请你来写书评。我读过你的几部著作，知道你的文笔很好，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肯定能评到点子上。咱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你就不要推辞啦。”话已至此，我只得勉力承应下来了。
　　7月，《正德风云》正式出版，韦先生果然将回改为章，表现了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宽广胸怀。涉及出版社的三点建议，除封面维持原样外，其他两点也都作了相应改进。我以《一部正德历史的活剧》为题的书评，也在《博览群书》当年第7期发表。韦先生收到我寄去的样刊后，从广州打来电话致谢，并告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李根蟠先生将把这部小说发到“国学网”的“中国经济史论坛”上连载，同时把毛佩琦和我写的书评也转载到网上。接着，韦先生还就拙评涉及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真实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与体会。拙评指出，关于历史小说，史学界和文学界长期争论不休，史学界强调历史小说写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必须符合历史事实，否则只把历史人物当作一个符号，涉及的历史事件全是随意编造的，完全背离历史事实，那就不叫历史小说。文学家却说文学创作需要想象和虚构，不能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否则就不成其为文学作品。文学创作当然需要虚构和想象，需要艺术的再创作，不然就不可能把历史人物转化为艺术形象，把历史事实转化为历史真实。但是，说历史小说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历史事实，并不等于拒绝虚构和想象。相反，历史的记载往往十分简略，残缺不全，甚至是断线的。你要把那些残缺不全的历史碎片连缀成完整的历史画面，形象地再现历史人物的活动场景，就需要进行艺术的再创作，需要想象和虚构。问题是，你的想象和虚构必须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当时条件下可能出现和发生的事情。只有这样，你的想象和虚构才是合理的，才能令人信服。韦先生说他完全赞同我的看法，并表示：“我写这部历史小说，就想在这方面做个试验，看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大前提下，究竟能不能写出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我不是专业作家，小说的艺术成就可能不高，但我的试验起码可以证明，此路是可以行得通的!”听了这番话，我更是肃然起敬。试想，一位著作等身、享誉史坛的老学者，在70高龄之际，敢于承担风险，不惜花费10年的时间和精力，跨行在文学领域进行这样的试验，需要有何等的勇气和魄力啊! 　 然而，谁也想不到韦先生说的《正德风云》大概是他最后一本大部头著作的话，竟一语成谶。2009年5月下旬，我到厦门参加郑成功文化节后返京，即听到他于5月11日因胃癌辞世的消息。闻此噩耗，我不禁悲从中来，为失去一位可以请益切磋的师友而痛惜。由于长期不辍的笔耕，他实在太劳累了。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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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夜的沉默——卡夫卡幽默小品箴言精品集》(奥)卡夫卡著，叶廷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3月，22.00元 　该书是卡夫卡的幽默小品和箴言精品集，全面反映了卡夫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从中可以看到这位犹太“鬼才”的许多真知灼见和思想火花。
　　《西潮的彼岸》李欧梵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2月，32.00元
　　这本书为作者在海外求学和任教将近四十年里谈中西文学之文章集合，既是一本“我那时真年轻”的感情记录，也不难看出作者对现代南美和东欧、特别是捷克文学的浓厚兴趣，显示了一种“直面后看”的个人化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