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连续两期刊载鉴赏黄仁宇先生之历史观和历史方法的文章(陈乐民《坐视世界如恒沙》，一九九三年第一期；傅铿《超越道德批判》，第二期)，足见作者之推崇及编辑者之青睐。然正如历史在推演其“长期合理性”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歧出一样，在黄先生著作的众多读者中也难免会有异议。本文欲直抒管见，而不虞冒犯之嫌。
　　黄先生以大历史的恢宏视角纵观历史，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大历史观与解剖史事诠释史实的研究方法迥然有别。后者虽可达入木三分鞭辟入里的境界，但也常处盲人摸象身处此山的困惑之中。然而，大历史观是否便可以令我们洞察古今坐视恒沙而不致误解和曲解历史了呢？
　　转换观察事物的角度，常引出判断同一事物的不同结论，这已是人类认识上常识性的经验。然而，除非人们认为事物的本质是多元的，从而也就等于说事物没有本质或事物本质是不可认识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着眼观察和分析，也无论使用什么研究和分析方法，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认识终究会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因为真理是一致的。广义地说，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如同本世纪初流行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分野一样，可以看作是方法论上的分工和专业化。以两种研究方法相比较难说孰优孰劣，客观地看各有千秋。大历史观以其高屋建瓴之势自然易于观察到历史事件在长时期内的关联和必然性。但是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人们观察事物认识真理的手段，手段本身无论具有怎样的形式美和逻辑美，它都不能保证使用它的人一定能达到真理。大历史观只是分析历史的一个新视角，从这个视角望开去，观察者的视野远近，理性视网的疏密，内心情感的状况，价值判断的倾向，都会导致观察者从历史中得出不同的结论。
　　从黄先生对资本主义大历史着力分析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来看，与其说是大历史观的硕果，倒不如说是隐含于大历史观之中的方法论的产儿。而提到这些隐含的作为助产婆的方法论。却是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了。资本主义大历史上下四百余年，黄先生以超然的态度拨开各种道德评价的迷雾，进行了纵贯首尾的纯技术性分析，精心提炼出资本主义的技术特征或技术性格。既然是纯技术上的性格，而且显现于有史以来的资本主义商业活动之中，自然也就获得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而把资本主义技术性格赖以存在的财产、信用、契约条件解释为历史发展中的超个人力量，也就顺理成章了。黄先生在甄别资本主义历史现象时，特别注重量化和能在数量上管理。实际上黄先生正是把“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manageable)当作他寻找历史的长期合理性的一个基本准则。所谓的“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也不是什么魔术概念。作为一种方法论，它实在就是自牛顿机械论世界观以来，科学界推崇备至并试图在一切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推演的实证归纳法而已。近几个世纪以来，在科学方法领域里自然科学的肆虐和数学的嚣张，使得一切难以量化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要么就被排斥在“真正的科学”之外，要么就得披羊皮当虎皮。其实，透过科学方法领域“技术性格”的历史迷雾，我们不难看出，这种现象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人”的迷失和人文科学沦落的表证而已。至少就黄先生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分析来看，不论是他所揭示的跨国界技术性格，还是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及超个人力量，从根本上说都并非因为放宽了历史的视角而尽收眼底，却是以量化的尺度剔除资本主义历史中文化氛围和制度因素之后的剩余物。所以傅铿先生《超越道德批判》这个标题，比之陈乐民先生《坐视世界如恒沙》倒是更具传神之意。不过，超越了道德，恐怕也就难有什么批判了。
　　以我之愚见，黄仁宇先生的《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未必是以其“大历史”观念而称奇，但却以其描述的资本主义非道德形象而揽胜。的确，黄先生笔在历史，意在当今。这本著作可看作是黄先生奉献给正以急迫的步伐迈向现代化的国人的一份厚礼。黄先生以沉实的历史感填补了国人在意识形态上失落的空间，姓“社”姓“资”之辩大可偃旗息鼓；况且，在当今强手如林的世界，国人也真的再没有时间陷入意识形态的困扰而裹足不前了。然而，谈起“一个疲惫至极的人，有人牵上一匹马他还不骑，只因马的颜色，不是他心爱的色彩”这个比喻，我倒觉得，就算国人在征服贫困的道路上实在是疲惫至极，恨不能骑上现代化的骏马，但也不妨稍事思考：第一，怎样骑上去才不会摔下来？第二，骑上去以后怎样调理才能使它乐于伺服新的主人？再者，在严酷竞争的现实世界，对于一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来说，也没有人牵来一匹马，除非自己去寻找。
　　黄先生超脱文化氛围和道德评判的历史观，无非是鼓励目前落后的或不发达国家毫不犹疑地迈向工业化，采用那些已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证实其长期合理性的精华——不仅是技术性格，还有那些技术性格赖以发挥作用的信用、法治和财产制度等千锤百炼的社会组织。我相信这正是黄先生的著作倍受推崇的真实原因。且不论在落后国家采纳资本主义技术性格和组织因素的实际操作性如何，令人担忧的是，黄先生这种超越文化土壤的历史观，可能给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带来隐患。只要把资本主义大历史放入它的文化氛围中去考察，我们便不难发现，科学进步、技术革命和工业化，在造就西方文明的同时也使西方文化病入膏肓。如果人们对工业化必将带来的文化冲击毫无警觉，不发达国家一旦转入工业化的不可逆转的进程，文化的灾难恐怕就积重难返了。
　　说《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