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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88年,吉林省镇赉县坦途北岗子遗址出土了一些群鹿纹陶壶碎片,经修复后成为一件完整的群鹿纹陶壶,一时为文物考古界所关注。该陶壶是青铜时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鲜卑族遗物,有着重要价值,被考古专家鉴定为国宝级文物。这件群鹿纹陶壶的发现,对于研究东北地区青铜时期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群鹿纹陶壶;青铜时期;东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K87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032-02
一、国宝群鹿纹陶壶的发现
1988年7月12日下午,吉林省白城地区镇赉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在该县坦途镇北岗东端发现古墓群,出土一些陶片、铜饰件及人体骨骼。该墓群位于坦途镇约800米的沙岗东端西南侧,西距坦途镇中学100米。该沙岗略呈月牙形,从西北、北、东北三面围护着坦途村,东西长1500米,高出地面3～10米,因村民们上百年不断取土,靠村庄的一面(南坡)已形成由西向东、高低不等的断崖(1984年该县文物普查、编写文物志时已限制取土)。沙岗周边为低洼的耕地和草原,岗上为树林和少量耕地。位于镇赉县城北50公里,西距嫩江40公里,正西1000米处有平齐(四平至齐齐哈尔)铁路南北穿过。是一处较大的青铜时期人类生活聚落址,称坦途北岗子遗址,已写入该县文物志中。
鉴于墓葬因断崖跌落而暴露,一些遗物已滚落崖下,有的已被群众捡走的情况,清理组决定先由六人进行现场清理,抽出二人对发现墓葬的坦途镇中学学生进行走访调查并收集散落在崖下和流落群众手中的遗物,以便取得更多的遗物和信息。清理组共清理墓葬5座,出土陶器、青铜器、骨器、玉石器、桦皮制品等65件;搜集到清理前散落的陶器、青铜器等19件,其中有一件鹿纹牌饰,范铸。鹿昂首挺颈,鹿角呈枝杈状,角尖贴于背上,作奔跑状。此外,鹿的形象还普遍见于鲜卑古墓群中的墓碑、出土的饰牌、陶壶等器皿上。据此初步认定这是一处距今约2500年的青铜时期墓葬,与遗址应属于同一历史年代。
这件群鹿纹陶壶得之不易,且一经发现就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无形中对修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修复工作者选用一件高35厘米、直径50厘米的圆柱形大木盆进行试拼,加沙挤牢和反复比对、拼接,该壶的整体复原面积达到90%以上,需填补部位仅占10%以下。后又选定清洁剂与水的比例为1.5:100的容剂浸泡,分六批对鹿纹陶壶的残片进行浸泡、洗刷、除污、晾干。最终选定无色、透明、凝结速度较快的AAA胶粘合剂配合502粘合剂进行粘接。拼接工作紧张有序,一气呵成。紧接着又用白石膏补配缺损部位,并且不随色,保留黄褐色和白色的强烈反差,补缺工作完成后,一件拼粘平整、接缝均匀、纹饰清晰的黄褐色群鹿纹陶壶呈现在人们面前。
二、国宝群鹿纹陶壶的重要价值
这件群鹿纹陶壶陶壶颈肩部、腹部神态各异的小鹿充满生机和灵性。此陶壶在质地、造型、烧制等方面并无特殊之处,但因为刻画了群鹿纹饰,才使陶壶成了2500多年前人类美好画图的载体而身价倍增,成为了东方神鹿的栖息地,也就成了前人留给后辈的艺术瑰宝。后来的研究表明,它是一件距今约2500年,生活在东北西部地区鲜卑族人的遗物,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具有极高的价值。
(一)群鹿纹陶壶的历史价值
对于坦途北岗子这处墓群,发掘报告的结语中说:“上限不超越春秋时期,下限不晚于战国时期。”也就是说墓群时间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间。这个时间概念比较模糊,如果把这处墓群所获资料,特别是代表性器物群鹿纹陶壶与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以及许永杰《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靳维柏《关于鲜卑早期文化的再认识》等著作、文章综合分析研究,我们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该墓群及群鹿纹陶壶为东北地区青铜时代遗存,社会形态处于原始社会晚期阶段,其历史年代距今约2500年。此前经考古工作者的地面调查和清理发掘,已经确定吉林省大安市的汉书遗址、黑龙江省肇源县的白金宝遗址是距今2000～3000年的东北地区青铜时期文化遗存,但在其西部能标示确切历史年代的典型青铜时期遗存还没有确定下来,这处墓群的发现,特别是群鹿纹陶壶的出土,填补了东北西部地区青铜时期的历史空白,为东北史学、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物资料。
(二)群鹿纹陶壶的文化价值
在上文所列著作、文章及赵振才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的岩画古迹》、孙进己的《鲜卑源流考》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距今2500年前后,生活在松嫩平原西部地区的应是东胡族系的鲜卑族人。鲜卑族原本是东胡族的一支,当时中原处于春秋战国战争频繁时期,鲜卑族人的生活则相对平静。中原的民众为避战乱,有些人北上进入鲜卑居地。而鲜卑的首领们又非常重视接纳汉人,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成为鲜卑族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使鲜卑迅速强大起来。鲜卑人学到了汉族人的先进制陶技术,制造出适合自己民族使用的陶器。从这件群鹿纹陶壶的选土、制胎、成形及内外打磨、花纹装饰、烧制火候等方面看,与中原同期陶器制作技艺已在同一水平线上,充分展示了鲜卑人高超的制陶技艺和聪明才智。鲜卑人自古与鹿结有不解之缘,其图腾为鹿,传说南迁中引导他们走出丛山大泽的也是鹿,他们生活中养鹿、驯鹿,以鹿为主要畜力。
在古代,鄂温克人放牧的大批驯鹿中,有的已作专门训练,在役使时,可以给它戴上笼头,让它驮载物品或拉雪橇。驯鹿性情温顺,便于驯养和役使,高寒无马地区的民族驯养这种北方鹿,让它来担负交通运输任务。群鹿纹陶壶和大兴安岭山脉中发现的岩画驯鹿图有着相同的涵义,它应是鲜卑族人的文化产物。
(三)群鹿纹陶壶高的艺术价值
群鹿纹陶壶高31.6厘米、口径9.2厘米、腹径25.5厘米、底径6厘米,颜色为黄褐色,筒口直径、溜肩、鼓腹、平底、手制。在颈部和肩部有两个孔,口沿下有一圈圆形纹绕颈与肩部,纹饰下2厘米处有一圈木栏杆图案,肩颈上有4只昂首远眺的鹿,腹部有7只鱼贯前行的鹿。鹿纹下有戳印的圆圈坑点纹,形象比作花草,这11只鹿笔法简捷流畅,充满生机和活力,一看便知是一位长期与鹿朝夕相处,不仅对鹿的形象、性情了然于心,而且牢牢掌握了鹿的神韵、风采的绘画高手所作。每只鹿都不超过十笔,有的仅用五六笔勾勒而成,一看便知是鹿,而且是经过驯养的鹿。在鹿的周边又衬托有草地、栅栏(有竖有斜,为写实之笔)。整幅画面廖廖数笔,大草原上驯鹿、牧鹿,人鹿相依相伴的场景跃然眼前。画面中虽然没有人的图像,却让人遐想联翩。群鹿纹肩部依次列4只昂首鹿,在腹部接近肩部的地方有刻画的一组排列的7只鹿,是当时鲜卑人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件陶壶上的群鹿纹比远古的岩画更为珍贵,与我国珍藏年代较早的绘画相比,其价值也不逊色,如唐代韩干的《牧马图》、韩滉的《五牛图》、五代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它们画于绢上、纸上,均堪称国宝。
[参考文献]
[1]吉林省文物志编写委员会.镇赉县文物志[M].白城(内部资料), 1984.
[2]白城地区博物馆、文管所.吉林省镇赉县坦途北岗子青铜时代墓葬清理报告[J].博物馆研究,1993,(1).
[3]王仙波.国宝群鹿纹陶壶的修复[N].中国文物报,2010-2-12.
[4]马长寿.乌桓与鲜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5]许永杰.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J].北方文物,1993,(4).
[6]靳维柏.关于鲜卑早期文化的再认识[J].北方文物,1988,(3).
[7]赵振才.大兴安岭原始深林里的岩画古迹[J].北方文物,1987,(4).
[8]孙进己.鲜卑源流考[J].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3).
[关键词]群鹿纹陶壶;青铜时期;东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K87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032-02
一、国宝群鹿纹陶壶的发现
1988年7月12日下午,吉林省白城地区镇赉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在该县坦途镇北岗东端发现古墓群,出土一些陶片、铜饰件及人体骨骼。该墓群位于坦途镇约800米的沙岗东端西南侧,西距坦途镇中学100米。该沙岗略呈月牙形,从西北、北、东北三面围护着坦途村,东西长1500米,高出地面3～10米,因村民们上百年不断取土,靠村庄的一面(南坡)已形成由西向东、高低不等的断崖(1984年该县文物普查、编写文物志时已限制取土)。沙岗周边为低洼的耕地和草原,岗上为树林和少量耕地。位于镇赉县城北50公里,西距嫩江40公里,正西1000米处有平齐(四平至齐齐哈尔)铁路南北穿过。是一处较大的青铜时期人类生活聚落址,称坦途北岗子遗址,已写入该县文物志中。
鉴于墓葬因断崖跌落而暴露,一些遗物已滚落崖下,有的已被群众捡走的情况,清理组决定先由六人进行现场清理,抽出二人对发现墓葬的坦途镇中学学生进行走访调查并收集散落在崖下和流落群众手中的遗物,以便取得更多的遗物和信息。清理组共清理墓葬5座,出土陶器、青铜器、骨器、玉石器、桦皮制品等65件;搜集到清理前散落的陶器、青铜器等19件,其中有一件鹿纹牌饰,范铸。鹿昂首挺颈,鹿角呈枝杈状,角尖贴于背上,作奔跑状。此外,鹿的形象还普遍见于鲜卑古墓群中的墓碑、出土的饰牌、陶壶等器皿上。据此初步认定这是一处距今约2500年的青铜时期墓葬,与遗址应属于同一历史年代。
这件群鹿纹陶壶得之不易,且一经发现就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无形中对修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修复工作者选用一件高35厘米、直径50厘米的圆柱形大木盆进行试拼,加沙挤牢和反复比对、拼接,该壶的整体复原面积达到90%以上,需填补部位仅占10%以下。后又选定清洁剂与水的比例为1.5:100的容剂浸泡,分六批对鹿纹陶壶的残片进行浸泡、洗刷、除污、晾干。最终选定无色、透明、凝结速度较快的AAA胶粘合剂配合502粘合剂进行粘接。拼接工作紧张有序,一气呵成。紧接着又用白石膏补配缺损部位,并且不随色,保留黄褐色和白色的强烈反差,补缺工作完成后,一件拼粘平整、接缝均匀、纹饰清晰的黄褐色群鹿纹陶壶呈现在人们面前。
二、国宝群鹿纹陶壶的重要价值
这件群鹿纹陶壶陶壶颈肩部、腹部神态各异的小鹿充满生机和灵性。此陶壶在质地、造型、烧制等方面并无特殊之处,但因为刻画了群鹿纹饰,才使陶壶成了2500多年前人类美好画图的载体而身价倍增,成为了东方神鹿的栖息地,也就成了前人留给后辈的艺术瑰宝。后来的研究表明,它是一件距今约2500年,生活在东北西部地区鲜卑族人的遗物,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具有极高的价值。
(一)群鹿纹陶壶的历史价值
对于坦途北岗子这处墓群,发掘报告的结语中说:“上限不超越春秋时期,下限不晚于战国时期。”也就是说墓群时间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间。这个时间概念比较模糊,如果把这处墓群所获资料,特别是代表性器物群鹿纹陶壶与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以及许永杰《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靳维柏《关于鲜卑早期文化的再认识》等著作、文章综合分析研究,我们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该墓群及群鹿纹陶壶为东北地区青铜时代遗存,社会形态处于原始社会晚期阶段,其历史年代距今约2500年。此前经考古工作者的地面调查和清理发掘,已经确定吉林省大安市的汉书遗址、黑龙江省肇源县的白金宝遗址是距今2000～3000年的东北地区青铜时期文化遗存,但在其西部能标示确切历史年代的典型青铜时期遗存还没有确定下来,这处墓群的发现,特别是群鹿纹陶壶的出土,填补了东北西部地区青铜时期的历史空白,为东北史学、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物资料。
(二)群鹿纹陶壶的文化价值
在上文所列著作、文章及赵振才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的岩画古迹》、孙进己的《鲜卑源流考》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距今2500年前后,生活在松嫩平原西部地区的应是东胡族系的鲜卑族人。鲜卑族原本是东胡族的一支,当时中原处于春秋战国战争频繁时期,鲜卑族人的生活则相对平静。中原的民众为避战乱,有些人北上进入鲜卑居地。而鲜卑的首领们又非常重视接纳汉人,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成为鲜卑族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使鲜卑迅速强大起来。鲜卑人学到了汉族人的先进制陶技术,制造出适合自己民族使用的陶器。从这件群鹿纹陶壶的选土、制胎、成形及内外打磨、花纹装饰、烧制火候等方面看,与中原同期陶器制作技艺已在同一水平线上,充分展示了鲜卑人高超的制陶技艺和聪明才智。鲜卑人自古与鹿结有不解之缘,其图腾为鹿,传说南迁中引导他们走出丛山大泽的也是鹿,他们生活中养鹿、驯鹿,以鹿为主要畜力。
在古代,鄂温克人放牧的大批驯鹿中,有的已作专门训练,在役使时,可以给它戴上笼头,让它驮载物品或拉雪橇。驯鹿性情温顺,便于驯养和役使,高寒无马地区的民族驯养这种北方鹿,让它来担负交通运输任务。群鹿纹陶壶和大兴安岭山脉中发现的岩画驯鹿图有着相同的涵义,它应是鲜卑族人的文化产物。
(三)群鹿纹陶壶高的艺术价值
群鹿纹陶壶高31.6厘米、口径9.2厘米、腹径25.5厘米、底径6厘米,颜色为黄褐色,筒口直径、溜肩、鼓腹、平底、手制。在颈部和肩部有两个孔,口沿下有一圈圆形纹绕颈与肩部,纹饰下2厘米处有一圈木栏杆图案,肩颈上有4只昂首远眺的鹿,腹部有7只鱼贯前行的鹿。鹿纹下有戳印的圆圈坑点纹,形象比作花草,这11只鹿笔法简捷流畅,充满生机和活力,一看便知是一位长期与鹿朝夕相处,不仅对鹿的形象、性情了然于心,而且牢牢掌握了鹿的神韵、风采的绘画高手所作。每只鹿都不超过十笔,有的仅用五六笔勾勒而成,一看便知是鹿,而且是经过驯养的鹿。在鹿的周边又衬托有草地、栅栏(有竖有斜,为写实之笔)。整幅画面廖廖数笔,大草原上驯鹿、牧鹿,人鹿相依相伴的场景跃然眼前。画面中虽然没有人的图像,却让人遐想联翩。群鹿纹肩部依次列4只昂首鹿,在腹部接近肩部的地方有刻画的一组排列的7只鹿,是当时鲜卑人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件陶壶上的群鹿纹比远古的岩画更为珍贵,与我国珍藏年代较早的绘画相比,其价值也不逊色,如唐代韩干的《牧马图》、韩滉的《五牛图》、五代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它们画于绢上、纸上,均堪称国宝。
[参考文献]
[1]吉林省文物志编写委员会.镇赉县文物志[M].白城(内部资料), 1984.
[2]白城地区博物馆、文管所.吉林省镇赉县坦途北岗子青铜时代墓葬清理报告[J].博物馆研究,1993,(1).
[3]王仙波.国宝群鹿纹陶壶的修复[N].中国文物报,2010-2-12.
[4]马长寿.乌桓与鲜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5]许永杰.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J].北方文物,1993,(4).
[6]靳维柏.关于鲜卑早期文化的再认识[J].北方文物,1988,(3).
[7]赵振才.大兴安岭原始深林里的岩画古迹[J].北方文物,1987,(4).
[8]孙进己.鲜卑源流考[J].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