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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的文化态度总是受到争议，但是如果我们从广义和狭义文化两个方面来思考，就能发现孔子对中国文化是积极进取的贡献。本文通过从“仁、礼、和、本”以及“天人合一”思想的角度浅析内在的逻辑层次关系，希望对孔学的文化态度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孔子;天人合一;文化态度;文化
一、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
广义文化既是广义层面的文化，所谓“人文之学”正是如此，但凡与人文有关的文化都可以称之为广义文化，通过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文化的展示和传播交流都是如此，与之相对的所谓“怪力乱神”非人文的自然因素相对立。孔子对于广义文化保持着积极的态度是无可争议的。狭义文化既是指“理论之学”具有文化理论研究，是一种哲学的、纯粹的思辨活动与文化知识，许多人认为孔子在这方面是较为明显的消极和轻视态度。但是实际上，孔子正是基于广义文化的理解使人们进行自我的修养以达到思辨的程度，其将“成人成德”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和最终归宿，虽然未能真实地反映出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孔子内心的思辨理论，但是从儒家文化的理论主脉上还是能够看出孔子对于狭义文化同样是积极态度。孔子其人并没有摒弃狭义文化的探讨，反而积极地将这种思辨的理论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了儒家文化的后期学者。
显然，从广义文化能够看到孔子将“人”作为一切问题的核心，强调人的主宰作用，强调人为力量的伟大之处，同时也强调了客观条件限制下的主宰性的冲突问题，“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仁由己”强调了人的自觉，也提出了人所不能为的自觉能力达不到的限制如何应对的问题。从狭义文化的角度能够看到“学”这个问题在《论语》中出现的概率极大。“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学而不思惘，学而不厌”这些不仅是教化手段和修养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学而进德”的努力。许多学者认为孔子意在通过教化手段使学习者学而进德之后自觉提升意志状态，不需要学习理论知识和内在思辨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种片面性的观点并没有看到孔子对于以上所强调的理论的获取和思辨的过程，仅仅只是儒家文化在一定历史阶段作为统治者的治理工具，没有重视个人思辨的条件，仅仅强调了教化而轻视理论和思辨并不是孔子的本意。从当时当地的历史性的局限考虑，儒家文化轻思辨和理论的问题就再正常不过了，正如道家学说十分重视理论和思辨一样，但是道家学说没有能够受到统治者支持并作为统治手段。站在整体性的角度考虑是正确的思想科学研究，否则站在片面的角度钻牛角尖就完全冤枉了孔子其人了。
二、孔子的“仁、礼、和、本”思想
想要了解孔子的文化观、文化态度就需要了解孔子的主张和思想脉络。思想科学研究的前提是有思想，孔子思想以复兴“周礼”为目的。‘礼’就是孔子基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提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大治的制度和规范，这个社会制度能够存在并且受到民众的关注和支持必须要有其合理性。因此，作为本质和基础的“义”就是就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衡量观念。“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就强调了一个重要的观念，义是礼的本质，礼是义的表现。针对所有问题提出的相对应的规范和制度，以及没有来得及提出和未能提出的制度和规范的“礼”，就要以“义”为核心。然而，即使人们能够在思想上认识到其重要性和正当性，在其后的践行中又需要一个外在的表现来实践和表达，因此作为生发的机器的“仁”就出现了。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也是其思想主脉的终点，即达到仁便是达到了礼和义。
孔子对于“仁”描述和解释在《雍也》里较为集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在与他人的相处中要保持仁爱的公道，消除私念，到达兼济天下的至仁。进而提出“我欲仁斯仁至矣。”[1]做人要有高度的自觉观念，常常反省自己是否达到了仁的要求，从自身出发，不需要别人的提醒和惩罚，不是不接受提醒和惩罚，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别人的提醒和惩罚，不受外物的协助和限制。孔子提出人的标准划分，小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便是依照达到“仁”的标准的程度。
“和、合”理念也是其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诉求，孔子竭尽一生追求的天下归一、和谐共美、恢复礼制的梦想终究还是没有能够实现。“和”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另一个是国与国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种和谐是指“和而不同”，主张上述联系之间的协调和和谐，并不是统一归结，用来处理各种矛盾之间的问题。[2]但是社会和科学研究发展的这么多年尽管取得较大的进步和成就，还是没有能够寻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没能实现大致是两个原因，一是和的理念标准过高，人的自觉性很难达到这样的标准，另一个是特定历史发展的阶段，人类社会经历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封建社会的历史局限性就决定了这样的现实，哲学和科技的发展还没能达到使得天下大同的标准。
“本”的理念指的是根植于人心的衡量是非价值的标准，也是指导人们社会行为的方法原则，这里的“本”与老子所提到的“道”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仍是有区别的。孔子提倡“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所谓的本应指根本、本质、本性，在行为举止、做人原则上考虑到“本”，且这个本符合社会发展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就能达到“仁”。本是指导人们行为的方法，也是体现人性、仁本的方法论原则，因此可以理解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和伦理思想，这也正是千百年来无数先辈教导后人的根本内容。
三、天人合一思想辨析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不是孔子提出的，在《论语》中我们没有看到天人合一的观念，反倒是后世提及儒家文化的时候把这个问题归结到孔子身上，实际上是冤枉了孔圣人。天人合一作为统治者治理社会的工具，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天时;其二是天命不可违，人命天定的思想。孔子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主张天、地、人“三才”的思想主张上。“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孔子认识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人应当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以顺天地之纪”“春夏秋冬护育天下”都是劝解人们应当在社会行为中注重人与天地之气、自然万物的和谐，否则被破坏的自然就会反过来对人们造成不利的影响。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是发展的观点，有价值的理论。 天命不可违和人命天定的思想经由后世延伸夸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天人感应确实出自儒家，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是要提出批评的和讨论的。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外界事物和“天”，单纯地认为心中的信仰可以解决人的一切需求是不可靠的、不科学的，没有任何的研究价值。
四、孔子文化态度的曲折道路
“孔子文化”与前文提到的“儒家文化”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不可以一概而论。后儒诠释孔子虽然主观上都力图汲取“精华”，但是免不了受到“”时代性、历史性的偏颇观念的影响。出現的偏颇观念大致基于两种原因，笔者将其归纳为近代中国学者片面化的盲目批判和疑古派对其真实性的打击。
正如后人崇拜孔子，大致是基于对孔子学术思想和儒家文化中精华部分的赞同和崇拜，并不是孔子其人。鉴于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原因归纳，时代性上盲目将孔子时代的文化态度强行安装到现代社会上未免过于偏激和片面。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有其自适应的文化，“借古用今”当然是可行的方式，但是需要注意甄别和判断，开拓创新、去糟取精，才能够为不同时代的理论注入合理性的成分。当代学者从“儒家文化”中看到了糟粕的部分，不是加以改革，反而是对千年流传和继承的文化进行全盘的否定，认为西方的文化就比儒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优越，或者干脆提出自己的价值观，实不知主观性的价值理论中本身就渗透着充满‘儒性’的基因。“批孔”“全盘西化”的观念不仅将孔子的文化价值全盘否定甚至‘打死’还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引到了歧途上。片面地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迁怒到中国传统文化上，实在是对孔子的最大的误解，甚至对相依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抹杀。
“疑古学派”从《论语》中的真实性角度出发认为《论语》中孔子思想的虚假性，西方某些学者认为中国上古历史的可靠性低，甚至是直接否定，关注点放在了“《论语》中只有某一章节是孔子思想，其余的都是后儒的杜撰”。[3]然后就认为儒家学派的思想存在虚假，给予否定。暂且不讨论其科学研究是否有现实意义，疑古学派对中国上古文化和孔子文化造成的空白和灾难性打击就难以原谅。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及人文素养的提升，不少人文学者提出本着求实的精神，将孔子文化放到中国上古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主张回归到孔子所处的时空里体验文化态度的发展主脉。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基础出发，认真比较研究，综合分析，清醒认知。近年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开始认识到“孔子智慧”的价值，许多学者着力注重人文精神的重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观念具有极大的普世性价值，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倍加推崇，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家对孔子文化的认可将会推动孔子文化的重建和全球伦理的普世。[4]
我们对于孔子文化的崇拜并不是“偶像崇拜”的概念，不是对孔子其人的崇拜，而是对孔子思想的推崇和敬仰，是对维护了千百年从未断绝的、优秀的“儒家文化”的崇拜，这种理性的崇拜或将能够推动中华文化的理想、精神、道德的重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开拓创新。孔子不仅是中国的孔子，更是世界的孔子。
参考文献
[1]彭艳芳.论孔子的文化态度.广西.广西师范大学.
[2]杨朝明.孔子文化与当代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3]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4]杨朝明.孔子：儒家文化的缔造者.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翟高泉，1994年10出生，男，汉族，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中华文化对外传播
关键词：孔子;天人合一;文化态度;文化
一、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
广义文化既是广义层面的文化，所谓“人文之学”正是如此，但凡与人文有关的文化都可以称之为广义文化，通过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文化的展示和传播交流都是如此，与之相对的所谓“怪力乱神”非人文的自然因素相对立。孔子对于广义文化保持着积极的态度是无可争议的。狭义文化既是指“理论之学”具有文化理论研究，是一种哲学的、纯粹的思辨活动与文化知识，许多人认为孔子在这方面是较为明显的消极和轻视态度。但是实际上，孔子正是基于广义文化的理解使人们进行自我的修养以达到思辨的程度，其将“成人成德”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和最终归宿，虽然未能真实地反映出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孔子内心的思辨理论，但是从儒家文化的理论主脉上还是能够看出孔子对于狭义文化同样是积极态度。孔子其人并没有摒弃狭义文化的探讨，反而积极地将这种思辨的理论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了儒家文化的后期学者。
显然，从广义文化能够看到孔子将“人”作为一切问题的核心，强调人的主宰作用，强调人为力量的伟大之处，同时也强调了客观条件限制下的主宰性的冲突问题，“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仁由己”强调了人的自觉，也提出了人所不能为的自觉能力达不到的限制如何应对的问题。从狭义文化的角度能够看到“学”这个问题在《论语》中出现的概率极大。“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学而不思惘，学而不厌”这些不仅是教化手段和修养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学而进德”的努力。许多学者认为孔子意在通过教化手段使学习者学而进德之后自觉提升意志状态，不需要学习理论知识和内在思辨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种片面性的观点并没有看到孔子对于以上所强调的理论的获取和思辨的过程，仅仅只是儒家文化在一定历史阶段作为统治者的治理工具，没有重视个人思辨的条件，仅仅强调了教化而轻视理论和思辨并不是孔子的本意。从当时当地的历史性的局限考虑，儒家文化轻思辨和理论的问题就再正常不过了，正如道家学说十分重视理论和思辨一样，但是道家学说没有能够受到统治者支持并作为统治手段。站在整体性的角度考虑是正确的思想科学研究，否则站在片面的角度钻牛角尖就完全冤枉了孔子其人了。
二、孔子的“仁、礼、和、本”思想
想要了解孔子的文化观、文化态度就需要了解孔子的主张和思想脉络。思想科学研究的前提是有思想，孔子思想以复兴“周礼”为目的。‘礼’就是孔子基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提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大治的制度和规范，这个社会制度能够存在并且受到民众的关注和支持必须要有其合理性。因此，作为本质和基础的“义”就是就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衡量观念。“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就强调了一个重要的观念，义是礼的本质，礼是义的表现。针对所有问题提出的相对应的规范和制度，以及没有来得及提出和未能提出的制度和规范的“礼”，就要以“义”为核心。然而，即使人们能够在思想上认识到其重要性和正当性，在其后的践行中又需要一个外在的表现来实践和表达，因此作为生发的机器的“仁”就出现了。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也是其思想主脉的终点，即达到仁便是达到了礼和义。
孔子对于“仁”描述和解释在《雍也》里较为集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在与他人的相处中要保持仁爱的公道，消除私念，到达兼济天下的至仁。进而提出“我欲仁斯仁至矣。”[1]做人要有高度的自觉观念，常常反省自己是否达到了仁的要求，从自身出发，不需要别人的提醒和惩罚，不是不接受提醒和惩罚，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别人的提醒和惩罚，不受外物的协助和限制。孔子提出人的标准划分，小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便是依照达到“仁”的标准的程度。
“和、合”理念也是其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诉求，孔子竭尽一生追求的天下归一、和谐共美、恢复礼制的梦想终究还是没有能够实现。“和”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另一个是国与国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种和谐是指“和而不同”，主张上述联系之间的协调和和谐，并不是统一归结，用来处理各种矛盾之间的问题。[2]但是社会和科学研究发展的这么多年尽管取得较大的进步和成就，还是没有能够寻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没能实现大致是两个原因，一是和的理念标准过高，人的自觉性很难达到这样的标准，另一个是特定历史发展的阶段，人类社会经历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封建社会的历史局限性就决定了这样的现实，哲学和科技的发展还没能达到使得天下大同的标准。
“本”的理念指的是根植于人心的衡量是非价值的标准，也是指导人们社会行为的方法原则，这里的“本”与老子所提到的“道”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仍是有区别的。孔子提倡“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所谓的本应指根本、本质、本性，在行为举止、做人原则上考虑到“本”，且这个本符合社会发展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就能达到“仁”。本是指导人们行为的方法，也是体现人性、仁本的方法论原则，因此可以理解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和伦理思想，这也正是千百年来无数先辈教导后人的根本内容。
三、天人合一思想辨析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不是孔子提出的，在《论语》中我们没有看到天人合一的观念，反倒是后世提及儒家文化的时候把这个问题归结到孔子身上，实际上是冤枉了孔圣人。天人合一作为统治者治理社会的工具，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天时;其二是天命不可违，人命天定的思想。孔子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主张天、地、人“三才”的思想主张上。“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孔子认识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人应当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以顺天地之纪”“春夏秋冬护育天下”都是劝解人们应当在社会行为中注重人与天地之气、自然万物的和谐，否则被破坏的自然就会反过来对人们造成不利的影响。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是发展的观点，有价值的理论。 天命不可违和人命天定的思想经由后世延伸夸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天人感应确实出自儒家，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是要提出批评的和讨论的。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外界事物和“天”，单纯地认为心中的信仰可以解决人的一切需求是不可靠的、不科学的，没有任何的研究价值。
四、孔子文化态度的曲折道路
“孔子文化”与前文提到的“儒家文化”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不可以一概而论。后儒诠释孔子虽然主观上都力图汲取“精华”，但是免不了受到“”时代性、历史性的偏颇观念的影响。出現的偏颇观念大致基于两种原因，笔者将其归纳为近代中国学者片面化的盲目批判和疑古派对其真实性的打击。
正如后人崇拜孔子，大致是基于对孔子学术思想和儒家文化中精华部分的赞同和崇拜，并不是孔子其人。鉴于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原因归纳，时代性上盲目将孔子时代的文化态度强行安装到现代社会上未免过于偏激和片面。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有其自适应的文化，“借古用今”当然是可行的方式，但是需要注意甄别和判断，开拓创新、去糟取精，才能够为不同时代的理论注入合理性的成分。当代学者从“儒家文化”中看到了糟粕的部分，不是加以改革，反而是对千年流传和继承的文化进行全盘的否定，认为西方的文化就比儒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优越，或者干脆提出自己的价值观，实不知主观性的价值理论中本身就渗透着充满‘儒性’的基因。“批孔”“全盘西化”的观念不仅将孔子的文化价值全盘否定甚至‘打死’还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引到了歧途上。片面地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迁怒到中国传统文化上，实在是对孔子的最大的误解，甚至对相依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抹杀。
“疑古学派”从《论语》中的真实性角度出发认为《论语》中孔子思想的虚假性，西方某些学者认为中国上古历史的可靠性低，甚至是直接否定，关注点放在了“《论语》中只有某一章节是孔子思想，其余的都是后儒的杜撰”。[3]然后就认为儒家学派的思想存在虚假，给予否定。暂且不讨论其科学研究是否有现实意义，疑古学派对中国上古文化和孔子文化造成的空白和灾难性打击就难以原谅。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及人文素养的提升，不少人文学者提出本着求实的精神，将孔子文化放到中国上古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主张回归到孔子所处的时空里体验文化态度的发展主脉。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基础出发，认真比较研究，综合分析，清醒认知。近年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开始认识到“孔子智慧”的价值，许多学者着力注重人文精神的重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观念具有极大的普世性价值，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倍加推崇，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家对孔子文化的认可将会推动孔子文化的重建和全球伦理的普世。[4]
我们对于孔子文化的崇拜并不是“偶像崇拜”的概念，不是对孔子其人的崇拜，而是对孔子思想的推崇和敬仰，是对维护了千百年从未断绝的、优秀的“儒家文化”的崇拜，这种理性的崇拜或将能够推动中华文化的理想、精神、道德的重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开拓创新。孔子不仅是中国的孔子，更是世界的孔子。
参考文献
[1]彭艳芳.论孔子的文化态度.广西.广西师范大学.
[2]杨朝明.孔子文化与当代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3]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4]杨朝明.孔子：儒家文化的缔造者.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翟高泉，1994年10出生，男，汉族，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中华文化对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