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山西平遥县古城管理委员会一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繁冗的公务旅游接待就开始令平遥县不堪重负。最多的时候,该县一年“公务接待”近10万人次,仅门票一项就少收入1200多万元,还不算吃、喝、住、送。因为,来的都是客,一个都惹不起。(2010年6月18日《广州日报》)
　　“公务接待”,在中国历来都是官场大事,虽然烦不胜烦,花钱费力,是地方官员心中永远的痛,但还得十分无奈地硬着头皮去接待,这也是有着“悠久传统”的,只不过于今为烈罢了。
　　《萍州可谈》记:苏东坡曾任杭州通判,相当于接待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公务接待”,陪同上级和各地来的官员及眷属吃喝游玩,最多时曾一个月游了二十多次西湖。而且他还不胜酒力,每天疲于应付,痛苦不堪,发牢骚说杭州通判这个差事简直就是“酒食地狱”。
　　明代万历二十三年,刚当上吴县知县才几个月的袁宏道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已经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县令尤苦,作吴县知县更是苦上万万倍,比牛马还不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来来往往都要县令早晚接待。不仅苦于应酬,而且经费无处筹措,捉襟见肘。
　　更可怕的是,有些上级官员还连吃带拿,更让地方官员苦不堪言。明代嘉靖十八年,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翟銮奉旨到塞上犒劳军队,边区文臣武将都全身披挂来到郊外恭迎,一个个“陷膝污泥”,狼狈不堪,唯恐不称翟的心意,被穿小鞋,大家不得不竞相送礼。等到翟返回的时候,财礼整整塞满了一千辆大车。
　　时至今日,各种名目繁多的“公务接待”仍然是花費巨大,不仅是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还是滋生腐败风气的渊薮。而那些地方官员呢,有的视此为交结上官以图后进的绝好机会,因而极力巴结,不惜劳民伤财,唯恐服侍不周;有的尽管心存反感,可是怕穿小鞋,影响日后“进步”,也得强装笑脸,勉为其难。不管怎么样,落实到最后受苦受累的还是老百姓。特别是翟御史那样贪得无厌的官员,他们一下去,基层就没好日子过了,不是忙着安排宴请、组织群众欢迎,就是安排参观游玩、专场舞会,甚至洗桑拿浴,找小姐按摩,最后还要备足土特产,塞上小红包。于是,下基层变成“吓基层”、“捞基层”、“刮基层”。
　　能不能抵制他一下呢?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平心而论,依据如今的干部制度,地方官员的命运固然要靠他们自己努力奋斗,更取决于上司领导对他们的印象和看法,对那些能决定自己荣辱进退的官员,不要说抵制了,就是招待不周,稍有怠慢,头顶的乌纱帽就不保险了,身在屋檐下,不由你不低头。当然,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那些耿直清廉、坚持原则、不怕丢官、敢于向不良风气叫板的官员,什么时候都有,令好人敬重,令恶人气短。
　　《新唐书》载,刺史崔朴带僚属游春经过益昌县,向县令何易于索民夫拉纤。何易于把笏往腰间一插,就俯身为崔刺史的游船作纤夫:“眼下百姓不是耕作便是养蚕,只有我作小令的有点空,能够听您差遣,您就凑合着用吧。”此言此举,直愧得崔大人只恨无地洞可钻,赶紧“与宾客疾驱去”。
　　何县令的纤绳拉得好,拉得痛快,拉出了一个父母官应有的风骨和精神,拉掉了崔刺史的臭威风。何县令的纤绳拉得巧,拉得机敏,不过,何县令的纤绳也拉得有点“玄”,拉得很沉重。纤绳上可能挂着自己的乌纱,说不定下一次崔刺史逮个机会,头一个收拾的就是何县令。当然,人家何县令拉纤时恐怕早就作了“下岗”的思想准备,说实话,那种欺下媚上鱼肉百姓的昏官、赃官,不当也罢,免得玷污清名,上辱祖宗,下累子孙。■
　　图:陆华编辑:卢劲杉lusiping1@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