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既有着大量的优秀的社会救助思想，也有着典范的实践例证。它们以中国历史上悠久的传统文化为基石，深深扎根于浓郁的封建小农经济之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深入探究中国古代社会救助的思想与实践，对于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社会救助理念；救助行动；救助制度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2-0109-03
社会救助是近代以来出现的概念，它指公民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生活困难、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水准时，由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物质援助和服务的一种社会活动和行为。[1]无论任何社会，也无论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对于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实施必要的社会救助都是不可或缺的。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世界上较早以国家行政权力介入社会救助的国家，有着悠久的社会救助传统以及丰富的社会救助思想和实践。
一、社会救助的理念
富国养民是中国传统社会救助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毋庸置疑，中国传统的社会救助思想产生于封建的小农经济关系，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某些救助观念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先进的、有价值的，比如，扶困济贫、慈幼爱老、救孤助残等等。如果将这些具体的救助观念进行抽取概括上升到理念层面，就是“富国养民”。古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说的就是民富则国强、民贫则国弱的道理。唯此，中国历朝历代大凡圣贤明君都把惟德善政、施政养民作为自己的执政主张。在我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思想表现得十分活跃，如管仲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2]荀子的“庶民安政”； 邾子的“命在养民”；孔子的“养民也惠”等主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由孔子开创的经由孟子等历代大儒继承和发展了的“养民富民”的理念，成为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救助行动走向的核心价值取向。其中，孟子的养民富民的思想是具有范式意义的生动例证。孟子认为，养民、惠民则善从，戾民、暴民则反逆。因此，必须适时采取富民养民的措施，才能实现国泰民安。
19世纪中后期，中国步入了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开启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序幕，这也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救助理念向近代化的转变。这一时期，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应属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富民养民的思想。康有为认为，民富与国富并不矛盾与冲突，而是相互融合的统一整体，“富民即以富国，得民即以保国。”[3]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康有为承袭了富国养民的人道主义传统理念，“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4]另一方面，又强调物质帮助不再是社会救助的唯一手段，只有通过变革旧法走西式的工业救国道路，才能够实现民富国强的理想。显而易见，传统的“富国养民”理念在这里已经有些许变革的意味。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赋予了“富国养民”理念以新的内涵，指出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思想，富国养民是民生主义的目的和归宿。同时，他又提出了“必也治本为先，救穷宜急，……实业发达，民生畅遂，此时普及教育乃可实行矣”，[5]即实业养民的思想，把“教”作为富国养民的主要手段。然而，他又清醒地认识到，“盖因政治未良，故一切皆难图进行。”[6]所以，只有通过上层建筑的政治革命，才能彻底实现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才能实现富民强国的政治理想。
总之，“如果说以‘养’为目的、人们被动承载救济的传统社会救济思想是农业文明的产物，那么，‘以教代养’为内容的近代社会救济思想则是工业文明的结果。”[7]在此种意义上讲，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实现了近代中国社会救助理念的彻底变革。
二、社会救助的行动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人口结构以农业人口居多，因此社会救助主要体现为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灾害救助、贫困救助与慈善救助等。
一是灾害救助。灾害救助是中国封建社会救助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表1[8]中可以看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天灾人祸的交替出现，使“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9]因此灾害救助成为历代统治者加强社会保障的必要手段。具体来讲，灾害救助主要采取包括财物施舍、平抑物价、减免赋税、扶助农产等形式。通过以上几种具体救助手段，把因自然灾害对人们造成的财产损失减少到官府力所能及的最低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和受挫心理，把阶级矛盾调和到均势状态。
二是贫困救助。贫困救助是封建社会各级政府的另一项重要职能。“在紧迫性和救助规模上,它虽远不如救荒救灾，但仍始终受到历代封建政府的关注。”[1]如前所述，无论任何社会，也无论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总是存在着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导致的贫困人口，中国古代社会更是如此。中国古代社会贫困救助的实施对象主要是鳏寡孤独人员，如孟子所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在中国封建时代，一些地方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设立了专门的贫困救济机构，这一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南北朝时期。有一句古语，“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心理的典型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贫困者实施救助正是践行中国传统贫富调均社会理想的一种主动行为。
三是慈善救助。慈善救助是封建社会主要由民间实施一种社会行为。慈善救助主要指“对鳏寡孤独的救助，给贫病者施药、施粥、收养弃儿丐童及设义冢收埋枯骨、饥殍，施送棺椁等善举”。[10]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救助思想源于历史上的“慈悲文化”，“在儒家渊源于仁爱，佛家发源于慈悲，故综合而为慈善观念”， [11]这不无道理。其中，佛教宣扬的好生恶杀、因果报应、乐善好施和普度众生等说教对于慈善救助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每逢遇到灾荒战乱，一些贤达富绅和宗教团体就会对于灾民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施以粥粮、金银财物、收容难民或诵经祷告，以抚慰灾民身心受到的创伤。因此，这种救助活动是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出于人道主义的一种社会救助行为。
三、社会救助的制度
我国传统社会救助是由家族救助、同乡救助、行会救助、宗教救助和国家救助构成的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
如表2所示，在这个社会救助体系中，家族救助是这一逻辑结构的起点，经由国家救助这一中介，又衍生出行会救助和宗教救助，形成了一个“人”字形状的结构。在四者之间互有交叉，相互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逻辑体系，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救助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家族救助。家族救助也称为族内救助，是指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实施的一种自救行为。家族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古老的一种社会救济方式。从缘学的角度讲，建立于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血缘和姻缘关系是家族救助产生的前提条件。正是由于这种亲缘关系的不断延伸，才形成了关系复杂的具有差序分别的数量众多、体系庞大的家族群，社会成员也就有了最为原始、最为直接的摆脱贫困危机的避难所。在中国封建社会，在亲缘关系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等级森严的封建家族伦理制度，因此也就产生了庇护同宗、养老慈幼、扶困济贫等早期的族内慈善救助活动。早在我国汉代时期，这种族内救助活动就已经十分频繁，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族内“让产、散财、振施之事，以汉事最多。”[11]北宋年间，族内慈善救助思想和活动则更加完备和系统化，已经由临时性救助演变为一种经常性的社会救助行为。如范仲淹创设的义庄，据《吴县志》记载，范仲淹“尽以俸银买田于苏州，号曰义庄，赡养宗族，无问亲疏，日有食，岁有衣，婚嫁凶葬咸有赡养”。[13］总体来讲，尽管中国传统的族内救助在规模和救助的人员上是有限的，但是在维护宗族成员之间关系和社会基层稳定方面却起到了积极作用。
行会救助。行会救助也称业内救助，是指行业内部通过特定的章程，对于内业成员在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实施的救助行为。从缘学的角度讲，它起源于由于社会分工而形成的业缘关系，如师徒关系、同工关系等。行会对于业内成员具有绝对的权威，一方面保证了从业者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部分承担了社会救助的职能。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皇室统辖力的微弱，造成了居住在城乡的中国人实际上的‘自我管理’的局面。就像宗族在乡村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城市里的行会对其成员的整个生存握有绝对的控制权。”[14]这充分表明了行业救助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因此，一旦行会成员出现“或年老患病，无资医药，无所栖止；或身后棺殓无备，寄厝无地”，[15]在宗族和国家无力救助的情况下，行会便自觉承担起慈善救助的社会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族内救助和国家救助的不足。
宗教救助。宗教救助属于慈善救助的范畴，是宗教对于社会成员、特别是贫困人群实施慈善施舍的一种救助行为。中国古代宗教救助的出现与佛教的兴起不无关系。佛教所提倡的“因果报应”、“普度众生”、“入世行善”的说教直接成为古代宗教救助的精神基础。早在南北朝时期，我国宗教救助就已经相当普遍，寺户遍布于周镇，一些寺院专门设立了收养无力自养残疾鳏寡的六疾馆、孤独园等慈善机构；唐宋时期的悲田院、病坊悲田院、病坊和福田院，也是最初由寺院经营管理的慈善机构。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宗教的广泛传入，宗教救助的活动范围和性质发生了改变，一些地方普遍出现了由基督教传教士建立的学校、医院、育婴堂、养老院等在内的慈善机构。如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创设的“育英学堂”，这是近代北京出现的第一所教会中学。“这些教会学校多为初等或中等学堂，一般规模不大，设备简陋。不过学校通常免费向学生提供食宿，学生多是无家可归的幼童,或是家境贫寒的子弟。”[16]总的来说，如果排除宗教救助的政治外衣，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救助途径，同样是国家救助必要的、有益的补充部分。
国家救助。国家救助也称为政府救助或官方救助，主要是指由官方政府组织的对于社会成员实施的系统化、程序化、制度化的社会救助行为。在我国传统社会，社会救助的主要形式是国家救助。早在汉代，就有了由朝廷兴设的“仓储”制度。再比如，唐代的悲田院、养病坊；宋代的义仓、福田院；明代的孤老院、粥厂；清代的普济堂、施粥厂、施医局等国家救济机构。与家族救助、行业救助、宗教救助等相比，系统化、程序化、制度化是国家救助的显著特点。以清代的灾害救助为例，一般灾害发生后，要经过严密的报灾、勘灾、审户和放赈救助程序。在此过程中，募款、司账、运解、发放等环节相互分开，各有专人负责，有效地提高了救灾赈灾效率。显而易见，国家救助有效地解决了族内救助、行业救助、宗教救助系统化、程序化不足的缺陷，使得社会救助真正成为一种经常性、制度性的社会救助行为。在整个传统社会救助体系中，国家救助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主体地位，四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弥补共同构筑了一个严密的制度体系。
四、结语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在社会救助的内容、对象和规模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一些相关社会救助理念、社会救助手段以及某些社会救助制度，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先进的、有价值的。正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样，“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17]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桦.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J].学术月刊，2007,(12).
[2]戴望.管子校正[M].上海书店，1985:261.
[3]陈光.中西交融下的富国富民内涵[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2).
[4]齐春晓.康有为富国养民思想探析[J].学习与探索，1998，(3).
[5]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10.
[6]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J].人民出版社，1952:5.
[7]蔡勤禹,李元峰.试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J].东方论坛，2002，(5).
[8]邓拓文集(第2卷)[M].北京出版社，1986:14.
[9]孙中原.墨子及其后学[M].新华出版社，1993:56.
[10]严雄飞.中国古代社会救助慈善思想种类及作用[J].前沿，2002，(10).
[11]周建卿.中华社会福利法制史[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562.
[12]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541.
[13]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
[14][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 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23-24.
[15]南京大学.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 版社，1981：98.
[16]曹子西.北京通史(第8卷)[M].北京：中国书店，1994：128.
[17]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8.
[责任编辑：宇 辉]
关键词：中国古代；社会救助理念；救助行动；救助制度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2-0109-03
社会救助是近代以来出现的概念，它指公民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生活困难、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水准时，由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物质援助和服务的一种社会活动和行为。[1]无论任何社会，也无论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对于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实施必要的社会救助都是不可或缺的。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世界上较早以国家行政权力介入社会救助的国家，有着悠久的社会救助传统以及丰富的社会救助思想和实践。
一、社会救助的理念
富国养民是中国传统社会救助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毋庸置疑，中国传统的社会救助思想产生于封建的小农经济关系，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某些救助观念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先进的、有价值的，比如，扶困济贫、慈幼爱老、救孤助残等等。如果将这些具体的救助观念进行抽取概括上升到理念层面，就是“富国养民”。古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说的就是民富则国强、民贫则国弱的道理。唯此，中国历朝历代大凡圣贤明君都把惟德善政、施政养民作为自己的执政主张。在我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思想表现得十分活跃，如管仲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2]荀子的“庶民安政”； 邾子的“命在养民”；孔子的“养民也惠”等主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由孔子开创的经由孟子等历代大儒继承和发展了的“养民富民”的理念，成为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救助行动走向的核心价值取向。其中，孟子的养民富民的思想是具有范式意义的生动例证。孟子认为，养民、惠民则善从，戾民、暴民则反逆。因此，必须适时采取富民养民的措施，才能实现国泰民安。
19世纪中后期，中国步入了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开启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序幕，这也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救助理念向近代化的转变。这一时期，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应属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富民养民的思想。康有为认为，民富与国富并不矛盾与冲突，而是相互融合的统一整体，“富民即以富国，得民即以保国。”[3]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康有为承袭了富国养民的人道主义传统理念，“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4]另一方面，又强调物质帮助不再是社会救助的唯一手段，只有通过变革旧法走西式的工业救国道路，才能够实现民富国强的理想。显而易见，传统的“富国养民”理念在这里已经有些许变革的意味。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赋予了“富国养民”理念以新的内涵，指出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思想，富国养民是民生主义的目的和归宿。同时，他又提出了“必也治本为先，救穷宜急，……实业发达，民生畅遂，此时普及教育乃可实行矣”，[5]即实业养民的思想，把“教”作为富国养民的主要手段。然而，他又清醒地认识到，“盖因政治未良，故一切皆难图进行。”[6]所以，只有通过上层建筑的政治革命，才能彻底实现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才能实现富民强国的政治理想。
总之，“如果说以‘养’为目的、人们被动承载救济的传统社会救济思想是农业文明的产物，那么，‘以教代养’为内容的近代社会救济思想则是工业文明的结果。”[7]在此种意义上讲，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实现了近代中国社会救助理念的彻底变革。
二、社会救助的行动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人口结构以农业人口居多，因此社会救助主要体现为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灾害救助、贫困救助与慈善救助等。
一是灾害救助。灾害救助是中国封建社会救助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表1[8]中可以看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天灾人祸的交替出现，使“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9]因此灾害救助成为历代统治者加强社会保障的必要手段。具体来讲，灾害救助主要采取包括财物施舍、平抑物价、减免赋税、扶助农产等形式。通过以上几种具体救助手段，把因自然灾害对人们造成的财产损失减少到官府力所能及的最低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和受挫心理，把阶级矛盾调和到均势状态。
二是贫困救助。贫困救助是封建社会各级政府的另一项重要职能。“在紧迫性和救助规模上,它虽远不如救荒救灾，但仍始终受到历代封建政府的关注。”[1]如前所述，无论任何社会，也无论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总是存在着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导致的贫困人口，中国古代社会更是如此。中国古代社会贫困救助的实施对象主要是鳏寡孤独人员，如孟子所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在中国封建时代，一些地方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设立了专门的贫困救济机构，这一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南北朝时期。有一句古语，“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心理的典型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贫困者实施救助正是践行中国传统贫富调均社会理想的一种主动行为。
三是慈善救助。慈善救助是封建社会主要由民间实施一种社会行为。慈善救助主要指“对鳏寡孤独的救助，给贫病者施药、施粥、收养弃儿丐童及设义冢收埋枯骨、饥殍，施送棺椁等善举”。[10]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救助思想源于历史上的“慈悲文化”，“在儒家渊源于仁爱，佛家发源于慈悲，故综合而为慈善观念”， [11]这不无道理。其中，佛教宣扬的好生恶杀、因果报应、乐善好施和普度众生等说教对于慈善救助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每逢遇到灾荒战乱，一些贤达富绅和宗教团体就会对于灾民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施以粥粮、金银财物、收容难民或诵经祷告，以抚慰灾民身心受到的创伤。因此，这种救助活动是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出于人道主义的一种社会救助行为。
三、社会救助的制度
我国传统社会救助是由家族救助、同乡救助、行会救助、宗教救助和国家救助构成的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
如表2所示，在这个社会救助体系中，家族救助是这一逻辑结构的起点，经由国家救助这一中介，又衍生出行会救助和宗教救助，形成了一个“人”字形状的结构。在四者之间互有交叉，相互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逻辑体系，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救助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家族救助。家族救助也称为族内救助，是指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实施的一种自救行为。家族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古老的一种社会救济方式。从缘学的角度讲，建立于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血缘和姻缘关系是家族救助产生的前提条件。正是由于这种亲缘关系的不断延伸，才形成了关系复杂的具有差序分别的数量众多、体系庞大的家族群，社会成员也就有了最为原始、最为直接的摆脱贫困危机的避难所。在中国封建社会，在亲缘关系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等级森严的封建家族伦理制度，因此也就产生了庇护同宗、养老慈幼、扶困济贫等早期的族内慈善救助活动。早在我国汉代时期，这种族内救助活动就已经十分频繁，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族内“让产、散财、振施之事，以汉事最多。”[11]北宋年间，族内慈善救助思想和活动则更加完备和系统化，已经由临时性救助演变为一种经常性的社会救助行为。如范仲淹创设的义庄，据《吴县志》记载，范仲淹“尽以俸银买田于苏州，号曰义庄，赡养宗族，无问亲疏，日有食，岁有衣，婚嫁凶葬咸有赡养”。[13］总体来讲，尽管中国传统的族内救助在规模和救助的人员上是有限的，但是在维护宗族成员之间关系和社会基层稳定方面却起到了积极作用。
行会救助。行会救助也称业内救助，是指行业内部通过特定的章程，对于内业成员在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实施的救助行为。从缘学的角度讲，它起源于由于社会分工而形成的业缘关系，如师徒关系、同工关系等。行会对于业内成员具有绝对的权威，一方面保证了从业者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部分承担了社会救助的职能。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皇室统辖力的微弱，造成了居住在城乡的中国人实际上的‘自我管理’的局面。就像宗族在乡村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城市里的行会对其成员的整个生存握有绝对的控制权。”[14]这充分表明了行业救助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因此，一旦行会成员出现“或年老患病，无资医药，无所栖止；或身后棺殓无备，寄厝无地”，[15]在宗族和国家无力救助的情况下，行会便自觉承担起慈善救助的社会职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族内救助和国家救助的不足。
宗教救助。宗教救助属于慈善救助的范畴，是宗教对于社会成员、特别是贫困人群实施慈善施舍的一种救助行为。中国古代宗教救助的出现与佛教的兴起不无关系。佛教所提倡的“因果报应”、“普度众生”、“入世行善”的说教直接成为古代宗教救助的精神基础。早在南北朝时期，我国宗教救助就已经相当普遍，寺户遍布于周镇，一些寺院专门设立了收养无力自养残疾鳏寡的六疾馆、孤独园等慈善机构；唐宋时期的悲田院、病坊悲田院、病坊和福田院，也是最初由寺院经营管理的慈善机构。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宗教的广泛传入，宗教救助的活动范围和性质发生了改变，一些地方普遍出现了由基督教传教士建立的学校、医院、育婴堂、养老院等在内的慈善机构。如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创设的“育英学堂”，这是近代北京出现的第一所教会中学。“这些教会学校多为初等或中等学堂，一般规模不大，设备简陋。不过学校通常免费向学生提供食宿，学生多是无家可归的幼童,或是家境贫寒的子弟。”[16]总的来说，如果排除宗教救助的政治外衣，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救助途径，同样是国家救助必要的、有益的补充部分。
国家救助。国家救助也称为政府救助或官方救助，主要是指由官方政府组织的对于社会成员实施的系统化、程序化、制度化的社会救助行为。在我国传统社会，社会救助的主要形式是国家救助。早在汉代，就有了由朝廷兴设的“仓储”制度。再比如，唐代的悲田院、养病坊；宋代的义仓、福田院；明代的孤老院、粥厂；清代的普济堂、施粥厂、施医局等国家救济机构。与家族救助、行业救助、宗教救助等相比，系统化、程序化、制度化是国家救助的显著特点。以清代的灾害救助为例，一般灾害发生后，要经过严密的报灾、勘灾、审户和放赈救助程序。在此过程中，募款、司账、运解、发放等环节相互分开，各有专人负责，有效地提高了救灾赈灾效率。显而易见，国家救助有效地解决了族内救助、行业救助、宗教救助系统化、程序化不足的缺陷，使得社会救助真正成为一种经常性、制度性的社会救助行为。在整个传统社会救助体系中，国家救助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主体地位，四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弥补共同构筑了一个严密的制度体系。
四、结语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在社会救助的内容、对象和规模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一些相关社会救助理念、社会救助手段以及某些社会救助制度，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先进的、有价值的。正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样，“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17]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桦.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J].学术月刊，2007,(12).
[2]戴望.管子校正[M].上海书店，1985:261.
[3]陈光.中西交融下的富国富民内涵[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2).
[4]齐春晓.康有为富国养民思想探析[J].学习与探索，1998，(3).
[5]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10.
[6]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J].人民出版社，1952:5.
[7]蔡勤禹,李元峰.试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J].东方论坛，2002，(5).
[8]邓拓文集(第2卷)[M].北京出版社，1986:14.
[9]孙中原.墨子及其后学[M].新华出版社，1993:56.
[10]严雄飞.中国古代社会救助慈善思想种类及作用[J].前沿，2002，(10).
[11]周建卿.中华社会福利法制史[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562.
[12]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541.
[13]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
[14][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 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23-24.
[15]南京大学.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 版社，1981：98.
[16]曹子西.北京通史(第8卷)[M].北京：中国书店，1994：128.
[17]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8.
[责任编辑：宇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