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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以来，广东作家心态日趋平和、沉静，其创作也基本朝着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平稳推进。绝大多数作家都将焦点放在了社会生活和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中，特别是对大城市里形形色色的底层人民的关注。虽然“底层写”与“写底層”都有着各自的局限，但底层文学所彰显的人文关怀、平等观念以及批判意识，无论从道义上还是社会功能上来讲都是值得肯定的。
关键词：短篇小说 底层文学 广东
在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叙事革命的历练后，21世纪以来，广东作家心态日趋平和、沉静，其创作也基本朝着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平稳推进。对叙事技巧的探讨不再是小说的核心任务，小说更多地回归到人和生活本身，即回归到现实。绝大多数作家都将焦点放在了社会生活和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中，特别是对大城市里形形色色的底层人民的关注。广东是经济大省，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聚集了全国最大的外来务工群。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在远离家乡的大城市打拼，不管奋斗到哪一个阶层，都有着各自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苦闷。将笔力集中到以底层小人物和弱势群体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底层文学”上，这是广东作家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现实主义写作的一种本能。
一、艰辛与温暖：“底层文学”的繁盛
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一大批“底层求生者”和“弱势群体”的生存越发艰难，这一现象聚焦了许多具有朴素人道主义情怀作家的视点。2004年前后，以曹征路的《那儿》（中篇，《当代》2004年第5期）、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中篇，《长城》2005年第3期）等作品为引爆点，有关“底层文学”的讨论与创作，在沉寂已久的文坛掀起了一股热潮，有人将其称为现实主义精神的全面回归。无疑，底层文学的出现，既响应了社会生活的号召，也体现了文学自身的反思，可以说是近乎无事的21世纪文坛唯一能形成潮流的一件“大事”。
近几年，广东省短篇小说题材丰富而多元，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这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在所有现实主义题材中，广东作家的关注点，大多聚焦到了在城市底层打拼的小人物身上，如《出租屋里的磨刀声》（王十月）《冼阿芳的事》（鲍十）《外乡父子》（毕亮）《消失》（毕亮）《宝贝，我们去北大》（邓一光）、《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邓一光）《黎明之刃》（篌晗）《康东的去向》（篌晗）《李小山被杀事件》（篌晗）《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篌晗）《一个人的江湖》（厚圃）等。从农村到城市，从爱情到亲情，从欲望到理想，从社会关系到个人存在……紧贴现实题材，作家们力求通过对“人”的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的层层剖析，勾勒出一幅当代中国的社会众生图。
篌晗的小说惯常从庸常生活人手，带着冷静深刻的理性思考，体现出一种较为浓厚的现代意味《黎明之刃》讲述的是一群生活在黎明到来之前的人：冷库的早班工人，屠宰场杀牛的工人，他们在城市醒来之前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日复一日，把自己融入冷库、肉联厂、屠宰场的机械化生产链里，成为其中的一个部件。黎明之刃，是屠宰工手上的杀牛刀，他们以此谋生;也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命运之刃，世事无常，谁也不知道哪一天这把刀会从哪一个角度将你刺穿《李小山被杀事件》同样是一场飞来横祸，写到当下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医闹。小说以温爱杀医事件开始，从两条平行线回溯情节，一边是高中没毕业孤苦无依的收银员温爱;一边是两度离异，被第一任妻子抛弃，被第二任妻子骗财，最后只能套用李小山的证件非法行医的段兵。在这场悲剧里，没有大奸大恶，有的只是一群在城市里无根地漂泊、挣扎求生的普通人。他们勉强维持的生计如此不堪一击，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篌晗近几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一个情节：非正常死亡。她用死亡这个看似遥远却又每天都在发生的事件，将各种人物推入绝境《一年四季都是夏天》中，死亡更是成了一种“生意”。小伟是殡葬服务公司的业务员，每天在医院蹲守，等待“新客户”。南城的每个医院都有这些殡仪馆业务员的“线人”，一个个生命的消逝，在他们眼里，就是一笔笔交易。直到有一天，他们的亲人也成为一名“客户”……篌晗并不满足纯粹感性化的抒情，也不做简单粗暴的道德批判，而是“将笔触探人各种复杂的人性内部，层层剥离那些表象化的现实形态，凸现了各种极为独特的生命情态或人性面貌”。
毕亮对于短篇小说的写作是有野心的。他的小说叙事克制而干净利落，语言极其简约，人物对话几乎都是短句，且对于结构设计十分用心;小说题材的重点则集中在两大类弱势群体：城市的打工者和乡村的留守者。毕亮以一种审视的姿态，对现实秩序和人物生存现状进行思考与反省——他们生活的困顿艰难和他们精神的孤独绝望。“在书写深圳题材的小说时，我意识到每一位作家都有他表达真实的方式和叙述的路径，我想做一名‘在场’的作家，以文学、小说的方式呈现变革时代、社会转型期个体的精神困境，选择与放弃，得意与失意;以小说文本让后来者记住，我们生活的城市——深圳，曾经有一批墙角下的生命，他们的抗争与抉择、他们的动荡与心安、他们希望与绝望……这是我理解的文学对个体、对生命的尊重”《外乡父子》里的外乡人，原本是一个称得上体面的男人。他带着老年痴呆的父亲出来打工，即便钱挣得不多，住在条件最差的出租屋里，却依然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每天精神饱满，极有耐心地照顾着自己的老父亲。他甚至还有一个画家梦。然而父亲中风瘫痪，金融风暴裁员，失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生活的重担还是一点一点地摧毁了这个曾经体面自尊的男人，最终他只能带着老父亲惨然离开深圳，回到广西老家。毕亮没有一味停留在生活的表层，仅仅做苦难的陈述者，他惯于在小说里设定一个意象，为人物灰暗无望的精神世界添一抹亮色，给世俗平淡的日常生活增一分诗意。如《外乡父子》里外乡人挂在出租屋墙上临摹的《向日葵》《继续温暖》里马达苦练的口技《纸蝉》里老麦手折的纸蝉《铁风筝》里被失明男孩认成“铁风筝”的手工飞机模型……这些底层的芸芸众生身处黎明前的黑暗中，有绝望的故事，如《外乡父子》;也有温暖的故事，如《继续温暖》;也有绝望和温暖交融参半的故事，如《血腥玛丽》。在毕亮的小说世界里，一切充满了可能性和未知数。 事实上，文学对于底层小人物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的关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许多作家多年来一直潜心于将笔触深入到底层，试图建构他们的“现实世界”，他们不夸大苦难，同时也不规避残酷;他们表述底层时没有那种彰显自身道德优越感和社会良知的急切性，只是踏踏实实地回到文本、回到文学本身，不骄不躁地创作出一批既真实地切入了底层的生活形态，又具备一定审美韵味的文本。他们描写城市底层各式人群，大都有着细腻而又准确的艺术敏感度，往往能从一个出人意料的角度人手，捕捉到人物最疼痛、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从而成功地激活这些底层人物的生命形态。
二、“底层写”与“写底层”的局限
底层文学的写作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底层写’，作家的身份就是一个打工者（如‘打工文学’先驱之一周崇贤），或一位农民（如出版诗集《傍晚全集》的张联）;另一类是‘写底层者’，即怀了悲悯之心的知识分子，这类作家在底层作家中占绝对优势，受学界关注也最多”。然而，关于“底层能否自我表述”以及“知识分子能否为底层代言”这两个问題，一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底层”没有话语能力，只能是被言说的“他者”;而知识分子对底层的表述则常常是扭曲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想象式的观照。
篌晗在小说《康东的去向》里，就通过康东这个底层人物的经历，探讨了“底层写”的障碍和“写底层”的隔阂。康东是一个怀揣着文学梦的环卫工人，在一次文学讲座活动之后，他找到“我”（自由写作者吴老师），希望“我”能向文学刊物推荐他的作品。康东对通过文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抱有热切的希冀。此前，和他一样住在城中村出租屋的秦晓，就因为出众的写作才华而成了备受瞩目的“打工作家”，甚至彻底摆脱底层，成了一名体制内的作家。康东对此艳羡不已。然而康东的作品着实很一般，够不上任何一家文学刊物的发表水平;最终，不忍让康东失望的“我”将他的作品推荐给了一家地市级的打工刊物。这家刊物面向的读者是打工群体，康东的作品正好合适。康东因此在工地上风光了一阵，但他很快便不满足于这一类通俗刊物，他希望能到“阳春白雪”的高层次文学刊物发表作品。然而并非人人都是有天赋的秦晓，康东终究迷失在了他的作家梦里。篌晗在这篇小说里，将“底层写”和“写底层”各自的局限通过康东和吴老师这两个具象的人物进行了探讨。康东有写作欲望，但是能力有限，最终因被骗导致精神失常，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失语;吴老师能够被康东信赖，想必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作家，关注底层群众，甚至可能也进行过“底层文学”的创作，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吴老师的关注依然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关注;当他发现康东并不具备写作天赋时，便开始回避与他的接触，生怕惹麻烦上身了。
固然，底层中的大多数都无法自我认知，他们缺乏自我认知的觉悟和能力;但他们中毕竟还是有少数，特别是年轻一辈，已经有了自觉的反省意识，同时还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他们通过自身亲历，尝试以文学为武器，将内心的感悟、悲愤、无奈化作文字诉之于世，为社会底层缺失话语权的大多数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许认识并不深刻，或许文本并不精致，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决他们“言说自我”的可能。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站在更高阶层的知识分子对底层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关注，的确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主观色彩和自我的理解认知。事实上，任何一种表述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因此，表述所能达到的，唯有不断贴近。
底层文学所彰显的人文关怀、平等观念以及批判意识，无论从道义上还是社会功能上来讲都是值得肯定的。许多学者认为底层文学是对左翼文学传统的承接与发扬，底层文学创作的叙事方式和底层文学评论的话语模式，都与左翼文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有人将其命名为“新左翼文学”。底层文学与左翼文学一样有着深切的现实意义，它直面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和阶级分层背景下所突显的时代精神的困顿和社会责任的缺失，对底层生存者所遭遇的苦难和绝望充满愤慨、忧虑与同情;然而同时，底层文学也和左翼文学一样携带着一些与生俱来的弊病，比如：过分专注于底层文学的社会道德功能，将“写底层”作为考验作家良知的风尚，忽略其文学本性，不能将自己完全地投置到底层生活内部并与表述对象产生心灵上的共鸣，这就难免会带来一批粗糙的、生硬的、程式化的作品。洪治纲在阅读一些被视为“底层写作”的重要短篇时，曾有这样的评价：“一些具有‘底层写作’热情的作家在叙事技能上进步甚微，理念化的意图和技术化的痕迹仍旧非常明显，创作主体的道德化优势溢于言表。有些作品看起来动用了某些质朴的‘底层话语’，以及反智性的故事结构，但它们进入人物的内心时，却无法准确地凸现人物的生命质感，无法有效地激活他们丰饶的精神风貌。”
有人指出过于专注文学性会使底层文学的审美趣味不能贴近广大底层读者，从而导致底层文学脱离“底层”的现象。不得不说，这着实是底层文学的尴尬所在。注重小说自身创作规律，将底层写作拉回文学层面，会不可避免地远离表述对象;然而小说终究不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或者新闻报道，小说所能承担的道德功能有限，小说也不可能降低自身水准去配合文化水平偏低的底层读者的审美标准和思维深度。毕竟底层文学，它首先得是文学。
关键词：短篇小说 底层文学 广东
在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叙事革命的历练后，21世纪以来，广东作家心态日趋平和、沉静，其创作也基本朝着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平稳推进。对叙事技巧的探讨不再是小说的核心任务，小说更多地回归到人和生活本身，即回归到现实。绝大多数作家都将焦点放在了社会生活和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中，特别是对大城市里形形色色的底层人民的关注。广东是经济大省，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聚集了全国最大的外来务工群。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在远离家乡的大城市打拼，不管奋斗到哪一个阶层，都有着各自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苦闷。将笔力集中到以底层小人物和弱势群体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底层文学”上，这是广东作家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现实主义写作的一种本能。
一、艰辛与温暖：“底层文学”的繁盛
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一大批“底层求生者”和“弱势群体”的生存越发艰难，这一现象聚焦了许多具有朴素人道主义情怀作家的视点。2004年前后，以曹征路的《那儿》（中篇，《当代》2004年第5期）、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中篇，《长城》2005年第3期）等作品为引爆点，有关“底层文学”的讨论与创作，在沉寂已久的文坛掀起了一股热潮，有人将其称为现实主义精神的全面回归。无疑，底层文学的出现，既响应了社会生活的号召，也体现了文学自身的反思，可以说是近乎无事的21世纪文坛唯一能形成潮流的一件“大事”。
近几年，广东省短篇小说题材丰富而多元，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这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在所有现实主义题材中，广东作家的关注点，大多聚焦到了在城市底层打拼的小人物身上，如《出租屋里的磨刀声》（王十月）《冼阿芳的事》（鲍十）《外乡父子》（毕亮）《消失》（毕亮）《宝贝，我们去北大》（邓一光）、《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邓一光）《黎明之刃》（篌晗）《康东的去向》（篌晗）《李小山被杀事件》（篌晗）《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篌晗）《一个人的江湖》（厚圃）等。从农村到城市，从爱情到亲情，从欲望到理想，从社会关系到个人存在……紧贴现实题材，作家们力求通过对“人”的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的层层剖析，勾勒出一幅当代中国的社会众生图。
篌晗的小说惯常从庸常生活人手，带着冷静深刻的理性思考，体现出一种较为浓厚的现代意味《黎明之刃》讲述的是一群生活在黎明到来之前的人：冷库的早班工人，屠宰场杀牛的工人，他们在城市醒来之前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日复一日，把自己融入冷库、肉联厂、屠宰场的机械化生产链里，成为其中的一个部件。黎明之刃，是屠宰工手上的杀牛刀，他们以此谋生;也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命运之刃，世事无常，谁也不知道哪一天这把刀会从哪一个角度将你刺穿《李小山被杀事件》同样是一场飞来横祸，写到当下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医闹。小说以温爱杀医事件开始，从两条平行线回溯情节，一边是高中没毕业孤苦无依的收银员温爱;一边是两度离异，被第一任妻子抛弃，被第二任妻子骗财，最后只能套用李小山的证件非法行医的段兵。在这场悲剧里，没有大奸大恶，有的只是一群在城市里无根地漂泊、挣扎求生的普通人。他们勉强维持的生计如此不堪一击，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篌晗近几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一个情节：非正常死亡。她用死亡这个看似遥远却又每天都在发生的事件，将各种人物推入绝境《一年四季都是夏天》中，死亡更是成了一种“生意”。小伟是殡葬服务公司的业务员，每天在医院蹲守，等待“新客户”。南城的每个医院都有这些殡仪馆业务员的“线人”，一个个生命的消逝，在他们眼里，就是一笔笔交易。直到有一天，他们的亲人也成为一名“客户”……篌晗并不满足纯粹感性化的抒情，也不做简单粗暴的道德批判，而是“将笔触探人各种复杂的人性内部，层层剥离那些表象化的现实形态，凸现了各种极为独特的生命情态或人性面貌”。
毕亮对于短篇小说的写作是有野心的。他的小说叙事克制而干净利落，语言极其简约，人物对话几乎都是短句，且对于结构设计十分用心;小说题材的重点则集中在两大类弱势群体：城市的打工者和乡村的留守者。毕亮以一种审视的姿态，对现实秩序和人物生存现状进行思考与反省——他们生活的困顿艰难和他们精神的孤独绝望。“在书写深圳题材的小说时，我意识到每一位作家都有他表达真实的方式和叙述的路径，我想做一名‘在场’的作家，以文学、小说的方式呈现变革时代、社会转型期个体的精神困境，选择与放弃，得意与失意;以小说文本让后来者记住，我们生活的城市——深圳，曾经有一批墙角下的生命，他们的抗争与抉择、他们的动荡与心安、他们希望与绝望……这是我理解的文学对个体、对生命的尊重”《外乡父子》里的外乡人，原本是一个称得上体面的男人。他带着老年痴呆的父亲出来打工，即便钱挣得不多，住在条件最差的出租屋里，却依然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每天精神饱满，极有耐心地照顾着自己的老父亲。他甚至还有一个画家梦。然而父亲中风瘫痪，金融风暴裁员，失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生活的重担还是一点一点地摧毁了这个曾经体面自尊的男人，最终他只能带着老父亲惨然离开深圳，回到广西老家。毕亮没有一味停留在生活的表层，仅仅做苦难的陈述者，他惯于在小说里设定一个意象，为人物灰暗无望的精神世界添一抹亮色，给世俗平淡的日常生活增一分诗意。如《外乡父子》里外乡人挂在出租屋墙上临摹的《向日葵》《继续温暖》里马达苦练的口技《纸蝉》里老麦手折的纸蝉《铁风筝》里被失明男孩认成“铁风筝”的手工飞机模型……这些底层的芸芸众生身处黎明前的黑暗中，有绝望的故事，如《外乡父子》;也有温暖的故事，如《继续温暖》;也有绝望和温暖交融参半的故事，如《血腥玛丽》。在毕亮的小说世界里，一切充满了可能性和未知数。 事实上，文学对于底层小人物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的关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许多作家多年来一直潜心于将笔触深入到底层，试图建构他们的“现实世界”，他们不夸大苦难，同时也不规避残酷;他们表述底层时没有那种彰显自身道德优越感和社会良知的急切性，只是踏踏实实地回到文本、回到文学本身，不骄不躁地创作出一批既真实地切入了底层的生活形态，又具备一定审美韵味的文本。他们描写城市底层各式人群，大都有着细腻而又准确的艺术敏感度，往往能从一个出人意料的角度人手，捕捉到人物最疼痛、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从而成功地激活这些底层人物的生命形态。
二、“底层写”与“写底层”的局限
底层文学的写作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底层写’，作家的身份就是一个打工者（如‘打工文学’先驱之一周崇贤），或一位农民（如出版诗集《傍晚全集》的张联）;另一类是‘写底层者’，即怀了悲悯之心的知识分子，这类作家在底层作家中占绝对优势，受学界关注也最多”。然而，关于“底层能否自我表述”以及“知识分子能否为底层代言”这两个问題，一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底层”没有话语能力，只能是被言说的“他者”;而知识分子对底层的表述则常常是扭曲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想象式的观照。
篌晗在小说《康东的去向》里，就通过康东这个底层人物的经历，探讨了“底层写”的障碍和“写底层”的隔阂。康东是一个怀揣着文学梦的环卫工人，在一次文学讲座活动之后，他找到“我”（自由写作者吴老师），希望“我”能向文学刊物推荐他的作品。康东对通过文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抱有热切的希冀。此前，和他一样住在城中村出租屋的秦晓，就因为出众的写作才华而成了备受瞩目的“打工作家”，甚至彻底摆脱底层，成了一名体制内的作家。康东对此艳羡不已。然而康东的作品着实很一般，够不上任何一家文学刊物的发表水平;最终，不忍让康东失望的“我”将他的作品推荐给了一家地市级的打工刊物。这家刊物面向的读者是打工群体，康东的作品正好合适。康东因此在工地上风光了一阵，但他很快便不满足于这一类通俗刊物，他希望能到“阳春白雪”的高层次文学刊物发表作品。然而并非人人都是有天赋的秦晓，康东终究迷失在了他的作家梦里。篌晗在这篇小说里，将“底层写”和“写底层”各自的局限通过康东和吴老师这两个具象的人物进行了探讨。康东有写作欲望，但是能力有限，最终因被骗导致精神失常，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失语;吴老师能够被康东信赖，想必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作家，关注底层群众，甚至可能也进行过“底层文学”的创作，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吴老师的关注依然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关注;当他发现康东并不具备写作天赋时，便开始回避与他的接触，生怕惹麻烦上身了。
固然，底层中的大多数都无法自我认知，他们缺乏自我认知的觉悟和能力;但他们中毕竟还是有少数，特别是年轻一辈，已经有了自觉的反省意识，同时还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他们通过自身亲历，尝试以文学为武器，将内心的感悟、悲愤、无奈化作文字诉之于世，为社会底层缺失话语权的大多数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许认识并不深刻，或许文本并不精致，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决他们“言说自我”的可能。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站在更高阶层的知识分子对底层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关注，的确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主观色彩和自我的理解认知。事实上，任何一种表述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因此，表述所能达到的，唯有不断贴近。
底层文学所彰显的人文关怀、平等观念以及批判意识，无论从道义上还是社会功能上来讲都是值得肯定的。许多学者认为底层文学是对左翼文学传统的承接与发扬，底层文学创作的叙事方式和底层文学评论的话语模式，都与左翼文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有人将其命名为“新左翼文学”。底层文学与左翼文学一样有着深切的现实意义，它直面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和阶级分层背景下所突显的时代精神的困顿和社会责任的缺失，对底层生存者所遭遇的苦难和绝望充满愤慨、忧虑与同情;然而同时，底层文学也和左翼文学一样携带着一些与生俱来的弊病，比如：过分专注于底层文学的社会道德功能，将“写底层”作为考验作家良知的风尚，忽略其文学本性，不能将自己完全地投置到底层生活内部并与表述对象产生心灵上的共鸣，这就难免会带来一批粗糙的、生硬的、程式化的作品。洪治纲在阅读一些被视为“底层写作”的重要短篇时，曾有这样的评价：“一些具有‘底层写作’热情的作家在叙事技能上进步甚微，理念化的意图和技术化的痕迹仍旧非常明显，创作主体的道德化优势溢于言表。有些作品看起来动用了某些质朴的‘底层话语’，以及反智性的故事结构，但它们进入人物的内心时，却无法准确地凸现人物的生命质感，无法有效地激活他们丰饶的精神风貌。”
有人指出过于专注文学性会使底层文学的审美趣味不能贴近广大底层读者，从而导致底层文学脱离“底层”的现象。不得不说，这着实是底层文学的尴尬所在。注重小说自身创作规律，将底层写作拉回文学层面，会不可避免地远离表述对象;然而小说终究不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或者新闻报道，小说所能承担的道德功能有限，小说也不可能降低自身水准去配合文化水平偏低的底层读者的审美标准和思维深度。毕竟底层文学，它首先得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