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微信作为最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之一，逐渐成为社会热点事件中民意的出口之一，因具备交互性、非线性、强关系等圈层化传播特征，使其更易成为热点事件中情绪化、极端化信息传播的温床，甚至产生群体极化现象。本文结合新媒体时代移动端信息传播的特征，结合情绪共振理论，分析微信平台负面情绪表达的特征，以及微信在社会热点事件中引发情绪化表达的诱因，探究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移动端正能量的引导方向。
【关键词】正能量;情绪化表达;微信
【基金项目】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正能量传播视角下微信的情绪化表达研究”（yjscxx2019-101-13）。
1. 微信平台传播机制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更新，人们参与社会议题的方式更加多样灵活，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逐渐成为社会热点事件中民意的宣泄口。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在给有效信息匮乏下的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信息过载及失控现象等负效应，不仅影响了新媒体传播生态的健康发展，给传统媒体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冲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多次研究有关问题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思考如何促使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更好地服务中国的发展，积极弘扬正能量具有深远的意义。
1.1 信息傳播圈层化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其文章《弱关系的力量》中提出“强连接”与“弱连接”的概念，微信用户的人际关系系统大多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熟人社交圈，在线上体现为以人际传播为主“强连接”微信朋友圈的传播模式。在这种以人际传播为主的信息交流中，易形成以意见领袖为中心的信息圈层化传播，群体成员在“沉默的螺旋”效应和对意见领袖的充分信任引导机制下，即便朋友圈传递的很多消息来源不明或是明显虚假，成员往往出于对朋友的信赖心理，盲目地转发和分享虚假信息甚至错误观点。彭兰认为，微信具有独特的信息扩散机制和平台信息传播模式，在热点事件传播过程中，因强关系主导下的互动模式，易产生圈层化效果，从而形成闭合的舆论场，使正能量信息传播受阻。
1.2 自媒体真实性与商业化的博弈
在传播内容方面，相比微博碎片化的传播特点，微信平台通常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样化、大篇幅的形式呈现信息，赋予媒体公众号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度传播的表达优势。但当前大多微信公众号在内容制作方面过于浅显，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自发性，在对热点事件的内容制作方面偏向表层性的描述和对事实进行片面描述。此外，自媒体公众号趋利性和商业化的特点致使其为满足受众心理需求过度追求娱乐化，严肃议题的娱乐化和“软新闻”的频繁出现，使社会公众对热点事件的判断力缺失，激发公众从众心理的产生。随着信息消费碎片化和感性化时代的来临，部分公众号自媒体与资本结盟，主动迎合受众，部分公众号自媒体为争抢发布时间，在未经确认真相的情况下传播失实或错误信息，造成公众对事件的片面理解，在以人际交往为主导的二级传播模式下，增大了谣言传播的可能。
1.3 后真相时代的情绪化传播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社会事件的发展过程不再独立于社会群体和社会环境之外，而是在技术的作用下被网民群体紧密关注，逐渐呈现出受舆论影响的特点。心理学家Wiliam McDougall提出了“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的概念，认为情绪感染是一种通过原始性交感神经反应产生的情绪直接感应法则。毛湛文指出，“情绪共振”指“社会情绪积蓄到一定程度上所引发的大规模的情感共鸣和爆发。”王俊秀对微博平台进行研究后发现，个体在单条微博中流露的情绪构成了社会情绪的基调，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准备状态，大量个体的情绪分享能形成一种情感氛围。在公共议题中，大众的看法、观点、态度和情绪会因社会事件的不断发展交织形成舆论场，意见相同的观点会达成“同频共振”的效果，从而产生更高振幅，影响其他观点和态度的表达，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甚至形成线下“群体极化”现象，遮蔽了正面积极议题的呈现。
2. 微信平台的正能量引导策略
新媒体语境下，新技术的飞速发展降低了用户对社会化媒体的使用门槛和参与公共议题的成本，同时由于虚拟互联网中的交流无法准确再现，造成微信平台内容传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微信自媒体平台出于逐利性以及责任感缺失，在热点事件内容传播中，起到了促进动员、加速扩散的作用，促使公众不合理地进行情绪宣泄;二是微信具有半封闭性，用户很难在第一时间感知一些话题，相比作为一种追踪公共舆论的工具，它更像是一个“邻里式”的交流平台，逐渐滋生出圈层化的话语结构模式。后真相时代，人们对事件的关注不再追求真实，而是停留于事件表面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化，因此加强微信平台的正能量传播至关重要。
2.1 构建穿透性圈层结构，扩大正能量传播范围
在微信传播平台，自媒体公众号泛滥、圈层化的信息传播模式加剧了情绪化传播，使理性客观地揭示真相、进行正能量传播带来了挑战。因此，应构建微信平台具有穿透性的圈层信息传播模式，将主流媒体的传播影响力与自媒体广泛辐射的优势结合，发挥不同流量入口的特长，有助于整合矩阵内资源，通过联动打破圈层传播，加强全平台正能量信息辐射。
在信息内容传播方面，应注重公众议题的深层次展现。恶性热点事件的爆发不仅反映了公众对事件本身的关注情况和情绪反响，还折射出部分网民群体关于自身安全和司法公正性等问题的关注和担忧，若不及时对事件进行跟踪调查和深入报道，会导致虚假报道、传播谣言泛滥成殇。因此，微信平台的信息传播结构需打破圈层化，形成主流媒体、市场化媒体以及专业性自媒体的联动传播机制，加强正能量信息传播的穿透力。一方面，主流媒体应坚持以“原创”和“首发”为主，占据信息传播的核心圈层，在第一时间发布重要信息，确定微信舆论场的传播主调;另一方面，市场化媒体作为传播的中间圈层，应深入解读信息，把握舆论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去影响关联圈层中的个人公众号和用户主动转发，扩大信息传播范围。 2.2 培养“情绪领袖”，传递多元声音
后真相时代的信息传播具有独特的传播规律、传播路径、传播范式，热点事件中的情绪引导和传播在民众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若不能正确评估情绪引导的价值、掌握情绪传播的特点，就难以对熱点事件中的舆论趋势进行把控，很难引导商业化自媒体平台重视社会责任，从而造成公众情绪极端化和偏激化。学者徐翔指出，建立“情绪设置”视域下的情感导向理论框架，把情绪传播作为基础性的元素，考察情绪传播的特质和机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效果生成。他认为，“正是在‘议程设置’理论中对于议程的关注缺乏对议程中情绪和情感谱系的足够重视，甚至忽视了情绪直接作为‘类议程’的本体可能性，使得有必要明确地和集中地聚焦于‘情绪设置’，并将之作为舆情调控和传播效果的范式路径之一。”在媒体对热点事件的报道中，基于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传播学理论对受众进行内容和认知层面引导的同时，还需考虑到情绪作为影响传播因素的“变量”对传播效果产生的影响。媒体公众号设置政治类议题等容易引导公众正向情绪反应，但是在后真相时代的信息传播中，公众和社会对媒体报道的要求逐渐提高，各媒体不仅需要在“议程设置”的基础上针对内容进行严谨、深度的分析，还需要辅以合理客观的“情绪设置”，通过加强用户对事件情感感知的方式呈现客观严肃的事实。
2.3 重视新闻专业性，巩固主流媒体权威
主流媒体公众号具备新闻报道专业性和优秀的新闻人才优势，应凭借其深远的影响力和威信成为时代的守护者。在时代的洪流和环境变幻下，以主流媒体为主的信息传播者要做的不是单向投喂新闻，而是将新闻的价值送到人们心里，并鼓励公众因此产生态度或行为上的积极改变，达到正能量的传播。微信公众号平台不仅具有社会服务功能，更应肩负时代使命、鼓舞社会不断向前。新媒体时代和后真相时代的双重环境赋予当下信息传播和事态发展的复杂性，事件的争议性与重要性和暧昧性是呈正比的。愈是重要的事件，愈是要多方面小心求证，减少事件的暧昧性就是新闻的一大职责。钟智锦指出，相似的积极情绪在同一交流空间不断累积和新生，形成以积极情绪为主导的意见气候。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的重量不仅在于对事件事实的阐述，还需关注舆论情绪，对意见情绪进行引导。众多热点事件案例提醒人们，通过事实了解真相，除了客观冷静的批判思维和理性探索的精神，还需加强媒体自我把关，向大众及社会传递正能量。
参考文献：
[1]Le Bon， G. The crowd： a studt of the popular mind[M].Sparkling Books. 1985，55-60.
[2]徐翔.从“议程设置”到“情绪设置”：媒介传播“情绪设置”效果与机理[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03）：82-89.
[3]钟智锦，廖小欧，游宇霞.网络社区中的情绪感染现象——基于环境类议题与爱国主义类议题的实证研究[J].新闻记者，2019（09）：61-71.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0.
[5]祝兴平，张微.微信爆文的情绪化表达与热点公共事件的舆情传播[J].中国出版，2019（01）：35-39.
[6]毛湛文.新媒体事件研究的理论想象与路径方法——“微博微信公共事件与社会情绪共振机制研究”开题研讨会综述[J].新闻记者，2014（11）：87-91.
[7]王俊秀.社会情绪的结构和动力机制：社会心态的视角[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5（05）：55-63.
[8]喻国明，钱绯璠，陈瑶，修利超，杨雅.“后真相”的发生机制：情绪化文本的传播效果——基于脑电技术范式的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9（04）：73-78+2.
[9]宫贺.网络信任对信息传递与意见寻求的影响——基于微信用户与微信群的实证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71（03）：86-95.
[10]陈丽芳.群体极化视域下微信中的“正能量谣言”[J].青年记者，2017（17）：15-16.
[11]彭兰.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J].国际新闻界，2019，41（02）：20-37.
作者简介：马逸凡（1995—），女，宁夏银川人，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研究生，主要从事传播学理论研究。
【关键词】正能量;情绪化表达;微信
【基金项目】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正能量传播视角下微信的情绪化表达研究”（yjscxx2019-101-13）。
1. 微信平台传播机制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更新，人们参与社会议题的方式更加多样灵活，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逐渐成为社会热点事件中民意的宣泄口。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在给有效信息匮乏下的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信息过载及失控现象等负效应，不仅影响了新媒体传播生态的健康发展，给传统媒体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冲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多次研究有关问题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思考如何促使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更好地服务中国的发展，积极弘扬正能量具有深远的意义。
1.1 信息傳播圈层化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其文章《弱关系的力量》中提出“强连接”与“弱连接”的概念，微信用户的人际关系系统大多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熟人社交圈，在线上体现为以人际传播为主“强连接”微信朋友圈的传播模式。在这种以人际传播为主的信息交流中，易形成以意见领袖为中心的信息圈层化传播，群体成员在“沉默的螺旋”效应和对意见领袖的充分信任引导机制下，即便朋友圈传递的很多消息来源不明或是明显虚假，成员往往出于对朋友的信赖心理，盲目地转发和分享虚假信息甚至错误观点。彭兰认为，微信具有独特的信息扩散机制和平台信息传播模式，在热点事件传播过程中，因强关系主导下的互动模式，易产生圈层化效果，从而形成闭合的舆论场，使正能量信息传播受阻。
1.2 自媒体真实性与商业化的博弈
在传播内容方面，相比微博碎片化的传播特点，微信平台通常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样化、大篇幅的形式呈现信息，赋予媒体公众号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度传播的表达优势。但当前大多微信公众号在内容制作方面过于浅显，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自发性，在对热点事件的内容制作方面偏向表层性的描述和对事实进行片面描述。此外，自媒体公众号趋利性和商业化的特点致使其为满足受众心理需求过度追求娱乐化，严肃议题的娱乐化和“软新闻”的频繁出现，使社会公众对热点事件的判断力缺失，激发公众从众心理的产生。随着信息消费碎片化和感性化时代的来临，部分公众号自媒体与资本结盟，主动迎合受众，部分公众号自媒体为争抢发布时间，在未经确认真相的情况下传播失实或错误信息，造成公众对事件的片面理解，在以人际交往为主导的二级传播模式下，增大了谣言传播的可能。
1.3 后真相时代的情绪化传播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社会事件的发展过程不再独立于社会群体和社会环境之外，而是在技术的作用下被网民群体紧密关注，逐渐呈现出受舆论影响的特点。心理学家Wiliam McDougall提出了“情绪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的概念，认为情绪感染是一种通过原始性交感神经反应产生的情绪直接感应法则。毛湛文指出，“情绪共振”指“社会情绪积蓄到一定程度上所引发的大规模的情感共鸣和爆发。”王俊秀对微博平台进行研究后发现，个体在单条微博中流露的情绪构成了社会情绪的基调，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准备状态，大量个体的情绪分享能形成一种情感氛围。在公共议题中，大众的看法、观点、态度和情绪会因社会事件的不断发展交织形成舆论场，意见相同的观点会达成“同频共振”的效果，从而产生更高振幅，影响其他观点和态度的表达，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甚至形成线下“群体极化”现象，遮蔽了正面积极议题的呈现。
2. 微信平台的正能量引导策略
新媒体语境下，新技术的飞速发展降低了用户对社会化媒体的使用门槛和参与公共议题的成本，同时由于虚拟互联网中的交流无法准确再现，造成微信平台内容传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微信自媒体平台出于逐利性以及责任感缺失，在热点事件内容传播中，起到了促进动员、加速扩散的作用，促使公众不合理地进行情绪宣泄;二是微信具有半封闭性，用户很难在第一时间感知一些话题，相比作为一种追踪公共舆论的工具，它更像是一个“邻里式”的交流平台，逐渐滋生出圈层化的话语结构模式。后真相时代，人们对事件的关注不再追求真实，而是停留于事件表面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化，因此加强微信平台的正能量传播至关重要。
2.1 构建穿透性圈层结构，扩大正能量传播范围
在微信传播平台，自媒体公众号泛滥、圈层化的信息传播模式加剧了情绪化传播，使理性客观地揭示真相、进行正能量传播带来了挑战。因此，应构建微信平台具有穿透性的圈层信息传播模式，将主流媒体的传播影响力与自媒体广泛辐射的优势结合，发挥不同流量入口的特长，有助于整合矩阵内资源，通过联动打破圈层传播，加强全平台正能量信息辐射。
在信息内容传播方面，应注重公众议题的深层次展现。恶性热点事件的爆发不仅反映了公众对事件本身的关注情况和情绪反响，还折射出部分网民群体关于自身安全和司法公正性等问题的关注和担忧，若不及时对事件进行跟踪调查和深入报道，会导致虚假报道、传播谣言泛滥成殇。因此，微信平台的信息传播结构需打破圈层化，形成主流媒体、市场化媒体以及专业性自媒体的联动传播机制，加强正能量信息传播的穿透力。一方面，主流媒体应坚持以“原创”和“首发”为主，占据信息传播的核心圈层，在第一时间发布重要信息，确定微信舆论场的传播主调;另一方面，市场化媒体作为传播的中间圈层，应深入解读信息，把握舆论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去影响关联圈层中的个人公众号和用户主动转发，扩大信息传播范围。 2.2 培养“情绪领袖”，传递多元声音
后真相时代的信息传播具有独特的传播规律、传播路径、传播范式，热点事件中的情绪引导和传播在民众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若不能正确评估情绪引导的价值、掌握情绪传播的特点，就难以对熱点事件中的舆论趋势进行把控，很难引导商业化自媒体平台重视社会责任，从而造成公众情绪极端化和偏激化。学者徐翔指出，建立“情绪设置”视域下的情感导向理论框架，把情绪传播作为基础性的元素，考察情绪传播的特质和机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效果生成。他认为，“正是在‘议程设置’理论中对于议程的关注缺乏对议程中情绪和情感谱系的足够重视，甚至忽视了情绪直接作为‘类议程’的本体可能性，使得有必要明确地和集中地聚焦于‘情绪设置’，并将之作为舆情调控和传播效果的范式路径之一。”在媒体对热点事件的报道中，基于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传播学理论对受众进行内容和认知层面引导的同时，还需考虑到情绪作为影响传播因素的“变量”对传播效果产生的影响。媒体公众号设置政治类议题等容易引导公众正向情绪反应，但是在后真相时代的信息传播中，公众和社会对媒体报道的要求逐渐提高，各媒体不仅需要在“议程设置”的基础上针对内容进行严谨、深度的分析，还需要辅以合理客观的“情绪设置”，通过加强用户对事件情感感知的方式呈现客观严肃的事实。
2.3 重视新闻专业性，巩固主流媒体权威
主流媒体公众号具备新闻报道专业性和优秀的新闻人才优势，应凭借其深远的影响力和威信成为时代的守护者。在时代的洪流和环境变幻下，以主流媒体为主的信息传播者要做的不是单向投喂新闻，而是将新闻的价值送到人们心里，并鼓励公众因此产生态度或行为上的积极改变，达到正能量的传播。微信公众号平台不仅具有社会服务功能，更应肩负时代使命、鼓舞社会不断向前。新媒体时代和后真相时代的双重环境赋予当下信息传播和事态发展的复杂性，事件的争议性与重要性和暧昧性是呈正比的。愈是重要的事件，愈是要多方面小心求证，减少事件的暧昧性就是新闻的一大职责。钟智锦指出，相似的积极情绪在同一交流空间不断累积和新生，形成以积极情绪为主导的意见气候。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的重量不仅在于对事件事实的阐述，还需关注舆论情绪，对意见情绪进行引导。众多热点事件案例提醒人们，通过事实了解真相，除了客观冷静的批判思维和理性探索的精神，还需加强媒体自我把关，向大众及社会传递正能量。
参考文献：
[1]Le Bon， G. The crowd： a studt of the popular mind[M].Sparkling Books. 1985，55-60.
[2]徐翔.从“议程设置”到“情绪设置”：媒介传播“情绪设置”效果与机理[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03）：82-89.
[3]钟智锦，廖小欧，游宇霞.网络社区中的情绪感染现象——基于环境类议题与爱国主义类议题的实证研究[J].新闻记者，2019（09）：61-71.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0.
[5]祝兴平，张微.微信爆文的情绪化表达与热点公共事件的舆情传播[J].中国出版，2019（01）：35-39.
[6]毛湛文.新媒体事件研究的理论想象与路径方法——“微博微信公共事件与社会情绪共振机制研究”开题研讨会综述[J].新闻记者，2014（11）：87-91.
[7]王俊秀.社会情绪的结构和动力机制：社会心态的视角[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5（05）：55-63.
[8]喻国明，钱绯璠，陈瑶，修利超，杨雅.“后真相”的发生机制：情绪化文本的传播效果——基于脑电技术范式的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9（04）：73-78+2.
[9]宫贺.网络信任对信息传递与意见寻求的影响——基于微信用户与微信群的实证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71（03）：86-95.
[10]陈丽芳.群体极化视域下微信中的“正能量谣言”[J].青年记者，2017（17）：15-16.
[11]彭兰.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J].国际新闻界，2019，41（02）：20-37.
作者简介：马逸凡（1995—），女，宁夏银川人，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研究生，主要从事传播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