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曾寄望《家世》能为当代人寻找真正的人生价值秩序。那你如今找到了吗？
　　余世存：勾勒家世本身，就确立了历史秩序和人生秩序，同时我还留下了很多线索供读者参详。如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鲁迅和胡适，说明中国文化中的相反相成；如“一人有余顾一家，一家有余顾一族”等家风家教，说明人在社会上的责任和义务……我认为，只要对生命诚实，我们就明白自己跟这个世界有深刻的联系，只不过，每个人会把这种联系表达得不同，有的表达得动人，有的表达得优雅，有的表达得良善……
　　记者：大学时您就开始读哲学，哲学中是否真的能寻找到让人安身立命的答案？
　　余世存：是的，哲学既能训练头脑，也能抚慰心灵。就像大众在信佛信基督教中安身立命一样，我们在哲学中能够适得其所。我崇尚的哲人很多，老子、孔子、苏格拉底，都很喜欢。当然，最愿意讨教的大概是佛陀。
　　记者：以后的写作会不会试图去迎合读者？
　　余世存：我没有想去迎合读者。曾有出版商跟我谈过写畅销书的事，我都拒绝了。生计极为困难的时候，有人劝我写时文、编电视剧，我也是颇有自知之明地拒绝了。我相信我的阅读思考并不是孤立的，我的研读心得也一定有读者。这几年研究 《易经》，周围人包括知识界不理解的居多，朋友们完全不懂我何以“走火入魔”，但我在跟身边人的实证中意识到《易经》思维的重要性，我希望自己能够把易经的精神传递给大家。我给自己的《易经》作品拟的一句宣传语就是：经过两千年的蒙尘，人民，你们的《易经》在此还给了你们。
　　记者：中国知识分子最可悲的地方是什么？
　　余世存：我自己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我们确实有很多可悲之处。最可悲的是，我们没有独立起来。傍商傍官，或成为商家、成为官家，是很多知识分子的生活；用我的话，我们也是类人孩，不得不在市场或官威中做好孩子甚至做乖孙子，不得不甚至自愿地去做官家或商人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