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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文化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扩展领域，20世纪40年代后期诞生于美国，70年代末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拥有自身理论体系和范式建构的学科。跨文化传播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各种文化正是由于不断地吸收不同文化的有益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所寻求的是在“互相参照”的过程中认识文化的特性，使各种文化都能通过对话而获得思想新资源。本文欲对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初步梳理，以廓清其发展脉络并试图探寻建构中国特色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献综述；最新进展
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梳理
（一）跨文化传播的诞生
跨文化传播的历史非常悠久，广义上来说，自有人类社会便有了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早期关于跨文化传播研究多散见于一些哲学家的著作中，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曾提到“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的重要性。首先开始从理论上系统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是爱德华·霍尔。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美国大批移民引入，在客观上促进了跨文化传播学的诞生。1959年，霍尔发表的《无声的语言》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词，该书被视为跨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书中包含了我们理解文化和传播的基本问题，如“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传播”、“时间会说话”、“空间会说话”等等。跨文化傳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
（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
跨文化传播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这时候跨文化传播学在美国成立了独立研究协会，创办了专业刊物，大量出版了学术专著，在大专院校开设了课程，出现了专门的出版社，同时该学科也得到了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学术界的重视。传播学界最具权威的国际传播协会把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八个研究方向之一。从事跨文化传播学的学者们基本上有三个共识：跨文化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扩展；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特点在于它注重不同文化的个人、群体之间阻碍传播的文化因素；文化人类学和传播学的主要理论可以为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或借鉴。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全球化成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跨文化传播日益受到重视。虽然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但其发展之快，影响之大，引起了广泛关注。当前，跨文化传播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现状
与国际学坛的显学地位相比，跨文化传播学在我国却正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初由外语学界引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局限于语言、交际和翻译等应用领域，缺乏国内学界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基础理论研究、多角度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以及跨文化议题的拓展研究几个阶段。虽然与欧美国家比较而言，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仍处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起步阶段，各项研究都有待深化，但随着传播学学科建设力度的加大和学术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际交流的拓展，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有了蓬勃的发展。总结起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引进、初创阶段（1980—199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跨文化传播由外语教学界引入国内，引入时将其译作“跨文化交际”。在跨文化传播研究方面，国内研究学者主要来自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领域。从一开始，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就采取了开放、交流的态度，学术交流活动十分频繁。1983年，何道宽在《外国语文教学》杂志发表了《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一文，在本文中，他率先将其作为一门学科介绍给国内学界。此后，一些国外的理论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比如198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萨莫瓦等著，陈南等译的《跨文化传通》，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霍尔著，居延安等译的《超越文化》，1991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版了布罗斯纳安著，毕继万译的《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霍尔著，刘建荣等译的《无声的语言》，1992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罗宾逊著，马啸、王斌等译的《跨文化理解》等。
与此相应，初步的探讨、研究成果也开始出现。比如1992年胡正荣的《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的扩展与控制：电视的跨文化传播初探》，还有同年贾玉新的《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文章。据胡文仲统计，跨文化传播研究引进国内至1994年，发表的相关文章多达百篇左右。1994年，胡文仲主编《文化与交际》收入了部分上述文章。同年，王福祥、吴汉樱主编的《文化与语言》也对部分文章进行了收录。1995年之前，基本的发展特点就是对理论的借鉴和对初步成果的收集归纳，此外，还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国内学者的理论专著，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王志章《对外文化传播学引论》等。
（二）提升和拓展阶段（1996—1999）
1996年至1999年为提升和拓展阶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外学术交流愈加频繁，一些大型国际跨文化传播会议在中国召开，学术交流不仅增强了各国学术界的对话、融通，也拓展了中国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议题，使之从偏重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转向一些交叉学科的探讨，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也更多地与国外接轨，学术交流活动增加，相关著作的译介进一步加强，比如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莫藤森著，关世杰等译的《跨文化传播学：东方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汤林森著，冯建三译的《文化帝国主义》等。 于此同时，论文的发表也呈上升趋势，比如1996年许力生发表于《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谈规约问题》，1998年胡超发发表于《外语教学》的《文化思维模式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等。相关专著的出版也在增加，比如1996年王宏印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传通》，林大津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交际研究》，1997年贾玉新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交际学》，1998年钟大年等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电视跨国传播与民族文化》，1999年胡文仲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等等。
（三）高潮和深化阶段（2000—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掀起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无论是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较之前有了量的增加和质的飞跃。具体来看，研究议题突破了早期语言交际、文化交流的范畴，拓展到国际传播、跨国技术传播、新媒体研究和跨文化管理等新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再是定性研究一统天下，出现了部分以定量研究为主的论文。同时，国内的高校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专业课程与研究机构。这期间比较重要的译著包括2000年斯图尔特和贝内特著，卫景宜译，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文化模式》，2001年阿芒·马特拉著，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2003年萨莫瓦等著，麻争旗等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等。
这一时期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突破了仅限于中美两国之间的跨文化问题，中日之间、中俄之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也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很多学者将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学科的探讨。同时一些期刊论文开始注重对于现实存在问题的探讨，如张威在《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一文中认为，误读是跨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分为无意识的误读和有意识的误读，分析了中西新闻学中双向误读的情况，认为目前比较新闻学继续疏理中西之间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麻争旗在《翻译的二度编码论――对媒介跨文化传播之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一文从符号传播、语言传播切入，提出了“翻译二度编码的观点”等等。
三、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最新进展
（一）研究理论的深化
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匮乏与肤浅一直是制约着跨文化传播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大掣肘。近几年来的跨文化研究的新发展突破了这一瓶颈，来自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维度阐述了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研究语境和研究方法等，从单一引进西方理论转而思索跨文化传播自身的文化特性，并结合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等深刻背景与中国当下的文化实际，质询、探索并试图建构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框架。一些比较创新的理论如将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背景置于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这两种观点：姜飞认为跨文化传播的最初缘起，带有深厚的殖民和种族主义色彩。虽然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人类学的狭隘视角逐渐被质疑，且经过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拓展，开启了历史性的思想转向，由单纯服务于殖民、控制转化为文化之间的彼此理解。但不难发现，对于西方强势文化来说，“跨文化”实质是由殖民主义而来的后殖民时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化皮影戏。陈卫星则认为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的表象越来越直接地通过媒介本身扩散出来。但全球性的媒介文化传播在市场中立的背后包含很多西方的价值观，这就导致了掌握着世界性传播网络资源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成为传播当中的世界时间，这是发展中国家在跨文化传播的世界格局中所正在经历的残酷事实。
（二）研究领域的扩展
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在国际传播研究方面更为扩展，具体来看，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大众传播的国际比较研究”、“国际新闻报道、传媒制品研究”、“国际、对外、跨文化传播的策略和技巧”等。其中不少文章涉及到国家形象、国际政治、文化误读、文化冲突与互动、情感构建等问题。宏观层面上，既有从文化传统、自我意识和集体情感记忆等哲学高度思考国家间的结构冲突的，也有运用辩证法原理探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共生共长的文化理念；中观层面的论著则大多結合全球化背景，从描述性层面探讨国家、企业或大众传媒集团的跨国、跨文化传播的谋略、技巧和效果，或是进行中外对比，而实务类外宣性质的微观研究论著不多见。不可忽视的是，国内的跨文化研究对国际传播活动中的商业化和娱乐化倾向关注不够，对于国际传播中涉及的技术和资本、语言和文化等要素的研究也不够，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多，学术环境更为宽松。在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不仅国内的大陆、香港、台湾以多种形式展开交流、互访和研讨，而且与英国、美国等传播学界直接建立合作研究关系，实现了中外学者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高层次对话，对推进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和规范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结论
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学科，需要整合、归纳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文化交往的深入和文化交流的互动实践，使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理论框架、学科建构和实践途径等各层面都较以往有了很大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与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旨趣日益广泛和深入的趋势相比，我们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盲点，对于国际跨文化传播理论前沿的跟踪与关注度也不够紧密，更缺乏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的借鉴融合。在多元、多维和多样化价值观并存的当下，作为文化大国，国内的跨文化传播应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较量的语境下，构建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应在实现东西方文化对话与文化合作的基础上，提炼富于中国本土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构设、预想并进行科学演绎与论证，这才是当前学科建构的当务之急和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5]蔡帼芬，徐琴媛.《国际新闻与跨文化传播》[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6]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商务印书馆，2000.
[7]张晓静.《跨文化传播中媒介刻板印象分析》[J].当代传播，2007，（02）.
[8]彭兰.《网络与跨文化传播初探》[J].国际新闻界，2000，（06）.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献综述；最新进展
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梳理
（一）跨文化传播的诞生
跨文化传播的历史非常悠久，广义上来说，自有人类社会便有了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早期关于跨文化传播研究多散见于一些哲学家的著作中，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曾提到“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的重要性。首先开始从理论上系统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是爱德华·霍尔。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美国大批移民引入，在客观上促进了跨文化传播学的诞生。1959年，霍尔发表的《无声的语言》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词，该书被视为跨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书中包含了我们理解文化和传播的基本问题，如“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传播”、“时间会说话”、“空间会说话”等等。跨文化傳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
（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
跨文化传播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这时候跨文化传播学在美国成立了独立研究协会，创办了专业刊物，大量出版了学术专著，在大专院校开设了课程，出现了专门的出版社，同时该学科也得到了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学术界的重视。传播学界最具权威的国际传播协会把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八个研究方向之一。从事跨文化传播学的学者们基本上有三个共识：跨文化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扩展；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特点在于它注重不同文化的个人、群体之间阻碍传播的文化因素；文化人类学和传播学的主要理论可以为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或借鉴。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全球化成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跨文化传播日益受到重视。虽然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但其发展之快，影响之大，引起了广泛关注。当前，跨文化传播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现状
与国际学坛的显学地位相比，跨文化传播学在我国却正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初由外语学界引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局限于语言、交际和翻译等应用领域，缺乏国内学界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基础理论研究、多角度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以及跨文化议题的拓展研究几个阶段。虽然与欧美国家比较而言，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仍处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起步阶段，各项研究都有待深化，但随着传播学学科建设力度的加大和学术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际交流的拓展，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有了蓬勃的发展。总结起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引进、初创阶段（1980—199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跨文化传播由外语教学界引入国内，引入时将其译作“跨文化交际”。在跨文化传播研究方面，国内研究学者主要来自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领域。从一开始，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就采取了开放、交流的态度，学术交流活动十分频繁。1983年，何道宽在《外国语文教学》杂志发表了《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一文，在本文中，他率先将其作为一门学科介绍给国内学界。此后，一些国外的理论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比如198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萨莫瓦等著，陈南等译的《跨文化传通》，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霍尔著，居延安等译的《超越文化》，1991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版了布罗斯纳安著，毕继万译的《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霍尔著，刘建荣等译的《无声的语言》，1992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罗宾逊著，马啸、王斌等译的《跨文化理解》等。
与此相应，初步的探讨、研究成果也开始出现。比如1992年胡正荣的《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的扩展与控制：电视的跨文化传播初探》，还有同年贾玉新的《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文章。据胡文仲统计，跨文化传播研究引进国内至1994年，发表的相关文章多达百篇左右。1994年，胡文仲主编《文化与交际》收入了部分上述文章。同年，王福祥、吴汉樱主编的《文化与语言》也对部分文章进行了收录。1995年之前，基本的发展特点就是对理论的借鉴和对初步成果的收集归纳，此外，还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国内学者的理论专著，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王志章《对外文化传播学引论》等。
（二）提升和拓展阶段（1996—1999）
1996年至1999年为提升和拓展阶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外学术交流愈加频繁，一些大型国际跨文化传播会议在中国召开，学术交流不仅增强了各国学术界的对话、融通，也拓展了中国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议题，使之从偏重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转向一些交叉学科的探讨，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也更多地与国外接轨，学术交流活动增加，相关著作的译介进一步加强，比如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莫藤森著，关世杰等译的《跨文化传播学：东方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汤林森著，冯建三译的《文化帝国主义》等。 于此同时，论文的发表也呈上升趋势，比如1996年许力生发表于《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谈规约问题》，1998年胡超发发表于《外语教学》的《文化思维模式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等。相关专著的出版也在增加，比如1996年王宏印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传通》，林大津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交际研究》，1997年贾玉新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交际学》，1998年钟大年等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电视跨国传播与民族文化》，1999年胡文仲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等等。
（三）高潮和深化阶段（2000—至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掀起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无论是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较之前有了量的增加和质的飞跃。具体来看，研究议题突破了早期语言交际、文化交流的范畴，拓展到国际传播、跨国技术传播、新媒体研究和跨文化管理等新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再是定性研究一统天下，出现了部分以定量研究为主的论文。同时，国内的高校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专业课程与研究机构。这期间比较重要的译著包括2000年斯图尔特和贝内特著，卫景宜译，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文化模式》，2001年阿芒·马特拉著，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2003年萨莫瓦等著，麻争旗等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等。
这一时期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突破了仅限于中美两国之间的跨文化问题，中日之间、中俄之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也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很多学者将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学科的探讨。同时一些期刊论文开始注重对于现实存在问题的探讨，如张威在《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一文中认为，误读是跨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分为无意识的误读和有意识的误读，分析了中西新闻学中双向误读的情况，认为目前比较新闻学继续疏理中西之间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麻争旗在《翻译的二度编码论――对媒介跨文化传播之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一文从符号传播、语言传播切入，提出了“翻译二度编码的观点”等等。
三、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最新进展
（一）研究理论的深化
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匮乏与肤浅一直是制约着跨文化传播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大掣肘。近几年来的跨文化研究的新发展突破了这一瓶颈，来自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维度阐述了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研究语境和研究方法等，从单一引进西方理论转而思索跨文化传播自身的文化特性，并结合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等深刻背景与中国当下的文化实际，质询、探索并试图建构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框架。一些比较创新的理论如将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背景置于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这两种观点：姜飞认为跨文化传播的最初缘起，带有深厚的殖民和种族主义色彩。虽然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人类学的狭隘视角逐渐被质疑，且经过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拓展，开启了历史性的思想转向，由单纯服务于殖民、控制转化为文化之间的彼此理解。但不难发现，对于西方强势文化来说，“跨文化”实质是由殖民主义而来的后殖民时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化皮影戏。陈卫星则认为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的表象越来越直接地通过媒介本身扩散出来。但全球性的媒介文化传播在市场中立的背后包含很多西方的价值观，这就导致了掌握着世界性传播网络资源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成为传播当中的世界时间，这是发展中国家在跨文化传播的世界格局中所正在经历的残酷事实。
（二）研究领域的扩展
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在国际传播研究方面更为扩展，具体来看，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大众传播的国际比较研究”、“国际新闻报道、传媒制品研究”、“国际、对外、跨文化传播的策略和技巧”等。其中不少文章涉及到国家形象、国际政治、文化误读、文化冲突与互动、情感构建等问题。宏观层面上，既有从文化传统、自我意识和集体情感记忆等哲学高度思考国家间的结构冲突的，也有运用辩证法原理探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共生共长的文化理念；中观层面的论著则大多結合全球化背景，从描述性层面探讨国家、企业或大众传媒集团的跨国、跨文化传播的谋略、技巧和效果，或是进行中外对比，而实务类外宣性质的微观研究论著不多见。不可忽视的是，国内的跨文化研究对国际传播活动中的商业化和娱乐化倾向关注不够，对于国际传播中涉及的技术和资本、语言和文化等要素的研究也不够，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多，学术环境更为宽松。在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不仅国内的大陆、香港、台湾以多种形式展开交流、互访和研讨，而且与英国、美国等传播学界直接建立合作研究关系，实现了中外学者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高层次对话，对推进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和规范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结论
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学科，需要整合、归纳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文化交往的深入和文化交流的互动实践，使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理论框架、学科建构和实践途径等各层面都较以往有了很大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与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旨趣日益广泛和深入的趋势相比，我们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盲点，对于国际跨文化传播理论前沿的跟踪与关注度也不够紧密，更缺乏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的借鉴融合。在多元、多维和多样化价值观并存的当下，作为文化大国，国内的跨文化传播应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较量的语境下，构建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应在实现东西方文化对话与文化合作的基础上，提炼富于中国本土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构设、预想并进行科学演绎与论证，这才是当前学科建构的当务之急和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5]蔡帼芬，徐琴媛.《国际新闻与跨文化传播》[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6]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商务印书馆，2000.
[7]张晓静.《跨文化传播中媒介刻板印象分析》[J].当代传播，2007，（02）.
[8]彭兰.《网络与跨文化传播初探》[J].国际新闻界，2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