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学的传承创新既是早期儒家自身传承的结果，又是在排拒与融合其他学说的结晶。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是儒、墨两家争鸣的重头戏，对儒、墨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凸显出早期儒学的传承与创新路径。
　　◎墨之“非儒”
　　儒家以修身为前提，以礼仪训练与文化教养为己任。但在战国时期，世袭宗法贵族的统治地位已被军功新贵族取代。新的统治者忙于富国强兵，对儒家倡导的礼文化毫无兴趣。百姓迫切要求停止战争，期待早日过上安宁的生活。墨子作为一名普通的下层手工业者，对民众的疾苦与诉求了如指掌。他认为，儒家宣扬的礼文化很可能成为贵族的帮凶，无益于百姓民生，儒家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坏的作用，遂展开了对儒家的激烈批判。
　　《墨子·公孟》篇批评儒家有“四政足以丧天下”。其一，儒家不重天、不信鬼，导致社会上的恶人毫无宗教敬畏感，民众也失去了批判社会的武器。其二，厚葬久丧，既耽误生产，又靡财费时，加剧生活贫困。其三，弦歌鼓舞，助长统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贵族们的一顿饭“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辞过》），如果再沉溺于弦歌乐舞之中，奢侈之风会更加兴盛。其四，宣扬“命定论”，使贵族与平民各安其位，泯灭了民众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斗志。墨子认为，儒学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众，根源在于儒家“仁”。“仁”首先是血缘之爱，以“孝”为中心，然后在家庭宗族、邻里乡党、朋友君臣中次第展开。墨子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各私其亲，不能以对待自己亲人的方式对待他人。鉴于此，墨子提出了“兼爱”的主张。如果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那么，天下就会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
　　墨子及其弟子的“非儒”运动，声势浩大，获得了最广泛的民众支持。这使本已陷入困境的儒家雪上加霜。墨家在批评儒学贵族气质的前提下，推动了“祭天祀鬼”“勤俭节约”“互爱互助”等简易实用的平民文化的发展。墨家在儒家之后成为“显学”的根源正在于其平民文化迎合了战国时期广大百姓的利益需求。
　　◎仁爱与兼爱
　　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是孔子、曾子、子思这一系早期儒家谱系的传人。孟子时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面对咄咄逼人的墨家，孟子以“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浩然之气”，毅然起而“辟墨”。
　　“仁爱”与“兼爱”是儒墨之争的核心问题。要击退墨家的进攻，必须彻底揭露兼爱的危害。恰好，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举动暴露了墨家的理论缺陷。墨家赞同薄葬，批评儒家的厚葬主张，而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做法正违反了自家学说。当孟子批评夷之时，夷之却以儒家主张的“若保赤子”为借口，辩解说“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孟子对夷之的论调予以坚决的反击，他指出，丧礼的真正内涵不在于财产的多寡，而是源于子女发自内心对父母的真爱。这种特定的情感体验由血缘关系决定，而绝不可能来自外部，也不可能依靠推论方式获得。墨家既承认有发自内心的情感之爱，又认为这种爱可以用语言与推论方式施于他人，墨子津津乐道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兼爱精神，实际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孟子认为，墨家把他人之父视为己之父，消弭了父亲的特定内涵。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儒、墨在仁爱与兼爱问题上有着不可弥合的分歧，因此，孟子才尖锐地批判墨家的“兼爱”学说会使人成为无异于“禽兽”的“无父”之学。
　　如果我们考虑到墨子对儒家的批评，不难发现，墨子对“天”与“善”的论述正被孟子悄然吸收了。《墨子》书中“天民”一词出现2次，《孟子》书中出现了3次。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词却不见于其他早期儒墨两家著作。墨子把至善之天与民连接以来，为人性找到了至善之源。墨子虽未明言人性善，但推行兼爱之人必定以人之善性为前提。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中》）的主张，均是墨子提升民众地位的举措。这些主张已经唤醒了民众积极争取自身利益的意识。在风起云涌的墨家“革命”之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
　　经过孟子对墨学的排拒、吸收与融合，儒学已不再是曲高和寡的贵族式的内圣修身之学，而是发展成为兼济平民的外王之学。从孔子到孟子，儒家在坚守仁学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又吸收墨学之“义”，走出了一条主体性传承与包容性创新之路。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