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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存的古代文字，除书写外，主要见于石刻等硬质材料，人们称后者为铭刻。遗存的古篆，从篆书之鼻祖石鼓文，到浩如瀚海的古印文字，无不见于铭刻。可以说，铭刻是古代篆书的宝库。
石鼓时代约在战国早期，是我国古代最早石刻之，唐朝初年在陕西凤翔县发现，共十石，今存故宫博物院。石鼓文刻于石鼓之上，故名。从书体角度说，石鼓文应属大篆。据《说文解字》，周宣王时的太史籀著有《大篆》十五篇。如此说不误，大篆之名出自周代，它是书名，也是当时标准字体的名称。春秋战国时期，使用大篆的唯秦一国。而遗存的秦文，字最多而精美者非石鼓文莫属，石鼓文堪称大篆之代表。篆书是秦始皇时期由丞相李斯诸人以大篆为蓝本省改而成的，所以称石鼓文为篆书之祖并不为过。
石鼓文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人所共知。历代金石家、书法家对石鼓文评价很高，唐代著名书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都曾推崇过石鼓文，韩愈在《石鼓歌》中更称赞说，“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说石鼓文像鸾凤在飞翔，仙女在起舞，又像枝柯交错的珊瑚，美不胜收。唐书家张怀璀在《书断》中也说石鼓文“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纽”。又说它“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恣旁逸，又婉润焉”。近人更有评论体态端庄凝重，雍容和穆，笔势雄强浑厚，朴茂自然。总之，从古到今，人们都是选择最美的语词来评述石鼓文书法的，可见石鼓文艺术成就之高。历代书家无不从石鼓文中吸取营养，它对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石鼓出土后，尽管为世所重，但是一千年来的经历却是坎坷不平的，真可谓历尽沧桑。初发现时，石鼓铭文还比较完整，但很长时间无人管理，任凭它在原地雨打日晒，风化腐蚀，以至石皮脱落。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文已讹”，正反映了当时石鼓的状况。韩愈为博士时曾向当时主持太学的祭酒表示，希望提供几匹骆驼，他本人愿意把石鼓运至太学，然未获应允。后来郑余庆把石鼓移至凤翔孔庙，石鼓始得到保护，可是十石中只剩九个，其中一石(按“乍原”石)已经丢失了。五代战乱，石鼓重又散失，直至宋朝，司马池任凤翔知事，才又把它们找回，置于府学。宋皇佑四年，“乍原”石为向传师访得，十石乃足。然此石已中凹，原来是曾被人用作石臼。至宋徽宗大观年问，石鼓移至都城开封，置于辟廱(太学)。后移于保和殿。据说宋徽宗下诏用金将字口填满，以示石鼓之珍贵，并藉此防人再行捶拓。靖康末年金人攻占开封，将石鼓北徙中都(今北京)。又据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及明杨慎《升庵外集》记石鼓曾藏于王宣抚宅，宅后为大兴府学，被虞集发现于杂草丛中，后移至京都孔庙大成门内(皇庆癸丑，公元1313)。明清两代至抗日战争前夕，石鼓一直存放在北京的国子监。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护这组珍贵文物，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至四川，抗日战争结束后运南京，1959年运回北京，藏于故宫博物院。如今这组珍贵文物得到很好的保护。目前石鼓只存250余字，比宋代欧阳修《集古录》所记的465字少220多字，但它能保存至今，本身就是奇迹。我们今天还能欣赏石鼓雄奇瑰丽的文字，不能不感谢历代那些热心爱护祖国文化遗产的人们。
由于石鼓历尽沧桑，铭文毁坏相当严重，一石甚至无字，有的虽存字尚多，但字也多已缺损，所以早期拓本就十分珍贵。石鼓的拓本在唐代就有了，韩愈的石鼓歌有这样的句子“张生手持石鼓文”，“公从何处得纸本”。韦应物的石鼓歌也说“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可见唐代的石鼓文拓片定不少。但是唐代的石鼓文拓片件也没有流传下来，如今我们能看到拓本最早是北宋拓本。
著名的早期拓本有明安国旧藏的前茅、中权、后劲三本，为北宋所拓。中权本存字最多，达497字；前茅本(即先锋本)存字480字，后劲本491字。(对石鼓文字数的统计各家略有出入)此三本存字比宋欧阳修所见的还多，其价值自不待言。此三种拓本后为日人三井收藏，郭沫若在抗战时据此三本作《石鼓文研究》，并将其中先锋本收进书中。中权本、后劲本则于近年分别由日二玄社影印刊行。与上述三本齐名的有明范氏(范钦)天一阁本。亦北宋拓，462字，惜此本已于咸丰十年毁于兵乱。如今我们只能从清阮元的摹刻本，及盛昱翻刻的阮元本中窥见其大概面目。明代拓本，据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记载有四种：江上达藏临本整纸装巨册(原钱澧、成亲王藏)，故宫博物院藏陶斋端方本、吴云本(原苏州俞氏藏)，国家博物馆藏邵章本。此外，徐坊旧藏的明初拓本也很著名，民国初为日人购去，日本博文堂有影印本。再就是清代拓本了。
由于人们喜爱石鼓文，而原拓又难于看到，于是形形色色的石鼓文法帖及其他相关制品也就流传开来。宋著名的《甲秀堂法帖》、薛尚公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均收有石鼓文的缩刻本。明顾从义有端溪砚石缩刻本。清乾隆帝还以当时流行的鼓形仿制十石，将石鼓文刻于其上。此外清还有将石鼓文刻于墨、砚等文房用具的。当然此类文字与原拓石鼓文无法比拟。历代文人中还有流行临写石鼓文的，其中不乏精品。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临石鼓文多幅，乃作者据本人收藏的明拓石鼓文临写，其中七十二岁作的《临石鼓文轴》，最为书界所重。
石鼓时代约在战国早期，是我国古代最早石刻之，唐朝初年在陕西凤翔县发现，共十石，今存故宫博物院。石鼓文刻于石鼓之上，故名。从书体角度说，石鼓文应属大篆。据《说文解字》，周宣王时的太史籀著有《大篆》十五篇。如此说不误，大篆之名出自周代，它是书名，也是当时标准字体的名称。春秋战国时期，使用大篆的唯秦一国。而遗存的秦文，字最多而精美者非石鼓文莫属，石鼓文堪称大篆之代表。篆书是秦始皇时期由丞相李斯诸人以大篆为蓝本省改而成的，所以称石鼓文为篆书之祖并不为过。
石鼓文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人所共知。历代金石家、书法家对石鼓文评价很高，唐代著名书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都曾推崇过石鼓文，韩愈在《石鼓歌》中更称赞说，“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说石鼓文像鸾凤在飞翔，仙女在起舞，又像枝柯交错的珊瑚，美不胜收。唐书家张怀璀在《书断》中也说石鼓文“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纽”。又说它“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恣旁逸，又婉润焉”。近人更有评论体态端庄凝重，雍容和穆，笔势雄强浑厚，朴茂自然。总之，从古到今，人们都是选择最美的语词来评述石鼓文书法的，可见石鼓文艺术成就之高。历代书家无不从石鼓文中吸取营养，它对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石鼓出土后，尽管为世所重，但是一千年来的经历却是坎坷不平的，真可谓历尽沧桑。初发现时，石鼓铭文还比较完整，但很长时间无人管理，任凭它在原地雨打日晒，风化腐蚀，以至石皮脱落。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文已讹”，正反映了当时石鼓的状况。韩愈为博士时曾向当时主持太学的祭酒表示，希望提供几匹骆驼，他本人愿意把石鼓运至太学，然未获应允。后来郑余庆把石鼓移至凤翔孔庙，石鼓始得到保护，可是十石中只剩九个，其中一石(按“乍原”石)已经丢失了。五代战乱，石鼓重又散失，直至宋朝，司马池任凤翔知事，才又把它们找回，置于府学。宋皇佑四年，“乍原”石为向传师访得，十石乃足。然此石已中凹，原来是曾被人用作石臼。至宋徽宗大观年问，石鼓移至都城开封，置于辟廱(太学)。后移于保和殿。据说宋徽宗下诏用金将字口填满，以示石鼓之珍贵，并藉此防人再行捶拓。靖康末年金人攻占开封，将石鼓北徙中都(今北京)。又据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及明杨慎《升庵外集》记石鼓曾藏于王宣抚宅，宅后为大兴府学，被虞集发现于杂草丛中，后移至京都孔庙大成门内(皇庆癸丑，公元1313)。明清两代至抗日战争前夕，石鼓一直存放在北京的国子监。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护这组珍贵文物，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至四川，抗日战争结束后运南京，1959年运回北京，藏于故宫博物院。如今这组珍贵文物得到很好的保护。目前石鼓只存250余字，比宋代欧阳修《集古录》所记的465字少220多字，但它能保存至今，本身就是奇迹。我们今天还能欣赏石鼓雄奇瑰丽的文字，不能不感谢历代那些热心爱护祖国文化遗产的人们。
由于石鼓历尽沧桑，铭文毁坏相当严重，一石甚至无字，有的虽存字尚多，但字也多已缺损，所以早期拓本就十分珍贵。石鼓的拓本在唐代就有了，韩愈的石鼓歌有这样的句子“张生手持石鼓文”，“公从何处得纸本”。韦应物的石鼓歌也说“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可见唐代的石鼓文拓片定不少。但是唐代的石鼓文拓片件也没有流传下来，如今我们能看到拓本最早是北宋拓本。
著名的早期拓本有明安国旧藏的前茅、中权、后劲三本，为北宋所拓。中权本存字最多，达497字；前茅本(即先锋本)存字480字，后劲本491字。(对石鼓文字数的统计各家略有出入)此三本存字比宋欧阳修所见的还多，其价值自不待言。此三种拓本后为日人三井收藏，郭沫若在抗战时据此三本作《石鼓文研究》，并将其中先锋本收进书中。中权本、后劲本则于近年分别由日二玄社影印刊行。与上述三本齐名的有明范氏(范钦)天一阁本。亦北宋拓，462字，惜此本已于咸丰十年毁于兵乱。如今我们只能从清阮元的摹刻本，及盛昱翻刻的阮元本中窥见其大概面目。明代拓本，据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记载有四种：江上达藏临本整纸装巨册(原钱澧、成亲王藏)，故宫博物院藏陶斋端方本、吴云本(原苏州俞氏藏)，国家博物馆藏邵章本。此外，徐坊旧藏的明初拓本也很著名，民国初为日人购去，日本博文堂有影印本。再就是清代拓本了。
由于人们喜爱石鼓文，而原拓又难于看到，于是形形色色的石鼓文法帖及其他相关制品也就流传开来。宋著名的《甲秀堂法帖》、薛尚公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均收有石鼓文的缩刻本。明顾从义有端溪砚石缩刻本。清乾隆帝还以当时流行的鼓形仿制十石，将石鼓文刻于其上。此外清还有将石鼓文刻于墨、砚等文房用具的。当然此类文字与原拓石鼓文无法比拟。历代文人中还有流行临写石鼓文的，其中不乏精品。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临石鼓文多幅，乃作者据本人收藏的明拓石鼓文临写，其中七十二岁作的《临石鼓文轴》，最为书界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