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们说总有一天我这个人，连我的诗都会消失。他们说，不过，那两件事情倒可以流传下去……
头一件事发生在1986年年初的诗会。那时我二十七，已经带上了圆圆厚厚的黑框眼镜。那年冬天很冷，我常和一帮朋友在寒风凛凛的大运河边嬉戏。我们都喜欢从血印寺的屋檐下掰断冰棱，伺机塞进别人的脖子里。一时间，世界只剩我们的尖叫……回声，还有踩着河堤奔跑的厚重的“笃笃笃”声。那些人，我曾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只要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在我的家门外喊一声，我都会在五秒内跑出去，一整夜不回来。我们的脸上都有一种生猛、桀骜。直到我成了一个诗人，我慢慢开始嫌弃他们，不自觉疏远了他们。
我写诗的故事应该从沈老递了根烟给我开始。我谢绝那根烟。这让他有点不满。他收回那根烟，塞到自己的嘴里。点了烟，抽下第一口的时候，他轻微地眨了眨眼。这就像是告诉我，我拒绝的是个好东西。四五口之后，我和他之间有了一层淡淡薄雾，他这才慢慢地回到了我们的交谈之中。他鼻子喷着烟说：“不错……你……的诗……意象……”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的赞美，特别是这种看起来客套又漫不经心的赞美。那时，甚至我还不知道“意象”这个词，“意向”、“一向”、“异响”……还是别的什么。我无言以对，反而开始担心他的烟灰，它们越来越长，随时就要掉下来了。他是从我表情中才反应过来，于是不紧不慢地在杂乱的办公桌上拨开一堆书本和报纸。他找不到烟灰缸，就随手拿了个笔记本，摊平了，把烟灰点在上面。小火星掉了下来，落在笔记本上，蚀出了个焦黄的圈。笔记本上写着些长短句，像是写废了的诗。
“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想不想继续写诗？”
“想不想当一个诗人？”
……
“如果你愿意写，你会比我更有名气的。”
在他一连串的发问和最后的总结之间，他笔记本上的烟灰已经满了一堆，几根烟头歪歪扭扭地栽在上面。我一直没有说话，到最后，我也没有回答他——我究竟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成为一个比他更有名气的人。但毕竟，他已经用了我的诗歌处女作《犀牛》，而且还从个人腰包里把稿费预支给我了。就这样，他成了我的恩师。在圈内，他和我的名字也经常被摆在一起。
之后，我却在1986年年初的诗会里揍了他一拳。因为晚上我们赌钱的时候，他出老千。我骂他是癞皮狗。我说诗人都是癞皮狗。之所以这么骂，是因为我当时还没把自己当作诗人。但我也发觉了同一桌打牌的诗人肖默和陈鹏脸上难看的表情。沈老说我狗都不如。我就冲上前去揍了他一拳。他趔趄地退了几步，随手一带把桌上的那堆牌都甩到了地上。他没有离开，也没有趁着此时肖默和陈鹏将我架住，冲上来揍我。他只站在原地，用食指指着我，喋喋不休地骂着。我屡次猛冲向他。肖默被我甩开了，而陈鹏的力气实在是太大，我被他拽得死死的，几乎脱臼。我们的动静把隔壁几个房间的诗人们都引来了。
“曹凡，我告诉你，你的诗写得很差，差得很……意象凌乱，意境平庸，情感匮乏，思绪错杂，不知所谓……很差！”他说。
“你公报私仇！”我喊道。
他们都笑了。这更让我火冒三丈。直到我猛然觉醒了，冲沈老喊道：“认罪书还念得不够吗？”
说出这话的时候，我就后悔了。我的后悔和在场人的那种静止几乎是同步的。所有的人都定住了，只有屋顶上的那盏灯泡晃荡着。灯泡是我刚才跳起来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的。现在它晃得屋里的每一个人的脸都那么难看，一层阴影，一层光晕。我们就像是在一条摇晃的船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往哪里去。
僵局还是沈老打破的，他终于开口了，用他的那口吴侬软语道：“曹凡，我不与你说。”
他走了出去。陈鹏松开了我的手，追出去了。肖默，还有好几个人都走过来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他们没有一个人责怪我。
还有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你说得好！”
我们那个时代的文学热，是我们那一代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最喜欢回忆的事情之一。邮购书籍，抄书，读书，断电的时候趴在煤油灯下读，用文学睡过几个姑娘，发表文章的轰动效应——那个时代单纯的饥渴，我们永远也没办法忘记。只可惜，一旦这个话题忽然说到词穷，别的话题又一时接不上了，中间就有一种特殊的尴尬——脸上的笑容仍旧挂着，但却不知道该如何收回去。正因如此，我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去追溯过去，不知道如何把那个时代的热情传达给如今的那些喜欢文学的学生们。
也许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那时候的中国，一个写作者竟然可以收获那么多的崇拜，就像摇滚明星，就像1986年唱了《一无所有》之后的崔健。
《犀牛》发表之后，一整条街的人都认识我了。隔壁的老杨每次遇见我的时候都会对他的儿子说，“向曹老师学习，知道吗？学文化、学先进，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
那些年，我还收到了许多信件，多得就像写给张海迪的求爱信。有一些表达了对我的崇拜，有一些洋洋洒洒写了几十页，与我讨论诗歌理论。其中也有些信，是那个时代标志性的诗人写给我的。我甚至不懂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地址。那些日子，像是没有片刻平静，每日都有无限的精神浪潮。那些没有人生目标的日子，每一天却都那么丰富。于是，人生目标也就成了这么个吊诡的东西，当人开始深刻地去思考它，至少表明了某种空虚和无目标。
我在那一個阶段认识了不少诗人。我每听闻一个诗人的名字，就会把它记住，如获至宝——认定了那是一个高尚的灵魂。在1986年的那场诗会中，除了我和肖默，他们每个人都抽烟。我喜欢他们在激烈的争论之间忘了抽烟的时刻，他们手上冒着的烟是直的，在我的幻想里像一座座烟囱，像一口口活火山。他们喜欢交换香烟，把烟扔来扔去，然后再把得来的烟放在耳朵上夹着。这样就像是“五饼二鱼”，每个人都有抽不完的烟了！
1986年的诗人，他们说，敢反叛是一件好事情。反正反叛成了件好事情！因为某种顺从过多，矫枉过正也算是好的。我还记得有个诗人当时这样说，一个快要渴死的人因为忽然遇见了水，趴在水里喝死了，那也是件好事情。因而我揍了沈老一拳，反而被他们认为是有出息有胆魄的。我被认定是我们当中写诗能达到最高成就的人。 我不明白那个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事情会被定义成好的，相应也有许多坏的，泾渭分明。我曾屡屡地回顾那个时代拍下的所有照片，发现每个人脸上的神情都是如此呆板，人人都像是愣头青。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如果跳进照片里，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么生动。而现在，人们的表情已经变得丰富多彩了，实际的生活却无比沉闷。
或者我说错了。有一个人的表情早就和那个时代不同了，那就肖默。他从来都是生动的。他长相英俊，斯文儒雅。他有一双大眼睛，眼里时常充满了柔情。夜里，我和他坐在公园的石凳上，我甚至有一点被他吸引了。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抽烟。”
他说：“太呛了。”
我笑了，我说：“你怎么连点男人气概都没有。”
他微微一笑，并不反驳我。他说：“你不是也不抽吗？”
我说：“我怕抽出烟瘾，抽烟也是一笔开销……”
“你缺钱？”他问。
“谁不缺！”我说。
“腐化思想，拜金主义！”他笑说。
“哼！”我冷笑了一声，我说，“我有了钱就想两件事情，一是买件大衣，二是讨老婆。她们家……都嫌我穷。”
“这样啊！”他低声地说。他的那种温柔与怜悯，让我一度感觉他就像是个喜欢我的女人。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用了一个在那个时候还是非常前卫的词，我对他说：“你不会是同性恋吧？”
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你少瞎说！我告诉你啊，我有未婚妻了。”
虽然他是这么说的，但我仍旧不十分相信他。我微微地抽身，让他的手在我的肩膀上自然滑落。
这时候，从稍远的地方走来两个身影。我远远的就能看出，那是沈老和陈鹏。他们挪到了我的面前，他们是特地走过来宽恕我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绝不说那些宽恕我的话，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正如沈老在“文革”的时候被抓去念认罪书。许多人把这当作他人生的最大污点，认为他那个时候应该死掉。可既然忍辱偷生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们都学会了这种方式。
当年的专科学校变成了后来的大学，而我一直在这个学校任教，从最初的语文老师变成了讲师。虽然办公楼拆掉重建过一次，但我的办公室没有变过，一直是在二楼。以前的办公楼是一座三层的长方体建筑，特别开阳。办公楼的墙面是青绿色的，年代愈久，颜色褪得愈淡。墙的周围都爬满了蔓藤。女老师们喜欢养些吊兰和文竹，它们的长势也都很旺。她们常常让我给她们养的植物写诗。我觉得她们俗透了，只能一笑置之。她们继续自娱自乐，作诗说，郁郁葱葱的文竹和吊兰就像充满了希望的少年……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这句话我一听就听了十几年，直到老办公楼拆掉后，才慢慢淡出。新的办公楼有六层，贴着灰色的瓷砖，楼前还有一座花坛。自从搬进了新楼，老师们都获得了更多的私人空间，可也就此变得疏远了，不苟言笑了。我总觉得这栋楼安静得可怕，像是因为隔音效果过分的好。即便传来一阵音声，也总是絮絮的，绵软无力，仿佛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中漏出来的。我打开窗的時候，窗外的阳光还是一样地好，照得我的脸火辣辣。可是当我拉上窗帘的时候，整个办公室就乌漆墨黑了。我常常感觉自己不知道该开多少的窗帘，才能让书本上字看起来更柔和一点，既不是过分刺眼，又不是过分暗淡。以前，从来没有这种烦恼，每一天打开书本，光线总是恰恰好用来看书的。这栋楼唯一的生气，只有在来了快递的时候，女教师们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裹，将邮购的衣服在身上比了比，任别人在一旁七嘴八舌说好看、不好看……
我时常会想起老办公楼传达室的那个林大妈。她是个大嗓门。她每一天最期待的是邮递员和陌生人的到来。那时候，她就可以高亢地喊说，“某某，下来拿信”，或“某某，谁来找你了。”特别是后者，如果她明确了对方的身份还好。如果她不明确，那就糟了。她会根据自己的臆想，随意叫喊说，“某某，你妈来了”，“某某，你的爱人来了”……与此同时，相应的麻烦也来了。我的女友因为害羞于林大妈过于热情的吆喝，不敢到学校找我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甚至认为这是我和我女友感情变淡直至分手的导火线。林大妈是在新楼刚建成后不久退休的。那时候，时代早已经变了——我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从几时开始，我的信件少了，几乎绝迹。那肯定是在手机和电子邮件流行之前就发生了的。有一天，我接到了肖默给我写的一封信。这本身就是一件让我觉得费解的事。他向来有事就打电话给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给我写过信了。这封信有三页，字迹潦草，内容古怪，前言不搭后语。
曹凡，我渐渐明白了时光是什么。但是别指望我会告诉你。你这个迂腐的人。你还没有发现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虽然有一把年纪了，但是不代表我们真的活到了现在。人只能活在一辈子的某一个时期，其实是非常短的一个时期。昨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和我说起了你，说起了沈老、陈鹏。关于他们，你不必要知道什么。关于你，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要告诉你。他们说总有一天你这个人，连你的诗都会消失，生命逝去，诗歌湮没在只能突出重点的文学史。他们说，不过，那两件事情倒可以流传下去……我不说你也知道，就是我们经常调侃你的那两件事。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文明史》说道，一个事件或一个人在混乱无序的历史中的重要程度，取决于遗忘它（他）所要耗费的时间。你已经被宣判了。（第一页）
不可否认，那个年代一起走过来的诗人当中，发展得最好的人就是肖默。他最早展现了异乎于我们的诗才，精彩的意象，令人拍案叫绝的比喻。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的诗歌是哗众取宠的，但我只把这些评价当作嫉妒。一个那么有才华的诗人，又把才华转化成了商业价值，怎么能不让那些穷酸的诗人嫉妒呢！况且，永远别忘了，他是那么英俊。只是，肖默脸上那种柔和的神情已经消失了，连我也常常感受到他的那种特属于精英的冷漠。可是我始终不能承认是他变了。人在漫长的生命当中，不同的阶段，那些有限的变化，我不能把它上升到一个人人格转变的层面。有时候，我也会怀疑，难道是我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个完美的梦境？是我不能承认，有些事情已经像是肢解太空飞船一样，碎得像粉末！ 肖默的妻子并不漂亮，也不会写诗。我认为这样平庸的女人配不上他。许多年以来，我好几次想直接告诉肖默，他的人生几乎完美，唯独婚姻是他的败笔。
1987年夏天，蝉鸣声已经布满了这个世界。天空总是散着细微的流云，日头常常晒得地面白晃晃发亮，树丛的阴影格外深重。一个午后，我上完了课，趴在办公桌上写诗。
“曹老师，有人找你！”
我听到了林大妈的喊声，很自然地放下了笔，去迎接我的客人。
我的客人常常来自远方。我不认识他们。只要他们面带微笑，报上姓名。我所拥有的不多，到老街上吃一碗猪肝面，这就是我对他们的招待。林大妈一直以来都很直接。她不管来客尴尬与否，总是在我看见客人之前，就将他们的样子给我说上一遍，“一个老头”、“一个后生”、“一个四眼”、“一个秃顶”……然而那次，她并没有做好本分，因而使我猝不及防。
来的是一个长发披肩，皮肤白皙，鼻梁高挺，穿花裙子的女人。她手上还有个行李袋。她一看见我，就把手递了过来，她说：“曹老师吗？你好，我是何缓缓，笔名缓缓。”
她笑意盈盈地望着我。微风不断地把她身上的香味播送给我。我握着她的手，不知该说什么，直到她对我说：“我总算见到你了，《犀牛》的作者。”
我这才反应过来，首先松开了她的手。我问：“难道你是诗人缓缓？”
她爽朗地笑了，用一种调皮的眼神看着我，她说：“正是在下！”“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诗人缓缓是个男人，是个北方的汉子。”
“大失所望？”
“不……不……喜出望外。”
“在北方的时候，我也拜访过不少诗人，他们高大粗犷。”
“哦。”
“南方的诗人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油嘴滑舌。”
“哪里。我不是个油嘴滑舌的人。”
“哦？”
“你不是看过我的诗吗？”
“那又怎样？”
“难道你不相信我是一个真诚的人吗？难道你读不出来吗？”
“油嘴滑舌又不是谎话连篇，曹老师别较真了！”
“不，我不是较真，我是认真。”
“认真什么？”
“就是认真……”
“是说见到我的确喜出望外？”
“见到你，我很高兴。我代表江南的诗人欢迎您远道而来！”
“臭客套。再这样，我要走了！”
“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怎么能说是客套。”
“我一直揣测着孔子这话的真实意思，大概不是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而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太枯燥。人一旦寂寞了，就喜欢来点新鲜事，特别是从远方来一个朋友。”
“我不寂寞。”
“也许吧，寂寞的人总把寂寞当口头禅。不过，我看了你的《犀牛》，又觉得那是个寂寞的人写的。”
“你呢，你从北方来，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因为寂寞？”
“為了找你。”她笑了，她又说：“可是如果我们谈不来的话，我就走！”
“我们算是谈得来吗？”我问得理直气壮，可是她不说话。这一下子就把我自己丢进了被判决的处境。我开始发慌，我怕她走了。我忧心忡忡。
我住的宿舍前面有一片空地，有一片芭蕉树。每当盛夏，它们打开了，变成一道绿色的屏障。一盏橘色的路灯亮在日落之际，之后，街坊邻居们打着蒲扇搬来躺椅长凳聚在了一起。每天夜里，成人们的八卦玩笑、儿童的追逐嬉戏形成了连续剧，今夜没说完的故事明夜再说，今夜挨的一记打明夜再打回来。
每次街坊们遇到我，都会喊住我，希望我也凑个热闹。他们说如果我参加了他们的闲谈，就算是提高了他们整体的文化水平。我也屡次放下书本参与到他们中间，但往往怎么也融不进他们的话题。一两个小时，我傻杵在那儿，喂蚊子罢了。既然这样，为了躲开他们，我总是选择一上完课就立刻回家，或是在湖边晃悠到他们乘凉结束再回去。
当年的湖岸不像现在修得那么长，修成了景区，绿树成荫，亭台楼阁，摆满了整个湖的沿岸。当年只有一小段石板路，后面接着一小段石子路，这是人们仅有的活动区域，有人唱戏，有人推着车买冰棍，有人打拳。唱戏的唱到1990年代初就停止了，前几年我还能看到推车卖冰棍的，这几年已经看不见了。打拳的倒是执著，头发变白了，人变黑变矮了，每周二的晚上还总是出现湖边，练他的外家功夫，对着那几棵老树一直“啪啪啪”捶个不停。如今我常常只站在湖堤的高处往下眺望，不愿意走下去，也懒得走下去。不像当年，我不仅会走下去，而且会越走越远，走到人们日常活动区域之外。我甚至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非要常常走向那些深处，让繁盛的草木把我淹没。我会一直走到铁路旁，虽然铁轨都被铁丝网隔住了。在空旷寂静的夜里，听见远方的火车，瞧见它从遥远的地方射来了光芒，既让我兴奋不已，又让我感到悲怆。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懂得，安娜，还有海子，他们是怎么离开的。
我里面的欲望已经抑郁成灾。我从河岸绿柳成荫的地方一路走向人迹罕至的草丛深处，一根拿在我手里的木棍带着愤怒不停地抽打着前面的草。何缓缓一直跟在我的后面，顺着我踏出的一条小径前行。我既惶恐不安，又充满了邪念。终于，她或许是害怕了，她开口，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她说：“曹凡，你要把我带去哪儿？”
我没有回答她，继续向前走。直到我听见她停住了脚步，我就回过头去。我说：“我没有恶意，你不要怕。”
怎知她笑了。她走了过来，定定地望了望我，又忽然一把夺走了我手中的木棍，劈着草走在了前面。我先是一愣，立即追了上去，与她并排，我说：“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这是我的生活习惯，我常常来这里。”
她没有作声。我急道：“你不信？”
她忽然停住了脚步，扬起头，一脸的高傲，她说，“信，为什么不信呢！也有很多的诗人带我去经历他们的生活，有的人带我去看沙漠戈壁，有的人带我去看雪山和针叶林，有的人带我去看后院的一口死过人的井……” 我听她那么说，心里不是滋味。我甚至想开口问她，“我算什么。”虽然我和她认识不过一天，不，只有半天，但至少站在她面前的是我。虽然我和她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萍水相逢，我们谁都控制不了谁，但是……反正我厌恶，我只不过是某某人路过的一片风景。我厌恶像是与许多人一起共享了她，雨露均沾，却不是独占。
她继续向前走去，而我停留在那儿，心里充满了委屈。我想挪移脚步，显得豁然些，但它僵了，不听使唤。我耳边满是虫子繁盛的“”，它们就像水，像是不远处那满湖的花花绿绿的水。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见了火车的声响，看了火车的灯光。她也看见了，她笑了，像是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巨大的轰鸣与光的降临。那一刻，我忽然开始放松了，看着她变得越来越亮，甚至那光穿透了她的裙子。一个来自远方的女人，莫名其妙地与我在一个夜里，在湖边，迎接一辆不知去向何方的火车。火车靠近的时候，我看见她向前跳着追了几步。我不自觉地笑了，不知道为什么，一切开始自然起来了，我见火车稍微走远了，就冲她喊：“缓缓，我们回家吧！”
然而这种自然只持续了一会儿。过不了多久，我又开始局促不安。我对她的冲动已经让血液一阵阵地涌向我的心房，一时间感觉自己充满了无法控制的力量，转瞬间这种力量又像是被抽空。我已经疲于应付我身体的感受，我不知道该与她说什么。我最担心的就是，她会忽然后悔，不去我的家了。我痛恨欲望，欲望总是使人猥琐、焦虑。
回家的路上，我只问过她两遍，冷吗？她回答得不一样，她第一遍说，夏天啊！第二遍说，有一点。说的时候，我感觉她似乎不怎么高兴。
除了我的女朋友，我家几乎没有踏足过任何其他的异性。女友每次来看我，都给我带一些吃的，把食物放在固定的位置，并且让我记住那些东西该在多少时间内吃完。接着，她会四处打量，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收拾的。我自认为还算整洁。这反而让她有点手足无措。当她发现她实在不能帮我做什么，她就会帮我把正看到一半的书合上。我和她说过好几次了，不要合上书，因为我往往要花些力气，才能找回我正看的那段。她总是说，找个书签就行了。可是我并不喜欢书签。我觉得书签这种东西显得太刻意。可她说，书和书签就像男人和女人，是密不可分的。当我们陷入了沉默，没什么事情可做的时候，气氛就立刻变得微妙。我们都知道接下去会怎样。我开始慢慢靠近她，然后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接着是亲吻。她一会儿就变得软了，软得那么容易任人摆布。有时候我甚至开始冷静，一边继续与她爱抚，一边开始欣赏并探究起她。我解开她的扣子，探进她的衣服，穿过她每一次都是那么紧实的胸罩。我的手在里面胡乱地揉捏一通，手腕每次都被胸罩勒出一道痕。她每次都在完事之后，骂我说又把她的胸罩挤松了。说完这句话之后，她又成了她，成了一个严肃的乏味的女人。不过，只要她来，我们没有一次不做爱。
于是，我也发觉了规律。她到我家之后，总是在做完那些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的事情之后，才开始与我做爱。明明就是为了做爱，为什么不跳过不必要的步骤呢？于是，有一天，我在锁了门回过身的那一刹那，就抱住了她，把手直接伸进了她的裤裆。我开始热烈地亲吻她，仿佛我的目标就是让她窒息。我体会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兴奋。我以为她也陶醉了，因为她没有反抗，也抱住了我。她身体扭动了几下，以我那只放在她裤裆中的手为支点，她像是一只被绳子系住了只能原地打转的知了。可就在转瞬间，她用手抵住了我的胸口。我不想中断，不想问什么。我身体越倾向她，越感受到她的手在我胸口的抵触。我伸过脖子，想要扑向她的耳垂，却被她躲开了。紧接着，她挣脱了我，开始整理衣冠。她对我说：“你干什么，我不是那种人。”
“我只是想……”
“我不是那种人！”她重申。
“我没有认为……”
“我想也许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你想像的那种轻浮的女人。”
我发现我的双手撑着，微微摊开。那个样子似乎已经持续了好久，连我自己都被这个动作感动了。因为这是一个本能的动作，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做了這个动作。现在，我反应过来了，这动作代表的是坦诚。我已经十足地坦诚了，但我似乎无法触及她的内心。或者是她无法触及我的。我该怎样和她解释呢！难道我要这样和她说：我认为生活是浪漫的，亦或，我认为生活不需要按部就班。连我自己都不能确定，如果我要与她这样表达，我所表达的确切意义是什么。有些东西，只有和懂的人一起懂，一起做，无法和不懂的人解释。那时候，我几乎绝望。我想了很多，但周围是一片阴暗。刺耳的蝉鸣此起彼伏，它们仿佛是血液，在我额头的血管上一波一波地涌动。可能在三四个小时后，她安顿好了一切，将她的食物摆放好了，将我看的书合上了。我们又做爱了。
她没有像往常立刻穿好衣服。而是在我的身边躺了几分钟。我说：“我想……”
“想什么？”
“想抽根烟。”
“什么……”她起来，迅速地穿好了衣服，像是示威。她说，“告诉你，我不准！”
临走前，她在我脸上摸了一把，说：“快穿衣服吧！小心着凉。”
她走后，我无法再仰着。我转了个身，把头埋在枕头里，白白的屁股对着世界。
我不能忍受那种静默，像是在一座漆黑无人的剧场舞台上，只给我们亮了一盏灯。灯亮在何缓缓的身上，而我介乎于微光与完全的黑暗之间。直到她站在书架前，翻看我书架上的书时，我还是非常迷糊，她是如何闯进了这个空间。中间似有一个断层，一个意识的模糊，一个逻辑的无法串联。而我的家，特属于我的空间也变得虚假，里面的一切仿佛都成了摆设。她是忽然出现的，是那类传奇，比方说狐仙忽然映入书生眼帘。我发觉了时间和空间的紧密关系。时间扮演着上帝的角色，是它设计了一切，设计了我，设计了这场邂逅，设计了历史，设计了历史观。除了它，因为它，我不知道别的。这就是头脑简单的我的悲剧，一种刻舟求剑的悲剧。或者这就是历史的风貌，不论什么，生死、荣辱、惶恐和掉入无底坑般的抑郁，都在它面前无法博得同情，无法激荡，无法激荡它的春心。 我好几次都想扑过去，抓住何缓缓，拥抱她，亲吻她，用抚摸来褪光她身上的衣服，将她端起来，放在窗台上，让月光将我和她赤裸的肌肤上釉一层清冷。与其说欲望，倒不如说，我已经认定了，这正是所谓的“春宵一刻”，是我人生当中的某种“巅峰”。我错过了，就永远错过。而她，我预感到她终要离去，就像她如何地来，或者有一天她也要如何地走。她不断地问我说，“哦，你有《恶之花》啊？”“哦，你有《日瓦戈医生》啊？”“你有《里尔克诗选》啊……看起来像盗版！你的书都像是盗版！”
我没有回答她，我终于还是走了过去。我以为我会猛然搂住她，然而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却不自觉地拐了个弯。挡在我面前的正是一台电风扇，我就顺手把它开了。我退了两步，把手搭在书架上，这样感觉可以离她更近些，但那个姿势又谄媚又充满了调戏的意味。电风扇不怎么顺滑，“咯咯嗒嗒”发着声响，拂起了她的长发。风扇又转过来，吹到了我的身上。我这才发现自己已汗如雨下，衣服湿透了，紧贴着身体。风吹得我发冷，浑身鸡皮疙瘩。
我问她：“热吗？”
没想到我的喉咙沙哑了，说破了音。我又重新说了一遍：“热吗？”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幽幽地望了我一眼，然后转过头去看电风扇，她又四处瞟了一圈，然后对我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电风扇、录音机、收音机……就差电视了。”
说完，她又低头看书。
我问她：“要听收音机吗？”
她没有看我，轻声说了句：“可以。”刚说完她又说，“有水吗？我渴了。”
我感到羞愧，她到我家已经一个小时了，我却连杯水都没有给她倒。一晃热水瓶，里面也没了。我赶紧接了点水，从门边的一个编织袋里夹了几块煤球，放到门外的煤炉子里，又生了火。忙了一圈后，我把门虚掩着，怕烟飘进房间里嗆着她。我不好意思地说：“条件简陋，没有厨房！烧饭烧水都在外面的过道。”
她微微一笑，没看我，也没有说话，像是只是在书中看见了什么好玩的东西。只过了一会儿，她又忽然抬起头问我说：“要是去卫生间呢？”
“是公共的，”我指着一个方向说，“在那边……不过晚上不费事，房间里有痰盂。”刚说完，我就发现我指错了厕所的方向，又立刻地重新指了另一个正确的方向说，“在那边！”
她笑了，合起了书，走了过来。她盯着我的脸，仿佛在我脸上发现了什么好玩的。我不能回应她的这种目光。我稍稍偏转过身，假装透过门缝看外面的水开了没开。没想到她顺着我身体旋转的方向，从下面探过身子，仍旧仰头望我，像是能用她的目光托住我的脸。
她说：“你……”
我连忙抹了一把脸和额头，把汗往裤腿上擦，我说：“热……”
她说：“来了那么久，我才发现，你怕我。”
“不不……我不怕。”
“是嘛？”
“为什么怕，这是我家！”
“我不会把你吃了。”
“我……”
“哈哈哈……”
“你……”
“曹凡，我来了那么久，为什么不给我水喝？”
“对不起，对不起！”
“家里还有其他人住吗？”
“我待客不周……没有。”
“平日会来什么人吗？你父母呢？”
“很少来人，我父母在乡下。”
“有女人来过吗？”
“没有。”
“瞎说。”
“……”
“曹凡，来了那么久了，为什么还不和我说实话。”
“她很少很少来，真的！上一次来还是一个月以前。水开了！”
“还没开，正烧得响呢！”
“是啊，没开。”
“曹凡，我来许久，为什么还不和我谈谈诗歌呢？”
我忽然觉得十分委屈，鼻子一酸。那一刻，我想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脆弱。直到那天夜里，我在客厅的地铺上翻来覆去，我才渐渐明白，那委屈是因为自己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尽管我想要努力道歉，想要解释，以此回应她的一切质疑，但我的解释与道歉对她来说像是根本不重要。我的一切回应都跟不上她，因为她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信口说说的。当然！她不介意我是否给她倒水喝！她不介意我的家里是否来过女人！她甚至不愿意问一问那个女人是谁，与我做过什么！她连问一问她自己住在这里是否会不方便都不肯！在那一刻，我终究还是说出了一句窝囊话，我拐回到前面的话题，我说，“我是害怕我自己。”我已经完全承认了，也让她明白，对她的欲望把我围困了。有些人在有些人面前是天生手无缚鸡之力的。我在她面前就是如此。说完了那句话之后，我们之间良久无语。我重新找了个话题，诗歌……就是从诗歌开始！于是，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讨论诗歌吧，只讨论诗歌！”我问她，“你最喜欢的诗是哪一首？”
她笑了，然后说：“你猜！”
在我还没来得及开口的时候，她又说：“我喜欢《失去的岁月》，艾青的，《失去的岁月》。”
不像丢失的包袱
可以到失物招领处找得回来，
失去的岁月
她开始低吟起这首诗。我也不自觉地应和着。这成了那一夜唯一看起来还算是美好的事情——我们看着彼此，一起把这首诗背完。这看似成了那一夜她唯一愿意留下来的理由。
失去的岁月
甚至不知丢失在什么地方——
有的是零零星星地消失的。
有的丢失了十年二十年，
有的丢失在喧闹的城市，
有的丢失在遥远的荒原，
有的是人潮汹涌的车站，
有的是冷冷清清的小油灯下面；
丢失了的不像是纸片，可以拣起来；
倒更像一碗水投到地面，
被晒干了，看不到一点影子；
时间是流动的液体—— 用筛子、用网，都打捞不起；
时间不可能变成固体，
要成了化石就好了，
即使几万年也能在岩层里找见！
时间也像是气体，
像急驰的列车头上冒出的烟！
失去了的岁月好像一个朋友，
断掉了联系，经受了一些苦难，
忽然得到了消息：
说他早已离开了人间。
门外，水沸了，壶盖子“扑吐扑吐”抖得厉害。
我点了根火柴，放在灯芯上。煤油灯的光，把我们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她的脸如同一幅巴洛克式的肖像画，明暗对比强烈。她双手半握着拳头，手掌托住双腮，手肘拄在桌子上。我把灯罩罩上了，坐在她的对面。我们相对无言，长久的沉默。而我们周围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像一条绵延不绝的黑裙子。那一夜，我看清了她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她的睫毛的微颤，她眼皮的一丝丝波动。我甚至数得出她嘴唇的纹理，她人中上的细毛。
“曹凡，你看够了吗？”
“没有。”
“白天不看，有电的时候不看，非停电的时候看。”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你。”
“越来越不严肃了。”
“我是越来越严肃了。”
“越来越不礼貌了！”
“礼貌是种距离。”
“还嫌距离我不够近吗？脸上的斑都被你看了。”
“我看不见你脸上有斑，你脸上只有光，有花，有雕饰，有钻石。”
“恶心！这是你新写的一首诗？”
“是啊！”
“差极了……小心，小心……”
“小心什么？”
“玩物丧志！”
“玩物丧志，玩物会丧一切，唯獨不会丧诗。”
“你想学李煜吗？”
“李煜不好吗？”
“亡国之君。”
“可也写出了最好的词。”
“那词，是他死前的那一天最真实的感受。”
“然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说得倒轻巧，你不怕吗？”
“怕什么？”
“你不知道那是一种绵延的悔恨吗？而不是一种浪漫的情怀。”“我不管……我怕连悔恨的滋味都不知道。”
“既然你是这样想的，我也不替你发愁了。你要的不过是人生的滋味，究竟哪种滋味，上天给你安排了。我相信你这种人会一直活得很好，哪怕终有一天会无病呻吟地活着。”
“你也会替我发愁吗？”
“你没抓住我这些话的重点！”
“我只想抓住我想抓住的。”
“幼稚。”
“你会替我发愁吗？”
“你是要求我必须回答吗？”
“我们相处了快三周了，一起吃饭，一起游古街，一起读诗，一起朗诵，夜里一起听收音机，一起经历了停电——被突然掷入了黑暗中……”
“那和时间无关，和我们做了什么无关。”
“你的回避，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失落，最真实的失落。”
“曹凡，答应我！”
“答应什么？”
“先答应我。”
“我什么都答应你！”
“我现在想去湖边，我现在想去看火车。”
“现在是半夜。”
“你带我去！”
“我带你去！”
“你带着灯去！”
“你怕我迷路？即便摸着黑我也可以找到那儿。”
“你不带灯，就看不见我了。”
“只要你别走……你也答应我，如果要走，不是忽然地跳上火车，不要不告而别。”
“我答应你，一切都会有预兆。”
那一夜，我们并没有赶到湖边，并没有看到她想看的火车。刚出门走了不远，忽然下起了一阵大暴雨。我们找到一个屋檐时，都已被淋透。雨水如帘，直直挂在我们的面前。她双手环抱着身子，看起来很冷的样子。这么大的雨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我就对她说：“我回去拿把伞，再来接你。”
她点了点头，我就冲进了雨里。我刚跑了十几步，忽然觉得一阵心慌，于是，转过身去大跨步走回到她所在的那个屋檐下。我的行为让她十分诧异。她问我：“你怎么了？”
她明明离我很近，但在“哗哗”的暴雨中，她说话的声音仿佛隔得很远。雨水把我的刘海全部贴在了额头上。我很难睁开眼睛，只能用手一把一把地摸干自己的脸。为了能让她听见，我大声地一字一句地对她说：“我……怕……你……走……了……消……失……了……我……怕……你……”
她笑了，我头一次见她笑得那么真。她学我的口吻，用更大的声音对我说：“不……会！不……会……消……失！”
我用比她更大的声音对她说：“你……保……证……吗？”
她尖叫说：“保……证！”
我笑了，我冲进了雨里。跑了十几步之后，我回过头去向她挥手。她望着我，也重重地挥手。
我发烧了，浑身乏力，甚至有点神志不清。那个漫长的几乎昏迷的时期，我的周围总是些窸窸窣窣的声音。那些声音能告诉我，她还在，那些声音让我尚能心安。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醒了。我的周围是安静的，这让我猛然联想到，她也许已经走了！我连忙支起身子，往客厅看去，客厅没人。我急得几乎发疯，跌跌撞撞出了卧室。
一阵轻微的“滋滋”声从门外传来。我这才发现门是开着的。我慢慢摸了过去，透过门缝，我重新找回了她。她正在做饭。
她看见了我，她对我说：“你终于醒了！”
我没有说话。能够再一次看见她，让我心里充满了感动。那种感动，我只能用一个走失的孩子重新看见了母亲来形容。
她说：“你好点了吗？”
说着，她走了过来，一手贴着自己的额头，一手贴着我的额头。她说：“好像已经好多了，你真想不到，昨天你烧得有多厉害！” 她正说的时候，我已经抓住了她贴在我额头上的手。她并没有把她的手收回去。她继续说：“你看起来好憔悴，嘴唇发白。”
我把她拉进了我的怀里，我对准了她的嘴唇。她在我肩膀上打了两下，就不再动弹。她开始亲吻我，就像这一切都是她主动的。我就像曾经想像的，把她端了起来，她的双腿勾住了我的腰。我们退着进了门，退进了卧室。一边退一边“哗啦啦”的不知碰倒了些什么。我们一起重重地摔在了床上。
后来，我听见隔壁的老杨在外面喊着说：“曹老师，曹老师……你的菜烧焦了，焦得一塌糊涂！”
1999年，沈老和我，还有肖默，一起参加了诗人陈鹏的追悼会。陈鹏得了肝癌。我难以想像，曾经抓着我的手，就像铐上了似的——那个强壮的陈鹏居然会得那么重的病，死得那么早。他不是病死的。他是因为受不了疼痛，也不想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就从楼上跳下来，自杀了。肖默说，只不过是三楼，他却当场死了。沈老说，当场死了，算是上天给了他一条活路。我不自觉地会回想到陈鹏家的楼下，种着一片木槿花。当年，我和他驻足在那片木槿花前面谈天，我还对他说，这花粉白粉白的，太漂亮了，能移植吗？我脑中立刻出现了另一个幻想，陈鹏躺在木槿花下，睁着硕大的眼睛。他的血浆像一只手，慢慢地攀到了木槿花根。
沈老绕过了陈鹏的遗体。他望着棺木里安详的陈鹏叹息了，我听到他说：“你走了，谁陪我抽烟。肖默和曹凡两个家伙都不抽的。没人陪我抽了。我觉得我也差不多要和你一起走了……”
肖默跟在我后面，他也听到了沈老的话。他不屑一顾，向我做了个脸色，对我耳语说：“老了！说胡话了。”
我几乎想反驳肖默。在死人面前，他不该是这种态度。可是转念一想，我又不愿意多说了。陈鹏家徒四壁，是典型的穷诗人。肖默给了陈鹏的家人物质上的帮助。或许在别人看来，当一个穷诗人如此的凄苦。但我对我的学生说：我特别钟爱卡尔·施皮茨韦格的那幅名画，《穷诗人》。画面是如此柔和温暖，穷酸的诗人在他的小阁楼里，靠着床，头戴睡帽，口中叼着鹅毛笔，掰着指头算着韵律。屋顶已经朽烂，下雨时，他不得不打起雨伞，挡住自己的被褥。这一幕，在两百年后，被印成了十欧元硬币。我对我的学生们说：只有坚持理想的人，才能感受到理想的甘甜。只有坚持理想的人，才能看得懂那幅《穷诗人》。我的话居然吸引了我的一个学生。她比我小十一岁。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前几年每到除夕，沈老总是在家待不安分。他总是想到我家来。有一年春节，沈老在年初一打电话说要来看我，我正忙于亲戚间的应酬，让他年初五再来。初二，他又打电话给我，我让他初四再来。初三，他又来电话了，一接通电话，他就对我说，曹凡，我已经在你楼下了。那时候我并不懂，可能现在我懂了些，当他发现自己日渐老去，面对的只有死亡，那种脆弱和孤独。
沈老总以为自己快死了。不过，在陈鹏死后，他又活了十一年。我是在半夜接到沈老的保姆的电话，她说沈老快不行了，她说沈老让我赶快去，他有話对我说。那个后半夜，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等着天亮。我的身体发重，重到像是对肉身失去了知觉。天亮后，我坐客车赶到了沈老所在的城市。虽然车程只要两个小时，但我已经来不及听到沈老对我最后的嘱咐了。我把蒙在他头上的白布掀开，他的头发似乎特别的凌乱，脸上有那种轻微的不舒服的表情。我把白布盖好，然后走了出去。我没有感觉到悲伤累积的过程。猝然，我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凳上抹眼泪。那是冬天的一个清晨，世上的一切都是安宁的淡蓝色，包括偶然经过的护士头上的粉色的帽子。
由于我和沈老的师徒情谊，大家都力推我写悼词，并且在追悼会上代表发言。我特别留意了一些人，我希望在追悼会上见到那些人，但他们一个也没来，也没有任何表示。他们本来是沈老的同学，好朋友，因为沈老在“文革”里怕死，念了认罪书，做了回孬种，他们就不肯原谅他。现在，他已经死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还不原谅。
肖默站在人群当中的第一排。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虽然头发稍微稀疏了些，但还是掩饰不住地位显赫的神气。他的身边是一个小姑娘，漂亮、文静、端庄。她是肖默的第二任妻子，她比肖默要小二十五岁。“算一算，1986年的时候，肖默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写诗，而是该去医院产房迎接他老婆的降临。”有人在沈老追悼会结束后的空隙如此对肖默说。肖默一脸骄傲，却装作害羞的样子。趁人群慢慢散去，肖默拉着我的胳膊，有点严肃地把我带到了一边，他对我说，沈老膝下无子，他就给沈老的保姆意思了点。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对他说，保姆那边不用意思。他说，他必须意思意思，这也是他对沈老的最后一点意思。说完，他向他的妻子挥了挥手。她走了过来，挽住了肖默的手。肖默先介绍了她妻子一遍，接着又指着我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曹凡，《犀牛》的作者，也是我在这个宇宙中最好的朋友。他的太太曾经是他的学生，比他要小整整十一岁呢！”
姑娘礼貌地对我点了点头。
我忽然感觉有一点悲伤，也许是因为刚送走了沈老，也许是因为别的。我对肖默说：“肖默，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在我的追悼会上念悼词吧？你会写什么呢？”
肖默尴尬地笑了。他对身边的小姑娘说：“你瞧曹凡，他那么多年来都是神经兮兮的，不过我就是喜欢诗人的神经兮兮。”
他又对我说：“曹凡，自从1987年夏天，发生了那件事情之后，你就不正常了。”
姑娘对他说：“那年发生了什么？”
肖默说：“往事如烟。”
往事如烟！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全部散开了，还是仍旧迷乱在烟雾缭绕中？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郁结，我有我的，成功的肖默也有他的郁结。否则，我不明白，他给我的那封信的第二和第三页究竟在写些什么：
残酷！我就是要说残酷的事情。因为你终究是个有追求的人。我很久没有残酷了。不！我从来就没有残酷过。你再敢多说一句吗？我还可以说得更多。哎！毕竟，我们都已经这样了……我没有办法形容……比那些离开的人更可悲。如果你能死在当时，死在那个时候，死在那个女人手上，或死在你该死的时期，自杀，我们可能永远会怀念你的。我们会把你和海子一样供奉！你离去的意义将比你活着更大！但是我们，我们是彻底逃离不了，没有意义——就像在大海里打捞淡水鱼，打捞上来的都是鱼，但不可能是淡水鱼。这怎么办？（第二页） 你打不破那个瓶子，有时候，尽管你觉得自己曾无比大胆，无比反叛，无比睿智，无比地对命运具有穿透性的领会，无比地掌握了一切戏剧性的力量，你甚至以为你就是史诗！但是终究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像是蹲在坑里等待被屠戮的难民。那个瓶子如同宇宙，据说它不停地扩张，一日扩张千万里，于是，我们以为触及到了它的边缘，然而它已经走远。我们守株待兔……它彻底地走远了，抛下我们，比光阴，比距离，都更加决绝。而它走远了，不仅是走远了。不能用豁达来应对！因为它走后，还留下了无时无刻不有的窒息。窒息在你感觉不强烈的时候，强烈起来，在你感觉强烈的时候，它又松了手。循环往复。曹凡啊，我想来找你。（第三页）
我感謝肖默在1987年夏天对我的陪伴，以及经济上的帮衬。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那年初夏，我所有的积蓄失窃了。虽然只有三百二十五块，但对我打击颇深。那笔钱我存了很久，是用来结婚的。肖默见我十分颓废，就请了假，住在我家。到那个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他要回去之前的一个晚上，我终于对肖默说了实话，我说，我把一个诗人接到了家里住了一个月，是女人，一个美若天仙的女诗人。“美若天仙”，这个用词让肖默怔住了。他感受到了那种古典式的灵异，他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对他说我很正常，没有发烧脑热，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于是，我娓娓道来。那个女人是如何地来，如何地让我不能自已。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游古街，一起读诗，一起朗诵，夜里一起听收音机，一起经历了停电，一起被一场暴雨浇透，我发烧醒来见不到她是如何的崩溃，我见到她之后是如何的满足……然后是做爱，做爱，不停地做爱，泄愤般地做爱。直到有一天，我买菜回到家里，看见书架上所有的书都四散在地。我叫她的名字，再也没有回音。我顿时明白了，藏在书里的钱全部被盗了。我不敢相信，我一边像一条狗一样喊叫，一边执著地去寻找每一本我藏过钱的书。找一本，翻了一遍，抛在脑后……找一本，翻一遍，抛在脑后……我终于还是瘫在了地上，我感觉周围都在旋转，我开始呕吐。我想到了自杀，但我甚至没有力气自杀。我心里的那股仇恨更不许我死，我在脑中想像了千百次，我是怎样把她掐死。我也在脑中想像了千百次，她忽然回来了，她是清白的。那里、那空间，全是阒寂无声的，我听不到任何声音，哪怕是最后警车的鸣笛。
听完我的讲述后，肖默沉寂良久。他叹了口气，他最终还是选择相信，相信我说的故事是一个事实，而不是我的某种应激的幻想。
奇特的是，如今，我愈发觉得，那一切都是我的幻想，根本不是事实。所困扰我的不是一遍一遍地想到她，而是怀疑，她有没有真的来过，她是不是真的？
幸好我还能回忆，我与她相处的最后一幕。那是一个乌云压顶的午后，我们两具身体赤裸地叠在了一起。吊扇在天花板上旋转，风叶在我和她的皮肤上打着淡淡的阴影。她趴在我的身上，她的乳房压在我的胸口，外扩、变形。我们讪笑，说下流的话，也讨论过现在，讨论过未来。之后，却愈发无聊。或许我们还讨论过她是否留下来。或许我们之间有过这样的对白……她对我说：“你愿意让我留下来吗？”那一刻，我沉默了。我忽然意识到了那些我没有想过的问题。我忽然意识到，我的本质是一个俗人。我一直以来想要跳脱的不是世俗，而是自己。在暴雨还未落下之前，她念了一首里尔克的诗，《严重的时刻》——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哭。
无端端在世界上哭，
在哭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笑，
无端端在世界上笑，
在笑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走。
无端端在世界上走，
向我走来。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死。
无端端在世界上死，
眼望着我。
我一边听她念着，一边用手在她光滑细腻的背上轻轻地慢慢地抚。
我不明白她为何来，我不明白她为何走，为什么伤害我，为什么给我温柔？
我一直觉得，她不是个骗子，她没有欺骗我。如果她欺骗了我，那她为什么要和我生活在一起那么久呢？如果她欺骗我，那她为什么又要献出她的身体呢？除非她是一个大骗子，除非她已经算计好了一切。她知道，如何才能让我迷恋她，如何才能让我对她倾注所有的爱恋、热情，如何才能将一个本来就精力有限的个体在短时间内抽空，如何才能让一个本来就摇摆不定的意志变得消沉。那么，她是一个大骗子。可能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推论。我相信她不是有意骗我的。我相信她不是邪恶的，不是罪犯。我相信她是有苦衷的。我相信，她在欺骗我的时候，内心是煎熬的。我相信，她会比我更想念，那一段，我们快乐的日子。我忽然觉得，当我那天回家的时候，看到家里一切都是乱的，那个场面，是美好的。因为它们都在讲述，那些曾经的美好，离我们而去的过程，一个微妙绵延的时光。
1987年的除夕，我女朋友和我提出了分手。她坐在她娘家的被窝里，我在她的床边。我们说了五个小时，她回绝了我的一切祈求。我以为她可能是从街坊邻居那里听说了我与何缓缓的事情，才决定和我分手。她说她早就从林大妈那里听说了有个女人来找我。她说她可以原谅我和别的女人有染，但有些事情，她没法妥协。说到底，她是嫌我穷，她是嫌我连最后一点积蓄都没了。她的父母虽然骨子里是看不起我的，但表面上对我还是很客气。他们留我吃团圆饭，我拒绝了。他们让我以后常到他们家做客，说完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离他们家门口十几米外的地方。我的面前是一条染了霜的银色的石子路，还有月光，它们相合得如此梦幻。其实我也十分清楚自己并不爱那幢房子里的女人，一点都不爱。可是我为什么要求她，仿佛我爱她，仿佛我最爱的竟然是她。一冬一夏，她们都走了。
我回忆着，走了近二十里的夜路。
1994年，我偶然在大街上听到了一首很难听的歌。但是越听，越是觉得，那是一首奇妙的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它的前奏是一段小提琴的音乐。这段音乐像是一个初学者拉的，断断续续，笨拙生涩。可是，我却被这段音乐迷住了。我买下了磁带，然后奔回了家。我把这首歌放给她听。我问她好听吗？她不置可否。我说，我们跳舞吧！她有一点惊讶，她知道我并不会跳舞，连慢三慢四都不会。但是她还是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们随着音乐旋转。我感觉时间开始穿梭，我像是躺在一辆车上，沐在阳光之下。我和天空之间是茂盛的叶子，它们在我的眼里是仿如钻石的切割面，闪闪发光。 我把她端到了窗台上。
每天清晨的镜子都告诉我，我老了。五十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白发苍苍。我戴好了帽子，骑着“永久”牌自行车去上课。我常会在课堂上对那些大学生们阐释，文学和诗歌的意义。我说不了多么高深，我只会告诉他们，文学和诗歌的意義就在于，如果世上没有它们，就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从来没有爱的感觉。没有它们，人世只留下单纯的痛苦。虽然我如今开始有所保留，我开始看重生命，认为它是独立的，而不能把生命当成一个祭物。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永远也写不好诗。我永远也没有办法极致。我站在了理想和现实的中立，是只不伦不类的蝙蝠。我比别人明确，我写诗也许是误入了歧途，是沈老开的一个大玩笑。但奇怪的是，我还是非常爱诗，倾慕诗，就像撒该爬到树上倾慕那位救世之主。
每一届学生，我都会问他们，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中文这个专业。大多数人说，他们是服从专业分配，被调配到中文系的。也有人说，他们热爱文学。有一个学生的答案与众不同，他在课堂上发言说，他是受他妈妈的影响。他说：“曹老师，我妈年轻的时候就读你的诗，她很崇拜你！她得知你在这个学校后，就让我填了这儿，选了这个专业。我还记得，她以前常常朗诵您的那首《犀牛》——
那只庞然大物，
只是一面粗粝的影子，
孤独的影子，
独一的影子。
有时候昂起了那支尖锐的号角，
却了成了自卫、攻击、倨傲、寂静无声。
直到终有一天被射杀，
像是一个失去爱的女人，
袅袅瘫倒。
那时，仰望天空
白云，
上面也是粗粝影子，
孤独的影子，
独一的影子。
已经好多年没有人在我面前念到这首诗了，连我自己也没有回想过它。我没有想到有一天可以和它如此不期而遇。然后还在心里默念：哦，这是我写的，你是我的。其实，命运已经在沿路都做好了埋伏。预兆，遍地都是。
……
也许还留下了后遗症。现在的冬天已经没有那么冷了。今天是11月24日，最高气温27摄氏度。但稍稍有寒气的时候，我就要开起电暖器。因为身上已经有了风湿的前兆。它总是从里面、里面的里面隐隐抽痛。电暖气的那一点点的热，治标不治本。而且我现在还会经常做同一个梦，先是奔跑，不停地奔跑，然后忽然有一根冰凌塞进了我的脖子。很冷。惊醒的时候，我的身体抖得像是煮沸的水壶盖子。她告诉我，我嘴里总是同一句梦呓：
“我不是……我不是故意的……”
头一件事发生在1986年年初的诗会。那时我二十七，已经带上了圆圆厚厚的黑框眼镜。那年冬天很冷，我常和一帮朋友在寒风凛凛的大运河边嬉戏。我们都喜欢从血印寺的屋檐下掰断冰棱，伺机塞进别人的脖子里。一时间，世界只剩我们的尖叫……回声，还有踩着河堤奔跑的厚重的“笃笃笃”声。那些人，我曾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只要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在我的家门外喊一声，我都会在五秒内跑出去，一整夜不回来。我们的脸上都有一种生猛、桀骜。直到我成了一个诗人，我慢慢开始嫌弃他们，不自觉疏远了他们。
我写诗的故事应该从沈老递了根烟给我开始。我谢绝那根烟。这让他有点不满。他收回那根烟，塞到自己的嘴里。点了烟，抽下第一口的时候，他轻微地眨了眨眼。这就像是告诉我，我拒绝的是个好东西。四五口之后，我和他之间有了一层淡淡薄雾，他这才慢慢地回到了我们的交谈之中。他鼻子喷着烟说：“不错……你……的诗……意象……”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的赞美，特别是这种看起来客套又漫不经心的赞美。那时，甚至我还不知道“意象”这个词，“意向”、“一向”、“异响”……还是别的什么。我无言以对，反而开始担心他的烟灰，它们越来越长，随时就要掉下来了。他是从我表情中才反应过来，于是不紧不慢地在杂乱的办公桌上拨开一堆书本和报纸。他找不到烟灰缸，就随手拿了个笔记本，摊平了，把烟灰点在上面。小火星掉了下来，落在笔记本上，蚀出了个焦黄的圈。笔记本上写着些长短句，像是写废了的诗。
“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想不想继续写诗？”
“想不想当一个诗人？”
……
“如果你愿意写，你会比我更有名气的。”
在他一连串的发问和最后的总结之间，他笔记本上的烟灰已经满了一堆，几根烟头歪歪扭扭地栽在上面。我一直没有说话，到最后，我也没有回答他——我究竟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成为一个比他更有名气的人。但毕竟，他已经用了我的诗歌处女作《犀牛》，而且还从个人腰包里把稿费预支给我了。就这样，他成了我的恩师。在圈内，他和我的名字也经常被摆在一起。
之后，我却在1986年年初的诗会里揍了他一拳。因为晚上我们赌钱的时候，他出老千。我骂他是癞皮狗。我说诗人都是癞皮狗。之所以这么骂，是因为我当时还没把自己当作诗人。但我也发觉了同一桌打牌的诗人肖默和陈鹏脸上难看的表情。沈老说我狗都不如。我就冲上前去揍了他一拳。他趔趄地退了几步，随手一带把桌上的那堆牌都甩到了地上。他没有离开，也没有趁着此时肖默和陈鹏将我架住，冲上来揍我。他只站在原地，用食指指着我，喋喋不休地骂着。我屡次猛冲向他。肖默被我甩开了，而陈鹏的力气实在是太大，我被他拽得死死的，几乎脱臼。我们的动静把隔壁几个房间的诗人们都引来了。
“曹凡，我告诉你，你的诗写得很差，差得很……意象凌乱，意境平庸，情感匮乏，思绪错杂，不知所谓……很差！”他说。
“你公报私仇！”我喊道。
他们都笑了。这更让我火冒三丈。直到我猛然觉醒了，冲沈老喊道：“认罪书还念得不够吗？”
说出这话的时候，我就后悔了。我的后悔和在场人的那种静止几乎是同步的。所有的人都定住了，只有屋顶上的那盏灯泡晃荡着。灯泡是我刚才跳起来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的。现在它晃得屋里的每一个人的脸都那么难看，一层阴影，一层光晕。我们就像是在一条摇晃的船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往哪里去。
僵局还是沈老打破的，他终于开口了，用他的那口吴侬软语道：“曹凡，我不与你说。”
他走了出去。陈鹏松开了我的手，追出去了。肖默，还有好几个人都走过来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他们没有一个人责怪我。
还有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你说得好！”
我们那个时代的文学热，是我们那一代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最喜欢回忆的事情之一。邮购书籍，抄书，读书，断电的时候趴在煤油灯下读，用文学睡过几个姑娘，发表文章的轰动效应——那个时代单纯的饥渴，我们永远也没办法忘记。只可惜，一旦这个话题忽然说到词穷，别的话题又一时接不上了，中间就有一种特殊的尴尬——脸上的笑容仍旧挂着，但却不知道该如何收回去。正因如此，我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去追溯过去，不知道如何把那个时代的热情传达给如今的那些喜欢文学的学生们。
也许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那时候的中国，一个写作者竟然可以收获那么多的崇拜，就像摇滚明星，就像1986年唱了《一无所有》之后的崔健。
《犀牛》发表之后，一整条街的人都认识我了。隔壁的老杨每次遇见我的时候都会对他的儿子说，“向曹老师学习，知道吗？学文化、学先进，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
那些年，我还收到了许多信件，多得就像写给张海迪的求爱信。有一些表达了对我的崇拜，有一些洋洋洒洒写了几十页，与我讨论诗歌理论。其中也有些信，是那个时代标志性的诗人写给我的。我甚至不懂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地址。那些日子，像是没有片刻平静，每日都有无限的精神浪潮。那些没有人生目标的日子，每一天却都那么丰富。于是，人生目标也就成了这么个吊诡的东西，当人开始深刻地去思考它，至少表明了某种空虚和无目标。
我在那一個阶段认识了不少诗人。我每听闻一个诗人的名字，就会把它记住，如获至宝——认定了那是一个高尚的灵魂。在1986年的那场诗会中，除了我和肖默，他们每个人都抽烟。我喜欢他们在激烈的争论之间忘了抽烟的时刻，他们手上冒着的烟是直的，在我的幻想里像一座座烟囱，像一口口活火山。他们喜欢交换香烟，把烟扔来扔去，然后再把得来的烟放在耳朵上夹着。这样就像是“五饼二鱼”，每个人都有抽不完的烟了！
1986年的诗人，他们说，敢反叛是一件好事情。反正反叛成了件好事情！因为某种顺从过多，矫枉过正也算是好的。我还记得有个诗人当时这样说，一个快要渴死的人因为忽然遇见了水，趴在水里喝死了，那也是件好事情。因而我揍了沈老一拳，反而被他们认为是有出息有胆魄的。我被认定是我们当中写诗能达到最高成就的人。 我不明白那个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事情会被定义成好的，相应也有许多坏的，泾渭分明。我曾屡屡地回顾那个时代拍下的所有照片，发现每个人脸上的神情都是如此呆板，人人都像是愣头青。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如果跳进照片里，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么生动。而现在，人们的表情已经变得丰富多彩了，实际的生活却无比沉闷。
或者我说错了。有一个人的表情早就和那个时代不同了，那就肖默。他从来都是生动的。他长相英俊，斯文儒雅。他有一双大眼睛，眼里时常充满了柔情。夜里，我和他坐在公园的石凳上，我甚至有一点被他吸引了。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抽烟。”
他说：“太呛了。”
我笑了，我说：“你怎么连点男人气概都没有。”
他微微一笑，并不反驳我。他说：“你不是也不抽吗？”
我说：“我怕抽出烟瘾，抽烟也是一笔开销……”
“你缺钱？”他问。
“谁不缺！”我说。
“腐化思想，拜金主义！”他笑说。
“哼！”我冷笑了一声，我说，“我有了钱就想两件事情，一是买件大衣，二是讨老婆。她们家……都嫌我穷。”
“这样啊！”他低声地说。他的那种温柔与怜悯，让我一度感觉他就像是个喜欢我的女人。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用了一个在那个时候还是非常前卫的词，我对他说：“你不会是同性恋吧？”
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你少瞎说！我告诉你啊，我有未婚妻了。”
虽然他是这么说的，但我仍旧不十分相信他。我微微地抽身，让他的手在我的肩膀上自然滑落。
这时候，从稍远的地方走来两个身影。我远远的就能看出，那是沈老和陈鹏。他们挪到了我的面前，他们是特地走过来宽恕我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绝不说那些宽恕我的话，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正如沈老在“文革”的时候被抓去念认罪书。许多人把这当作他人生的最大污点，认为他那个时候应该死掉。可既然忍辱偷生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们都学会了这种方式。
当年的专科学校变成了后来的大学，而我一直在这个学校任教，从最初的语文老师变成了讲师。虽然办公楼拆掉重建过一次，但我的办公室没有变过，一直是在二楼。以前的办公楼是一座三层的长方体建筑，特别开阳。办公楼的墙面是青绿色的，年代愈久，颜色褪得愈淡。墙的周围都爬满了蔓藤。女老师们喜欢养些吊兰和文竹，它们的长势也都很旺。她们常常让我给她们养的植物写诗。我觉得她们俗透了，只能一笑置之。她们继续自娱自乐，作诗说，郁郁葱葱的文竹和吊兰就像充满了希望的少年……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这句话我一听就听了十几年，直到老办公楼拆掉后，才慢慢淡出。新的办公楼有六层，贴着灰色的瓷砖，楼前还有一座花坛。自从搬进了新楼，老师们都获得了更多的私人空间，可也就此变得疏远了，不苟言笑了。我总觉得这栋楼安静得可怕，像是因为隔音效果过分的好。即便传来一阵音声，也总是絮絮的，绵软无力，仿佛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中漏出来的。我打开窗的時候，窗外的阳光还是一样地好，照得我的脸火辣辣。可是当我拉上窗帘的时候，整个办公室就乌漆墨黑了。我常常感觉自己不知道该开多少的窗帘，才能让书本上字看起来更柔和一点，既不是过分刺眼，又不是过分暗淡。以前，从来没有这种烦恼，每一天打开书本，光线总是恰恰好用来看书的。这栋楼唯一的生气，只有在来了快递的时候，女教师们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裹，将邮购的衣服在身上比了比，任别人在一旁七嘴八舌说好看、不好看……
我时常会想起老办公楼传达室的那个林大妈。她是个大嗓门。她每一天最期待的是邮递员和陌生人的到来。那时候，她就可以高亢地喊说，“某某，下来拿信”，或“某某，谁来找你了。”特别是后者，如果她明确了对方的身份还好。如果她不明确，那就糟了。她会根据自己的臆想，随意叫喊说，“某某，你妈来了”，“某某，你的爱人来了”……与此同时，相应的麻烦也来了。我的女友因为害羞于林大妈过于热情的吆喝，不敢到学校找我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甚至认为这是我和我女友感情变淡直至分手的导火线。林大妈是在新楼刚建成后不久退休的。那时候，时代早已经变了——我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从几时开始，我的信件少了，几乎绝迹。那肯定是在手机和电子邮件流行之前就发生了的。有一天，我接到了肖默给我写的一封信。这本身就是一件让我觉得费解的事。他向来有事就打电话给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给我写过信了。这封信有三页，字迹潦草，内容古怪，前言不搭后语。
曹凡，我渐渐明白了时光是什么。但是别指望我会告诉你。你这个迂腐的人。你还没有发现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虽然有一把年纪了，但是不代表我们真的活到了现在。人只能活在一辈子的某一个时期，其实是非常短的一个时期。昨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和我说起了你，说起了沈老、陈鹏。关于他们，你不必要知道什么。关于你，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要告诉你。他们说总有一天你这个人，连你的诗都会消失，生命逝去，诗歌湮没在只能突出重点的文学史。他们说，不过，那两件事情倒可以流传下去……我不说你也知道，就是我们经常调侃你的那两件事。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文明史》说道，一个事件或一个人在混乱无序的历史中的重要程度，取决于遗忘它（他）所要耗费的时间。你已经被宣判了。（第一页）
不可否认，那个年代一起走过来的诗人当中，发展得最好的人就是肖默。他最早展现了异乎于我们的诗才，精彩的意象，令人拍案叫绝的比喻。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的诗歌是哗众取宠的，但我只把这些评价当作嫉妒。一个那么有才华的诗人，又把才华转化成了商业价值，怎么能不让那些穷酸的诗人嫉妒呢！况且，永远别忘了，他是那么英俊。只是，肖默脸上那种柔和的神情已经消失了，连我也常常感受到他的那种特属于精英的冷漠。可是我始终不能承认是他变了。人在漫长的生命当中，不同的阶段，那些有限的变化，我不能把它上升到一个人人格转变的层面。有时候，我也会怀疑，难道是我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个完美的梦境？是我不能承认，有些事情已经像是肢解太空飞船一样，碎得像粉末！ 肖默的妻子并不漂亮，也不会写诗。我认为这样平庸的女人配不上他。许多年以来，我好几次想直接告诉肖默，他的人生几乎完美，唯独婚姻是他的败笔。
1987年夏天，蝉鸣声已经布满了这个世界。天空总是散着细微的流云，日头常常晒得地面白晃晃发亮，树丛的阴影格外深重。一个午后，我上完了课，趴在办公桌上写诗。
“曹老师，有人找你！”
我听到了林大妈的喊声，很自然地放下了笔，去迎接我的客人。
我的客人常常来自远方。我不认识他们。只要他们面带微笑，报上姓名。我所拥有的不多，到老街上吃一碗猪肝面，这就是我对他们的招待。林大妈一直以来都很直接。她不管来客尴尬与否，总是在我看见客人之前，就将他们的样子给我说上一遍，“一个老头”、“一个后生”、“一个四眼”、“一个秃顶”……然而那次，她并没有做好本分，因而使我猝不及防。
来的是一个长发披肩，皮肤白皙，鼻梁高挺，穿花裙子的女人。她手上还有个行李袋。她一看见我，就把手递了过来，她说：“曹老师吗？你好，我是何缓缓，笔名缓缓。”
她笑意盈盈地望着我。微风不断地把她身上的香味播送给我。我握着她的手，不知该说什么，直到她对我说：“我总算见到你了，《犀牛》的作者。”
我这才反应过来，首先松开了她的手。我问：“难道你是诗人缓缓？”
她爽朗地笑了，用一种调皮的眼神看着我，她说：“正是在下！”“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诗人缓缓是个男人，是个北方的汉子。”
“大失所望？”
“不……不……喜出望外。”
“在北方的时候，我也拜访过不少诗人，他们高大粗犷。”
“哦。”
“南方的诗人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油嘴滑舌。”
“哪里。我不是个油嘴滑舌的人。”
“哦？”
“你不是看过我的诗吗？”
“那又怎样？”
“难道你不相信我是一个真诚的人吗？难道你读不出来吗？”
“油嘴滑舌又不是谎话连篇，曹老师别较真了！”
“不，我不是较真，我是认真。”
“认真什么？”
“就是认真……”
“是说见到我的确喜出望外？”
“见到你，我很高兴。我代表江南的诗人欢迎您远道而来！”
“臭客套。再这样，我要走了！”
“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怎么能说是客套。”
“我一直揣测着孔子这话的真实意思，大概不是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而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太枯燥。人一旦寂寞了，就喜欢来点新鲜事，特别是从远方来一个朋友。”
“我不寂寞。”
“也许吧，寂寞的人总把寂寞当口头禅。不过，我看了你的《犀牛》，又觉得那是个寂寞的人写的。”
“你呢，你从北方来，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因为寂寞？”
“為了找你。”她笑了，她又说：“可是如果我们谈不来的话，我就走！”
“我们算是谈得来吗？”我问得理直气壮，可是她不说话。这一下子就把我自己丢进了被判决的处境。我开始发慌，我怕她走了。我忧心忡忡。
我住的宿舍前面有一片空地，有一片芭蕉树。每当盛夏，它们打开了，变成一道绿色的屏障。一盏橘色的路灯亮在日落之际，之后，街坊邻居们打着蒲扇搬来躺椅长凳聚在了一起。每天夜里，成人们的八卦玩笑、儿童的追逐嬉戏形成了连续剧，今夜没说完的故事明夜再说，今夜挨的一记打明夜再打回来。
每次街坊们遇到我，都会喊住我，希望我也凑个热闹。他们说如果我参加了他们的闲谈，就算是提高了他们整体的文化水平。我也屡次放下书本参与到他们中间，但往往怎么也融不进他们的话题。一两个小时，我傻杵在那儿，喂蚊子罢了。既然这样，为了躲开他们，我总是选择一上完课就立刻回家，或是在湖边晃悠到他们乘凉结束再回去。
当年的湖岸不像现在修得那么长，修成了景区，绿树成荫，亭台楼阁，摆满了整个湖的沿岸。当年只有一小段石板路，后面接着一小段石子路，这是人们仅有的活动区域，有人唱戏，有人推着车买冰棍，有人打拳。唱戏的唱到1990年代初就停止了，前几年我还能看到推车卖冰棍的，这几年已经看不见了。打拳的倒是执著，头发变白了，人变黑变矮了，每周二的晚上还总是出现湖边，练他的外家功夫，对着那几棵老树一直“啪啪啪”捶个不停。如今我常常只站在湖堤的高处往下眺望，不愿意走下去，也懒得走下去。不像当年，我不仅会走下去，而且会越走越远，走到人们日常活动区域之外。我甚至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非要常常走向那些深处，让繁盛的草木把我淹没。我会一直走到铁路旁，虽然铁轨都被铁丝网隔住了。在空旷寂静的夜里，听见远方的火车，瞧见它从遥远的地方射来了光芒，既让我兴奋不已，又让我感到悲怆。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懂得，安娜，还有海子，他们是怎么离开的。
我里面的欲望已经抑郁成灾。我从河岸绿柳成荫的地方一路走向人迹罕至的草丛深处，一根拿在我手里的木棍带着愤怒不停地抽打着前面的草。何缓缓一直跟在我的后面，顺着我踏出的一条小径前行。我既惶恐不安，又充满了邪念。终于，她或许是害怕了，她开口，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她说：“曹凡，你要把我带去哪儿？”
我没有回答她，继续向前走。直到我听见她停住了脚步，我就回过头去。我说：“我没有恶意，你不要怕。”
怎知她笑了。她走了过来，定定地望了望我，又忽然一把夺走了我手中的木棍，劈着草走在了前面。我先是一愣，立即追了上去，与她并排，我说：“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这是我的生活习惯，我常常来这里。”
她没有作声。我急道：“你不信？”
她忽然停住了脚步，扬起头，一脸的高傲，她说，“信，为什么不信呢！也有很多的诗人带我去经历他们的生活，有的人带我去看沙漠戈壁，有的人带我去看雪山和针叶林，有的人带我去看后院的一口死过人的井……” 我听她那么说，心里不是滋味。我甚至想开口问她，“我算什么。”虽然我和她认识不过一天，不，只有半天，但至少站在她面前的是我。虽然我和她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萍水相逢，我们谁都控制不了谁，但是……反正我厌恶，我只不过是某某人路过的一片风景。我厌恶像是与许多人一起共享了她，雨露均沾，却不是独占。
她继续向前走去，而我停留在那儿，心里充满了委屈。我想挪移脚步，显得豁然些，但它僵了，不听使唤。我耳边满是虫子繁盛的“”，它们就像水，像是不远处那满湖的花花绿绿的水。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见了火车的声响，看了火车的灯光。她也看见了，她笑了，像是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巨大的轰鸣与光的降临。那一刻，我忽然开始放松了，看着她变得越来越亮，甚至那光穿透了她的裙子。一个来自远方的女人，莫名其妙地与我在一个夜里，在湖边，迎接一辆不知去向何方的火车。火车靠近的时候，我看见她向前跳着追了几步。我不自觉地笑了，不知道为什么，一切开始自然起来了，我见火车稍微走远了，就冲她喊：“缓缓，我们回家吧！”
然而这种自然只持续了一会儿。过不了多久，我又开始局促不安。我对她的冲动已经让血液一阵阵地涌向我的心房，一时间感觉自己充满了无法控制的力量，转瞬间这种力量又像是被抽空。我已经疲于应付我身体的感受，我不知道该与她说什么。我最担心的就是，她会忽然后悔，不去我的家了。我痛恨欲望，欲望总是使人猥琐、焦虑。
回家的路上，我只问过她两遍，冷吗？她回答得不一样，她第一遍说，夏天啊！第二遍说，有一点。说的时候，我感觉她似乎不怎么高兴。
除了我的女朋友，我家几乎没有踏足过任何其他的异性。女友每次来看我，都给我带一些吃的，把食物放在固定的位置，并且让我记住那些东西该在多少时间内吃完。接着，她会四处打量，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收拾的。我自认为还算整洁。这反而让她有点手足无措。当她发现她实在不能帮我做什么，她就会帮我把正看到一半的书合上。我和她说过好几次了，不要合上书，因为我往往要花些力气，才能找回我正看的那段。她总是说，找个书签就行了。可是我并不喜欢书签。我觉得书签这种东西显得太刻意。可她说，书和书签就像男人和女人，是密不可分的。当我们陷入了沉默，没什么事情可做的时候，气氛就立刻变得微妙。我们都知道接下去会怎样。我开始慢慢靠近她，然后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接着是亲吻。她一会儿就变得软了，软得那么容易任人摆布。有时候我甚至开始冷静，一边继续与她爱抚，一边开始欣赏并探究起她。我解开她的扣子，探进她的衣服，穿过她每一次都是那么紧实的胸罩。我的手在里面胡乱地揉捏一通，手腕每次都被胸罩勒出一道痕。她每次都在完事之后，骂我说又把她的胸罩挤松了。说完这句话之后，她又成了她，成了一个严肃的乏味的女人。不过，只要她来，我们没有一次不做爱。
于是，我也发觉了规律。她到我家之后，总是在做完那些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的事情之后，才开始与我做爱。明明就是为了做爱，为什么不跳过不必要的步骤呢？于是，有一天，我在锁了门回过身的那一刹那，就抱住了她，把手直接伸进了她的裤裆。我开始热烈地亲吻她，仿佛我的目标就是让她窒息。我体会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兴奋。我以为她也陶醉了，因为她没有反抗，也抱住了我。她身体扭动了几下，以我那只放在她裤裆中的手为支点，她像是一只被绳子系住了只能原地打转的知了。可就在转瞬间，她用手抵住了我的胸口。我不想中断，不想问什么。我身体越倾向她，越感受到她的手在我胸口的抵触。我伸过脖子，想要扑向她的耳垂，却被她躲开了。紧接着，她挣脱了我，开始整理衣冠。她对我说：“你干什么，我不是那种人。”
“我只是想……”
“我不是那种人！”她重申。
“我没有认为……”
“我想也许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你想像的那种轻浮的女人。”
我发现我的双手撑着，微微摊开。那个样子似乎已经持续了好久，连我自己都被这个动作感动了。因为这是一个本能的动作，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做了這个动作。现在，我反应过来了，这动作代表的是坦诚。我已经十足地坦诚了，但我似乎无法触及她的内心。或者是她无法触及我的。我该怎样和她解释呢！难道我要这样和她说：我认为生活是浪漫的，亦或，我认为生活不需要按部就班。连我自己都不能确定，如果我要与她这样表达，我所表达的确切意义是什么。有些东西，只有和懂的人一起懂，一起做，无法和不懂的人解释。那时候，我几乎绝望。我想了很多，但周围是一片阴暗。刺耳的蝉鸣此起彼伏，它们仿佛是血液，在我额头的血管上一波一波地涌动。可能在三四个小时后，她安顿好了一切，将她的食物摆放好了，将我看的书合上了。我们又做爱了。
她没有像往常立刻穿好衣服。而是在我的身边躺了几分钟。我说：“我想……”
“想什么？”
“想抽根烟。”
“什么……”她起来，迅速地穿好了衣服，像是示威。她说，“告诉你，我不准！”
临走前，她在我脸上摸了一把，说：“快穿衣服吧！小心着凉。”
她走后，我无法再仰着。我转了个身，把头埋在枕头里，白白的屁股对着世界。
我不能忍受那种静默，像是在一座漆黑无人的剧场舞台上，只给我们亮了一盏灯。灯亮在何缓缓的身上，而我介乎于微光与完全的黑暗之间。直到她站在书架前，翻看我书架上的书时，我还是非常迷糊，她是如何闯进了这个空间。中间似有一个断层，一个意识的模糊，一个逻辑的无法串联。而我的家，特属于我的空间也变得虚假，里面的一切仿佛都成了摆设。她是忽然出现的，是那类传奇，比方说狐仙忽然映入书生眼帘。我发觉了时间和空间的紧密关系。时间扮演着上帝的角色，是它设计了一切，设计了我，设计了这场邂逅，设计了历史，设计了历史观。除了它，因为它，我不知道别的。这就是头脑简单的我的悲剧，一种刻舟求剑的悲剧。或者这就是历史的风貌，不论什么，生死、荣辱、惶恐和掉入无底坑般的抑郁，都在它面前无法博得同情，无法激荡，无法激荡它的春心。 我好几次都想扑过去，抓住何缓缓，拥抱她，亲吻她，用抚摸来褪光她身上的衣服，将她端起来，放在窗台上，让月光将我和她赤裸的肌肤上釉一层清冷。与其说欲望，倒不如说，我已经认定了，这正是所谓的“春宵一刻”，是我人生当中的某种“巅峰”。我错过了，就永远错过。而她，我预感到她终要离去，就像她如何地来，或者有一天她也要如何地走。她不断地问我说，“哦，你有《恶之花》啊？”“哦，你有《日瓦戈医生》啊？”“你有《里尔克诗选》啊……看起来像盗版！你的书都像是盗版！”
我没有回答她，我终于还是走了过去。我以为我会猛然搂住她，然而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却不自觉地拐了个弯。挡在我面前的正是一台电风扇，我就顺手把它开了。我退了两步，把手搭在书架上，这样感觉可以离她更近些，但那个姿势又谄媚又充满了调戏的意味。电风扇不怎么顺滑，“咯咯嗒嗒”发着声响，拂起了她的长发。风扇又转过来，吹到了我的身上。我这才发现自己已汗如雨下，衣服湿透了，紧贴着身体。风吹得我发冷，浑身鸡皮疙瘩。
我问她：“热吗？”
没想到我的喉咙沙哑了，说破了音。我又重新说了一遍：“热吗？”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幽幽地望了我一眼，然后转过头去看电风扇，她又四处瞟了一圈，然后对我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电风扇、录音机、收音机……就差电视了。”
说完，她又低头看书。
我问她：“要听收音机吗？”
她没有看我，轻声说了句：“可以。”刚说完她又说，“有水吗？我渴了。”
我感到羞愧，她到我家已经一个小时了，我却连杯水都没有给她倒。一晃热水瓶，里面也没了。我赶紧接了点水，从门边的一个编织袋里夹了几块煤球，放到门外的煤炉子里，又生了火。忙了一圈后，我把门虚掩着，怕烟飘进房间里嗆着她。我不好意思地说：“条件简陋，没有厨房！烧饭烧水都在外面的过道。”
她微微一笑，没看我，也没有说话，像是只是在书中看见了什么好玩的东西。只过了一会儿，她又忽然抬起头问我说：“要是去卫生间呢？”
“是公共的，”我指着一个方向说，“在那边……不过晚上不费事，房间里有痰盂。”刚说完，我就发现我指错了厕所的方向，又立刻地重新指了另一个正确的方向说，“在那边！”
她笑了，合起了书，走了过来。她盯着我的脸，仿佛在我脸上发现了什么好玩的。我不能回应她的这种目光。我稍稍偏转过身，假装透过门缝看外面的水开了没开。没想到她顺着我身体旋转的方向，从下面探过身子，仍旧仰头望我，像是能用她的目光托住我的脸。
她说：“你……”
我连忙抹了一把脸和额头，把汗往裤腿上擦，我说：“热……”
她说：“来了那么久，我才发现，你怕我。”
“不不……我不怕。”
“是嘛？”
“为什么怕，这是我家！”
“我不会把你吃了。”
“我……”
“哈哈哈……”
“你……”
“曹凡，我来了那么久，为什么不给我水喝？”
“对不起，对不起！”
“家里还有其他人住吗？”
“我待客不周……没有。”
“平日会来什么人吗？你父母呢？”
“很少来人，我父母在乡下。”
“有女人来过吗？”
“没有。”
“瞎说。”
“……”
“曹凡，来了那么久了，为什么还不和我说实话。”
“她很少很少来，真的！上一次来还是一个月以前。水开了！”
“还没开，正烧得响呢！”
“是啊，没开。”
“曹凡，我来许久，为什么还不和我谈谈诗歌呢？”
我忽然觉得十分委屈，鼻子一酸。那一刻，我想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脆弱。直到那天夜里，我在客厅的地铺上翻来覆去，我才渐渐明白，那委屈是因为自己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尽管我想要努力道歉，想要解释，以此回应她的一切质疑，但我的解释与道歉对她来说像是根本不重要。我的一切回应都跟不上她，因为她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信口说说的。当然！她不介意我是否给她倒水喝！她不介意我的家里是否来过女人！她甚至不愿意问一问那个女人是谁，与我做过什么！她连问一问她自己住在这里是否会不方便都不肯！在那一刻，我终究还是说出了一句窝囊话，我拐回到前面的话题，我说，“我是害怕我自己。”我已经完全承认了，也让她明白，对她的欲望把我围困了。有些人在有些人面前是天生手无缚鸡之力的。我在她面前就是如此。说完了那句话之后，我们之间良久无语。我重新找了个话题，诗歌……就是从诗歌开始！于是，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讨论诗歌吧，只讨论诗歌！”我问她，“你最喜欢的诗是哪一首？”
她笑了，然后说：“你猜！”
在我还没来得及开口的时候，她又说：“我喜欢《失去的岁月》，艾青的，《失去的岁月》。”
不像丢失的包袱
可以到失物招领处找得回来，
失去的岁月
她开始低吟起这首诗。我也不自觉地应和着。这成了那一夜唯一看起来还算是美好的事情——我们看着彼此，一起把这首诗背完。这看似成了那一夜她唯一愿意留下来的理由。
失去的岁月
甚至不知丢失在什么地方——
有的是零零星星地消失的。
有的丢失了十年二十年，
有的丢失在喧闹的城市，
有的丢失在遥远的荒原，
有的是人潮汹涌的车站，
有的是冷冷清清的小油灯下面；
丢失了的不像是纸片，可以拣起来；
倒更像一碗水投到地面，
被晒干了，看不到一点影子；
时间是流动的液体—— 用筛子、用网，都打捞不起；
时间不可能变成固体，
要成了化石就好了，
即使几万年也能在岩层里找见！
时间也像是气体，
像急驰的列车头上冒出的烟！
失去了的岁月好像一个朋友，
断掉了联系，经受了一些苦难，
忽然得到了消息：
说他早已离开了人间。
门外，水沸了，壶盖子“扑吐扑吐”抖得厉害。
我点了根火柴，放在灯芯上。煤油灯的光，把我们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她的脸如同一幅巴洛克式的肖像画，明暗对比强烈。她双手半握着拳头，手掌托住双腮，手肘拄在桌子上。我把灯罩罩上了，坐在她的对面。我们相对无言，长久的沉默。而我们周围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像一条绵延不绝的黑裙子。那一夜，我看清了她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她的睫毛的微颤，她眼皮的一丝丝波动。我甚至数得出她嘴唇的纹理，她人中上的细毛。
“曹凡，你看够了吗？”
“没有。”
“白天不看，有电的时候不看，非停电的时候看。”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你。”
“越来越不严肃了。”
“我是越来越严肃了。”
“越来越不礼貌了！”
“礼貌是种距离。”
“还嫌距离我不够近吗？脸上的斑都被你看了。”
“我看不见你脸上有斑，你脸上只有光，有花，有雕饰，有钻石。”
“恶心！这是你新写的一首诗？”
“是啊！”
“差极了……小心，小心……”
“小心什么？”
“玩物丧志！”
“玩物丧志，玩物会丧一切，唯獨不会丧诗。”
“你想学李煜吗？”
“李煜不好吗？”
“亡国之君。”
“可也写出了最好的词。”
“那词，是他死前的那一天最真实的感受。”
“然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说得倒轻巧，你不怕吗？”
“怕什么？”
“你不知道那是一种绵延的悔恨吗？而不是一种浪漫的情怀。”“我不管……我怕连悔恨的滋味都不知道。”
“既然你是这样想的，我也不替你发愁了。你要的不过是人生的滋味，究竟哪种滋味，上天给你安排了。我相信你这种人会一直活得很好，哪怕终有一天会无病呻吟地活着。”
“你也会替我发愁吗？”
“你没抓住我这些话的重点！”
“我只想抓住我想抓住的。”
“幼稚。”
“你会替我发愁吗？”
“你是要求我必须回答吗？”
“我们相处了快三周了，一起吃饭，一起游古街，一起读诗，一起朗诵，夜里一起听收音机，一起经历了停电——被突然掷入了黑暗中……”
“那和时间无关，和我们做了什么无关。”
“你的回避，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失落，最真实的失落。”
“曹凡，答应我！”
“答应什么？”
“先答应我。”
“我什么都答应你！”
“我现在想去湖边，我现在想去看火车。”
“现在是半夜。”
“你带我去！”
“我带你去！”
“你带着灯去！”
“你怕我迷路？即便摸着黑我也可以找到那儿。”
“你不带灯，就看不见我了。”
“只要你别走……你也答应我，如果要走，不是忽然地跳上火车，不要不告而别。”
“我答应你，一切都会有预兆。”
那一夜，我们并没有赶到湖边，并没有看到她想看的火车。刚出门走了不远，忽然下起了一阵大暴雨。我们找到一个屋檐时，都已被淋透。雨水如帘，直直挂在我们的面前。她双手环抱着身子，看起来很冷的样子。这么大的雨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我就对她说：“我回去拿把伞，再来接你。”
她点了点头，我就冲进了雨里。我刚跑了十几步，忽然觉得一阵心慌，于是，转过身去大跨步走回到她所在的那个屋檐下。我的行为让她十分诧异。她问我：“你怎么了？”
她明明离我很近，但在“哗哗”的暴雨中，她说话的声音仿佛隔得很远。雨水把我的刘海全部贴在了额头上。我很难睁开眼睛，只能用手一把一把地摸干自己的脸。为了能让她听见，我大声地一字一句地对她说：“我……怕……你……走……了……消……失……了……我……怕……你……”
她笑了，我头一次见她笑得那么真。她学我的口吻，用更大的声音对我说：“不……会！不……会……消……失！”
我用比她更大的声音对她说：“你……保……证……吗？”
她尖叫说：“保……证！”
我笑了，我冲进了雨里。跑了十几步之后，我回过头去向她挥手。她望着我，也重重地挥手。
我发烧了，浑身乏力，甚至有点神志不清。那个漫长的几乎昏迷的时期，我的周围总是些窸窸窣窣的声音。那些声音能告诉我，她还在，那些声音让我尚能心安。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醒了。我的周围是安静的，这让我猛然联想到，她也许已经走了！我连忙支起身子，往客厅看去，客厅没人。我急得几乎发疯，跌跌撞撞出了卧室。
一阵轻微的“滋滋”声从门外传来。我这才发现门是开着的。我慢慢摸了过去，透过门缝，我重新找回了她。她正在做饭。
她看见了我，她对我说：“你终于醒了！”
我没有说话。能够再一次看见她，让我心里充满了感动。那种感动，我只能用一个走失的孩子重新看见了母亲来形容。
她说：“你好点了吗？”
说着，她走了过来，一手贴着自己的额头，一手贴着我的额头。她说：“好像已经好多了，你真想不到，昨天你烧得有多厉害！” 她正说的时候，我已经抓住了她贴在我额头上的手。她并没有把她的手收回去。她继续说：“你看起来好憔悴，嘴唇发白。”
我把她拉进了我的怀里，我对准了她的嘴唇。她在我肩膀上打了两下，就不再动弹。她开始亲吻我，就像这一切都是她主动的。我就像曾经想像的，把她端了起来，她的双腿勾住了我的腰。我们退着进了门，退进了卧室。一边退一边“哗啦啦”的不知碰倒了些什么。我们一起重重地摔在了床上。
后来，我听见隔壁的老杨在外面喊着说：“曹老师，曹老师……你的菜烧焦了，焦得一塌糊涂！”
1999年，沈老和我，还有肖默，一起参加了诗人陈鹏的追悼会。陈鹏得了肝癌。我难以想像，曾经抓着我的手，就像铐上了似的——那个强壮的陈鹏居然会得那么重的病，死得那么早。他不是病死的。他是因为受不了疼痛，也不想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就从楼上跳下来，自杀了。肖默说，只不过是三楼，他却当场死了。沈老说，当场死了，算是上天给了他一条活路。我不自觉地会回想到陈鹏家的楼下，种着一片木槿花。当年，我和他驻足在那片木槿花前面谈天，我还对他说，这花粉白粉白的，太漂亮了，能移植吗？我脑中立刻出现了另一个幻想，陈鹏躺在木槿花下，睁着硕大的眼睛。他的血浆像一只手，慢慢地攀到了木槿花根。
沈老绕过了陈鹏的遗体。他望着棺木里安详的陈鹏叹息了，我听到他说：“你走了，谁陪我抽烟。肖默和曹凡两个家伙都不抽的。没人陪我抽了。我觉得我也差不多要和你一起走了……”
肖默跟在我后面，他也听到了沈老的话。他不屑一顾，向我做了个脸色，对我耳语说：“老了！说胡话了。”
我几乎想反驳肖默。在死人面前，他不该是这种态度。可是转念一想，我又不愿意多说了。陈鹏家徒四壁，是典型的穷诗人。肖默给了陈鹏的家人物质上的帮助。或许在别人看来，当一个穷诗人如此的凄苦。但我对我的学生说：我特别钟爱卡尔·施皮茨韦格的那幅名画，《穷诗人》。画面是如此柔和温暖，穷酸的诗人在他的小阁楼里，靠着床，头戴睡帽，口中叼着鹅毛笔，掰着指头算着韵律。屋顶已经朽烂，下雨时，他不得不打起雨伞，挡住自己的被褥。这一幕，在两百年后，被印成了十欧元硬币。我对我的学生们说：只有坚持理想的人，才能感受到理想的甘甜。只有坚持理想的人，才能看得懂那幅《穷诗人》。我的话居然吸引了我的一个学生。她比我小十一岁。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前几年每到除夕，沈老总是在家待不安分。他总是想到我家来。有一年春节，沈老在年初一打电话说要来看我，我正忙于亲戚间的应酬，让他年初五再来。初二，他又打电话给我，我让他初四再来。初三，他又来电话了，一接通电话，他就对我说，曹凡，我已经在你楼下了。那时候我并不懂，可能现在我懂了些，当他发现自己日渐老去，面对的只有死亡，那种脆弱和孤独。
沈老总以为自己快死了。不过，在陈鹏死后，他又活了十一年。我是在半夜接到沈老的保姆的电话，她说沈老快不行了，她说沈老让我赶快去，他有話对我说。那个后半夜，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等着天亮。我的身体发重，重到像是对肉身失去了知觉。天亮后，我坐客车赶到了沈老所在的城市。虽然车程只要两个小时，但我已经来不及听到沈老对我最后的嘱咐了。我把蒙在他头上的白布掀开，他的头发似乎特别的凌乱，脸上有那种轻微的不舒服的表情。我把白布盖好，然后走了出去。我没有感觉到悲伤累积的过程。猝然，我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凳上抹眼泪。那是冬天的一个清晨，世上的一切都是安宁的淡蓝色，包括偶然经过的护士头上的粉色的帽子。
由于我和沈老的师徒情谊，大家都力推我写悼词，并且在追悼会上代表发言。我特别留意了一些人，我希望在追悼会上见到那些人，但他们一个也没来，也没有任何表示。他们本来是沈老的同学，好朋友，因为沈老在“文革”里怕死，念了认罪书，做了回孬种，他们就不肯原谅他。现在，他已经死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还不原谅。
肖默站在人群当中的第一排。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虽然头发稍微稀疏了些，但还是掩饰不住地位显赫的神气。他的身边是一个小姑娘，漂亮、文静、端庄。她是肖默的第二任妻子，她比肖默要小二十五岁。“算一算，1986年的时候，肖默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写诗，而是该去医院产房迎接他老婆的降临。”有人在沈老追悼会结束后的空隙如此对肖默说。肖默一脸骄傲，却装作害羞的样子。趁人群慢慢散去，肖默拉着我的胳膊，有点严肃地把我带到了一边，他对我说，沈老膝下无子，他就给沈老的保姆意思了点。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对他说，保姆那边不用意思。他说，他必须意思意思，这也是他对沈老的最后一点意思。说完，他向他的妻子挥了挥手。她走了过来，挽住了肖默的手。肖默先介绍了她妻子一遍，接着又指着我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曹凡，《犀牛》的作者，也是我在这个宇宙中最好的朋友。他的太太曾经是他的学生，比他要小整整十一岁呢！”
姑娘礼貌地对我点了点头。
我忽然感觉有一点悲伤，也许是因为刚送走了沈老，也许是因为别的。我对肖默说：“肖默，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在我的追悼会上念悼词吧？你会写什么呢？”
肖默尴尬地笑了。他对身边的小姑娘说：“你瞧曹凡，他那么多年来都是神经兮兮的，不过我就是喜欢诗人的神经兮兮。”
他又对我说：“曹凡，自从1987年夏天，发生了那件事情之后，你就不正常了。”
姑娘对他说：“那年发生了什么？”
肖默说：“往事如烟。”
往事如烟！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全部散开了，还是仍旧迷乱在烟雾缭绕中？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郁结，我有我的，成功的肖默也有他的郁结。否则，我不明白，他给我的那封信的第二和第三页究竟在写些什么：
残酷！我就是要说残酷的事情。因为你终究是个有追求的人。我很久没有残酷了。不！我从来就没有残酷过。你再敢多说一句吗？我还可以说得更多。哎！毕竟，我们都已经这样了……我没有办法形容……比那些离开的人更可悲。如果你能死在当时，死在那个时候，死在那个女人手上，或死在你该死的时期，自杀，我们可能永远会怀念你的。我们会把你和海子一样供奉！你离去的意义将比你活着更大！但是我们，我们是彻底逃离不了，没有意义——就像在大海里打捞淡水鱼，打捞上来的都是鱼，但不可能是淡水鱼。这怎么办？（第二页） 你打不破那个瓶子，有时候，尽管你觉得自己曾无比大胆，无比反叛，无比睿智，无比地对命运具有穿透性的领会，无比地掌握了一切戏剧性的力量，你甚至以为你就是史诗！但是终究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像是蹲在坑里等待被屠戮的难民。那个瓶子如同宇宙，据说它不停地扩张，一日扩张千万里，于是，我们以为触及到了它的边缘，然而它已经走远。我们守株待兔……它彻底地走远了，抛下我们，比光阴，比距离，都更加决绝。而它走远了，不仅是走远了。不能用豁达来应对！因为它走后，还留下了无时无刻不有的窒息。窒息在你感觉不强烈的时候，强烈起来，在你感觉强烈的时候，它又松了手。循环往复。曹凡啊，我想来找你。（第三页）
我感謝肖默在1987年夏天对我的陪伴，以及经济上的帮衬。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那年初夏，我所有的积蓄失窃了。虽然只有三百二十五块，但对我打击颇深。那笔钱我存了很久，是用来结婚的。肖默见我十分颓废，就请了假，住在我家。到那个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他要回去之前的一个晚上，我终于对肖默说了实话，我说，我把一个诗人接到了家里住了一个月，是女人，一个美若天仙的女诗人。“美若天仙”，这个用词让肖默怔住了。他感受到了那种古典式的灵异，他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对他说我很正常，没有发烧脑热，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于是，我娓娓道来。那个女人是如何地来，如何地让我不能自已。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游古街，一起读诗，一起朗诵，夜里一起听收音机，一起经历了停电，一起被一场暴雨浇透，我发烧醒来见不到她是如何的崩溃，我见到她之后是如何的满足……然后是做爱，做爱，不停地做爱，泄愤般地做爱。直到有一天，我买菜回到家里，看见书架上所有的书都四散在地。我叫她的名字，再也没有回音。我顿时明白了，藏在书里的钱全部被盗了。我不敢相信，我一边像一条狗一样喊叫，一边执著地去寻找每一本我藏过钱的书。找一本，翻了一遍，抛在脑后……找一本，翻一遍，抛在脑后……我终于还是瘫在了地上，我感觉周围都在旋转，我开始呕吐。我想到了自杀，但我甚至没有力气自杀。我心里的那股仇恨更不许我死，我在脑中想像了千百次，我是怎样把她掐死。我也在脑中想像了千百次，她忽然回来了，她是清白的。那里、那空间，全是阒寂无声的，我听不到任何声音，哪怕是最后警车的鸣笛。
听完我的讲述后，肖默沉寂良久。他叹了口气，他最终还是选择相信，相信我说的故事是一个事实，而不是我的某种应激的幻想。
奇特的是，如今，我愈发觉得，那一切都是我的幻想，根本不是事实。所困扰我的不是一遍一遍地想到她，而是怀疑，她有没有真的来过，她是不是真的？
幸好我还能回忆，我与她相处的最后一幕。那是一个乌云压顶的午后，我们两具身体赤裸地叠在了一起。吊扇在天花板上旋转，风叶在我和她的皮肤上打着淡淡的阴影。她趴在我的身上，她的乳房压在我的胸口，外扩、变形。我们讪笑，说下流的话，也讨论过现在，讨论过未来。之后，却愈发无聊。或许我们还讨论过她是否留下来。或许我们之间有过这样的对白……她对我说：“你愿意让我留下来吗？”那一刻，我沉默了。我忽然意识到了那些我没有想过的问题。我忽然意识到，我的本质是一个俗人。我一直以来想要跳脱的不是世俗，而是自己。在暴雨还未落下之前，她念了一首里尔克的诗，《严重的时刻》——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哭。
无端端在世界上哭，
在哭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笑，
无端端在世界上笑，
在笑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走。
无端端在世界上走，
向我走来。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死。
无端端在世界上死，
眼望着我。
我一边听她念着，一边用手在她光滑细腻的背上轻轻地慢慢地抚。
我不明白她为何来，我不明白她为何走，为什么伤害我，为什么给我温柔？
我一直觉得，她不是个骗子，她没有欺骗我。如果她欺骗了我，那她为什么要和我生活在一起那么久呢？如果她欺骗我，那她为什么又要献出她的身体呢？除非她是一个大骗子，除非她已经算计好了一切。她知道，如何才能让我迷恋她，如何才能让我对她倾注所有的爱恋、热情，如何才能将一个本来就精力有限的个体在短时间内抽空，如何才能让一个本来就摇摆不定的意志变得消沉。那么，她是一个大骗子。可能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推论。我相信她不是有意骗我的。我相信她不是邪恶的，不是罪犯。我相信她是有苦衷的。我相信，她在欺骗我的时候，内心是煎熬的。我相信，她会比我更想念，那一段，我们快乐的日子。我忽然觉得，当我那天回家的时候，看到家里一切都是乱的，那个场面，是美好的。因为它们都在讲述，那些曾经的美好，离我们而去的过程，一个微妙绵延的时光。
1987年的除夕，我女朋友和我提出了分手。她坐在她娘家的被窝里，我在她的床边。我们说了五个小时，她回绝了我的一切祈求。我以为她可能是从街坊邻居那里听说了我与何缓缓的事情，才决定和我分手。她说她早就从林大妈那里听说了有个女人来找我。她说她可以原谅我和别的女人有染，但有些事情，她没法妥协。说到底，她是嫌我穷，她是嫌我连最后一点积蓄都没了。她的父母虽然骨子里是看不起我的，但表面上对我还是很客气。他们留我吃团圆饭，我拒绝了。他们让我以后常到他们家做客，说完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离他们家门口十几米外的地方。我的面前是一条染了霜的银色的石子路，还有月光，它们相合得如此梦幻。其实我也十分清楚自己并不爱那幢房子里的女人，一点都不爱。可是我为什么要求她，仿佛我爱她，仿佛我最爱的竟然是她。一冬一夏，她们都走了。
我回忆着，走了近二十里的夜路。
1994年，我偶然在大街上听到了一首很难听的歌。但是越听，越是觉得，那是一首奇妙的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它的前奏是一段小提琴的音乐。这段音乐像是一个初学者拉的，断断续续，笨拙生涩。可是，我却被这段音乐迷住了。我买下了磁带，然后奔回了家。我把这首歌放给她听。我问她好听吗？她不置可否。我说，我们跳舞吧！她有一点惊讶，她知道我并不会跳舞，连慢三慢四都不会。但是她还是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们随着音乐旋转。我感觉时间开始穿梭，我像是躺在一辆车上，沐在阳光之下。我和天空之间是茂盛的叶子，它们在我的眼里是仿如钻石的切割面，闪闪发光。 我把她端到了窗台上。
每天清晨的镜子都告诉我，我老了。五十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白发苍苍。我戴好了帽子，骑着“永久”牌自行车去上课。我常会在课堂上对那些大学生们阐释，文学和诗歌的意义。我说不了多么高深，我只会告诉他们，文学和诗歌的意義就在于，如果世上没有它们，就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从来没有爱的感觉。没有它们，人世只留下单纯的痛苦。虽然我如今开始有所保留，我开始看重生命，认为它是独立的，而不能把生命当成一个祭物。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永远也写不好诗。我永远也没有办法极致。我站在了理想和现实的中立，是只不伦不类的蝙蝠。我比别人明确，我写诗也许是误入了歧途，是沈老开的一个大玩笑。但奇怪的是，我还是非常爱诗，倾慕诗，就像撒该爬到树上倾慕那位救世之主。
每一届学生，我都会问他们，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中文这个专业。大多数人说，他们是服从专业分配，被调配到中文系的。也有人说，他们热爱文学。有一个学生的答案与众不同，他在课堂上发言说，他是受他妈妈的影响。他说：“曹老师，我妈年轻的时候就读你的诗，她很崇拜你！她得知你在这个学校后，就让我填了这儿，选了这个专业。我还记得，她以前常常朗诵您的那首《犀牛》——
那只庞然大物，
只是一面粗粝的影子，
孤独的影子，
独一的影子。
有时候昂起了那支尖锐的号角，
却了成了自卫、攻击、倨傲、寂静无声。
直到终有一天被射杀，
像是一个失去爱的女人，
袅袅瘫倒。
那时，仰望天空
白云，
上面也是粗粝影子，
孤独的影子，
独一的影子。
已经好多年没有人在我面前念到这首诗了，连我自己也没有回想过它。我没有想到有一天可以和它如此不期而遇。然后还在心里默念：哦，这是我写的，你是我的。其实，命运已经在沿路都做好了埋伏。预兆，遍地都是。
……
也许还留下了后遗症。现在的冬天已经没有那么冷了。今天是11月24日，最高气温27摄氏度。但稍稍有寒气的时候，我就要开起电暖器。因为身上已经有了风湿的前兆。它总是从里面、里面的里面隐隐抽痛。电暖气的那一点点的热，治标不治本。而且我现在还会经常做同一个梦，先是奔跑，不停地奔跑，然后忽然有一根冰凌塞进了我的脖子。很冷。惊醒的时候，我的身体抖得像是煮沸的水壶盖子。她告诉我，我嘴里总是同一句梦呓：
“我不是……我不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