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第五辑 竖笛横吹
佛 手
结 晶
像候鸟适时地飞临和翔寓鸟岛，像青海湖水必然变换着宁静和狂躁，一种空灵的魅力在人们的认识和期待中浓缩、升华，成了一个具体的结晶。
它就是一座形象的碑，坐落在青海湖帐房宾馆院里的壮美雕塑：佛手。
以不锈钢为材料，掌心朝东握着金钢杵的佛手，傲立在装饰着莲花瓣的大理石基座上。佛手的造型典雅优丽，象征着力也象征着美。银白的手，金黄的金钢杵，七彩的吉祥莲花瓣，凝重的铁灰色大理石，都在阳光下闪烁着，挂住来往的风声呜呜作响。八面基座上镶嵌了莲花生降伏海魔、文成公主进藏、六字真言等八幅浮雕作品。
佛手，成了青海湖人文景观的点睛之笔，是青海旅游景点上的大制作，是时代挂在青海湖颈项上的一颗永恒的文化珠宝。
来自国内外的旅游者无不为这座雕塑的独特构想和壮美造型而叹服。他们以不同的眼睛，不同的心灵和不同的角度仰视着佛手，为帐房宾馆，为青海湖，为青海做着悠深的遐想，这是莲花生的法力无边的手，这是广大藏族牧民们擎着信念和生活的手，抑或，这是大自然向人类宣示尊严的手，是历史在风雨的剥蚀中顽强地伸向未来的手……
构 想
得到机缘仅仅是开头，冷静的陈新元明白这一点。
人在艺术中狂放，人也在艺术中冷静。走进陈新元的民族工艺美术研究所，无异于走进了一座情绪过滤机，被生活的浮华搅动的肤浅的兴奋和躁动立即被那凝重的艺术氛围所冷却，变得像陈列的雕塑作品一样沉实冷静；那些摆放在陈列室、工作间、过道、书房里的大大小小的雕塑作品，无论是佛像，仿古编钟，伟人头像，还是躯体雄健的牧民，姿态婀娜的现代女性，抑或是昂首扬威的雄狮，四蹄腾挪的野马，都用雕塑特有的艺术语言倾诉着一种悲壮和厚重，昭示着超越时空的存在和延伸。面对这些用泥、用石膏、用花岗岩石和用玻璃钢以及用铜铸造的工艺品，谁的情绪还会浮躁，还会混浊呢？
陈新元的冷静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浸泡出来的。他冷静，是因为他知道艺术没有深浅，艺术的追求没有止境；他冷静，是因为以往的追求和成熟已经成为过去，他眼前依然矗立着需要他攀登终生的艺术高峰；他冷静，是因为他接受的青海湖宾馆的雕塑非同一般!
决策者们提出的要求很明确又很模糊：不能把雕塑搞成一般人物形体的展示，不能用写实或抽象的艺术手法表现含义纯粹的生活内容，总之，这座雕塑要超凡脱俗!
什么样的雕塑才能超凡脱俗？
什么样的雕塑才能让牧民群众、全省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旅游观光者们满意，让广袤的环湖草原和青海湖接受呢？
艰难又痛苦的构想在陈新元的心灵深处像流云一样涌动，像潮水一样起伏着。他翻动长年累月一点一滴积累在心里的艺术感觉，翻动着保存在记忆库里的全部的生活和知识资料，他的艺术心灵飘飞在草原上，飘飞进塔尔寺，飘飞进牧民帐房，飘飞到他曾经涉足过的牧区的角角落落，飘飞进用厚重皮袄裹着躯体的牧民的心里……
草原上飞翔的雄鹰，山谷里奔驰的骏马，猎猎的经幡，袅袅的桑烟，牧羊狗，牧民刀刻一样冷峻的表情以及所有与草原、与藏民族有关联的生活片断在他的想象中重叠、映现……
也许是出生在湟中鲁沙尔的甘河滩，幼小的心灵感受过塔尔寺香烟的熏燎；也许是幼年在敦煌生活了几年，莫高窟的艺术灵光照耀过渴知的大脑，陈新元从小对藏民族的生活和藏传佛教文化有着偏爱，十分敏感。参加工作当司机助手，他跟车去过富庶的牧区也去过贫困的牧区。藏民族骠悍粗犷的秉性，牧民们原始的生存方式，与宗教融为一体的深奥又神秘的藏族文化心态，逐日在陈新元的心中积累、醇化，最终升华成一种艺术见解：藏族牧民的生存方式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性美，体现着一种跨越时空，未被扭曲和污染的永恒的精神。后来，当他自觉地进行雕塑艺术创作时，把全部的艺术热情投入到塑造牧民形象中。他说：罗丹用动态、肌肉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和感情，我要用平静凝重的雕塑语言表达藏民族生活的沉实和岩石般坚固的生存信念。
“巴颜喀拉组雕”的一件又一件作品问世了，这些以玻璃钢为材料，成型后处理成古铜色，铁灰色效果的雕塑作品，外观粗犷凝重，内涵悠远深刻，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藏民族恒定的精神风貌。陈新元不以花哨和技巧取胜，而以平实的外形表达丰富内涵的艺术思想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体现！
国内外的同行们被这些作品震撼了，赞叹陈新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雕塑语言和艺术天地。
现在，当他构想青海湖宾馆的雕塑作品时，“巴颜喀拉组雕”的艺术张力鼓动着他的感情和想象。藏民族之所以具备岩石一样永固的信念，是因为他们的感知穿透了生存的苦难。这种认识上的超前，自觉不自觉地与宗教哲学融为一体。
陈新元心里突然冒出莲花生镇服海魔的神话，艺术灵感被触动，一只法力无边的大手在陈新元的构想中形成了。
他把自己的几种构想画成草图，向藏族朋友、学者、僧侣讨教，请求他们指点，出主意，给他提供新的构想和草图。在省电视台工作的藏族朋友吉先加为陈新元绘画的几幅草图，其构想的新颖和不拘陈规的胆识，让陈新元从新的角度认识了藏民族博大精深但并不保守的文化内涵，巩固了自己的见解和构想。
佛手雕塑的草图得到了决策者们和许多同行的认可。有关部门还召集藏族学者、知名宗教人士和文艺界人士，进行评审讨论，在对局部提出修改意见的前提下，总体上肯定了佛手的构想设计，决定施工塑造。
塑 造
勾画佛手草图的时候，陈新元就确定了佛手的制作材料。佛手雕塑树立在露天，坚固持久，经得住风雨雪霜的剥蚀，是必须考虑到的。
工房里，陈新元带领工人们紧张地焊接佛手的金属骨架，敲打扁铁的叮当声，钢锯锯割钢筋的尖厉声响、焊花的闪烁，工人们额头上滚动的汗珠……如果说人体的外形构造整体上不算十分复杂的话，那么手就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重要局部。用泥和石膏捏塑手的造型似乎容易点，但这种易损的材料与佛手所体现的永恒主题是相背的，用坚硬的扁铁钢筋把佛手的“佛法印”造型。手掌的微妙起伏，以及每根手指各个关节部位的弯度，比例体现得像模像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要求陈新元和工人们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陈新元像指挥一场特殊战役的指挥官一样镇定自若。长年的艺术修养和艺术实践使他养成了创造的勤勉和创新的勇气。他在艺术的追求上苛求自己，在每一项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又老老实实地遵循艺术的自身规律。他的每一次创作，是对自己从艺生涯的回顾和检阅，而这种默默地发生在他心里的自我审视和评价，又激发出他新的创作热情和信心。
佛手的塑造是他艺术生涯的过去与未来的一个高强度的焊接点。
他想起了幼年在乡下生活时，用干羊皮刻制皮影戏人物，用红胶泥捏塑各种玩具人物的淡远却又纯真的乐趣……
他想起了参加工作当锻工期间，用铝皮、铜皮的边角料制作动物花鸟，然后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以体现自己艺术创作的热诚欲望……
文革期间，有一天，他偶然从一座楼下经过，看见一面窗户里摆着很多泥塑的人物造像。他着迷了，惊讶那些泥捏的艺术佳品，久久不想离去。最后情不自禁跑进去，求主人教给他塑像的本领。从浙江美院毕业，在交通俱乐部当美术师的李宇翔热情地接待了他，把一个毛主席石膏头像和一些合好的红胶泥给他，让他临摹，然后把他锁在屋里走开了。
整整一天。当李宇翔下午打开门锁进屋时，陈新元临摹捏塑的毛主席头像已经摆在桌上。李宇翔高兴地对他说：“你有雕塑的天资，大胆地去实践学习吧，你会成才的。”
陈新元果然成才了。他成才之路的第一步就是这样迈开的。匆匆十几年里，他尝过多少失败的滋味，捏抓过多少重量的泥巴，熬过多少夜，流过多少汗，他记不清了。反正，鲁迅、张衡、爱因斯坦等伟人的头像以及一些工人农民的形象被他塑造出来，参加了省上全国的多次展览。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绘画和雕塑艺术的经典著作和资料，系统地探讨研究了德国现实主义版画家珂勒惠支，比利时雕塑家麦尼埃的绘画雕塑艺术理论和实践……他的雕塑作品一件一件跟着问世，有的作为城市的美化建筑，树立在校园、工厂、街头，有的作为礼品被有关部门拿到国外馈赠友人……
塑造佛手，是他艺术思想和技能的再一次体现，他务必要成功。
焊花在闪烁……佛手的金属骨架焊接成功了，紧跟着焊铆不锈钢的“皮肤”。基于手掌手指等部位粗细不一，起伏圆满，一百多块大小不等形状不同有弧度的不锈钢片都是反复计算裁截后焊铆上去的。金钢杵，基座上的吉祥莲花瓣，八面基座浮雕在同时制作……
几十个繁忙劳累的日日夜夜过去了，陈新元的巧奇构想和严谨的艺术劳作被成形后的佛手所证实。
落 成
1992年8月1日。
天气极好。天空蓝得像青海湖，湖水又蓝得像天空。间或有风吹过，插在帐房宾馆的彩旗猎猎哗响，横幅标语欢快地抖动着。
上午九时，佛手雕塑落成典礼和“青海湖旅行社”成立庆典同时举行。前来参加庆典的各级领导和各界群众聚集在傲然树立于宾馆院中心的佛手雕塑前，观览这尊既有浓烈的地域文化特色，又有深远的艺术魅力的独特人文景观。
赞叹声此起彼伏，所有到会的人都漾溢着欣悦的神采。
陈新元席地坐在远处的草地上，享受着成功的喜悦和劳累后的悠闲。为了赶上落成庆典，他和工人们安装佛手整整干了一天一夜。此刻，睡意聚在头里，脑袋有些沉重，可他怎能睡得着呢？对他来说，树起一座成功的雕塑不是第一次了，可这一次的意义非同一般。佛手从西宁拉来安装途经湟源时，几位牧民给佛手磕头。这说明，艺术化了的文化景观是牧民们乐于接受的。佛手雕塑虽然体现了一种与宗教有关的地域人文特色，但它是以艺术的气象美化青海湖旅游胜地，让所有来这里观光的中外游客吸取一种青海独有的文化琼浆，从而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到青海湖来，到青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土生土长的陈新元多想为青海树起更多更美的雕塑呵！多想为青海人民赢得更多的光彩!
陈新元看着佛手塑像下欢跃的人群，心思又飞到西宁的民族工艺美术研究所里。这些年，他致力于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挖掘和创造宗教工艺品、礼品、仿古工艺品、装饰品四大工艺产品。为了尽快掌握创作工艺，他走遍了青海大多数佛教寺院，向宗教艺人、民间工艺匠人求教。与此同时，他苦心撰写了《藏传佛教佛像造型一千种》，将用英、日、蒙三种文字在今年年底出版。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失败，再实践，他和他的工艺师们设计仿制铸造的宗教工艺品，无论工艺，造型，色泽，都可乱真并有创新。特别是铜佛像的铸造工艺技术，填补了青海金属工艺品制作上的空白，为青海的宗教工艺品的制作发展拓开了一条崭新的路子……
陈新元想着……
基于陈新元艺术构想的奇特和雕塑技艺的精湛，又让他设计塑造了一座巍峨的“风马”，矗立在青海湖宾馆门外，与佛手互为呼应，共成气候。嗣后，由他设计承建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丰碑又矗起在海晏县原221厂里。
期 待
陈新元的艺术名声远播了，省市报纸，中央电视台，省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做过专题报道。他的成就受到了海内外专家同行的赞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冀诚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评价：“陈新元是较早开始研究藏传佛教工艺美术的青年艺术家，也可以说是代表了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第四个阶段，他在发展、推动藏传佛教文化艺术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赞扬，荣誉，并没有让陈新元陶醉而从此止步不前，他还在为民族工艺美术研究所的生存发展奔劳着。研究所1989年白手起家，由于资金匮乏目前还是手工作坊式的工艺加工制造，一时还难以形成大批量生产的规模，但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他们依据国内外工艺美术市场的动态和信息，在开发佛像制作和民族工艺用品方面倾注了大量的财力和技术，力争在这方面创出一条振兴研究所经济的路子。
陈新元期待着社会，社会也期待着陈新元，假如这双向的期待成为让人欣慰的事实，省民族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发达和腾飞势在必成。
机 缘
西宁市五四西路中端路北，坐落着“省新能源公司”综合办公大楼。挂在门口的诸多单位名称的牌匾中，有一面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的“青海省民族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标牌。
由于起步维艰，也由于体制和资金方面的制约，这家当时属于省“九三”学社的民族工艺美术研究所还徘徊在尝试阶段，无论学术技术艺术方面的研究，还是民族工艺品的制作经营，都还没有形成规模和气候。但是，研究所二十几个人的领头人、雕塑艺术家陈新元，凭着自己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凭着自己雕塑艺术方面的精湛造诣，凭着自己崇高的追求和理想以及人品，已在省内及至全国的工艺美术同行中赢得了声誉。 对于陌生人及整个社会来说，艺术家的存在在于他的艺术思想和技能的真实展现。很多很多不认识陈新元的人，其实已经倾听过陈新元娓娓的艺术表达。
耸立在西宁五中校园里的“读与思”，素雅端庄的艺术造型，天真明快的雕塑语言。站在那形止而神动的雕塑下面，你就认识了陈新元。
耸立在青海绵纺织总厂渡假村喷水池中的“纺织女工”，婀娜俏丽的人物形象，热情奔放的艺术体现。站在那翩翩欲舞的纺织女工的造像下面，你就认识了陈新元。
矗立在西宁市汽车配件厂里的“飞天”，峭拔的审美气象，浪漫的人体造型。站在那孤拔傲天的新颖的塑像下面，你就认识了陈新元。
远在1984年，远在福建，中国女排宿将侯玉珠的母校里一组雕塑拔地而起，艺术化了的侯玉珠傲立东方，展望着风云世界。这一写实的力作，把陈新元的名字树进了异乡人们心中。
所有热爱生活的人都将热爱新兴的城市雕塑，所有从壮美的城市雕塑中吸吮文化养分的人都关注着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这，就是把时代的需要，把生活和艺术家的才华揉合到一起的机缘。
旅游业日渐发达。青海湖等待着更多的观光者。这令人振奋的事实和前景，让人们产生了一个共识，在青海湖宾馆树立一尊雕塑！一尊独特的、超俗的，既体现文化品味又表达地域特色的雕塑！
这样一尊谁也说不明确，谁也不轻易满意的雕塑让谁承担？谁又能承担？
确乎是顺理成章，决策者们和主管负责人根据省上雕塑艺术家的实践和成就选择了陈新元。陈新元则根据自己的艺术思想和雕塑个性选择了这项具有挑战意义的创作。
“煮字坊”溢出的暖流
——序井石散文集《煮字坊笔记》
若我们熟知的文坛是一方天空，那么东去的急雨，西来的柔风，晨雾里的微寒，暮霭中的轻热，无不在体现这方天空中的气象和性格。每当人们被欲雨无雨、欲云非云的气象侵淫得太久，开始厌恶这种模棱两可叫人无法适从的天候，便会向往透明的朗朗晴空，即便是摞云中偶尔透出的一线亮白，仰或天涯徐徐展开的一角蔚蓝，都会让人为之振奋，郁暗的心境随之透亮。
我们会在井石的文集中感知这种让人欣慰的晴朗。仰或，是井石的文学实践（我这里主要指他的散文创作）营造的一方蓝天，给我们提供了卸去心里沉郁块垒，与生活轻松对话的氛围和空间。
井石以小说创作为主，已出版有长篇小说《麻尼台》、《金梦劫》，中篇小说集《湟水谣》、短篇小说集《山凹农家》、长篇纪实文学《故乡故事》等作品，而《煮字坊笔记》则是他将汇集出版的第一个散文集。读他的散文作品，即便是那些回味艰难和苦难，迫思怀想流逝年华的文章，看后也不会让人觉得消沉和凄惶。他的作品中总是有意无意地透出一种乐观，这也许是井石的性格使然，但作为一篇文章或整部文集的基调，这种明快和向上向前的精神取向是时代必须的，也是被浮躁的世风弄得迷茫了的人们所必须的。
在这种基调上，应用自然朴素的语言侃侃而谈，又是井石散文的总体风格。诚如艳阳天绝少平地惊雷和霉雨阴风，行文中绝少应用晦涩、颓废、冷历的意象和语言，也不靠睿言警句击穿人们的感觉和心灵，他善说家常话，这种行文风格产生的亲切感与明爽的基调吻合，便有了井石文章独有的阅读效果。
在文坛上横行矫饰、怙妄，自以为是的个人展示，在行文中卖弄书袋和堂奥而让读者觉得高深莫测而敬而远之的时候，井石文章的情调和文格真像一锅煮出焦巴味的洋芋，让人因厌腻噎肥而退弱的食欲焕发生机。文格不随时尚和世风而摇摆，始终保持平民化倾向和谦恭的姿态，大约就是因了他乐于保持本色的处世为文的方则。
纵览井石的《煮字坊笔记》，梳理他创作这些散文随笔的情感脉络，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归为三类：乡情、友情、亲情。
“我是青海土著”。井石这句自豪和自谦的话，出现在文集的第一篇文章中。出生于乡村农家，井石的成长中饱含着对艰辛和困苦的体会。这种体会在他的文章中，升华为一种深刻的理解，无论是“三只手”的母亲，还是被现代工业文明剥夺了手艺的父亲；也不论是因生活窘迫而处处占便宜的邻居，他都给予了热情的理解和真诚的尊重。乡俗民约在他心目中类似于一种图腾，这种由传统习俗农耕文化体现的情感图腾，井石是膜拜的、敬畏的。他时刻不忘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格外珍惜家乡的山水草木赋予他的灵性。为此，他为自己的文学创作设定了一个不无限定的范围：“我的文学基地就在这里，最能读懂我作品的读者在这里……离开了老娘土，我的创作灵感必然会枯萎……”爱屋及乌，他对乡情的醉迷延伸到家乡的酒厂、村里的老人亭、“花儿”的演唱、传统的饮食及方言、儿歌、童谣、游戏、湟鱼、老鹰、麻雀等事物。以满腔的热忱歌颂和赞扬家乡的变化以及乡土文学的深厚底蕴，派生出一种博爱甚或是泛爱，情感中注满了宽厚、隐忍、善良，构成了他人格的基调。人格及文格，井石文章中体现的朴素、乐观、健康的人文取向，就成了一种必然。
生活中，井石是十分活跃的，少年时拾粪的虎娃，用文章树立了文坛地位的井石，都以活泼、风趣的言行先声夺人，让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对他产生了兴趣。通常情况下，人们了解一个文人，先从文章入手入眼。对井石，似乎多数人先是从形象入手，而后去评品他的文章，这无形中给井石拓宽了认知社会生活的疆域。农业科技研究员、业余画家、医院妇产科专家、摄影界名流、机关公务员、农民作家、书法家、民俗研究者……甚至大洋彼岸的慈善家。这些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各行各业的朋友，他们从事的职业，追寻的人生目标，由此而体现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像纵横的大网，分布在井石的视野中，同时涵入了他的心灵中。通过给他们撰写介绍文章、撰写文集的序跋，井石的感情触角吸纳了多少人生的精华和风采，可想而知。换个角度说，这么多人愿意乐意找井石写序写跋写报告文学，信任首先是前提。信任什么？那就是井石的真诚和坦诚，热情和随和。井石对待朋友，无论是文艺圈内的，还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无论是早年《瀚海潮》的师长和同仁，还是英年早逝的青年诗人；不论是已享盛誉的文坛名流，还是初涉文苑的爱好者，他都一视同仁，对师长尊崇有加，对同仁谦恭友和，对后辈热情扶助。即使为另认助兴，他也是可着劲儿吼唱，敞开胸怀豪饮，醉倒、嗓子哑了也在所不辞。在井石身上，看不出文人相轻的习气，看不出倚强凌势的势利。井石对友情津津乐道，他为文朋艺友撰写的序跋中，几乎每篇都交代了与这个人的认识交往过程和写序的动因，再三声明“虽是苦差事，却因为是朋友，只好答应下来”，可见友情在井石的生活中，是他的酒和茶，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是鼓动他精神风帆的劲风。 把井石描述亲情的文章范围浓缩一下，具体一下，可以在《感念父亲节》、《我们一家子》、《难得有病》等文章中找到主要的思维走向。如果说写乡情的井石乐于仰视，写友情的井石习惯于平视，那么，写亲情，井石多少有点俯视的姿态。不知井石是否意识到，正是有了俯视，视点提高了。虽然同样写家长里短琐碎家务的感想，由于视野的广泛引起的思维的广泛，他看到了或者设想到了日常生活背后的一些无形的东西。比如，女儿加入共青团，和他待获青年文学奖，这种有点滑稽意味的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引发了他对人生的哲学思考，《难得有病》也阐述了这种带有哲理的人生感悟。比起平面的撰写熟知的乡情，这些篇章中有了厚实的思想内涵而不露痕迹。
如果简单地说，仰视往往是去欣赏客体，平视又轻易地把主观情绪渗入到客体中，那么，俯视就是居高临下的观望。由于寓客体远，产生让人必然是冷静观望的感觉，这种为人的姿态，似乎更接近了文学的实质。《煮字坊笔记》一辑记述的那引起道听途说的故事，虽然短小，却更客观。井石把这一辑安排在文集中心，又用它作为该文集的书名，可见并非无意。
笔者与井石是漫步“乡土文学”苑中的挚友，喝茶啜酒多于谈文论道。茶余酒后，各自为心仪的人生泼洒心血，自有心得。今为井石君的文集谈些粗浅的感想，如被井石君和读者们认同，欣慰不已。
是为序。
多彩的耕耘 凝重的收获
——序王文中《摄影·感悟·随笔》
有耕耘必有收获，这是常理，常理中也有个案，似乎是点豆可以得瓜。诚如姜太公守望渭水，其意不在一鱼一虾，收获的自然是一番大业。
王文中自小便对绘画倾心，这种禀赋，无疑源自家乡丰美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文化积淀。绘画作为入趣的尝试，在经意不经意间开启和涵养了他的艺术心智，诱发了他一连串的艺术追想。此后他在摄影、文学方面显现的天分，无不基于他青少年时期在绘画实践中形成的对艺术的敏感和热忱。他结集出版的这册摄影作品集，既是他多年来痴心艺术追索的佐证，也是对他多方位艺术实践的一次总结。解读这册作品集，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设若把他的摄影作品比作目，那么收放众目的纲，无疑是蕴含在这些作品中的绘画和文学因素，纲举目张，就文中的摄影实践有别于他人的要诀。
王文中的摄影实践，始于杂志封面的装帧设计和题图插图。这给他提供了施展绘画才能的天地，同时也给他提供了尝试新的艺术门类的机会和空间。基于刊物的特点和审美要求，他在找寻一种比线和黑白色块更便捷、更富表现力的艺术形式。摄影，就是这种前提下他的自然而然的选择。服务于刊物，他的摄影起于实用，但在绘画中练就的构图方式，在文学土壤中吸纳的美学营养，以及他勘于尝试和探索的求学态度，让他的摄影一起步就有了唯美主义的倾向。一幅又一幅具有审美效果的人物肖像作品，美化了刊物封面，提高了杂志的品味，强化了宣传效果。《瞄准》、《心弦》等作品获得专家和读者的好评。
如果把这些服务于刊物的人物肖像作品归于写实，那么王文中的一系列自然风光的摄影作品就可以定位为写意。写意是绘画术语。王文中的大部分国画作品，包括一部分用白描手法表现的题图插图，都有明显的写意倾向。他衷情写意，是因为这类作品切合他的审美意趣，又与他饱含忧患的文学情结不谋而合。他用文学家的眼光观察事物，筛选素材，又用美术家的技法组织画面和调配光影，这使他的自然风光摄影作品不但具备悦人眼目的形式美，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晨》、《生命》、《秋思》、《古堡晨昏》、《在水一方》等风光佳作，无不是他这种综合的艺术追求的产物。
无论是摄影、绘画、文学作品，都是创作者用来展现自己思想境界和艺术才华的精神园地。同是艺术实践者，王文中的创作活动还有一点别于他人。他不是用纯粹的艺术感觉来驾驭自己的创作，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为创作而创作。而是把自己对社会的认知，对生命的思考，对整个客观世界的探究，浓缩起来贯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他的作品，不仅仅是技艺的展示，而更多的是他人格情操和对世界万物感悟的精神体现。基于这种创作态度，他总是用做人的原则来观照艺术创作，而后又借用艺术的渗透力来净化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他那些文情并茂的摄影随笔，明确地流露了这种个性化的创作取向。这种取向体现在作品中，就是作品格调的深沉和典雅，找不出一丝一毫的浮华和哗众取宠。这些随笔和相随图片的诗意化的解词，就是他这种创作取向的延伸，与入集的摄影作品密不可分，一如月色之于苍山，和风之于柳林，烛光之于帘影，让人的官感得到享受并产生无尽的遐想。
艺术实践者思想情趣的最直接真实的体现就是作品，读者解读作品自会见仁见智。无需笔者对具体作品赘言，写这小文，旨在表达笔者捧读文中君作品集时的感奋及对他的祝贺。是为序。
山肌水骨的人文膜拜
拿到建青的《玉树临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书名太美了，因为玉树临风给人们营造了一种意境，体现了一种理念，这个意境和理念有一种很强的文化艺术张力和古典人文情怀，好像在看很古典的中国画，神形兼具、新意扑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玉树临风》既体现着祁建青先生作品的精神品格，又体现着作者本人的人文品质，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名取的特别棒。
只要系统地读了祁建青的作品，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无论他涉猎的生活面怎么广，调动的情绪怎么丰富，运用的写法怎么娴熟，但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忆与思考，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注入对生活乃至生存的思考，甚至有种哲学层面上的思考。他的作品的基调是深沉的、厚重的，这是大家公认的，作品的色调也是大色调。他的《生土建筑的风景》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沧桑大色度”，阅读后给人一种很苍凉的神秘感，也就是说，建青有很深的忧患意识。这样的文心，要求他必须大眼光审视生活，用大气度关照生命，用大胆识剖析社会。看得出他是天人合一这种理念最执著的信仰者和最虔诚的诠释者。难怪他一见到大山、莽野、长河、巨川就来情绪，就文思澎湃。他对自然宗教，以及由此派生的种种生存理念和生存现象心生敬畏。建青是在跪着说话，跪着展示自己的心态，甚至有着宿命的倾向。前不久，我无意中翻阅了一篇创作谈，仡佬族作家赵建平在谈到他的创作体会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实说一个作家写什么内容的东西是一个命运，而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作品，那简直就是一个因果决定，有着浓烈的宿命色彩。”在建青作品中我们也时不时地感受着这种因果关系衬托出的宿命色彩，不妨引用他作品中的一些语言：“无论我们需求不需求，一个预定的目标已经遥遥摆置在我们路途的前头”；“鹰是神圣的飞禽，亵渎伤害到神圣必然受到惩罚。”类似这样的感想、感悟、感念，在建青的文章里随处可见。 我前面说了，《玉树临风》给我们营造的意境，是富有艺术张力的。它体现的是一种崇高的人文气质，清峻的创作风格。孤独而高贵、清新又冷峻，其实也是每个文化人追求的境界。祁建青的创作，印证了他追求大气、排除平庸的艺术风格。他的《面对高贵》中有这样两句话：“一个高贵的诗人都会有纯粹的自信和警觉，但他们的高贵在于内质而不在于其他方面。”“老实说，我也许一辈子也达不到，可我不会动摇我对高贵的崇敬和信仰。”在建青眼里，大自然是高贵的，一切生命是高贵的，粮食、狐狸、鹰所有这些生灵都是高贵的，包括高原大陆的雪，也是高贵的。难怪他接触这些题材，文思就洋洋洒洒有收不住的狂放恣肆。
建青不缺乏生活，不缺乏激情，也不缺乏思想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如果在今后的创作中，在感性和理性的把握上多倾向于感性，适当地收敛理性上的铺排，他的创作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樊继良速写
一股松节油和颜料混合的浓重气味，在进门时直冲鼻息，我估计樊继良正在作画。果然，他从画室出来打招呼，手里拿着调色刀。一幅色彩浓重对比强烈的油画立在画架上面：紫褐色的寺院屋顶，镏金的吉祥饰，高杆上五色幡旗低垂，屋顶后面一座如意塔白色夺目，再后面是山峦和云彩。自然，画室里还有别的画作：四幅贴在壁柜门扇上的国画，用另一种艺术语言向来人讲解着高原的四季美景，惹人注目良久不忍走开。另有幅水墨淡彩人物图像，画面上的樊继良垂臂直立，神态稚真似有几分腼腆，不似樊继良又酷似樊继良。这是他在中央美院油画系进修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中，微有醉意的国画系教授武艺的现场即兴画作。挂在画室，自有一番意趣。
以樊继良的话说，这是与我第二次握手。与他第一次相识，是半月前一次友人聚餐。当时的印象，与那些长发披肩衣着怪异的艺术家（常有人以此标榜个性和艺术家风范）相比，樊继良更像一个刚从车间出来的工人，朴实无华。更令人感慨的是，他历经一次重大车祸，昏迷多日重新获得了生命。似乎可以说，是青睐他的艺术之神打败了盲目的死神。
樊继良拥有三室两厅的优越居住条件（一百平米）。宽敞明亮的客厅里陈设别致而考究。朱乃正、钟锡九的墨宝外，悬壁的全是他自己的大幅油画和国画。在众多青花瓷瓶和小巧工艺品的映衬下，有几样东西显得分外古朴，它们是挂在壁上的两副手工刺绣的枕头和几个手工香张挂，是为了记住母亲辛劳又伟大的一生。值得欣慰的是他母亲仍健在，就在他的侍奉下安度晚年，八十有一齿不缺耳不聋。难怪樊继良的处世原则是先做人后做事，也难怪他始终有一个沉稳的创作心态。
仔细观赏樊继良几十幅作品的真迹和照片，不得不承认，他在绘画上的成就和造诣远比他眼下的声名大得多。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是文化人古来命运和处境的绝妙写照。花香不被墙内人认同，是历史痼疾，怨不得谁。但有个事实却难以否定，自己掏钱十二万买下漂亮的居所，不是人人可为。樊继良买房的部分钱，是在外地卖画挣来的，有那么多国外及大省市的人乐意掏钱买他的画作，说明了什么？不就是他的画好嘛!面对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樊继良充分发挥特有的才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的同时又保持了艺术家不为金钱低眉，不被世俗淹没的独立人格，难能可贵。
樊继良主攻油画，追求凝重而流畅的画风，色彩对比强烈，具有强劲的视觉冲击力。对国画也别有情致，看他那些色彩清新构图别致的国画作品，就会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艺术思想和主张不同凡响。“有的画给人的印象全是精巧的技术痕迹，却不见画家本人的思考和艺术主张。而高明的画作，乍看似乎稚拙无序，但有着强烈的艺术个性和思想冲击力。”樊继良的这种观点，始终主导着他的创作：不求奇异却要出新。他打破人们传统的视觉习惯，在清新明快优雅的荷花图上泼洒无序又凝重的墨渍，用来强化“出污泥而不染”的艺术构想。这种创意是否明智姑且不论，但这种敢于冲破传统樊篱的胆识，却是一个有进取心的画家必备的心理素质。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妙
借杜甫诗句并改“小”为“妙”，是为说画。说山水画。说青海李忠盛的山水画。
妙，词典中这样诠释：1：好；美妙；妙品，妙境，妙不可言。2、神奇；巧妙；奥妙；妙手回春，妙趣横生……以笔者见，妙字有更高一层寓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非禅不可抵达的境界。
传统山水画讲求高远空灵，惯用勾勒皴擦晕染等水墨丹青诸多技法，每个习画并追求成就者，无不沿袭这个套路。这是前人心血意趣的结晶，后来者尊为圭臬亦步亦趋理所必然。能否超越、突破、形成独特，在于造化更在于境界。
李忠盛用自已的艺术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2009年，作为青海省城资历最久、规格最高的4星级涉外宾馆，青海宾馆为适应打造夏都旅游品牌的时代需求，对宾馆软硬件做一次上档次上规模的更新。宾馆管理层经过筛选，选中西宁画院画家李忠盛为宾馆十多个厅堂绘制大幅山水画作。这无疑是时代选中了李忠盛。李忠盛之所以能得到这样的机遇，也因为他的先验。俗话说得好，上帝青睐有准备的人。
李忠盛喜欢在大纸上作画。六尺，八尺，感觉才能容得下他心中沟豁，才能令他或者催使他大胆用笔勇敢泼墨肆意着彩。这种习画倾向让他无意中培养出一种气度和胆识。练就了高远深阔的空间感觉，纵横里外的自由手笔。当他面对更大的纸张，更长更宽的作画空间，在日常习画作画中无意识培养起的气度胆识，空间感觉，纵横手笔，成了别人难以与他比肩的独门法宝。也就是这些一幅比一幅大，一幅比一幅长的山水画作，充分体现出李忠盛绘画上的深厚功力和创新能力，让李忠盛在短短几年中得到了骄人的成就。
青海宾馆贵客厅，是下榻贵宾餐前会后小憩的厅堂。无论政坛高官，外交使臣，还是商业领军或者文坛精英，在走进厅门的瞬间，都会被迎门正墙上的大幅山水画作所吸引，感受到强劲的艺术冲击力。无论他们懂不懂中国传统山水画作，挂在正墙上的大幅山水画作《昆仑揽胜》，都会让他们凝神屏息注目而视，从中感受到一种前所没有的审美愉悦。这些走南闯北视野开阔心高气傲的时代骄子，被一种耳目一新的绘画语言所折服，不得不肃目以视，静心品赏。在这幅画上，懂画的人看到了中国山水画的气脉神韵；不懂画的，感受到一种极具现代气息的艺术张力。画面上被朝霞染红的远山，被白雪覆盖的峻岭，被严寒抖搂的郁郁松柏，被罡风撩动的猎猎经幡……都在无声地传达着青藏高原独有的万千气象和自然魅力。让这些首次或多次来到青海，试图了解青海而实际上只会浮光掠影的匆匆过客，比较直观地体悟到“大美青海”这个时尚强音的地域特质和精神内涵。当然，这幅画作真正取胜的，是一个画家用他娴熟的艺术笔触，精巧的艺术构思以及高深的艺术追想组合出的独到又新颖的艺术语言。这种艺术语言从合理的空间布局，和谐的色彩搭配，传神的细节设置中体现出来。他把大自然自身也难以把握的性格秉赋，用出奇的构思和笔触巧妙地固定下来，让重叠的群峰在疏朗中各显峻拔，让绚烂的岚气霞光虚中见实，让云的飘逸叠加出虚幻的厚重，让高岭深谷的松柏产生和谐的呼应，让镇山的亘古白雪在轻盈的纯净中透出坚实....... 难怪李忠盛的大幅山水画作受到青睐和追捧，难怪贵州博雅苑艺术馆收藏了他的《昆仑颂》（18米×1.3米），难怪2010年“广州中国风格时代丹青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展出了他的《天路》（1.8米×1.8米）。这无一不说明李忠盛画作已经达到的水准。比如《天路》，是青海省文化厅选送，组委会在全国各省选送的7千件作品中选拔的3百件作品之一（展出作品300幅。国画、油画、板画各100件），是唯一一幅青海山水画作。这次画展与亚运会同年在广州举办,足见它的规格档次。李忠盛的《天路》参展并获优秀作品奖,是众望所归，也是天道酬勤的最好诠释。
当然，勤奋只是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但不是主要条件，一个墨守陈规缺少创新意识的画家，无论怎样勤奋也成不了大手笔。大手笔取决于大眼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而这些又取决于画家的悟性。
悟，辞典上这样诠释：了解；领会；觉醒；悟道：领会道理或哲理。
李忠盛的悟性如何？只要读读他的画斋随想，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他说：虽然青海没有形成完整的绘画体系，但有鲜明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雪域山水，大漠古道，野水白烟，牦牛鹰隼，苍松翠柏，恢宏博大气象万千……
他说：各地画家都在艺术创作上觉醒，挖掘本地熟悉的创作资塬，我必须热爱青海，才能倾注自己的心血；只有热爱才能有所作为，才能把情感融入作品中。
他说：作为一名专业画家，要不同于业余画家。不是说感觉有多么优越，而是在技法、技巧探索上要向深度广度研究。
他说：如果你的作品已经具备了某些程式化，那么标志着你已经有了成熟的、相对稳定的艺术语言，然而又容易滑落进公式化、千篇一律的“泥潭”。
他说：要走进大自然中细心体味，以自然为师，努力领悟“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涵。
他说：艺术的减法很重要。减法是一种高境界，要尽量做到简约，才能体现自然。
他说：造型虽然是绘画基础，但造型最终只是一种表面东西，过于追求造型，就容易忘了艺术之大美。应重在格调，境界。创作时施展自己感情于“理想之国”。
他说：临摹前人优秀作品，学习前人对自然万物所做的关照。写生是对临摹的检验，然后化入自己的创作。这是学习规律，没有前面就没有后面。前面是“遵纪守法”，后面就是“违法乱纪”，到最后是“知法犯法”。遵纪守法是尊重艺术规律，违法乱纪是打破前人约束，知法犯法是艺术创新。
他说：西部闭塞，相对内地感受不到艺坛的热闹，没有太多的诱惑，但封闭中有“虚静”，少了浮躁。
好一个虚静！这个佛经名词从李忠盛口中说出，足见他的悟性已接近禅意。这一连串的他说，是他整个艺术实践的思想结晶。无论是借用他人还是出自自身思考，这些思想结晶与他的艺术实践同步并烛照着他的前进步伐，让他步出俗念进入妙境。
如今，李忠盛被朋友同道誉为青海山水画领域的“当红小生”。他不再得意于作品参加了什么什么展览，不在欣慰于作品收入什么什么画册。他在“虚静”地品尝绘画给于他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天籁妙趣，并在品尝享受中频频提醒自己：艺无止境，必须在妙境中寻觅探访更高的妙意，让青海山水画品质在“大美青海”这个时代强音中永葆大手笔风范。
第六辑 书林寻步
以不变应万变
——答《西海都市报》记者问
记者：读者公认你是一个勤奋的作家。处身大变革时代，你对文学却一往情深，你采用什么方式来“保护”自己？
陈元魁：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
记者：能否说得具体一点？
陈元魁：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我有老主意》，表述过我的这个处世信条。在这里，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指作文：作家应该有自己的文学主见，把握好自己的创作方向，不能追风潮、赶山头，今天这个主义，明天那个流派，左顾右盼，朝秦暮楚，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文学投机者，不会有什么大出息。其二指做人：世态多变，人心多变，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尊严，没有自己的人格，凡事看别人脸色、甘愿被人牵着鼻子，被世俗摆布，到头来不过是个附膻逐臭、随波逐流的庸人。
记者：你的文学主见是什么？
陈元魁：文学不是虎皮，不是大旗，可以披挂起来唬人。文学是操守和良知的反映，是神圣的。虽然眼下被冷落、被亵渎，但我坚信，当人们“酒足饭饱”，发现吃喝玩乐依然乏味，发现灵魂仍旧十分苍白、精神需要充实和抚慰的时候，文学还会重放光彩。这个世上不乏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人，作家应自持，莫写违心的应景文章。这个世上也不乏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作家应自重，莫要挤进去凑这种热闹。作家应该是利剑、显微镜，而不是粉饼和眉笔。
记者：你的散文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同时，你又写了不少小说。散文与小说之间，你更喜欢什么？
陈元魁：都是文学体裁，没有轻重好恶之分。写什么，怎么写，由题材而定。有些题材宜写散文，如一片柳叶不能拿去作剑；有的题材宜写小说，又如一江怒水不能用来浣纱。无论小说散文，我都想输入一种思考，让它有点厚度和重量。惭愧的是我一直没能写出让自己十分满意的作品。
记者：你的长篇小说《麒麟河》第一卷的部分章节在省内几家报刊选发后，引起了读者的很大兴趣，读者们企盼它尽快出版，能否谈谈它的创作进程？
陈元魁：《麒麟河》是我为自己的创作确立的最高目标，已经苦苦地攀登了四年。一二卷已经定稿，三卷即将杀青，现在还很难确定它的价值。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麒麟河》的创作过程，让我无意中经受了一次考验（写作技能与生活积累两方面），并进一步认识了自己，增强了成功的信心。
《麒麟河》作者告读者书
甲申年阴历二月下旬，回暖的天候把仲春的润泽注入了人们肺腑，让人感觉今年是个风调雨顺的年份，心里暗暗地涌动着一种喜悦的向往。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一个着装整齐的中年人来我“打工”的办公室访问我。
让我惊讶并激动的，是他拿着一本装订成册的作品集，翡翠绿的封面上印着黑体的“麒麟河”三个字，下面是仿宋体的“陈元魁”。他说《雪莲》编辑部给他说了我现在的工作单位。 他显得激动，大约是见了《麒麟河）作者的缘故，毕恭毕敬的，再三礼让才小心翼翼坐在我办公桌一侧。
他说明来意，是想要我未及连载的《麒麟河》手稿先睹为快。
西宁市文联主办的《雪莲》杂志从2000年底创刊号开始连载我的长篇小说《麒麟河》，已经出了二十期。前十八期每期登载三四章。去年六期和今年一期各登了一章，而且把版本改小了。他说他们单位的好几个同事都急切等待。《麒麟河》单行本，问我怎么还不出版。又说版本改了，只好把前十九期登载的《麒麟河》内容集中装订一册，便于传阅。大家急于想了解小说后来的故事情节，托他前来，问能否把第3卷未及登载的那部分让他们先看？
这种当面提出请求，或通过编辑部向我索要手稿的事已经好多次了，我的态度很明确：手稿是不能给人拿走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觉得把没发表的手稿拿给人传看，总有点不放心，虽然我知道读者的请求是真诚的。
这种时候，我就冲动起来，想尽快把《麒麟河》的单行本出版出来。但这种念头随着我冲动后的冷静，也淡薄下去。创作《麒麟河》是我的大工程，写完出版，是不能太随意的，有些因素我必须考虑到。
《雪莲》杂志，文革前是我省一个有影响的文学季刊，有一支高水准的编辑队伍。文革后期停刊，一停就是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西宁，提出一个建设大西宁的设想，大西宁不仅经济发达，文化建设也得同步提升。是这种有眼光的设想和动机，促成了《雪莲》的恢复。2000年秋，一个下雨的日子，市文联、市作协把省上十几个作家请到植物园，先说明《雪莲》恢复的意图和办刊宗旨，而后约稿，请大家支持《雪莲》。我当即表示把已完成的长篇《麒麟河》交给他们选发，选多选少由编辑部敲定。我当时不敢奢望连载。省上有限的几种文学和非文学的期刊，从来没有连载长篇小说的记录，何况是一部近百万字的巨著。
孰料，《雪莲》编辑部做了一个大气度的拍板：连载《麒麟河》。创刊号首发式上，放在《西宁演义》栏目，头条位置的《麒麟河》一二章与读者见面了。出版社的班果君向我祝贺，说《麒麟河》是《雪莲》的开山之作。
据说，《雪莲》看中《麒麟河》决定连载后，有人对麒麟两个字质疑。是编辑部的同仁们找来了过硬的史料，力排众议，把《麒麟河》奉献给了读者。
其实，这种质疑在《麒麟河》没完成前就有了。1996年我写完第一卷，把个别章节拿出来在省内报刊上发表，旨在听听读者的反映。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朋友给我提醒道：麒麟两个字可能会引发一些读者的质疑，为了它的生存，最好把名字改一下。我当即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麒麟是汉文化中又一个类似龙的图腾，它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是我作品的主体之意；其意向贯穿全篇，牵一发动全身，改掉麒麟二字就意味着推倒整部作品的思想脉络而重新架构。这是我无法接受也不能接受的，宁肯作品被曲解被搁浅，我也不会做这等傻事。
《雪莲》是双月刊，以一期登载三万字计，大约需要4至5年才能登载完毕，编辑部为《麒麟河》提供这么多的版面，我必须尊重和支持编辑部的编辑方略和思路，在《麒麟河》及全部登载完以前，我抱定主意不出单行本。
不急于出单行本另有一个原因，是我想在出版单行本之前尽量把《麒麟河》加工得更加丰满一点。这个念头产生于1997年我参加全国中年作家创作研讨会之中。参加该会我最突出的感想是：不能只满足于把《麟麟河》写出来，而要把它作为我创作路上一个高峰去攀登，力争把它写成一部若干年后也不会让人遗憾的作品。在《雪莲》连载的这几年中，我一直做着深加工，有些局部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增删。直到2003年年底完成了深加工，达到了至少让自己满意的程度。
这期间，不断有热心的读者把电话打到编辑部或直接找我。比较集中的意见就是催促我把单行本出版出来，以满足读者热切的阅读需求。
听到读者如此迫切的需求，我就有了出版单行本的冲动，但这种冲动很快就被我克制而平息。我明白市场的无情，我又缺乏实际的经济运作的能力和耐心。根本的是，我觉得我创作了这样一部作品，是对青海本土文化建设的一次贡献，是对青海广大读者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做到这一步已经够了，剩下的，应该由社会去做。为《麒麟河》作品讨论会撰写了发言稿的民族学院中文系主任马有义先生，是比较全面地阅读了《麒麟河》的文艺理论方面的专家学者。他在好几种场合对我说：“《麒麟河》的文化底蕴和史料价值，可以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媲美，某些方面超过了《白鹿原》。他说这样的一部作品迟早会被重视，别急于自费出版而委屈了它。”
我也相信早晚会有热心文化建设的智者为《麒麟河》做出表示。
也是剖腹产
——《陈元魁文集》后记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于是有了出书的冲动，托井石君联系，书稿得到银河出版社认可，进入操作。编校稿出来，每篇散文小说后有些空白地方。收进文集的这些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都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发表的，现在读来，所描述的故事情节与生活氛围与眼下的生活有了隔离感。注明发表的刊物日期，有助读者认识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无奈家里收存的刊物大多散失了。给井石君拨通电话，随后去了他家。井石君先后在《瀚海潮》、《青海湖》担任常务副主编，收集了这两种刊物的大部分合订本，他把一大摞砖头厚的硬皮合订本从书房搬出来，放在客厅沙发上由我翻查。我一本一本翻看每期的目录，看着翻着，有了些想法，接着产生了把这些想法记录下来的念头。
青海文学圈内，我是迟来者，在我用习作小心翼翼敲击文学殿堂厚重的大门，不断接到退稿的时候，有些人已经发表大块头的东西了。这些可以称为文友的人的名字，不时从刊物目录中出现，这些曾倾注热情于文苑的人们，有的投笔从政，有的下海经商，老一点的大多退休，少数已经作古，有几个比我年轻的，在当时省内文坛上已是头角峥嵘。单从刊物目录上出现名字的频率，就知道他们是如何地勤奋，如何地具备才气。可惜其中大多数人至老至死没出过一本书。究其缘由，井石君认为是囿于观念，严肃纯粹的文艺作品被看做可有可无的东西，备受冷落。 想到这些，想出书的热忱就被一堆冰块围住了。不出又有点不甘心。谁不爱惜自己的孩子？尤其残疾孩子，更让父母痛惜。文人们隔三差五发表在刊物报纸上的作品，东一篇西一篇，不及时剪贴收集，极易散失，再找就费事了。出书，最实际的作用就是把这些零碎的篇什收集到一起。玛瑙珠也罢，珊瑚珠也罢，玻璃珠也罢，找一条结实的线串起来总比散放着牢靠，看上去算得上一件东西。有了这个前提，我把原本可以单出三册的书稿合起来出一本，首先是为了节省费用。
就我而言，凭着对生活的热爱和一腔才情写出来的这些成熟不成熟的作品，字字句句倾注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和生命的感悟。也体现了我对文学的痴迷执著。写作，为平息或宣泄心中激荡的文思文情。发表后，大部分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和好评。如今，要自己掏钱把它们装订成册，心里总是别别扭扭的。文人嘛，能把作品写出来，保持感情的真诚和旺盛的创作姿态就够了，剩下的应该由社会去做。可市场经济的格局已经在改变和扭转着这种可能，想想，还真是观念问题。中国文人，古来就自费刻印书稿著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艺繁荣，包括鲁迅在内的大文豪也都是自费出书，或办书社书店为自己为他人出版书籍。外国最典型的要算法国文豪巴尔扎克，为方便出版作品，投资办出版社，弄得债台高筑，毕生穷困。但谁又能无视巴尔扎克光华四射的艺术才情和思想境界？
如此想来，用什么书号倒成其次。“有肉的包子不在褶上”。金箔包裹的夹生饭与树皮包裹的宝石，孰轻孰重，读者自有定论。
汉文化中，把长期酝酿、一夕做成的事比做“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里，也经历过观念的变更。原来迫不得已才做的剖腹产，现在接受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剖腹产少受疼痛，母婴的安全系数大，不过多花点钱而已。想来，这出书一如“生产”，既然自然生产受限不如痛快剖出来。当然，免不掉的痛楚还是存在。原本，把书稿交给出版社，编辑，校对，付印前一系列操作由出版社包干，作者只等着领样书和稿酬。也许就是为了免除这些麻烦，文人潜意识里还是希望自己的书由出版社计划内出版。现在可好，编辑、校对，联系印装采用的版本纸张，封面和装帧设计等等都得作者过问甚或亲自操作，写文章的被市场规律牵着鼻子，真是勉为其难。可为了把书出得像模像样别枉费一番心情，还得硬着头皮做这些不屑于做也不习惯做的事，做来做去，倒也学了不少的东西。运作得好，还能赚出点钱来，也算是无奈中的得益吧。如此下去，文人会被市场磨砺得更加成熟，也会更加慎重，不再写过一篇东西就轻飘飘不知高低。
我这本文集，精选收集了《做尽秋声》出版后发表的随笔散文五十篇，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发表的短篇小说十九篇，另有一篇有分量的初次面世的长篇记叙文，近四十万字的校对稿，几天看下来，头眼昏花，但心里的喜悦是强烈的。我回顾了那些年自己的思想轨迹和感情历程，清晰地触摸了我过去的岁月和生命痕迹。这种心得和喜悦，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麒麟河》后记
长篇小说《麒麟河》终于出版。
身子后仰靠着圈椅，望着写字台上厚厚的一摞校稿，我松了一口气。似乎应该激动得心跳气粗，热泪纵横，但我没有。我设想，一个农民割倒一片黄熟的庄稼，坐在田埂上默默地抽烟喝茶，望着眼前的收获，心情大体上跟我此时此刻相同：平静而充实。
此刻我该做的是一次冷静的反思：把融入小说，随着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而喜怒哀乐的情绪从小说中抽出来，站在作者的位置，对整个创作过程进行一次客观的审视。
作为普通公民，生存在芸芸众生之中，我关注小人物的生活情状和命运。天长日久，我明确了这样一个真谛：小人物由于数量众多而成为生活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却不能主宰生活。好像真有一个至高无上神秘的力量操纵和限制着小人物，玩弄小人物于股掌之上，让他们像一粒草芥在生活的漩涡里激荡，沉浮，随波逐流，自生自灭。让他们背负着诸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等细节组成的沉重的生存链条，往复循环终生不得解脱。他们常常无端地受到伤害，尔后由他们自己舔净流血的伤口。尽管如此，他们依旧代代繁衍生生不息，用他们的平凡和无畏（也许是无知），承载着一个又一个坍塌后重新建造起来的社会大厦。是什么信念使他们面对没有尽头的艰辛苦难而坦然地活着？在怎样的条件下他们的这种生存状态能得以改善？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被尊重和认同？我想找到答案。或者说，想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一种解答。这，就是我热心文学创作最终创作《麒麟河》的动因。
起初，我的文学创作动因十分模糊，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愿望。我跟着感觉走，陆陆续续把一些单薄的感想和思考记录下来，有些可以独立成篇的作为小说或散文投寄报刊发表，虽然其中有些篇章赢得了读者的好评，似乎可以证明我是个作家，但内心并没有知足。我不过凭借一些轻浅的兴致从一棵千年的古树上摘取一点新枝，做成一支柳笛，以一知半解的乐理吹出了几支聊以自慰的小曲。我推想着这棵古树的根系，在我目光难及的那个世界里会伸得多远，扎得多深。轻的东西早晚会从这棵树的枝梢飘走，重的东西才会留下来深入它的根系。事实上，此前十几年的文学创作，是为我后来的长篇创作进行技术演练、思想淘洗和感情沉淀，虽然它是不自觉的。
1996年，省作家协会举办长篇小说创作文学院，客观上给我机会和动力，把创作长篇的愿望转化为行动。我尝试着写出了第一卷。说尝试，是因为我吃不准，惯使水果刀的双手能否把春秋大刀舞得像模像样。因为是尝试，没有什么压力，不抱什么奢望，我写得很顺手很轻松。拿别的作家的话来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尔后又抱着试探的心理把第一卷的大部分章节投寄省内报刊发表，旨在从读者方面得到些反馈：井位找得准不准？掘井的方法对不对？如此深掘下去，能否出水？甜水还是苦水？清水还是泥浆？
作品发表后的反响令我振奋，增强了我继续写下去的信心。可以说，我的第一步没有走偏。从此，创作《麒麟河》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事。有那么多人喜欢《麒麟河》，了解我的创作动态，询问创作进度；有那么一段日子，几乎每天有人要提起《麒麟河》。于我，这样的关注无疑是最有效的动力，最强劲的鞭策。作为回报，我必须给关注我和喜欢《麒麟河》的读者一个满意的交待。 1997年，为了肯定我创作《麒麟河》的宏愿和作品发表后的好的势头，省作协推荐我参加全国中年作家创作座谈会。面对驰骋我国文坛的那些宿将和精英，我感受到的只有空前的压力。他们像山峰一样林立在我的周围，在他们前面，又林立着更峻拔伟岸的山峰。这众多的文学高峰，我只能毕生仰视而不可跨越。可我既不能也不该老在这些高峰的夹缝中爬行，我必须树立自己的高度。如果说此前我只想把《麒麟河》尽快写出来，那么开完中创会我确立了这样一个信念：倾我全副的精力和积累，花费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努力把《麒麟河》写好，再好一点!更好一点!
面对自己的挑战，我从容而又义无反顾地向我心目中的高度攀登，足足攀登了八年。
如今，这部八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即将付梓。我平静，是因为八年来在尘嚣的包围下潜心创作，修改，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浮躁，努力保持心态的和平宁静，不为世俗所动，不为荣辱所摧，这种修持让我已经习惯了克制和沉默。
我充实，是因为八年来我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在别人用来看电视、打麻将、喝烧酒、吹牛皮、发牢骚的所有闲余时间里，老老实实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八年，是社会空前大变革的阶段，文学因之而坠入迷谷，很多文学爱好者丧失了目标，丢失了重心，左顾右盼无所适从。而我没有彷徨，没有艾怨，没有想入非非，我一如既往地珍惜生命，一如既往地热爱养育我的这片厚土，热爱与我同呼吸共命运的广大父老乡亲。专心致志为人们构建一座赖以寄托乡思乡情的精神庭院，我的心灵也因此找到了安妥的栖息地。
作品完成后，第一个目标是为《麒麟河》寻找“婆家”。市场经济，经济利益的驱动，属严肃文学的《麒麟河》闹不好要遭冷眼。为此，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等它三年五载或者更长的时间，直到《麒麟河》被社会接受和认可。事实是，这种时机比我推想的来得快。《雪莲》编辑部先辟出大量版面连载《麒麟河》，接着应读者请求，扶助作者把《麒麟河》单行本奉献给读者。市委宣传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此，我向市委宣传部、西宁市文联和《雪莲》编辑部，向方标先生、刘会彬先生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敬意。
作为作者，我对《麒麟河》所反映的那个历史时代，那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情状以及他们的心理演变轨迹，我有着个人的理解和思考，并且尽量不露痕迹地把我的这种理解和思考贯注在整个作品中，作品就是我的心声，相信读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麒麟河》涉及的生活面广、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在结构布局、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语言运用上很难把握得合情合理，缺陷一定不少，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民生街》作者的两点说明
1、关于爬楼梯
这只是作为比喻。一座四十层的高层住宅楼停电了，最高一层的住户主人正好为犯了心脏病的母亲下楼买药。为及时给病人服药，他决定爬楼梯回家。一阶一阶一层一层爬上四十层高楼，情形可想而知。如果把这个现象作为文学材料，我相信，大部分写作者都会把家里病人的生命安危作为悬念，把买药者的爬楼过程作为叙述主体。由于是高层住宅楼，不可能从第一阶开始一层一层地描写他的爬楼经过。通常的写法是：先把十层以下作为一个书写单元。这是因为，爬楼者的情绪和体能在开头的十层中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第二个单元也是十层，爬这十层，爬楼者已经是腰酸腿困气喘吁吁了，因了家里急待服药的病人，他得咬牙坚持。第三个单元不会是十层而是五层了，这时候的爬楼者要迫不得已坐在楼梯上喘息歇气，恢复一下体力，仅管心里牵着家里病人恨不能飞上四十层，可剩余的楼层还得一阶一阶往上爬，于是心里就出现了种种起伏甚或是恼怨，恼恨电网的突然停电，恼恨自己怎么沉不住气选择了爬楼，进而恼悔当初在高层楼买下住宅时怎么没想到这一层。甚至要把怨气归结在病人身上，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这时候生病又他妈的碰上停电。以后的单元将会分得更细，会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描写他爬楼的狼狈相，以及心里越来越强烈的烦恼。直到爬上三十五六层觉得胜利在望，才认识到自己的精疲力竭换来了一次有意义的生存体验。
如果下楼买药的人住在四层而不是四十层，就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如果把住四层这个人也作为文学描写对象，写出他在停电后下楼买药的经过以及当时的心理活动，我认为难度要大于写四十层的那位先生。四十层给写作者提供了足够利用的时间空间，人在这足够的时间空间活动，自身的行为也会让形象丰满起来。而住四层的人就没有这种可以从容利用的时间空间，要让他的形象丰满，让他的行为方式心理活动也像四十层那位先生一样曲折真实可信，写作者就得采取另一种方式来叙述描写。四层三十六阶楼梯，有限的时间空间不允许在主人公身上产生四十层先生那样合乎生活规律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就得在这四层的空间内设计更多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的矛盾来强化突显主人公的行动和心理活动。由于停电，也由于四周高层楼房的遮蔽，楼道里光线昏暗，四层先生在第一个台阶就踩上了香蕉皮而摔倒，手里药瓶也被摔丢，起来忍着疼痛摸寻药瓶，却摸上了一块狗屎……诸如此类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细节越多，就越能体现四层先生爬楼的不易，由于这些众多的细节情节集中在四层有限的时间空间内，看上去会显得密集和零碎。其实这是为了刻画四层先生而着意安排的。话说到这里诸位已经明白。《麒麟河》四十年的时间跨度，《民生街》四年的时间跨度，两者怎能同日而语？当然，无论四层先生还是四十层先生，作为作品中人物，他所肩负的作者对生活的见解和发现，并不仅仅停留或局限在爬楼梯上，而是从中抽象出一些形而上的思索，比如现代文明在给人类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又给人类派生出很多麻烦。这已经由实践多方面做出了证明或者提出了质疑，这应该就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忧患意识和文化使命吧。
2、关于刘方
刘方是作为线索人物安排在《民生街》里，用他来串联大部分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我在这个人物身上用力不多，是因为在这个人物身上，赋于了我对文化形而上的思考和见解。书里有这样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情节:新到民生街的民警展望来到三印一砚斋，要求看刘方的三个印章，这三个印章分别是，朱文闲章承前启后，小篆名章刘方，白文别号章青山。我给这三枚印章赋予了三种文化符号或者是文化信息，刘方谐音流芳，意在文化是流芳百世的事物。青山寓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意在只要文化存在，历史便会延续。社会的脉络就不会中断，承前启后不说也了然。我把刘方作为线索人物自始至终贯穿全篇，其形而上的用意是让文化这个大而化之的东西贯穿全篇作为作品的支撑骨架，而后用形而下的具体的叙述和描写交待文化在市场经济强势下的尴尬处境。刘方由于保持文化人的传统情操而不屈就于金钱的强势，他写给田壮的春联由于不应和世俗的要求而少有人买，就是他文化品格的一次外露和这种外露势必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他过年还得穿着补修的旧皮鞋，有时没钱得赊帐吃饭。在民生街所有人的心目中，刘方是书法家，文化人，从而对他是尊重的信赖的。尤中生的父亲托靠他管理尤中生的日常费用就是实例。而刘方也有意无意地证明着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他给万花花扎制的纸楼房写对联，给田壮小饭馆送贺联，给田成业书写凤求凰横幅，给田成功丧事写挽联，就可以证明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有着适当的位置和作用。但这种作用在泛滥的物欲潮流中显得微不足道，可有可无，因而刘方时常要为卖不出作品几乎要断炊而苦恼，并不得已出卖收藏品和倒卖文物以维持生计。刘方在民生街的身份就如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刘方在民生街的生活处境，就如同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处境。这种形而上的寓意是我有意安排在刘方这个人物身上的。我写《民生街》，是从酒、色、财、气四方面着眼着笔设计人物的。在刘方身上，我用酒来彰显他的性情和他的生活，他爱酒却能把持分寸，他好花却不近女色，这正是传统文化人遵循的“兴酒不醉最为高，好色不乱称英豪”人文境界。我不把他写成一个嗜酒如命之徒，意在让我们的文化始终保持清醒，哪怕不被社会重视和看好，也要保持清醒。这样的形而上的寓意或者是象征，我同样安排在其他人物身上，比如由田成业突显色，由田成海突显财。由田健突显气.以人名来体现人类的美好意愿和向往，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民间尤其注重，高连升，金满堂，梁满仓，王家伟等等名子，包括《民生街》里的田耀祖，田寿，田成功，田壮，都反映出相应时代的文化心理。在文学作品中，利用人名这个文化符号体现写作者对生活和生命的形而上概括，是司空见惯的，最典型的要数《红楼梦》里的甄士隐和贾雨村。我在《民生街》中，也延用了这样的方法，比如尤中生，其含义是优越中出生的小孩。与尤中生出走的傅娇，含义是富裕就娇贵。名字体现人的一种无意识的良好愿望和美好憧憬，实际上与人本身的性格特点和命运并不搭界，甚至背道而驰，我发现并在作品中应用了这种反讽作用，比如孙雅萍，她的行为方式言谈举止除了低俗的市民市侩习气，哪有一点点优雅气息？这样的名字还有师德，高洁梅。决不能看作是文字游戏。如果读者在阅读《民生街》时能留意我在人物身上赋予的这些文化符号或者是文化信息，阅读的想象就会伸展，理解就会加深。 如果把串连全篇情节的刘方的全部活动视为作品的一条支撑结构的明线，那么，作品中我还设置了一条与明线对应的暗线，这条暗线由金钱组成，换句话说，就是用市场内容来组串。从第一章刘方买酒到最后一章刘方给擦鞋哑巴付钱，几乎每章里都围绕钱来安排情节，有借钱，有还钱，有田成功上市场采购过年的副食品，有孟慧上超市买处理商品，有刘方上早市买鲜花，有医院的医疗费用，有房屋拆迁购置新房的费用，有为利息被亲友唾骂的田成海，有为了自立自尊而“逼良为娼”的高洁梅，有为钱受骗最终走上不归路的田健，有为了没钱离婚又因为可以大把花钱而赢得了意中人芳心的田壮，有用钱杀灭灵堂讨账者邪气的伊承新……钱为轴心的情节几乎布遍整个作品，甚至把有些商品的市价一一交待清楚，包括皮肉生意的市价。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起到“立此存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互为表里、一明一暗两条线的互相印证、对比、反衬，最大程度地反映出现实的时代特色。这特色就是:文化是社会的灵魂，但在现阶段，这灵魂显得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而金钱成了挤兑文化的强劲社会力，取代文化成了新的社会灵魂，主宰着一切社会活动，左右甚至戏弄着人们的情感、行为乃至思想，让人性发生扭曲和变异。
我们常说看热闹不如看门道。今天在坐诸位可以说都是会看门道的专家学者，如果能把作者倾注于作品中的这些“良苦用心”看出十之八九，给《民生街》的读者，也即那些看热闹的做出深入浅出的阅读指南，是作者最大的欣慰。
《民生街》后记
2000年《雪莲》复刊，决定全文连载《麒麟河》时，我还没有出书的冲动。一则，然没有明确约定连十载期间不得出版《麒麟河》单行本，免得杂志订销受到影响，但全文连载也就意味着作品公开发表面世，出不出单行本，不是什么必需的事。二则，对于写作者，创作的意义在于过程而非结局。出书，最大的作用在于对某一阶段的创作做一次总结式定型。出书与否，并不影响作品的潜在价值。于我，《麒麟河》定稿发表，已经成为过去，我不能也不该总把心思泡在成功的喜悦中而放弃“更上一层楼”，我得有新的作为。三则，出了几本小说、散文的小册子，尝够了文人出书的尴尬滋味。一想到再出书尤其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就要头疼。于是说服自己打消出书的念想，或者等待最佳时机。这样，被文学创作充实的心灵就出现了空洞。已经在长期创作中形成的心理惯性被阻碍，觉得生活失去了目标和意义，轻松但平庸得实在难耐。由于等待和适应《麒麟河》漫长的连载而变得松弛和庸懒的感觉，便在这种无为的生活中骚动起来。这种骚动来自一种无法自觉掌控的外力，好像有一种力量向我发送着某种信号，在迫切地追问我的思想，等待我的回应。这是每一次创作前必然出现的一种心理感应。这次出现得这么持久，这么强烈，让我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梳理这些情绪骚动和心理感应。努力把它变成下一次创作的动力和集渠道，让我又一次饱满起来的激情得到抚慰和宣泄。这期间，《麒麟河》单行本出版发行，得到各阶层读者好评，鼓动了我创作的热情。特别是这些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已经明显地体现在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丰裕的物质保障，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发生了令人鼓舞的变化。大部分市民的生活境况从本能低级的寻求温饱向自主意识觉醒的层面转化。被挤压，被冷冻，被封闭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抚慰，张扬，充实，人性也受到了承认和尊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生存条件下，人的自主意识觉醒，追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就成了一种必然，这中间，最主要也是最值得肯定的是，人们懂得了自己去把握生活，把握生存的权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而非听天由命。人们在吃好，喝好，穿好，玩好，尽情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独立人格，追求和突显做人的价值和意义。这是由物质文明带来的一次精神文明的升华和建立，这是人类进步的一种体现，也是人类成熟的一种体现.但这种进步与体现，是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中完成的，甚式或是以丢弃美德，世风奢靡为代价，也就是说，人必须正视和解决自身与社会的矛盾、个性与社会规范的矛盾。人性与道德规范的矛盾、私欲与公德的矛盾。平衡和化解这些人本位与社会形态的矛盾，是一个长期的、隐密的、痛苦的过程，也是透析和解剖人性的过程。有了这一系列的感性认识，我的情绪骚动就成了明确的创作动机，进而形成了创作《民生街》的意向，并把它作为《麒麟河》姊妹篇结构谋篇，设置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使两部作品在艺术风格上保持统一，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上彼此印证和延伸，故事情节上有着大反差的对比。
《民生街》，2003年十月起草，2006年十二月杀青，历时三年。定稿后，在哪儿出书？用什么方式出？甚至是出还是不出？又成为我面临的一个难题。让我在犹豫彷徨中虚耗去一年光阴。这样的犹豫徨彷会损害一个人对文学和创作的热情。文人的清高和愤世嫉俗，往往在这个阶段受到挑战和戏弄。创作可以愉悦精神，抚慰心灵，振奋情绪，出书似却有可能叫你高昂的激情因多种阻力而下坠，气馁而失望。出书乎可以证明点什么;不出，也好像妨碍不了什么。文人的热情和自信，在体制的潜规则和市场的法则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人生就这样滑稽和无奈，如同乐于在高空翱翔的苍鹰为了捕得一只老鼠不得不俯冲到地面。在这种境况下，文人希望的，就如老百姓所说:遇到贵人。古人说得好：“得人轻着力使便是转身时。”
青海金麒麟文化传媒公司的李颖女士出身在耕读世家，传统的诗礼热情积淀在她的血脉气质中，一往情深地崇尚文化艺术。作为民营企业领班人，她低调处世，只认准光辉的文化前景而不为世俗的功利所动，默默地处身闹市一隅，为社会大厦的文化幕墙增色添彩。在《民生街》是否面世的两难境地，她鼎力相助，排解了作者的顾虑，振奋了作者的信念。还有地矿印刷厂的张启元先生，在没收到一文预支款的前提下，精心策划运筹书籍的装帧印制等全套工作，助长了作者出精品书的信心。可以说，他俩就是作者得遇的贵人。说他们贵，贵在在浅俗的娱乐文化泛滥中对严肃文化持有清醒的信任和理解；贵在作者需要有效支持时不计功利“雪里送炭”，贵在能够高瞻远瞩为地方文化建树倾注一己之力。我相信，随着《民生街》出版后在读者中的传播，他们给予《民生街》的支持以及他们的文化情操气度，将深入广大读者心中，与《民生街》共存。 需要强调的是，对我的文学创作以及《民生街》的出版发行，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家协会、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给予了热情关注和支持，在此一并致以由衷的谢意。
《民生街》 获奖感言
去年国庆节，《麒麟河》获得“青海省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文艺评奖”的省政府奖。十一月份，《民生街》获得省级“五个一工程”奖。今天《民生街》又获得西宁市委、市政府颁发的“文化建设特殊贡献奖”。
多年来，对我的业余文学创作实践，特别是对《麒麟河》和《民生街》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推介、出版，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省作家协会，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以及《雪莲》编辑部，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给予了关注和有力的扶助，让我时刻感觉到时代对我的召唤和鞭策，同仁对我的信任和期待，使我保持创作的激情而不敢怠惰，今天借此机会，再次向你们表达我由衷的谢忱，我相信，随着这两部作品在读者中传播，你们的文化远见和情操，会深入读者心中，被时间记住。
《民生街》是继《麒麟河》后，向关注和喜爱我作品的读者交上的又一份答卷，也是我对自己文化热情和写作后劲的一次检验。这一份答卷和这次自我检验持续了三年。现在，社会和读者给《民生街》给予了出乎我期待的热情肯定和公正的评价。何以说出乎我的期待，是因为《民生街》面世后，其反响显然不比《麒麟河》强烈。读者和评论界都在沉默。似乎《民生街》有失他们的期望。作为作者，我冷静地保持对这部作品的自信。这部作品是写“当下”的。常言说：距离产生美。有空间时间距离，就会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审美效果。没有空间时间距离，就是“鱼在水中不知水”的审美盲区。只有等时间把读者和评论界拉出“当下”，才会让他们对《民生街》发生审美兴趣和评论热情。这类同于贾平凹的《废都》面世后的境遇。不同的是，《废都》在惊愕的沉默中，有些讨伐和诅咒的叫声。而《民生街》没有。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读者更加成熟，我们的社会更加理智的原故。我相信时间会给予《民生街》最终也最客观的评价。尽管这样，市委宣传部和省委宣传部把《民生街》当作我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选报全国“五个一工程”评选活动，无疑是对我文学创作实践的尊重和对我劳动成果的爱护。也是我省实践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一次具体体现。除了衷心感谢，我还要说三句话：一、作为一名地方文化传承者，我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二、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保持了精神信仰的虔诚和纯粹；三、作为一名湟水河畔的衣食子民，我对这片热土和哺育我的父老乡亲，保持着永久的感恩心和人文关怀。至于我的文学前景，我将继续努力，把“风流河湟”三部曲第三部《花儿怨》创作出来，向关注和支持我的领导、同仁、读者再献上一份厚礼，作为我的回报。
现将《花儿怨》（考虑到“花儿与少年”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将作品名目做了调换）的创作向诸位作做个简洁汇报：
《花儿怨》从2007年月12月9日开始动笔，至今已历时两年，已写出三十二章。全篇计划写三十五章，己接近完成。计划春节前杀青。再用一年或更长时间修改打磨，争取打磨成更成熟更厚重的精品力作。
《花儿怨》以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为时代背景，以河湟地区农耕文明为生活依托，以一位民间“花儿”歌手的成长为中心线索，以河湟“花儿”为结构筋络，艺术地再现了落后、封闭的河湟地区，各族民众在艰难困苦中寻求精神自由的生存轨迹和心灵历程。形象地描述了“花儿”这种文化形态，在农耕文明的沃土里孕育、萌生、成长、传播、成熟的历史必然和地域属性。在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的生活现实中，对于几乎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的河湟广大民众，口口相传的“花儿”，无疑是用来表达爱情，抒发向往，宣泄苦闷的一种工具。在我的作品中，把“花儿”当作一种与心灵同在的精神符号，而后设置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一场追求心灵自由的奋斗历程，用来烘托和强化“花儿”的情感色彩和文化价值。这是这部长篇与前两部长篇的不同之处。相信读者会从中看出我创作中的新的探索和追求。
谢谢大家。（全文完）
佛 手
结 晶
像候鸟适时地飞临和翔寓鸟岛，像青海湖水必然变换着宁静和狂躁，一种空灵的魅力在人们的认识和期待中浓缩、升华，成了一个具体的结晶。
它就是一座形象的碑，坐落在青海湖帐房宾馆院里的壮美雕塑：佛手。
以不锈钢为材料，掌心朝东握着金钢杵的佛手，傲立在装饰着莲花瓣的大理石基座上。佛手的造型典雅优丽，象征着力也象征着美。银白的手，金黄的金钢杵，七彩的吉祥莲花瓣，凝重的铁灰色大理石，都在阳光下闪烁着，挂住来往的风声呜呜作响。八面基座上镶嵌了莲花生降伏海魔、文成公主进藏、六字真言等八幅浮雕作品。
佛手，成了青海湖人文景观的点睛之笔，是青海旅游景点上的大制作，是时代挂在青海湖颈项上的一颗永恒的文化珠宝。
来自国内外的旅游者无不为这座雕塑的独特构想和壮美造型而叹服。他们以不同的眼睛，不同的心灵和不同的角度仰视着佛手，为帐房宾馆，为青海湖，为青海做着悠深的遐想，这是莲花生的法力无边的手，这是广大藏族牧民们擎着信念和生活的手，抑或，这是大自然向人类宣示尊严的手，是历史在风雨的剥蚀中顽强地伸向未来的手……
构 想
得到机缘仅仅是开头，冷静的陈新元明白这一点。
人在艺术中狂放，人也在艺术中冷静。走进陈新元的民族工艺美术研究所，无异于走进了一座情绪过滤机，被生活的浮华搅动的肤浅的兴奋和躁动立即被那凝重的艺术氛围所冷却，变得像陈列的雕塑作品一样沉实冷静；那些摆放在陈列室、工作间、过道、书房里的大大小小的雕塑作品，无论是佛像，仿古编钟，伟人头像，还是躯体雄健的牧民，姿态婀娜的现代女性，抑或是昂首扬威的雄狮，四蹄腾挪的野马，都用雕塑特有的艺术语言倾诉着一种悲壮和厚重，昭示着超越时空的存在和延伸。面对这些用泥、用石膏、用花岗岩石和用玻璃钢以及用铜铸造的工艺品，谁的情绪还会浮躁，还会混浊呢？
陈新元的冷静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浸泡出来的。他冷静，是因为他知道艺术没有深浅，艺术的追求没有止境；他冷静，是因为以往的追求和成熟已经成为过去，他眼前依然矗立着需要他攀登终生的艺术高峰；他冷静，是因为他接受的青海湖宾馆的雕塑非同一般!
决策者们提出的要求很明确又很模糊：不能把雕塑搞成一般人物形体的展示，不能用写实或抽象的艺术手法表现含义纯粹的生活内容，总之，这座雕塑要超凡脱俗!
什么样的雕塑才能超凡脱俗？
什么样的雕塑才能让牧民群众、全省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旅游观光者们满意，让广袤的环湖草原和青海湖接受呢？
艰难又痛苦的构想在陈新元的心灵深处像流云一样涌动，像潮水一样起伏着。他翻动长年累月一点一滴积累在心里的艺术感觉，翻动着保存在记忆库里的全部的生活和知识资料，他的艺术心灵飘飞在草原上，飘飞进塔尔寺，飘飞进牧民帐房，飘飞到他曾经涉足过的牧区的角角落落，飘飞进用厚重皮袄裹着躯体的牧民的心里……
草原上飞翔的雄鹰，山谷里奔驰的骏马，猎猎的经幡，袅袅的桑烟，牧羊狗，牧民刀刻一样冷峻的表情以及所有与草原、与藏民族有关联的生活片断在他的想象中重叠、映现……
也许是出生在湟中鲁沙尔的甘河滩，幼小的心灵感受过塔尔寺香烟的熏燎；也许是幼年在敦煌生活了几年，莫高窟的艺术灵光照耀过渴知的大脑，陈新元从小对藏民族的生活和藏传佛教文化有着偏爱，十分敏感。参加工作当司机助手，他跟车去过富庶的牧区也去过贫困的牧区。藏民族骠悍粗犷的秉性，牧民们原始的生存方式，与宗教融为一体的深奥又神秘的藏族文化心态，逐日在陈新元的心中积累、醇化，最终升华成一种艺术见解：藏族牧民的生存方式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性美，体现着一种跨越时空，未被扭曲和污染的永恒的精神。后来，当他自觉地进行雕塑艺术创作时，把全部的艺术热情投入到塑造牧民形象中。他说：罗丹用动态、肌肉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和感情，我要用平静凝重的雕塑语言表达藏民族生活的沉实和岩石般坚固的生存信念。
“巴颜喀拉组雕”的一件又一件作品问世了，这些以玻璃钢为材料，成型后处理成古铜色，铁灰色效果的雕塑作品，外观粗犷凝重，内涵悠远深刻，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藏民族恒定的精神风貌。陈新元不以花哨和技巧取胜，而以平实的外形表达丰富内涵的艺术思想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体现！
国内外的同行们被这些作品震撼了，赞叹陈新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雕塑语言和艺术天地。
现在，当他构想青海湖宾馆的雕塑作品时，“巴颜喀拉组雕”的艺术张力鼓动着他的感情和想象。藏民族之所以具备岩石一样永固的信念，是因为他们的感知穿透了生存的苦难。这种认识上的超前，自觉不自觉地与宗教哲学融为一体。
陈新元心里突然冒出莲花生镇服海魔的神话，艺术灵感被触动，一只法力无边的大手在陈新元的构想中形成了。
他把自己的几种构想画成草图，向藏族朋友、学者、僧侣讨教，请求他们指点，出主意，给他提供新的构想和草图。在省电视台工作的藏族朋友吉先加为陈新元绘画的几幅草图，其构想的新颖和不拘陈规的胆识，让陈新元从新的角度认识了藏民族博大精深但并不保守的文化内涵，巩固了自己的见解和构想。
佛手雕塑的草图得到了决策者们和许多同行的认可。有关部门还召集藏族学者、知名宗教人士和文艺界人士，进行评审讨论，在对局部提出修改意见的前提下，总体上肯定了佛手的构想设计，决定施工塑造。
塑 造
勾画佛手草图的时候，陈新元就确定了佛手的制作材料。佛手雕塑树立在露天，坚固持久，经得住风雨雪霜的剥蚀，是必须考虑到的。
工房里，陈新元带领工人们紧张地焊接佛手的金属骨架，敲打扁铁的叮当声，钢锯锯割钢筋的尖厉声响、焊花的闪烁，工人们额头上滚动的汗珠……如果说人体的外形构造整体上不算十分复杂的话，那么手就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重要局部。用泥和石膏捏塑手的造型似乎容易点，但这种易损的材料与佛手所体现的永恒主题是相背的，用坚硬的扁铁钢筋把佛手的“佛法印”造型。手掌的微妙起伏，以及每根手指各个关节部位的弯度，比例体现得像模像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要求陈新元和工人们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陈新元像指挥一场特殊战役的指挥官一样镇定自若。长年的艺术修养和艺术实践使他养成了创造的勤勉和创新的勇气。他在艺术的追求上苛求自己，在每一项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又老老实实地遵循艺术的自身规律。他的每一次创作，是对自己从艺生涯的回顾和检阅，而这种默默地发生在他心里的自我审视和评价，又激发出他新的创作热情和信心。
佛手的塑造是他艺术生涯的过去与未来的一个高强度的焊接点。
他想起了幼年在乡下生活时，用干羊皮刻制皮影戏人物，用红胶泥捏塑各种玩具人物的淡远却又纯真的乐趣……
他想起了参加工作当锻工期间，用铝皮、铜皮的边角料制作动物花鸟，然后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以体现自己艺术创作的热诚欲望……
文革期间，有一天，他偶然从一座楼下经过，看见一面窗户里摆着很多泥塑的人物造像。他着迷了，惊讶那些泥捏的艺术佳品，久久不想离去。最后情不自禁跑进去，求主人教给他塑像的本领。从浙江美院毕业，在交通俱乐部当美术师的李宇翔热情地接待了他，把一个毛主席石膏头像和一些合好的红胶泥给他，让他临摹，然后把他锁在屋里走开了。
整整一天。当李宇翔下午打开门锁进屋时，陈新元临摹捏塑的毛主席头像已经摆在桌上。李宇翔高兴地对他说：“你有雕塑的天资，大胆地去实践学习吧，你会成才的。”
陈新元果然成才了。他成才之路的第一步就是这样迈开的。匆匆十几年里，他尝过多少失败的滋味，捏抓过多少重量的泥巴，熬过多少夜，流过多少汗，他记不清了。反正，鲁迅、张衡、爱因斯坦等伟人的头像以及一些工人农民的形象被他塑造出来，参加了省上全国的多次展览。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绘画和雕塑艺术的经典著作和资料，系统地探讨研究了德国现实主义版画家珂勒惠支，比利时雕塑家麦尼埃的绘画雕塑艺术理论和实践……他的雕塑作品一件一件跟着问世，有的作为城市的美化建筑，树立在校园、工厂、街头，有的作为礼品被有关部门拿到国外馈赠友人……
塑造佛手，是他艺术思想和技能的再一次体现，他务必要成功。
焊花在闪烁……佛手的金属骨架焊接成功了，紧跟着焊铆不锈钢的“皮肤”。基于手掌手指等部位粗细不一，起伏圆满，一百多块大小不等形状不同有弧度的不锈钢片都是反复计算裁截后焊铆上去的。金钢杵，基座上的吉祥莲花瓣，八面基座浮雕在同时制作……
几十个繁忙劳累的日日夜夜过去了，陈新元的巧奇构想和严谨的艺术劳作被成形后的佛手所证实。
落 成
1992年8月1日。
天气极好。天空蓝得像青海湖，湖水又蓝得像天空。间或有风吹过，插在帐房宾馆的彩旗猎猎哗响，横幅标语欢快地抖动着。
上午九时，佛手雕塑落成典礼和“青海湖旅行社”成立庆典同时举行。前来参加庆典的各级领导和各界群众聚集在傲然树立于宾馆院中心的佛手雕塑前，观览这尊既有浓烈的地域文化特色，又有深远的艺术魅力的独特人文景观。
赞叹声此起彼伏，所有到会的人都漾溢着欣悦的神采。
陈新元席地坐在远处的草地上，享受着成功的喜悦和劳累后的悠闲。为了赶上落成庆典，他和工人们安装佛手整整干了一天一夜。此刻，睡意聚在头里，脑袋有些沉重，可他怎能睡得着呢？对他来说，树起一座成功的雕塑不是第一次了，可这一次的意义非同一般。佛手从西宁拉来安装途经湟源时，几位牧民给佛手磕头。这说明，艺术化了的文化景观是牧民们乐于接受的。佛手雕塑虽然体现了一种与宗教有关的地域人文特色，但它是以艺术的气象美化青海湖旅游胜地，让所有来这里观光的中外游客吸取一种青海独有的文化琼浆，从而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到青海湖来，到青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土生土长的陈新元多想为青海树起更多更美的雕塑呵！多想为青海人民赢得更多的光彩!
陈新元看着佛手塑像下欢跃的人群，心思又飞到西宁的民族工艺美术研究所里。这些年，他致力于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挖掘和创造宗教工艺品、礼品、仿古工艺品、装饰品四大工艺产品。为了尽快掌握创作工艺，他走遍了青海大多数佛教寺院，向宗教艺人、民间工艺匠人求教。与此同时，他苦心撰写了《藏传佛教佛像造型一千种》，将用英、日、蒙三种文字在今年年底出版。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失败，再实践，他和他的工艺师们设计仿制铸造的宗教工艺品，无论工艺，造型，色泽，都可乱真并有创新。特别是铜佛像的铸造工艺技术，填补了青海金属工艺品制作上的空白，为青海的宗教工艺品的制作发展拓开了一条崭新的路子……
陈新元想着……
基于陈新元艺术构想的奇特和雕塑技艺的精湛，又让他设计塑造了一座巍峨的“风马”，矗立在青海湖宾馆门外，与佛手互为呼应，共成气候。嗣后，由他设计承建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丰碑又矗起在海晏县原221厂里。
期 待
陈新元的艺术名声远播了，省市报纸，中央电视台，省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做过专题报道。他的成就受到了海内外专家同行的赞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冀诚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评价：“陈新元是较早开始研究藏传佛教工艺美术的青年艺术家，也可以说是代表了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第四个阶段，他在发展、推动藏传佛教文化艺术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赞扬，荣誉，并没有让陈新元陶醉而从此止步不前，他还在为民族工艺美术研究所的生存发展奔劳着。研究所1989年白手起家，由于资金匮乏目前还是手工作坊式的工艺加工制造，一时还难以形成大批量生产的规模，但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他们依据国内外工艺美术市场的动态和信息，在开发佛像制作和民族工艺用品方面倾注了大量的财力和技术，力争在这方面创出一条振兴研究所经济的路子。
陈新元期待着社会，社会也期待着陈新元，假如这双向的期待成为让人欣慰的事实，省民族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发达和腾飞势在必成。
机 缘
西宁市五四西路中端路北，坐落着“省新能源公司”综合办公大楼。挂在门口的诸多单位名称的牌匾中，有一面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的“青海省民族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标牌。
由于起步维艰，也由于体制和资金方面的制约，这家当时属于省“九三”学社的民族工艺美术研究所还徘徊在尝试阶段，无论学术技术艺术方面的研究，还是民族工艺品的制作经营，都还没有形成规模和气候。但是，研究所二十几个人的领头人、雕塑艺术家陈新元，凭着自己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凭着自己雕塑艺术方面的精湛造诣，凭着自己崇高的追求和理想以及人品，已在省内及至全国的工艺美术同行中赢得了声誉。 对于陌生人及整个社会来说，艺术家的存在在于他的艺术思想和技能的真实展现。很多很多不认识陈新元的人，其实已经倾听过陈新元娓娓的艺术表达。
耸立在西宁五中校园里的“读与思”，素雅端庄的艺术造型，天真明快的雕塑语言。站在那形止而神动的雕塑下面，你就认识了陈新元。
耸立在青海绵纺织总厂渡假村喷水池中的“纺织女工”，婀娜俏丽的人物形象，热情奔放的艺术体现。站在那翩翩欲舞的纺织女工的造像下面，你就认识了陈新元。
矗立在西宁市汽车配件厂里的“飞天”，峭拔的审美气象，浪漫的人体造型。站在那孤拔傲天的新颖的塑像下面，你就认识了陈新元。
远在1984年，远在福建，中国女排宿将侯玉珠的母校里一组雕塑拔地而起，艺术化了的侯玉珠傲立东方，展望着风云世界。这一写实的力作，把陈新元的名字树进了异乡人们心中。
所有热爱生活的人都将热爱新兴的城市雕塑，所有从壮美的城市雕塑中吸吮文化养分的人都关注着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这，就是把时代的需要，把生活和艺术家的才华揉合到一起的机缘。
旅游业日渐发达。青海湖等待着更多的观光者。这令人振奋的事实和前景，让人们产生了一个共识，在青海湖宾馆树立一尊雕塑！一尊独特的、超俗的，既体现文化品味又表达地域特色的雕塑！
这样一尊谁也说不明确，谁也不轻易满意的雕塑让谁承担？谁又能承担？
确乎是顺理成章，决策者们和主管负责人根据省上雕塑艺术家的实践和成就选择了陈新元。陈新元则根据自己的艺术思想和雕塑个性选择了这项具有挑战意义的创作。
“煮字坊”溢出的暖流
——序井石散文集《煮字坊笔记》
若我们熟知的文坛是一方天空，那么东去的急雨，西来的柔风，晨雾里的微寒，暮霭中的轻热，无不在体现这方天空中的气象和性格。每当人们被欲雨无雨、欲云非云的气象侵淫得太久，开始厌恶这种模棱两可叫人无法适从的天候，便会向往透明的朗朗晴空，即便是摞云中偶尔透出的一线亮白，仰或天涯徐徐展开的一角蔚蓝，都会让人为之振奋，郁暗的心境随之透亮。
我们会在井石的文集中感知这种让人欣慰的晴朗。仰或，是井石的文学实践（我这里主要指他的散文创作）营造的一方蓝天，给我们提供了卸去心里沉郁块垒，与生活轻松对话的氛围和空间。
井石以小说创作为主，已出版有长篇小说《麻尼台》、《金梦劫》，中篇小说集《湟水谣》、短篇小说集《山凹农家》、长篇纪实文学《故乡故事》等作品，而《煮字坊笔记》则是他将汇集出版的第一个散文集。读他的散文作品，即便是那些回味艰难和苦难，迫思怀想流逝年华的文章，看后也不会让人觉得消沉和凄惶。他的作品中总是有意无意地透出一种乐观，这也许是井石的性格使然，但作为一篇文章或整部文集的基调，这种明快和向上向前的精神取向是时代必须的，也是被浮躁的世风弄得迷茫了的人们所必须的。
在这种基调上，应用自然朴素的语言侃侃而谈，又是井石散文的总体风格。诚如艳阳天绝少平地惊雷和霉雨阴风，行文中绝少应用晦涩、颓废、冷历的意象和语言，也不靠睿言警句击穿人们的感觉和心灵，他善说家常话，这种行文风格产生的亲切感与明爽的基调吻合，便有了井石文章独有的阅读效果。
在文坛上横行矫饰、怙妄，自以为是的个人展示，在行文中卖弄书袋和堂奥而让读者觉得高深莫测而敬而远之的时候，井石文章的情调和文格真像一锅煮出焦巴味的洋芋，让人因厌腻噎肥而退弱的食欲焕发生机。文格不随时尚和世风而摇摆，始终保持平民化倾向和谦恭的姿态，大约就是因了他乐于保持本色的处世为文的方则。
纵览井石的《煮字坊笔记》，梳理他创作这些散文随笔的情感脉络，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归为三类：乡情、友情、亲情。
“我是青海土著”。井石这句自豪和自谦的话，出现在文集的第一篇文章中。出生于乡村农家，井石的成长中饱含着对艰辛和困苦的体会。这种体会在他的文章中，升华为一种深刻的理解，无论是“三只手”的母亲，还是被现代工业文明剥夺了手艺的父亲；也不论是因生活窘迫而处处占便宜的邻居，他都给予了热情的理解和真诚的尊重。乡俗民约在他心目中类似于一种图腾，这种由传统习俗农耕文化体现的情感图腾，井石是膜拜的、敬畏的。他时刻不忘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格外珍惜家乡的山水草木赋予他的灵性。为此，他为自己的文学创作设定了一个不无限定的范围：“我的文学基地就在这里，最能读懂我作品的读者在这里……离开了老娘土，我的创作灵感必然会枯萎……”爱屋及乌，他对乡情的醉迷延伸到家乡的酒厂、村里的老人亭、“花儿”的演唱、传统的饮食及方言、儿歌、童谣、游戏、湟鱼、老鹰、麻雀等事物。以满腔的热忱歌颂和赞扬家乡的变化以及乡土文学的深厚底蕴，派生出一种博爱甚或是泛爱，情感中注满了宽厚、隐忍、善良，构成了他人格的基调。人格及文格，井石文章中体现的朴素、乐观、健康的人文取向，就成了一种必然。
生活中，井石是十分活跃的，少年时拾粪的虎娃，用文章树立了文坛地位的井石，都以活泼、风趣的言行先声夺人，让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对他产生了兴趣。通常情况下，人们了解一个文人，先从文章入手入眼。对井石，似乎多数人先是从形象入手，而后去评品他的文章，这无形中给井石拓宽了认知社会生活的疆域。农业科技研究员、业余画家、医院妇产科专家、摄影界名流、机关公务员、农民作家、书法家、民俗研究者……甚至大洋彼岸的慈善家。这些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各行各业的朋友，他们从事的职业，追寻的人生目标，由此而体现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像纵横的大网，分布在井石的视野中，同时涵入了他的心灵中。通过给他们撰写介绍文章、撰写文集的序跋，井石的感情触角吸纳了多少人生的精华和风采，可想而知。换个角度说，这么多人愿意乐意找井石写序写跋写报告文学，信任首先是前提。信任什么？那就是井石的真诚和坦诚，热情和随和。井石对待朋友，无论是文艺圈内的，还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无论是早年《瀚海潮》的师长和同仁，还是英年早逝的青年诗人；不论是已享盛誉的文坛名流，还是初涉文苑的爱好者，他都一视同仁，对师长尊崇有加，对同仁谦恭友和，对后辈热情扶助。即使为另认助兴，他也是可着劲儿吼唱，敞开胸怀豪饮，醉倒、嗓子哑了也在所不辞。在井石身上，看不出文人相轻的习气，看不出倚强凌势的势利。井石对友情津津乐道，他为文朋艺友撰写的序跋中，几乎每篇都交代了与这个人的认识交往过程和写序的动因，再三声明“虽是苦差事，却因为是朋友，只好答应下来”，可见友情在井石的生活中，是他的酒和茶，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是鼓动他精神风帆的劲风。 把井石描述亲情的文章范围浓缩一下，具体一下，可以在《感念父亲节》、《我们一家子》、《难得有病》等文章中找到主要的思维走向。如果说写乡情的井石乐于仰视，写友情的井石习惯于平视，那么，写亲情，井石多少有点俯视的姿态。不知井石是否意识到，正是有了俯视，视点提高了。虽然同样写家长里短琐碎家务的感想，由于视野的广泛引起的思维的广泛，他看到了或者设想到了日常生活背后的一些无形的东西。比如，女儿加入共青团，和他待获青年文学奖，这种有点滑稽意味的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引发了他对人生的哲学思考，《难得有病》也阐述了这种带有哲理的人生感悟。比起平面的撰写熟知的乡情，这些篇章中有了厚实的思想内涵而不露痕迹。
如果简单地说，仰视往往是去欣赏客体，平视又轻易地把主观情绪渗入到客体中，那么，俯视就是居高临下的观望。由于寓客体远，产生让人必然是冷静观望的感觉，这种为人的姿态，似乎更接近了文学的实质。《煮字坊笔记》一辑记述的那引起道听途说的故事，虽然短小，却更客观。井石把这一辑安排在文集中心，又用它作为该文集的书名，可见并非无意。
笔者与井石是漫步“乡土文学”苑中的挚友，喝茶啜酒多于谈文论道。茶余酒后，各自为心仪的人生泼洒心血，自有心得。今为井石君的文集谈些粗浅的感想，如被井石君和读者们认同，欣慰不已。
是为序。
多彩的耕耘 凝重的收获
——序王文中《摄影·感悟·随笔》
有耕耘必有收获，这是常理，常理中也有个案，似乎是点豆可以得瓜。诚如姜太公守望渭水，其意不在一鱼一虾，收获的自然是一番大业。
王文中自小便对绘画倾心，这种禀赋，无疑源自家乡丰美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文化积淀。绘画作为入趣的尝试，在经意不经意间开启和涵养了他的艺术心智，诱发了他一连串的艺术追想。此后他在摄影、文学方面显现的天分，无不基于他青少年时期在绘画实践中形成的对艺术的敏感和热忱。他结集出版的这册摄影作品集，既是他多年来痴心艺术追索的佐证，也是对他多方位艺术实践的一次总结。解读这册作品集，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设若把他的摄影作品比作目，那么收放众目的纲，无疑是蕴含在这些作品中的绘画和文学因素，纲举目张，就文中的摄影实践有别于他人的要诀。
王文中的摄影实践，始于杂志封面的装帧设计和题图插图。这给他提供了施展绘画才能的天地，同时也给他提供了尝试新的艺术门类的机会和空间。基于刊物的特点和审美要求，他在找寻一种比线和黑白色块更便捷、更富表现力的艺术形式。摄影，就是这种前提下他的自然而然的选择。服务于刊物，他的摄影起于实用，但在绘画中练就的构图方式，在文学土壤中吸纳的美学营养，以及他勘于尝试和探索的求学态度，让他的摄影一起步就有了唯美主义的倾向。一幅又一幅具有审美效果的人物肖像作品，美化了刊物封面，提高了杂志的品味，强化了宣传效果。《瞄准》、《心弦》等作品获得专家和读者的好评。
如果把这些服务于刊物的人物肖像作品归于写实，那么王文中的一系列自然风光的摄影作品就可以定位为写意。写意是绘画术语。王文中的大部分国画作品，包括一部分用白描手法表现的题图插图，都有明显的写意倾向。他衷情写意，是因为这类作品切合他的审美意趣，又与他饱含忧患的文学情结不谋而合。他用文学家的眼光观察事物，筛选素材，又用美术家的技法组织画面和调配光影，这使他的自然风光摄影作品不但具备悦人眼目的形式美，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晨》、《生命》、《秋思》、《古堡晨昏》、《在水一方》等风光佳作，无不是他这种综合的艺术追求的产物。
无论是摄影、绘画、文学作品，都是创作者用来展现自己思想境界和艺术才华的精神园地。同是艺术实践者，王文中的创作活动还有一点别于他人。他不是用纯粹的艺术感觉来驾驭自己的创作，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为创作而创作。而是把自己对社会的认知，对生命的思考，对整个客观世界的探究，浓缩起来贯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他的作品，不仅仅是技艺的展示，而更多的是他人格情操和对世界万物感悟的精神体现。基于这种创作态度，他总是用做人的原则来观照艺术创作，而后又借用艺术的渗透力来净化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他那些文情并茂的摄影随笔，明确地流露了这种个性化的创作取向。这种取向体现在作品中，就是作品格调的深沉和典雅，找不出一丝一毫的浮华和哗众取宠。这些随笔和相随图片的诗意化的解词，就是他这种创作取向的延伸，与入集的摄影作品密不可分，一如月色之于苍山，和风之于柳林，烛光之于帘影，让人的官感得到享受并产生无尽的遐想。
艺术实践者思想情趣的最直接真实的体现就是作品，读者解读作品自会见仁见智。无需笔者对具体作品赘言，写这小文，旨在表达笔者捧读文中君作品集时的感奋及对他的祝贺。是为序。
山肌水骨的人文膜拜
拿到建青的《玉树临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书名太美了，因为玉树临风给人们营造了一种意境，体现了一种理念，这个意境和理念有一种很强的文化艺术张力和古典人文情怀，好像在看很古典的中国画，神形兼具、新意扑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玉树临风》既体现着祁建青先生作品的精神品格，又体现着作者本人的人文品质，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名取的特别棒。
只要系统地读了祁建青的作品，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无论他涉猎的生活面怎么广，调动的情绪怎么丰富，运用的写法怎么娴熟，但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忆与思考，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注入对生活乃至生存的思考，甚至有种哲学层面上的思考。他的作品的基调是深沉的、厚重的，这是大家公认的，作品的色调也是大色调。他的《生土建筑的风景》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沧桑大色度”，阅读后给人一种很苍凉的神秘感，也就是说，建青有很深的忧患意识。这样的文心，要求他必须大眼光审视生活，用大气度关照生命，用大胆识剖析社会。看得出他是天人合一这种理念最执著的信仰者和最虔诚的诠释者。难怪他一见到大山、莽野、长河、巨川就来情绪，就文思澎湃。他对自然宗教，以及由此派生的种种生存理念和生存现象心生敬畏。建青是在跪着说话，跪着展示自己的心态，甚至有着宿命的倾向。前不久，我无意中翻阅了一篇创作谈，仡佬族作家赵建平在谈到他的创作体会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实说一个作家写什么内容的东西是一个命运，而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作品，那简直就是一个因果决定，有着浓烈的宿命色彩。”在建青作品中我们也时不时地感受着这种因果关系衬托出的宿命色彩，不妨引用他作品中的一些语言：“无论我们需求不需求，一个预定的目标已经遥遥摆置在我们路途的前头”；“鹰是神圣的飞禽，亵渎伤害到神圣必然受到惩罚。”类似这样的感想、感悟、感念，在建青的文章里随处可见。 我前面说了，《玉树临风》给我们营造的意境，是富有艺术张力的。它体现的是一种崇高的人文气质，清峻的创作风格。孤独而高贵、清新又冷峻，其实也是每个文化人追求的境界。祁建青的创作，印证了他追求大气、排除平庸的艺术风格。他的《面对高贵》中有这样两句话：“一个高贵的诗人都会有纯粹的自信和警觉，但他们的高贵在于内质而不在于其他方面。”“老实说，我也许一辈子也达不到，可我不会动摇我对高贵的崇敬和信仰。”在建青眼里，大自然是高贵的，一切生命是高贵的，粮食、狐狸、鹰所有这些生灵都是高贵的，包括高原大陆的雪，也是高贵的。难怪他接触这些题材，文思就洋洋洒洒有收不住的狂放恣肆。
建青不缺乏生活，不缺乏激情，也不缺乏思想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如果在今后的创作中，在感性和理性的把握上多倾向于感性，适当地收敛理性上的铺排，他的创作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樊继良速写
一股松节油和颜料混合的浓重气味，在进门时直冲鼻息，我估计樊继良正在作画。果然，他从画室出来打招呼，手里拿着调色刀。一幅色彩浓重对比强烈的油画立在画架上面：紫褐色的寺院屋顶，镏金的吉祥饰，高杆上五色幡旗低垂，屋顶后面一座如意塔白色夺目，再后面是山峦和云彩。自然，画室里还有别的画作：四幅贴在壁柜门扇上的国画，用另一种艺术语言向来人讲解着高原的四季美景，惹人注目良久不忍走开。另有幅水墨淡彩人物图像，画面上的樊继良垂臂直立，神态稚真似有几分腼腆，不似樊继良又酷似樊继良。这是他在中央美院油画系进修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中，微有醉意的国画系教授武艺的现场即兴画作。挂在画室，自有一番意趣。
以樊继良的话说，这是与我第二次握手。与他第一次相识，是半月前一次友人聚餐。当时的印象，与那些长发披肩衣着怪异的艺术家（常有人以此标榜个性和艺术家风范）相比，樊继良更像一个刚从车间出来的工人，朴实无华。更令人感慨的是，他历经一次重大车祸，昏迷多日重新获得了生命。似乎可以说，是青睐他的艺术之神打败了盲目的死神。
樊继良拥有三室两厅的优越居住条件（一百平米）。宽敞明亮的客厅里陈设别致而考究。朱乃正、钟锡九的墨宝外，悬壁的全是他自己的大幅油画和国画。在众多青花瓷瓶和小巧工艺品的映衬下，有几样东西显得分外古朴，它们是挂在壁上的两副手工刺绣的枕头和几个手工香张挂，是为了记住母亲辛劳又伟大的一生。值得欣慰的是他母亲仍健在，就在他的侍奉下安度晚年，八十有一齿不缺耳不聋。难怪樊继良的处世原则是先做人后做事，也难怪他始终有一个沉稳的创作心态。
仔细观赏樊继良几十幅作品的真迹和照片，不得不承认，他在绘画上的成就和造诣远比他眼下的声名大得多。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是文化人古来命运和处境的绝妙写照。花香不被墙内人认同，是历史痼疾，怨不得谁。但有个事实却难以否定，自己掏钱十二万买下漂亮的居所，不是人人可为。樊继良买房的部分钱，是在外地卖画挣来的，有那么多国外及大省市的人乐意掏钱买他的画作，说明了什么？不就是他的画好嘛!面对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樊继良充分发挥特有的才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的同时又保持了艺术家不为金钱低眉，不被世俗淹没的独立人格，难能可贵。
樊继良主攻油画，追求凝重而流畅的画风，色彩对比强烈，具有强劲的视觉冲击力。对国画也别有情致，看他那些色彩清新构图别致的国画作品，就会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艺术思想和主张不同凡响。“有的画给人的印象全是精巧的技术痕迹，却不见画家本人的思考和艺术主张。而高明的画作，乍看似乎稚拙无序，但有着强烈的艺术个性和思想冲击力。”樊继良的这种观点，始终主导着他的创作：不求奇异却要出新。他打破人们传统的视觉习惯，在清新明快优雅的荷花图上泼洒无序又凝重的墨渍，用来强化“出污泥而不染”的艺术构想。这种创意是否明智姑且不论，但这种敢于冲破传统樊篱的胆识，却是一个有进取心的画家必备的心理素质。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妙
借杜甫诗句并改“小”为“妙”，是为说画。说山水画。说青海李忠盛的山水画。
妙，词典中这样诠释：1：好；美妙；妙品，妙境，妙不可言。2、神奇；巧妙；奥妙；妙手回春，妙趣横生……以笔者见，妙字有更高一层寓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非禅不可抵达的境界。
传统山水画讲求高远空灵，惯用勾勒皴擦晕染等水墨丹青诸多技法，每个习画并追求成就者，无不沿袭这个套路。这是前人心血意趣的结晶，后来者尊为圭臬亦步亦趋理所必然。能否超越、突破、形成独特，在于造化更在于境界。
李忠盛用自已的艺术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2009年，作为青海省城资历最久、规格最高的4星级涉外宾馆，青海宾馆为适应打造夏都旅游品牌的时代需求，对宾馆软硬件做一次上档次上规模的更新。宾馆管理层经过筛选，选中西宁画院画家李忠盛为宾馆十多个厅堂绘制大幅山水画作。这无疑是时代选中了李忠盛。李忠盛之所以能得到这样的机遇，也因为他的先验。俗话说得好，上帝青睐有准备的人。
李忠盛喜欢在大纸上作画。六尺，八尺，感觉才能容得下他心中沟豁，才能令他或者催使他大胆用笔勇敢泼墨肆意着彩。这种习画倾向让他无意中培养出一种气度和胆识。练就了高远深阔的空间感觉，纵横里外的自由手笔。当他面对更大的纸张，更长更宽的作画空间，在日常习画作画中无意识培养起的气度胆识，空间感觉，纵横手笔，成了别人难以与他比肩的独门法宝。也就是这些一幅比一幅大，一幅比一幅长的山水画作，充分体现出李忠盛绘画上的深厚功力和创新能力，让李忠盛在短短几年中得到了骄人的成就。
青海宾馆贵客厅，是下榻贵宾餐前会后小憩的厅堂。无论政坛高官，外交使臣，还是商业领军或者文坛精英，在走进厅门的瞬间，都会被迎门正墙上的大幅山水画作所吸引，感受到强劲的艺术冲击力。无论他们懂不懂中国传统山水画作，挂在正墙上的大幅山水画作《昆仑揽胜》，都会让他们凝神屏息注目而视，从中感受到一种前所没有的审美愉悦。这些走南闯北视野开阔心高气傲的时代骄子，被一种耳目一新的绘画语言所折服，不得不肃目以视，静心品赏。在这幅画上，懂画的人看到了中国山水画的气脉神韵；不懂画的，感受到一种极具现代气息的艺术张力。画面上被朝霞染红的远山，被白雪覆盖的峻岭，被严寒抖搂的郁郁松柏，被罡风撩动的猎猎经幡……都在无声地传达着青藏高原独有的万千气象和自然魅力。让这些首次或多次来到青海，试图了解青海而实际上只会浮光掠影的匆匆过客，比较直观地体悟到“大美青海”这个时尚强音的地域特质和精神内涵。当然，这幅画作真正取胜的，是一个画家用他娴熟的艺术笔触，精巧的艺术构思以及高深的艺术追想组合出的独到又新颖的艺术语言。这种艺术语言从合理的空间布局，和谐的色彩搭配，传神的细节设置中体现出来。他把大自然自身也难以把握的性格秉赋，用出奇的构思和笔触巧妙地固定下来，让重叠的群峰在疏朗中各显峻拔，让绚烂的岚气霞光虚中见实，让云的飘逸叠加出虚幻的厚重，让高岭深谷的松柏产生和谐的呼应，让镇山的亘古白雪在轻盈的纯净中透出坚实....... 难怪李忠盛的大幅山水画作受到青睐和追捧，难怪贵州博雅苑艺术馆收藏了他的《昆仑颂》（18米×1.3米），难怪2010年“广州中国风格时代丹青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展出了他的《天路》（1.8米×1.8米）。这无一不说明李忠盛画作已经达到的水准。比如《天路》，是青海省文化厅选送，组委会在全国各省选送的7千件作品中选拔的3百件作品之一（展出作品300幅。国画、油画、板画各100件），是唯一一幅青海山水画作。这次画展与亚运会同年在广州举办,足见它的规格档次。李忠盛的《天路》参展并获优秀作品奖,是众望所归，也是天道酬勤的最好诠释。
当然，勤奋只是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但不是主要条件，一个墨守陈规缺少创新意识的画家，无论怎样勤奋也成不了大手笔。大手笔取决于大眼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而这些又取决于画家的悟性。
悟，辞典上这样诠释：了解；领会；觉醒；悟道：领会道理或哲理。
李忠盛的悟性如何？只要读读他的画斋随想，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他说：虽然青海没有形成完整的绘画体系，但有鲜明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雪域山水，大漠古道，野水白烟，牦牛鹰隼，苍松翠柏，恢宏博大气象万千……
他说：各地画家都在艺术创作上觉醒，挖掘本地熟悉的创作资塬，我必须热爱青海，才能倾注自己的心血；只有热爱才能有所作为，才能把情感融入作品中。
他说：作为一名专业画家，要不同于业余画家。不是说感觉有多么优越，而是在技法、技巧探索上要向深度广度研究。
他说：如果你的作品已经具备了某些程式化，那么标志着你已经有了成熟的、相对稳定的艺术语言，然而又容易滑落进公式化、千篇一律的“泥潭”。
他说：要走进大自然中细心体味，以自然为师，努力领悟“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涵。
他说：艺术的减法很重要。减法是一种高境界，要尽量做到简约，才能体现自然。
他说：造型虽然是绘画基础，但造型最终只是一种表面东西，过于追求造型，就容易忘了艺术之大美。应重在格调，境界。创作时施展自己感情于“理想之国”。
他说：临摹前人优秀作品，学习前人对自然万物所做的关照。写生是对临摹的检验，然后化入自己的创作。这是学习规律，没有前面就没有后面。前面是“遵纪守法”，后面就是“违法乱纪”，到最后是“知法犯法”。遵纪守法是尊重艺术规律，违法乱纪是打破前人约束，知法犯法是艺术创新。
他说：西部闭塞，相对内地感受不到艺坛的热闹，没有太多的诱惑，但封闭中有“虚静”，少了浮躁。
好一个虚静！这个佛经名词从李忠盛口中说出，足见他的悟性已接近禅意。这一连串的他说，是他整个艺术实践的思想结晶。无论是借用他人还是出自自身思考，这些思想结晶与他的艺术实践同步并烛照着他的前进步伐，让他步出俗念进入妙境。
如今，李忠盛被朋友同道誉为青海山水画领域的“当红小生”。他不再得意于作品参加了什么什么展览，不在欣慰于作品收入什么什么画册。他在“虚静”地品尝绘画给于他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天籁妙趣，并在品尝享受中频频提醒自己：艺无止境，必须在妙境中寻觅探访更高的妙意，让青海山水画品质在“大美青海”这个时代强音中永葆大手笔风范。
第六辑 书林寻步
以不变应万变
——答《西海都市报》记者问
记者：读者公认你是一个勤奋的作家。处身大变革时代，你对文学却一往情深，你采用什么方式来“保护”自己？
陈元魁：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
记者：能否说得具体一点？
陈元魁：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我有老主意》，表述过我的这个处世信条。在这里，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指作文：作家应该有自己的文学主见，把握好自己的创作方向，不能追风潮、赶山头，今天这个主义，明天那个流派，左顾右盼，朝秦暮楚，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文学投机者，不会有什么大出息。其二指做人：世态多变，人心多变，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尊严，没有自己的人格，凡事看别人脸色、甘愿被人牵着鼻子，被世俗摆布，到头来不过是个附膻逐臭、随波逐流的庸人。
记者：你的文学主见是什么？
陈元魁：文学不是虎皮，不是大旗，可以披挂起来唬人。文学是操守和良知的反映，是神圣的。虽然眼下被冷落、被亵渎，但我坚信，当人们“酒足饭饱”，发现吃喝玩乐依然乏味，发现灵魂仍旧十分苍白、精神需要充实和抚慰的时候，文学还会重放光彩。这个世上不乏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人，作家应自持，莫写违心的应景文章。这个世上也不乏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作家应自重，莫要挤进去凑这种热闹。作家应该是利剑、显微镜，而不是粉饼和眉笔。
记者：你的散文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同时，你又写了不少小说。散文与小说之间，你更喜欢什么？
陈元魁：都是文学体裁，没有轻重好恶之分。写什么，怎么写，由题材而定。有些题材宜写散文，如一片柳叶不能拿去作剑；有的题材宜写小说，又如一江怒水不能用来浣纱。无论小说散文，我都想输入一种思考，让它有点厚度和重量。惭愧的是我一直没能写出让自己十分满意的作品。
记者：你的长篇小说《麒麟河》第一卷的部分章节在省内几家报刊选发后，引起了读者的很大兴趣，读者们企盼它尽快出版，能否谈谈它的创作进程？
陈元魁：《麒麟河》是我为自己的创作确立的最高目标，已经苦苦地攀登了四年。一二卷已经定稿，三卷即将杀青，现在还很难确定它的价值。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麒麟河》的创作过程，让我无意中经受了一次考验（写作技能与生活积累两方面），并进一步认识了自己，增强了成功的信心。
《麒麟河》作者告读者书
甲申年阴历二月下旬，回暖的天候把仲春的润泽注入了人们肺腑，让人感觉今年是个风调雨顺的年份，心里暗暗地涌动着一种喜悦的向往。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一个着装整齐的中年人来我“打工”的办公室访问我。
让我惊讶并激动的，是他拿着一本装订成册的作品集，翡翠绿的封面上印着黑体的“麒麟河”三个字，下面是仿宋体的“陈元魁”。他说《雪莲》编辑部给他说了我现在的工作单位。 他显得激动，大约是见了《麒麟河）作者的缘故，毕恭毕敬的，再三礼让才小心翼翼坐在我办公桌一侧。
他说明来意，是想要我未及连载的《麒麟河》手稿先睹为快。
西宁市文联主办的《雪莲》杂志从2000年底创刊号开始连载我的长篇小说《麒麟河》，已经出了二十期。前十八期每期登载三四章。去年六期和今年一期各登了一章，而且把版本改小了。他说他们单位的好几个同事都急切等待。《麒麟河》单行本，问我怎么还不出版。又说版本改了，只好把前十九期登载的《麒麟河》内容集中装订一册，便于传阅。大家急于想了解小说后来的故事情节，托他前来，问能否把第3卷未及登载的那部分让他们先看？
这种当面提出请求，或通过编辑部向我索要手稿的事已经好多次了，我的态度很明确：手稿是不能给人拿走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觉得把没发表的手稿拿给人传看，总有点不放心，虽然我知道读者的请求是真诚的。
这种时候，我就冲动起来，想尽快把《麒麟河》的单行本出版出来。但这种念头随着我冲动后的冷静，也淡薄下去。创作《麒麟河》是我的大工程，写完出版，是不能太随意的，有些因素我必须考虑到。
《雪莲》杂志，文革前是我省一个有影响的文学季刊，有一支高水准的编辑队伍。文革后期停刊，一停就是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西宁，提出一个建设大西宁的设想，大西宁不仅经济发达，文化建设也得同步提升。是这种有眼光的设想和动机，促成了《雪莲》的恢复。2000年秋，一个下雨的日子，市文联、市作协把省上十几个作家请到植物园，先说明《雪莲》恢复的意图和办刊宗旨，而后约稿，请大家支持《雪莲》。我当即表示把已完成的长篇《麒麟河》交给他们选发，选多选少由编辑部敲定。我当时不敢奢望连载。省上有限的几种文学和非文学的期刊，从来没有连载长篇小说的记录，何况是一部近百万字的巨著。
孰料，《雪莲》编辑部做了一个大气度的拍板：连载《麒麟河》。创刊号首发式上，放在《西宁演义》栏目，头条位置的《麒麟河》一二章与读者见面了。出版社的班果君向我祝贺，说《麒麟河》是《雪莲》的开山之作。
据说，《雪莲》看中《麒麟河》决定连载后，有人对麒麟两个字质疑。是编辑部的同仁们找来了过硬的史料，力排众议，把《麒麟河》奉献给了读者。
其实，这种质疑在《麒麟河》没完成前就有了。1996年我写完第一卷，把个别章节拿出来在省内报刊上发表，旨在听听读者的反映。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朋友给我提醒道：麒麟两个字可能会引发一些读者的质疑，为了它的生存，最好把名字改一下。我当即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麒麟是汉文化中又一个类似龙的图腾，它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是我作品的主体之意；其意向贯穿全篇，牵一发动全身，改掉麒麟二字就意味着推倒整部作品的思想脉络而重新架构。这是我无法接受也不能接受的，宁肯作品被曲解被搁浅，我也不会做这等傻事。
《雪莲》是双月刊，以一期登载三万字计，大约需要4至5年才能登载完毕，编辑部为《麒麟河》提供这么多的版面，我必须尊重和支持编辑部的编辑方略和思路，在《麒麟河》及全部登载完以前，我抱定主意不出单行本。
不急于出单行本另有一个原因，是我想在出版单行本之前尽量把《麒麟河》加工得更加丰满一点。这个念头产生于1997年我参加全国中年作家创作研讨会之中。参加该会我最突出的感想是：不能只满足于把《麟麟河》写出来，而要把它作为我创作路上一个高峰去攀登，力争把它写成一部若干年后也不会让人遗憾的作品。在《雪莲》连载的这几年中，我一直做着深加工，有些局部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增删。直到2003年年底完成了深加工，达到了至少让自己满意的程度。
这期间，不断有热心的读者把电话打到编辑部或直接找我。比较集中的意见就是催促我把单行本出版出来，以满足读者热切的阅读需求。
听到读者如此迫切的需求，我就有了出版单行本的冲动，但这种冲动很快就被我克制而平息。我明白市场的无情，我又缺乏实际的经济运作的能力和耐心。根本的是，我觉得我创作了这样一部作品，是对青海本土文化建设的一次贡献，是对青海广大读者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做到这一步已经够了，剩下的，应该由社会去做。为《麒麟河》作品讨论会撰写了发言稿的民族学院中文系主任马有义先生，是比较全面地阅读了《麒麟河》的文艺理论方面的专家学者。他在好几种场合对我说：“《麒麟河》的文化底蕴和史料价值，可以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媲美，某些方面超过了《白鹿原》。他说这样的一部作品迟早会被重视，别急于自费出版而委屈了它。”
我也相信早晚会有热心文化建设的智者为《麒麟河》做出表示。
也是剖腹产
——《陈元魁文集》后记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于是有了出书的冲动，托井石君联系，书稿得到银河出版社认可，进入操作。编校稿出来，每篇散文小说后有些空白地方。收进文集的这些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都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发表的，现在读来，所描述的故事情节与生活氛围与眼下的生活有了隔离感。注明发表的刊物日期，有助读者认识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无奈家里收存的刊物大多散失了。给井石君拨通电话，随后去了他家。井石君先后在《瀚海潮》、《青海湖》担任常务副主编，收集了这两种刊物的大部分合订本，他把一大摞砖头厚的硬皮合订本从书房搬出来，放在客厅沙发上由我翻查。我一本一本翻看每期的目录，看着翻着，有了些想法，接着产生了把这些想法记录下来的念头。
青海文学圈内，我是迟来者，在我用习作小心翼翼敲击文学殿堂厚重的大门，不断接到退稿的时候，有些人已经发表大块头的东西了。这些可以称为文友的人的名字，不时从刊物目录中出现，这些曾倾注热情于文苑的人们，有的投笔从政，有的下海经商，老一点的大多退休，少数已经作古，有几个比我年轻的，在当时省内文坛上已是头角峥嵘。单从刊物目录上出现名字的频率，就知道他们是如何地勤奋，如何地具备才气。可惜其中大多数人至老至死没出过一本书。究其缘由，井石君认为是囿于观念，严肃纯粹的文艺作品被看做可有可无的东西，备受冷落。 想到这些，想出书的热忱就被一堆冰块围住了。不出又有点不甘心。谁不爱惜自己的孩子？尤其残疾孩子，更让父母痛惜。文人们隔三差五发表在刊物报纸上的作品，东一篇西一篇，不及时剪贴收集，极易散失，再找就费事了。出书，最实际的作用就是把这些零碎的篇什收集到一起。玛瑙珠也罢，珊瑚珠也罢，玻璃珠也罢，找一条结实的线串起来总比散放着牢靠，看上去算得上一件东西。有了这个前提，我把原本可以单出三册的书稿合起来出一本，首先是为了节省费用。
就我而言，凭着对生活的热爱和一腔才情写出来的这些成熟不成熟的作品，字字句句倾注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和生命的感悟。也体现了我对文学的痴迷执著。写作，为平息或宣泄心中激荡的文思文情。发表后，大部分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和好评。如今，要自己掏钱把它们装订成册，心里总是别别扭扭的。文人嘛，能把作品写出来，保持感情的真诚和旺盛的创作姿态就够了，剩下的应该由社会去做。可市场经济的格局已经在改变和扭转着这种可能，想想，还真是观念问题。中国文人，古来就自费刻印书稿著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艺繁荣，包括鲁迅在内的大文豪也都是自费出书，或办书社书店为自己为他人出版书籍。外国最典型的要算法国文豪巴尔扎克，为方便出版作品，投资办出版社，弄得债台高筑，毕生穷困。但谁又能无视巴尔扎克光华四射的艺术才情和思想境界？
如此想来，用什么书号倒成其次。“有肉的包子不在褶上”。金箔包裹的夹生饭与树皮包裹的宝石，孰轻孰重，读者自有定论。
汉文化中，把长期酝酿、一夕做成的事比做“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里，也经历过观念的变更。原来迫不得已才做的剖腹产，现在接受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剖腹产少受疼痛，母婴的安全系数大，不过多花点钱而已。想来，这出书一如“生产”，既然自然生产受限不如痛快剖出来。当然，免不掉的痛楚还是存在。原本，把书稿交给出版社，编辑，校对，付印前一系列操作由出版社包干，作者只等着领样书和稿酬。也许就是为了免除这些麻烦，文人潜意识里还是希望自己的书由出版社计划内出版。现在可好，编辑、校对，联系印装采用的版本纸张，封面和装帧设计等等都得作者过问甚或亲自操作，写文章的被市场规律牵着鼻子，真是勉为其难。可为了把书出得像模像样别枉费一番心情，还得硬着头皮做这些不屑于做也不习惯做的事，做来做去，倒也学了不少的东西。运作得好，还能赚出点钱来，也算是无奈中的得益吧。如此下去，文人会被市场磨砺得更加成熟，也会更加慎重，不再写过一篇东西就轻飘飘不知高低。
我这本文集，精选收集了《做尽秋声》出版后发表的随笔散文五十篇，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发表的短篇小说十九篇，另有一篇有分量的初次面世的长篇记叙文，近四十万字的校对稿，几天看下来，头眼昏花，但心里的喜悦是强烈的。我回顾了那些年自己的思想轨迹和感情历程，清晰地触摸了我过去的岁月和生命痕迹。这种心得和喜悦，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麒麟河》后记
长篇小说《麒麟河》终于出版。
身子后仰靠着圈椅，望着写字台上厚厚的一摞校稿，我松了一口气。似乎应该激动得心跳气粗，热泪纵横，但我没有。我设想，一个农民割倒一片黄熟的庄稼，坐在田埂上默默地抽烟喝茶，望着眼前的收获，心情大体上跟我此时此刻相同：平静而充实。
此刻我该做的是一次冷静的反思：把融入小说，随着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而喜怒哀乐的情绪从小说中抽出来，站在作者的位置，对整个创作过程进行一次客观的审视。
作为普通公民，生存在芸芸众生之中，我关注小人物的生活情状和命运。天长日久，我明确了这样一个真谛：小人物由于数量众多而成为生活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却不能主宰生活。好像真有一个至高无上神秘的力量操纵和限制着小人物，玩弄小人物于股掌之上，让他们像一粒草芥在生活的漩涡里激荡，沉浮，随波逐流，自生自灭。让他们背负着诸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等细节组成的沉重的生存链条，往复循环终生不得解脱。他们常常无端地受到伤害，尔后由他们自己舔净流血的伤口。尽管如此，他们依旧代代繁衍生生不息，用他们的平凡和无畏（也许是无知），承载着一个又一个坍塌后重新建造起来的社会大厦。是什么信念使他们面对没有尽头的艰辛苦难而坦然地活着？在怎样的条件下他们的这种生存状态能得以改善？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被尊重和认同？我想找到答案。或者说，想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一种解答。这，就是我热心文学创作最终创作《麒麟河》的动因。
起初，我的文学创作动因十分模糊，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愿望。我跟着感觉走，陆陆续续把一些单薄的感想和思考记录下来，有些可以独立成篇的作为小说或散文投寄报刊发表，虽然其中有些篇章赢得了读者的好评，似乎可以证明我是个作家，但内心并没有知足。我不过凭借一些轻浅的兴致从一棵千年的古树上摘取一点新枝，做成一支柳笛，以一知半解的乐理吹出了几支聊以自慰的小曲。我推想着这棵古树的根系，在我目光难及的那个世界里会伸得多远，扎得多深。轻的东西早晚会从这棵树的枝梢飘走，重的东西才会留下来深入它的根系。事实上，此前十几年的文学创作，是为我后来的长篇创作进行技术演练、思想淘洗和感情沉淀，虽然它是不自觉的。
1996年，省作家协会举办长篇小说创作文学院，客观上给我机会和动力，把创作长篇的愿望转化为行动。我尝试着写出了第一卷。说尝试，是因为我吃不准，惯使水果刀的双手能否把春秋大刀舞得像模像样。因为是尝试，没有什么压力，不抱什么奢望，我写得很顺手很轻松。拿别的作家的话来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尔后又抱着试探的心理把第一卷的大部分章节投寄省内报刊发表，旨在从读者方面得到些反馈：井位找得准不准？掘井的方法对不对？如此深掘下去，能否出水？甜水还是苦水？清水还是泥浆？
作品发表后的反响令我振奋，增强了我继续写下去的信心。可以说，我的第一步没有走偏。从此，创作《麒麟河》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事。有那么多人喜欢《麒麟河》，了解我的创作动态，询问创作进度；有那么一段日子，几乎每天有人要提起《麒麟河》。于我，这样的关注无疑是最有效的动力，最强劲的鞭策。作为回报，我必须给关注我和喜欢《麒麟河》的读者一个满意的交待。 1997年，为了肯定我创作《麒麟河》的宏愿和作品发表后的好的势头，省作协推荐我参加全国中年作家创作座谈会。面对驰骋我国文坛的那些宿将和精英，我感受到的只有空前的压力。他们像山峰一样林立在我的周围，在他们前面，又林立着更峻拔伟岸的山峰。这众多的文学高峰，我只能毕生仰视而不可跨越。可我既不能也不该老在这些高峰的夹缝中爬行，我必须树立自己的高度。如果说此前我只想把《麒麟河》尽快写出来，那么开完中创会我确立了这样一个信念：倾我全副的精力和积累，花费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努力把《麒麟河》写好，再好一点!更好一点!
面对自己的挑战，我从容而又义无反顾地向我心目中的高度攀登，足足攀登了八年。
如今，这部八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即将付梓。我平静，是因为八年来在尘嚣的包围下潜心创作，修改，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浮躁，努力保持心态的和平宁静，不为世俗所动，不为荣辱所摧，这种修持让我已经习惯了克制和沉默。
我充实，是因为八年来我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在别人用来看电视、打麻将、喝烧酒、吹牛皮、发牢骚的所有闲余时间里，老老实实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八年，是社会空前大变革的阶段，文学因之而坠入迷谷，很多文学爱好者丧失了目标，丢失了重心，左顾右盼无所适从。而我没有彷徨，没有艾怨，没有想入非非，我一如既往地珍惜生命，一如既往地热爱养育我的这片厚土，热爱与我同呼吸共命运的广大父老乡亲。专心致志为人们构建一座赖以寄托乡思乡情的精神庭院，我的心灵也因此找到了安妥的栖息地。
作品完成后，第一个目标是为《麒麟河》寻找“婆家”。市场经济，经济利益的驱动，属严肃文学的《麒麟河》闹不好要遭冷眼。为此，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等它三年五载或者更长的时间，直到《麒麟河》被社会接受和认可。事实是，这种时机比我推想的来得快。《雪莲》编辑部先辟出大量版面连载《麒麟河》，接着应读者请求，扶助作者把《麒麟河》单行本奉献给读者。市委宣传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此，我向市委宣传部、西宁市文联和《雪莲》编辑部，向方标先生、刘会彬先生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敬意。
作为作者，我对《麒麟河》所反映的那个历史时代，那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情状以及他们的心理演变轨迹，我有着个人的理解和思考，并且尽量不露痕迹地把我的这种理解和思考贯注在整个作品中，作品就是我的心声，相信读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麒麟河》涉及的生活面广、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在结构布局、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语言运用上很难把握得合情合理，缺陷一定不少，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民生街》作者的两点说明
1、关于爬楼梯
这只是作为比喻。一座四十层的高层住宅楼停电了，最高一层的住户主人正好为犯了心脏病的母亲下楼买药。为及时给病人服药，他决定爬楼梯回家。一阶一阶一层一层爬上四十层高楼，情形可想而知。如果把这个现象作为文学材料，我相信，大部分写作者都会把家里病人的生命安危作为悬念，把买药者的爬楼过程作为叙述主体。由于是高层住宅楼，不可能从第一阶开始一层一层地描写他的爬楼经过。通常的写法是：先把十层以下作为一个书写单元。这是因为，爬楼者的情绪和体能在开头的十层中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第二个单元也是十层，爬这十层，爬楼者已经是腰酸腿困气喘吁吁了，因了家里急待服药的病人，他得咬牙坚持。第三个单元不会是十层而是五层了，这时候的爬楼者要迫不得已坐在楼梯上喘息歇气，恢复一下体力，仅管心里牵着家里病人恨不能飞上四十层，可剩余的楼层还得一阶一阶往上爬，于是心里就出现了种种起伏甚或是恼怨，恼恨电网的突然停电，恼恨自己怎么沉不住气选择了爬楼，进而恼悔当初在高层楼买下住宅时怎么没想到这一层。甚至要把怨气归结在病人身上，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这时候生病又他妈的碰上停电。以后的单元将会分得更细，会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描写他爬楼的狼狈相，以及心里越来越强烈的烦恼。直到爬上三十五六层觉得胜利在望，才认识到自己的精疲力竭换来了一次有意义的生存体验。
如果下楼买药的人住在四层而不是四十层，就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如果把住四层这个人也作为文学描写对象，写出他在停电后下楼买药的经过以及当时的心理活动，我认为难度要大于写四十层的那位先生。四十层给写作者提供了足够利用的时间空间，人在这足够的时间空间活动，自身的行为也会让形象丰满起来。而住四层的人就没有这种可以从容利用的时间空间，要让他的形象丰满，让他的行为方式心理活动也像四十层那位先生一样曲折真实可信，写作者就得采取另一种方式来叙述描写。四层三十六阶楼梯，有限的时间空间不允许在主人公身上产生四十层先生那样合乎生活规律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就得在这四层的空间内设计更多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的矛盾来强化突显主人公的行动和心理活动。由于停电，也由于四周高层楼房的遮蔽，楼道里光线昏暗，四层先生在第一个台阶就踩上了香蕉皮而摔倒，手里药瓶也被摔丢，起来忍着疼痛摸寻药瓶，却摸上了一块狗屎……诸如此类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细节越多，就越能体现四层先生爬楼的不易，由于这些众多的细节情节集中在四层有限的时间空间内，看上去会显得密集和零碎。其实这是为了刻画四层先生而着意安排的。话说到这里诸位已经明白。《麒麟河》四十年的时间跨度，《民生街》四年的时间跨度，两者怎能同日而语？当然，无论四层先生还是四十层先生，作为作品中人物，他所肩负的作者对生活的见解和发现，并不仅仅停留或局限在爬楼梯上，而是从中抽象出一些形而上的思索，比如现代文明在给人类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又给人类派生出很多麻烦。这已经由实践多方面做出了证明或者提出了质疑，这应该就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忧患意识和文化使命吧。
2、关于刘方
刘方是作为线索人物安排在《民生街》里，用他来串联大部分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我在这个人物身上用力不多，是因为在这个人物身上，赋于了我对文化形而上的思考和见解。书里有这样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情节:新到民生街的民警展望来到三印一砚斋，要求看刘方的三个印章，这三个印章分别是，朱文闲章承前启后，小篆名章刘方，白文别号章青山。我给这三枚印章赋予了三种文化符号或者是文化信息，刘方谐音流芳，意在文化是流芳百世的事物。青山寓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意在只要文化存在，历史便会延续。社会的脉络就不会中断，承前启后不说也了然。我把刘方作为线索人物自始至终贯穿全篇，其形而上的用意是让文化这个大而化之的东西贯穿全篇作为作品的支撑骨架，而后用形而下的具体的叙述和描写交待文化在市场经济强势下的尴尬处境。刘方由于保持文化人的传统情操而不屈就于金钱的强势，他写给田壮的春联由于不应和世俗的要求而少有人买，就是他文化品格的一次外露和这种外露势必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他过年还得穿着补修的旧皮鞋，有时没钱得赊帐吃饭。在民生街所有人的心目中，刘方是书法家，文化人，从而对他是尊重的信赖的。尤中生的父亲托靠他管理尤中生的日常费用就是实例。而刘方也有意无意地证明着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他给万花花扎制的纸楼房写对联，给田壮小饭馆送贺联，给田成业书写凤求凰横幅，给田成功丧事写挽联，就可以证明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有着适当的位置和作用。但这种作用在泛滥的物欲潮流中显得微不足道，可有可无，因而刘方时常要为卖不出作品几乎要断炊而苦恼，并不得已出卖收藏品和倒卖文物以维持生计。刘方在民生街的身份就如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刘方在民生街的生活处境，就如同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处境。这种形而上的寓意是我有意安排在刘方这个人物身上的。我写《民生街》，是从酒、色、财、气四方面着眼着笔设计人物的。在刘方身上，我用酒来彰显他的性情和他的生活，他爱酒却能把持分寸，他好花却不近女色，这正是传统文化人遵循的“兴酒不醉最为高，好色不乱称英豪”人文境界。我不把他写成一个嗜酒如命之徒，意在让我们的文化始终保持清醒，哪怕不被社会重视和看好，也要保持清醒。这样的形而上的寓意或者是象征，我同样安排在其他人物身上，比如由田成业突显色，由田成海突显财。由田健突显气.以人名来体现人类的美好意愿和向往，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民间尤其注重，高连升，金满堂，梁满仓，王家伟等等名子，包括《民生街》里的田耀祖，田寿，田成功，田壮，都反映出相应时代的文化心理。在文学作品中，利用人名这个文化符号体现写作者对生活和生命的形而上概括，是司空见惯的，最典型的要数《红楼梦》里的甄士隐和贾雨村。我在《民生街》中，也延用了这样的方法，比如尤中生，其含义是优越中出生的小孩。与尤中生出走的傅娇，含义是富裕就娇贵。名字体现人的一种无意识的良好愿望和美好憧憬，实际上与人本身的性格特点和命运并不搭界，甚至背道而驰，我发现并在作品中应用了这种反讽作用，比如孙雅萍，她的行为方式言谈举止除了低俗的市民市侩习气，哪有一点点优雅气息？这样的名字还有师德，高洁梅。决不能看作是文字游戏。如果读者在阅读《民生街》时能留意我在人物身上赋予的这些文化符号或者是文化信息，阅读的想象就会伸展，理解就会加深。 如果把串连全篇情节的刘方的全部活动视为作品的一条支撑结构的明线，那么，作品中我还设置了一条与明线对应的暗线，这条暗线由金钱组成，换句话说，就是用市场内容来组串。从第一章刘方买酒到最后一章刘方给擦鞋哑巴付钱，几乎每章里都围绕钱来安排情节，有借钱，有还钱，有田成功上市场采购过年的副食品，有孟慧上超市买处理商品，有刘方上早市买鲜花，有医院的医疗费用，有房屋拆迁购置新房的费用，有为利息被亲友唾骂的田成海，有为了自立自尊而“逼良为娼”的高洁梅，有为钱受骗最终走上不归路的田健，有为了没钱离婚又因为可以大把花钱而赢得了意中人芳心的田壮，有用钱杀灭灵堂讨账者邪气的伊承新……钱为轴心的情节几乎布遍整个作品，甚至把有些商品的市价一一交待清楚，包括皮肉生意的市价。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起到“立此存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互为表里、一明一暗两条线的互相印证、对比、反衬，最大程度地反映出现实的时代特色。这特色就是:文化是社会的灵魂，但在现阶段，这灵魂显得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而金钱成了挤兑文化的强劲社会力，取代文化成了新的社会灵魂，主宰着一切社会活动，左右甚至戏弄着人们的情感、行为乃至思想，让人性发生扭曲和变异。
我们常说看热闹不如看门道。今天在坐诸位可以说都是会看门道的专家学者，如果能把作者倾注于作品中的这些“良苦用心”看出十之八九，给《民生街》的读者，也即那些看热闹的做出深入浅出的阅读指南，是作者最大的欣慰。
《民生街》后记
2000年《雪莲》复刊，决定全文连载《麒麟河》时，我还没有出书的冲动。一则，然没有明确约定连十载期间不得出版《麒麟河》单行本，免得杂志订销受到影响，但全文连载也就意味着作品公开发表面世，出不出单行本，不是什么必需的事。二则，对于写作者，创作的意义在于过程而非结局。出书，最大的作用在于对某一阶段的创作做一次总结式定型。出书与否，并不影响作品的潜在价值。于我，《麒麟河》定稿发表，已经成为过去，我不能也不该总把心思泡在成功的喜悦中而放弃“更上一层楼”，我得有新的作为。三则，出了几本小说、散文的小册子，尝够了文人出书的尴尬滋味。一想到再出书尤其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就要头疼。于是说服自己打消出书的念想，或者等待最佳时机。这样，被文学创作充实的心灵就出现了空洞。已经在长期创作中形成的心理惯性被阻碍，觉得生活失去了目标和意义，轻松但平庸得实在难耐。由于等待和适应《麒麟河》漫长的连载而变得松弛和庸懒的感觉，便在这种无为的生活中骚动起来。这种骚动来自一种无法自觉掌控的外力，好像有一种力量向我发送着某种信号，在迫切地追问我的思想，等待我的回应。这是每一次创作前必然出现的一种心理感应。这次出现得这么持久，这么强烈，让我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梳理这些情绪骚动和心理感应。努力把它变成下一次创作的动力和集渠道，让我又一次饱满起来的激情得到抚慰和宣泄。这期间，《麒麟河》单行本出版发行，得到各阶层读者好评，鼓动了我创作的热情。特别是这些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已经明显地体现在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丰裕的物质保障，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发生了令人鼓舞的变化。大部分市民的生活境况从本能低级的寻求温饱向自主意识觉醒的层面转化。被挤压，被冷冻，被封闭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抚慰，张扬，充实，人性也受到了承认和尊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生存条件下，人的自主意识觉醒，追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就成了一种必然，这中间，最主要也是最值得肯定的是，人们懂得了自己去把握生活，把握生存的权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而非听天由命。人们在吃好，喝好，穿好，玩好，尽情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独立人格，追求和突显做人的价值和意义。这是由物质文明带来的一次精神文明的升华和建立，这是人类进步的一种体现，也是人类成熟的一种体现.但这种进步与体现，是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中完成的，甚式或是以丢弃美德，世风奢靡为代价，也就是说，人必须正视和解决自身与社会的矛盾、个性与社会规范的矛盾。人性与道德规范的矛盾、私欲与公德的矛盾。平衡和化解这些人本位与社会形态的矛盾，是一个长期的、隐密的、痛苦的过程，也是透析和解剖人性的过程。有了这一系列的感性认识，我的情绪骚动就成了明确的创作动机，进而形成了创作《民生街》的意向，并把它作为《麒麟河》姊妹篇结构谋篇，设置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使两部作品在艺术风格上保持统一，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上彼此印证和延伸，故事情节上有着大反差的对比。
《民生街》，2003年十月起草，2006年十二月杀青，历时三年。定稿后，在哪儿出书？用什么方式出？甚至是出还是不出？又成为我面临的一个难题。让我在犹豫彷徨中虚耗去一年光阴。这样的犹豫徨彷会损害一个人对文学和创作的热情。文人的清高和愤世嫉俗，往往在这个阶段受到挑战和戏弄。创作可以愉悦精神，抚慰心灵，振奋情绪，出书似却有可能叫你高昂的激情因多种阻力而下坠，气馁而失望。出书乎可以证明点什么;不出，也好像妨碍不了什么。文人的热情和自信，在体制的潜规则和市场的法则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人生就这样滑稽和无奈，如同乐于在高空翱翔的苍鹰为了捕得一只老鼠不得不俯冲到地面。在这种境况下，文人希望的，就如老百姓所说:遇到贵人。古人说得好：“得人轻着力使便是转身时。”
青海金麒麟文化传媒公司的李颖女士出身在耕读世家，传统的诗礼热情积淀在她的血脉气质中，一往情深地崇尚文化艺术。作为民营企业领班人，她低调处世，只认准光辉的文化前景而不为世俗的功利所动，默默地处身闹市一隅，为社会大厦的文化幕墙增色添彩。在《民生街》是否面世的两难境地，她鼎力相助，排解了作者的顾虑，振奋了作者的信念。还有地矿印刷厂的张启元先生，在没收到一文预支款的前提下，精心策划运筹书籍的装帧印制等全套工作，助长了作者出精品书的信心。可以说，他俩就是作者得遇的贵人。说他们贵，贵在在浅俗的娱乐文化泛滥中对严肃文化持有清醒的信任和理解；贵在作者需要有效支持时不计功利“雪里送炭”，贵在能够高瞻远瞩为地方文化建树倾注一己之力。我相信，随着《民生街》出版后在读者中的传播，他们给予《民生街》的支持以及他们的文化情操气度，将深入广大读者心中，与《民生街》共存。 需要强调的是，对我的文学创作以及《民生街》的出版发行，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家协会、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给予了热情关注和支持，在此一并致以由衷的谢意。
《民生街》 获奖感言
去年国庆节，《麒麟河》获得“青海省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文艺评奖”的省政府奖。十一月份，《民生街》获得省级“五个一工程”奖。今天《民生街》又获得西宁市委、市政府颁发的“文化建设特殊贡献奖”。
多年来，对我的业余文学创作实践，特别是对《麒麟河》和《民生街》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推介、出版，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省作家协会，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以及《雪莲》编辑部，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给予了关注和有力的扶助，让我时刻感觉到时代对我的召唤和鞭策，同仁对我的信任和期待，使我保持创作的激情而不敢怠惰，今天借此机会，再次向你们表达我由衷的谢忱，我相信，随着这两部作品在读者中传播，你们的文化远见和情操，会深入读者心中，被时间记住。
《民生街》是继《麒麟河》后，向关注和喜爱我作品的读者交上的又一份答卷，也是我对自己文化热情和写作后劲的一次检验。这一份答卷和这次自我检验持续了三年。现在，社会和读者给《民生街》给予了出乎我期待的热情肯定和公正的评价。何以说出乎我的期待，是因为《民生街》面世后，其反响显然不比《麒麟河》强烈。读者和评论界都在沉默。似乎《民生街》有失他们的期望。作为作者，我冷静地保持对这部作品的自信。这部作品是写“当下”的。常言说：距离产生美。有空间时间距离，就会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审美效果。没有空间时间距离，就是“鱼在水中不知水”的审美盲区。只有等时间把读者和评论界拉出“当下”，才会让他们对《民生街》发生审美兴趣和评论热情。这类同于贾平凹的《废都》面世后的境遇。不同的是，《废都》在惊愕的沉默中，有些讨伐和诅咒的叫声。而《民生街》没有。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读者更加成熟，我们的社会更加理智的原故。我相信时间会给予《民生街》最终也最客观的评价。尽管这样，市委宣传部和省委宣传部把《民生街》当作我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选报全国“五个一工程”评选活动，无疑是对我文学创作实践的尊重和对我劳动成果的爱护。也是我省实践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一次具体体现。除了衷心感谢，我还要说三句话：一、作为一名地方文化传承者，我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二、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保持了精神信仰的虔诚和纯粹；三、作为一名湟水河畔的衣食子民，我对这片热土和哺育我的父老乡亲，保持着永久的感恩心和人文关怀。至于我的文学前景，我将继续努力，把“风流河湟”三部曲第三部《花儿怨》创作出来，向关注和支持我的领导、同仁、读者再献上一份厚礼，作为我的回报。
现将《花儿怨》（考虑到“花儿与少年”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将作品名目做了调换）的创作向诸位作做个简洁汇报：
《花儿怨》从2007年月12月9日开始动笔，至今已历时两年，已写出三十二章。全篇计划写三十五章，己接近完成。计划春节前杀青。再用一年或更长时间修改打磨，争取打磨成更成熟更厚重的精品力作。
《花儿怨》以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为时代背景，以河湟地区农耕文明为生活依托，以一位民间“花儿”歌手的成长为中心线索，以河湟“花儿”为结构筋络，艺术地再现了落后、封闭的河湟地区，各族民众在艰难困苦中寻求精神自由的生存轨迹和心灵历程。形象地描述了“花儿”这种文化形态，在农耕文明的沃土里孕育、萌生、成长、传播、成熟的历史必然和地域属性。在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的生活现实中，对于几乎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的河湟广大民众，口口相传的“花儿”，无疑是用来表达爱情，抒发向往，宣泄苦闷的一种工具。在我的作品中，把“花儿”当作一种与心灵同在的精神符号，而后设置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一场追求心灵自由的奋斗历程，用来烘托和强化“花儿”的情感色彩和文化价值。这是这部长篇与前两部长篇的不同之处。相信读者会从中看出我创作中的新的探索和追求。
谢谢大家。（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