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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这是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用简练通俗的语言对我军根本职能的概括。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
这里，毛泽东清晰地表达了人民解放军的首要任务。这一任务，把我军的根本职能聚焦在“战斗”上。
同时，考虑到新中国即将成立，我们就要进入和平建设环境，毛泽东以辩证的思维，接着又说了下面一段话：“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
至此，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以“战斗队”为核心，同时担负工作队、生产队等任务的思想有了完整的表述。自我军建军时起，就强调以“战斗队”为核心的三大任务，这是由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以及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以“打仗”为前提的三大任务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提出
军队首先要聚焦打仗，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却不仅仅只是打仗。这是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提出的建军思想。
1927年11月上旬，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主持前委会，决定利用湘桂军阀混战、茶陵敌人守备空虚之机，由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长陈浩率第一营和特务连去攻打茶陵。毛泽东因脚背被草鞋磨破溃烂，无法随军前去，但他要求部队在打下茶陵后，一定要发动群众，扩大农民武装，建立革命政权。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但是，部队在占领茶陵后的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每天的活动只是“三操两讲两点名”。由于陈浩是北伐战争时混进革命队伍的一个投机分子，打下茶陵后，他与副团长等便胡作非为起来。他们穿起豪绅们的长袍，住进高档公馆，吃喝玩乐，无所不为。虽然拼凑了一个所谓的“人民委员会”，除了县长是部队派来的，其他人员仍是旧的，派款派捐靠商会，土豪劣绅依旧在暗地里收租逼债，群众十分不满。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些情况，并对陈浩等人提出尖锐批评，但他们却置若罔闻。毛泽东接到宛希先的报告后立即回信，对陈浩等人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令其撤销严重脱离群众的所谓“人民委员会”，要他们改变做法，发动和组织群众，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农兵政府。根据毛泽东来信的精神，工农革命军在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帮助成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谭震林被选为主席。工农革命军还帮助茶陵组织了赤卫队。
12月下旬，湘军及地主武装反扑茶陵，工农革命军经激烈战斗后，退出茶陵縣城返回宁冈县砻市。在总结攻打茶陵战斗经验教训的大会上，毛泽东表扬了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同时也批评了部队在攻占茶陵后没有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等严重缺点。鉴于工农革命军这次茶陵作战中的教训，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毛泽东在会上还宣布前委决定：处决企图率部叛变投敌的陈浩等人，并任命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新的领导人。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毛泽东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等，这是他对人民军队学说的重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就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三大任务提出后，初创的人民军队无论在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还是在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都积极执行三大任务。
1928年1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后，即分兵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建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和赤卫队，成立中共遂川县委和苏维埃政府，极大地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不久，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为了纠正单纯军事观点，他着重指出：“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
随后，中共中央在九月来信中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三大任务的提法，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认为“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
同年12月，红四军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召开古田会议。毛泽东在为会议起草的决议中，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从理论上阐述了红军在打仗的同时，做群众工作以及建设革命政权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中要求，将对红军战士进行三大任务的教育，作为红军政治训练的重要内容。这样，毛泽东规定的红军的三大任务，就进一步明确为：一是打仗；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三是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后来，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曾一度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减成单纯的打仗一项，使红军和根据地建设遭到重大损失。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红军部队恢复和坚持了执行三大任务的传统，在艰苦作战的同时，积极宣传群众，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民族政策，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起到了“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
★打仗的任务重，三大任务也一个都不能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自抗日战争起，打仗的任务更加艰巨了，但人民军队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更加艰难，我军的三大任务就发展成为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
全国抗战开始后，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委会每月供给八路军40万元、新四军13万元法币的经费，这对于我军当时的实际人数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打破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与人民群众共渡难关，毛泽东为我军规定了参加生产的任务。
抗战進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冬和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军给予坚决回击。国民党以此为借口一度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1940年10月，国民党再次发动反共高潮，并完全停发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在此期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扫荡”，加上当时华北等抗日根据地发生严重灾荒，使我抗日根据地军民遇到了极大困难，部队的武器、弹药、粮食和经费都异常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的首要任务，依然是一切围绕“战斗队”开展。但三大任务一个也没有偏废。
1939年春，毛泽东为抗大学员开展生产运动题词：“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1940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依不同环境，不同部门，不同劳动条件，广泛开展生产运动。在部队中提出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的口号：“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怕任何困难，我们将以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物质困难，完成党的军事、政治任务。”
全军大生产运动的全面展开，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其他各根据地的部队做到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高兴地说：边区的军队，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三大任务的协同推进，也是为了保证战斗任务的顺利进行。这一点，毛泽东一语道破：“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毛泽东还说：“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
毛泽东的话，点明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无敌于天下”的原因。
八路军、新四军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宣传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了人民战争。八路军、新四军通过大生产运动，补充了部队供给，减轻了人民负担，克服了严重的财政和经济困难，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
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改称人民解放军。继续执行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三大任务。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我军迅速解放广大地区，并在新解放的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
根据接收和管理城市需要大批干部的新情况，毛泽东及时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1949年2月8日，他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提出：
“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和管理城市。”
“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如果松气，那就是错误的。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
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郑重而明确地提出军队的任务，将我军“打仗”的任务表述为“战斗队”，将“做群众工作”的任务称之为“工作队”，将从事生产的任务称之为“生产队”。由此，我军三大任务的发展就被概括为：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亦称为“三队”任务。此后，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中，派出大批干部和战士参加接收和管理城市、恢复生产、稳定秩序，赢得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按照一般社会分工，军队的根本职能是打仗。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军同时担负三大任务，这是由中国革命战争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毛泽东曾经在1945年4月27日写的《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文中，以军队担负生产任务为例作了这样的阐释：
“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Y——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
“因为我们采用了这种表面上‘落后的’‘倒退的’办法，而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这种历史意义，难道还不伟大吗？” 毛泽东关于我军执行三大任务，并非不分主次。“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强调我军必须始终牢记自己的根本职能。
★三大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和拓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仍然是一支战斗队，同时又承担着多项任务。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其中明确规定了人民军队的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即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和人民警察，是属于人民的武力。其任务为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同时也规定了以下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
12月5日，毛泽东在为军委起草的《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提出了战斗队与生产队并重的意见，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國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军的任务。经多次修订的我国现行宪法中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情况和宪法赋予我军的使命，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内陆剿匪、解放沿海岛屿和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
在和平建设时期，我军的首要任务，始终是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技术装备水平，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同时，我军也发扬了做群众工作和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支援社会公益事业，建立新型的军政、军民关系，继续担负生产队的任务，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开发边疆海岛，坚持农副业生产，增加了国家财富，改善了部队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我军要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决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
正是根据这样的历史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习近平特别强调指出：
“军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必须坚持一切建设和工作向能打胜仗聚焦。”
“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
在当今中国面临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复杂多变的新历史环境下，确保能打仗、打胜仗依然是人民军队的首要任务和根本职能。
这里，毛泽东清晰地表达了人民解放军的首要任务。这一任务，把我军的根本职能聚焦在“战斗”上。
同时，考虑到新中国即将成立，我们就要进入和平建设环境，毛泽东以辩证的思维，接着又说了下面一段话：“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
至此，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以“战斗队”为核心，同时担负工作队、生产队等任务的思想有了完整的表述。自我军建军时起，就强调以“战斗队”为核心的三大任务，这是由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以及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以“打仗”为前提的三大任务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提出
军队首先要聚焦打仗，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却不仅仅只是打仗。这是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提出的建军思想。
1927年11月上旬，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主持前委会，决定利用湘桂军阀混战、茶陵敌人守备空虚之机，由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长陈浩率第一营和特务连去攻打茶陵。毛泽东因脚背被草鞋磨破溃烂，无法随军前去，但他要求部队在打下茶陵后，一定要发动群众，扩大农民武装，建立革命政权。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但是，部队在占领茶陵后的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每天的活动只是“三操两讲两点名”。由于陈浩是北伐战争时混进革命队伍的一个投机分子，打下茶陵后，他与副团长等便胡作非为起来。他们穿起豪绅们的长袍，住进高档公馆，吃喝玩乐，无所不为。虽然拼凑了一个所谓的“人民委员会”，除了县长是部队派来的，其他人员仍是旧的，派款派捐靠商会，土豪劣绅依旧在暗地里收租逼债，群众十分不满。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些情况，并对陈浩等人提出尖锐批评，但他们却置若罔闻。毛泽东接到宛希先的报告后立即回信，对陈浩等人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令其撤销严重脱离群众的所谓“人民委员会”，要他们改变做法，发动和组织群众，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农兵政府。根据毛泽东来信的精神，工农革命军在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帮助成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谭震林被选为主席。工农革命军还帮助茶陵组织了赤卫队。
12月下旬，湘军及地主武装反扑茶陵，工农革命军经激烈战斗后，退出茶陵縣城返回宁冈县砻市。在总结攻打茶陵战斗经验教训的大会上，毛泽东表扬了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同时也批评了部队在攻占茶陵后没有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等严重缺点。鉴于工农革命军这次茶陵作战中的教训，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毛泽东在会上还宣布前委决定：处决企图率部叛变投敌的陈浩等人，并任命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新的领导人。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毛泽东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等，这是他对人民军队学说的重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就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三大任务提出后，初创的人民军队无论在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还是在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都积极执行三大任务。
1928年1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后，即分兵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建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和赤卫队，成立中共遂川县委和苏维埃政府，极大地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不久，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为了纠正单纯军事观点，他着重指出：“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
随后，中共中央在九月来信中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三大任务的提法，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认为“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
同年12月，红四军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召开古田会议。毛泽东在为会议起草的决议中，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从理论上阐述了红军在打仗的同时，做群众工作以及建设革命政权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中要求，将对红军战士进行三大任务的教育，作为红军政治训练的重要内容。这样，毛泽东规定的红军的三大任务，就进一步明确为：一是打仗；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三是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后来，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曾一度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减成单纯的打仗一项，使红军和根据地建设遭到重大损失。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红军部队恢复和坚持了执行三大任务的传统，在艰苦作战的同时，积极宣传群众，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民族政策，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起到了“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
★打仗的任务重，三大任务也一个都不能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自抗日战争起，打仗的任务更加艰巨了，但人民军队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更加艰难，我军的三大任务就发展成为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
全国抗战开始后，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委会每月供给八路军40万元、新四军13万元法币的经费，这对于我军当时的实际人数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打破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与人民群众共渡难关，毛泽东为我军规定了参加生产的任务。
抗战進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冬和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军给予坚决回击。国民党以此为借口一度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1940年10月，国民党再次发动反共高潮，并完全停发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在此期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扫荡”，加上当时华北等抗日根据地发生严重灾荒，使我抗日根据地军民遇到了极大困难，部队的武器、弹药、粮食和经费都异常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的首要任务，依然是一切围绕“战斗队”开展。但三大任务一个也没有偏废。
1939年春，毛泽东为抗大学员开展生产运动题词：“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1940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依不同环境，不同部门，不同劳动条件，广泛开展生产运动。在部队中提出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的口号：“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怕任何困难，我们将以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物质困难，完成党的军事、政治任务。”
全军大生产运动的全面展开，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其他各根据地的部队做到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高兴地说：边区的军队，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三大任务的协同推进，也是为了保证战斗任务的顺利进行。这一点，毛泽东一语道破：“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
毛泽东还说：“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
毛泽东的话，点明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无敌于天下”的原因。
八路军、新四军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宣传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了人民战争。八路军、新四军通过大生产运动，补充了部队供给，减轻了人民负担，克服了严重的财政和经济困难，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
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改称人民解放军。继续执行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三大任务。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我军迅速解放广大地区，并在新解放的地区建立了革命政权。
根据接收和管理城市需要大批干部的新情况，毛泽东及时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1949年2月8日，他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提出：
“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和管理城市。”
“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如果松气，那就是错误的。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
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郑重而明确地提出军队的任务，将我军“打仗”的任务表述为“战斗队”，将“做群众工作”的任务称之为“工作队”，将从事生产的任务称之为“生产队”。由此，我军三大任务的发展就被概括为：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亦称为“三队”任务。此后，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中，派出大批干部和战士参加接收和管理城市、恢复生产、稳定秩序，赢得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按照一般社会分工，军队的根本职能是打仗。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军同时担负三大任务，这是由中国革命战争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毛泽东曾经在1945年4月27日写的《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文中，以军队担负生产任务为例作了这样的阐释：
“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Y——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
“因为我们采用了这种表面上‘落后的’‘倒退的’办法，而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这种历史意义，难道还不伟大吗？” 毛泽东关于我军执行三大任务，并非不分主次。“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强调我军必须始终牢记自己的根本职能。
★三大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和拓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仍然是一支战斗队，同时又承担着多项任务。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其中明确规定了人民军队的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即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和人民警察，是属于人民的武力。其任务为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同时也规定了以下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
12月5日，毛泽东在为军委起草的《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提出了战斗队与生产队并重的意见，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國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军的任务。经多次修订的我国现行宪法中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情况和宪法赋予我军的使命，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内陆剿匪、解放沿海岛屿和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
在和平建设时期，我军的首要任务，始终是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技术装备水平，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同时，我军也发扬了做群众工作和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支援社会公益事业，建立新型的军政、军民关系，继续担负生产队的任务，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开发边疆海岛，坚持农副业生产，增加了国家财富，改善了部队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我军要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决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
正是根据这样的历史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习近平特别强调指出：
“军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必须坚持一切建设和工作向能打胜仗聚焦。”
“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
在当今中国面临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复杂多变的新历史环境下，确保能打仗、打胜仗依然是人民军队的首要任务和根本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