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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社会，政治领导人的上下更迭本来是一件自然的事。但最近韩国新总统李明博的上台和前总统卢武铉下台的言行不仅向本国人民，更向世界公众显示了这个已经步入正常民主政治轨道国家的清新、健康的民主风范，以及一个虽地盘狭小但未来却是大国和强国的风貌。
仆人与主人的关系
新总统李明博说：政府工作人员就是仆人，仆人理应比主人早起，而这个国家的主人就是人民。如果仆人比主人起得晚，那这名仆人就不合格了。如果政府官员打高尔夫，很有可能就证明他们工作不够努力。与此同时，媒体还及时公布了李明博的月薪，是1400多万韩元(加上2月25日之后5天时间的月薪247万韩元，合计为1647万韩元，约合12.2万人民币)。而前任总统卢武铉卸任后并没有留在首尔养老，而是回乡当农民，并且参与当地的环保工作，作为普通的清洁工清扫河流等。因为韩国法律规定，没有首尔户籍的公务员一律不得在首尔租买房屋，除非是获得“国家有功者”称号的人。
韩国新总统和前总统至少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现代民主政治的部分精髓：官员的权力是公众给予的、官员能上能下、官员的言行和生活受媒体和公众监督、政治透明等等。其实，韩国的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把历史颠倒的东西更正过来，把历史上美丽的口号和理想变成了社会现实。
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和学者早就提出过这种理念，例如孟子曾提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这种想法和理念在几千年的专制或威权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历代统治者都在偷换、掩饰和篡改一个基本的政治概念，把人民授予的权力说成是天授神权。而且，谁都知道，这是对人类迄今都还在崇尚的暴力、武力决定一切的辩解，因为君权神授的基础就是谁打得过别人、谁的武力第一，谁就是统治者。
然而，既然是人类，就得有区别于动物暴力的文明方式，这就是民主，也就是人民的选票。如果人民认可你、爱戴你、信任你，就可以选你做领导人，反之则让你下台。正是这一人类文明的管理方式让过去同样是威权政治的韩国领导人公开地承认，人民是主人，领导者是仆人，并且身体力行地实践这种被历史长期颠倒了的，或在口头承认但实际行不通的真理。
韩国争取政治民主的历史
那么，是什么让韩国领导人和公众有了这种正常的关系和正确、健康的政治理念呢?回顾韩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民主在韩国的实现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
二战以后，从李承晚到朴正熙，再到全斗焕和卢泰愚。延续的都是威权统治。这种统治的结果是国力的衰弱、社会的黑暗、民生的痛苦、统治者的贪腐和社会的不公。李承晚统治的第一共和国时期，韩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62年，韩国的GDP为23.2亿美元，人均GDP仅有87美元。教育水平也相当低。
二战停战初期，韩国的文盲率曾达到78％。后来，朴正熙和全斗焕两届威权政府意识到必须以经济振兴来获得人民的认可和授权，因而领导韩国历经30年的发展，取得“汉江奇迹”的辉煌成就，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GNP从起步时的23.2亿美元激增到1985年的897亿美元，居世界第18位；同期的人均GNP也由87美元增长到2194美元。
然而，经济的复兴并没有解决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也即政权由公众授予和接受公众监督。当权者并没有把人民当作主人，而是把自己视为主人。没有摆正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和自以为是主人的心态便导致了一系列弊端，包括昏庸、腐败、僵化、决策失误等等。
例如，在全斗焕执政的7年多时间，一方面是蹂躏人权、欺压百姓，另一方面是毫无制约的腐败和官商勾结，鱼肉公民。全斗焕本人和其一家就靠的是贪污腐败而发家。他个人私吞的金额约合7亿美元，在各地修建了5处豪华行宫，他的私邸占地1万多平方米，仿佛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则动用28亿元公款修建。他还动用3亿元公款为自家祖坟营造山林，并把林权占为己有。他还动员财界人士捐款598万元建立自己任董事长的“日海财团”，为下台后作安排。
全斗焕之妻李顺子在丈夫的庇护下，以关心儿童为名建立两个儿童福利团体，自任会长，接受160多次捐款，款额达223亿元。“第一夫人”亲掌账本，大量贪污赞助金，至今还没有交代清楚。全斗焕的胞兄弟、堂兄弟、内弟和外甥也都成为韩国臭名昭著的大贪污犯。全斗焕下台后揭露出来的个人及家族经济上贪污腐败的劣迹让韩国人惊呼“始料未及”、“大吃一惊”。
政治转型的模式
这一切引起了民众的激烈反对和反抗。然而，面对人民的抗议，1980年5月全斗焕镇压民众，制造了死伤达数千人的“光州惨案”，后来又制造第二个光州惨案——“三清教育队”，宣布禁止811名各界人士在8年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进行4次全面大扫荡，逮捕了6万多名“不良分子”，并把其中的4万多人送进部队的“三清教育队”，强迫他们进行“驯化教育”。
但是，威权统治和血腥镇压并没有吓退人民，公众继续不屈不挠地争取他们的权益。1987年6月百万市民在汉城广场上举行“改宪运动”，威权政府还想进行镇压，但却发现时过境迁、力有不逮。于是1987年6月29日，当时韩国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卢泰愚，为突破内外交困局面，解决政治危机，发表了著名的8点民主化宣言，其核心是承诺修改总统选举法，变间接选举总统制为直接选举总统制。也就是说，统治者终于承认，公民才是主人，任何权力要由人民来授予。这个理念持续到了今天。
韩国的政治转型符合塞缪尔·亨廷顿在其《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的第三种模式。亨廷顿认为，政治转型可分为三种，一是变革，由执政的政治精英领导改革实现民主；二是置换，在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下实现民主，同时威权政府垮台或被推翻；三是移转，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的行动而实现民主化。
可以看出，在这三种转型模式中，第二种置换和第三种转移付出的代价要远远高于第一种。正是这种高昂的代价让今天的李明博和卢武铉认识到，如果不好好珍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如果辜负人民的寄托和期望，如果不努力工作做出成绩，如果不秉持公正和公平，公众就随时可以撤换他们。
因此，今天李明博要把人民比作主人，自己和政府工作人员比作仆人，而仆人理应比主人早起。也因此人们有充分理由信赖这样的仆人，这样的仆人想没有号召力和威信都不行。而在这样的仆人的示范下，全国所有的仆人都会尽心尽力完成选民交给他们的任务，这样的国家想不强大和崛起都不可能。于是，韩国，这个在面积上是撮尔小国的我们的邻国，其实已经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泱泱大国和强国，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
责任编辑：张田勘
仆人与主人的关系
新总统李明博说：政府工作人员就是仆人，仆人理应比主人早起，而这个国家的主人就是人民。如果仆人比主人起得晚，那这名仆人就不合格了。如果政府官员打高尔夫，很有可能就证明他们工作不够努力。与此同时，媒体还及时公布了李明博的月薪，是1400多万韩元(加上2月25日之后5天时间的月薪247万韩元，合计为1647万韩元，约合12.2万人民币)。而前任总统卢武铉卸任后并没有留在首尔养老，而是回乡当农民，并且参与当地的环保工作，作为普通的清洁工清扫河流等。因为韩国法律规定，没有首尔户籍的公务员一律不得在首尔租买房屋，除非是获得“国家有功者”称号的人。
韩国新总统和前总统至少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现代民主政治的部分精髓：官员的权力是公众给予的、官员能上能下、官员的言行和生活受媒体和公众监督、政治透明等等。其实，韩国的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把历史颠倒的东西更正过来，把历史上美丽的口号和理想变成了社会现实。
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和学者早就提出过这种理念，例如孟子曾提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这种想法和理念在几千年的专制或威权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历代统治者都在偷换、掩饰和篡改一个基本的政治概念，把人民授予的权力说成是天授神权。而且，谁都知道，这是对人类迄今都还在崇尚的暴力、武力决定一切的辩解，因为君权神授的基础就是谁打得过别人、谁的武力第一，谁就是统治者。
然而，既然是人类，就得有区别于动物暴力的文明方式，这就是民主，也就是人民的选票。如果人民认可你、爱戴你、信任你，就可以选你做领导人，反之则让你下台。正是这一人类文明的管理方式让过去同样是威权政治的韩国领导人公开地承认，人民是主人，领导者是仆人，并且身体力行地实践这种被历史长期颠倒了的，或在口头承认但实际行不通的真理。
韩国争取政治民主的历史
那么，是什么让韩国领导人和公众有了这种正常的关系和正确、健康的政治理念呢?回顾韩国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民主在韩国的实现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
二战以后，从李承晚到朴正熙，再到全斗焕和卢泰愚。延续的都是威权统治。这种统治的结果是国力的衰弱、社会的黑暗、民生的痛苦、统治者的贪腐和社会的不公。李承晚统治的第一共和国时期，韩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62年，韩国的GDP为23.2亿美元，人均GDP仅有87美元。教育水平也相当低。
二战停战初期，韩国的文盲率曾达到78％。后来，朴正熙和全斗焕两届威权政府意识到必须以经济振兴来获得人民的认可和授权，因而领导韩国历经30年的发展，取得“汉江奇迹”的辉煌成就，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GNP从起步时的23.2亿美元激增到1985年的897亿美元，居世界第18位；同期的人均GNP也由87美元增长到2194美元。
然而，经济的复兴并没有解决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也即政权由公众授予和接受公众监督。当权者并没有把人民当作主人，而是把自己视为主人。没有摆正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和自以为是主人的心态便导致了一系列弊端，包括昏庸、腐败、僵化、决策失误等等。
例如，在全斗焕执政的7年多时间，一方面是蹂躏人权、欺压百姓，另一方面是毫无制约的腐败和官商勾结，鱼肉公民。全斗焕本人和其一家就靠的是贪污腐败而发家。他个人私吞的金额约合7亿美元，在各地修建了5处豪华行宫，他的私邸占地1万多平方米，仿佛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则动用28亿元公款修建。他还动用3亿元公款为自家祖坟营造山林，并把林权占为己有。他还动员财界人士捐款598万元建立自己任董事长的“日海财团”，为下台后作安排。
全斗焕之妻李顺子在丈夫的庇护下，以关心儿童为名建立两个儿童福利团体，自任会长，接受160多次捐款，款额达223亿元。“第一夫人”亲掌账本，大量贪污赞助金，至今还没有交代清楚。全斗焕的胞兄弟、堂兄弟、内弟和外甥也都成为韩国臭名昭著的大贪污犯。全斗焕下台后揭露出来的个人及家族经济上贪污腐败的劣迹让韩国人惊呼“始料未及”、“大吃一惊”。
政治转型的模式
这一切引起了民众的激烈反对和反抗。然而，面对人民的抗议，1980年5月全斗焕镇压民众，制造了死伤达数千人的“光州惨案”，后来又制造第二个光州惨案——“三清教育队”，宣布禁止811名各界人士在8年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进行4次全面大扫荡，逮捕了6万多名“不良分子”，并把其中的4万多人送进部队的“三清教育队”，强迫他们进行“驯化教育”。
但是，威权统治和血腥镇压并没有吓退人民，公众继续不屈不挠地争取他们的权益。1987年6月百万市民在汉城广场上举行“改宪运动”，威权政府还想进行镇压，但却发现时过境迁、力有不逮。于是1987年6月29日，当时韩国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卢泰愚，为突破内外交困局面，解决政治危机，发表了著名的8点民主化宣言，其核心是承诺修改总统选举法，变间接选举总统制为直接选举总统制。也就是说，统治者终于承认，公民才是主人，任何权力要由人民来授予。这个理念持续到了今天。
韩国的政治转型符合塞缪尔·亨廷顿在其《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的第三种模式。亨廷顿认为，政治转型可分为三种，一是变革，由执政的政治精英领导改革实现民主；二是置换，在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下实现民主，同时威权政府垮台或被推翻；三是移转，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的行动而实现民主化。
可以看出，在这三种转型模式中，第二种置换和第三种转移付出的代价要远远高于第一种。正是这种高昂的代价让今天的李明博和卢武铉认识到，如果不好好珍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如果辜负人民的寄托和期望，如果不努力工作做出成绩，如果不秉持公正和公平，公众就随时可以撤换他们。
因此，今天李明博要把人民比作主人，自己和政府工作人员比作仆人，而仆人理应比主人早起。也因此人们有充分理由信赖这样的仆人，这样的仆人想没有号召力和威信都不行。而在这样的仆人的示范下，全国所有的仆人都会尽心尽力完成选民交给他们的任务，这样的国家想不强大和崛起都不可能。于是，韩国，这个在面积上是撮尔小国的我们的邻国，其实已经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泱泱大国和强国，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
责任编辑：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