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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以“内部读物”的形式，编辑出版了一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出版者说明中指出：“本书系汇集红军一方面军的同志在长征结束以后不久所写的一部分回忆录而成。”其中有一篇诗歌题材的“长征歌”，是以“定一、拓夫合编于吴起镇一九三五年十月”落款的，作者即是陆定一和贾拓夫。歌中从“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雩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一直唱到“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粉碎敌人新‘围剿’，统一人民救中国”，每月一段，共十二段，歌颂了长征的完整过程，感情充沛，朗朗上口。记得上世纪50年代读小学时，老师还教唱过这首歌。
父亲贾拓夫是陕北神木县人，从1926年起就在陕西参加革命斗争，但他又是西北革命老同志中唯一参加过红一方面军长征全程的这里有什么故事呢？原来，1933年7月末，时任中央陕西省委委员的贾拓夫与当时的省委书记袁岳栋、红26军政委杜衡及省军委委员高岗在西安一饭馆开会时被叛徒发现，决定转移会场后，袁、杜走出饭馆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其余两人因结账而侥幸脱险。被捕的二人很快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陕西党组织遂遭巨大破坏。父亲在做了力所能及的紧急安排后，受党团积极分子会议的委派，于8月中前往北方局和党中央汇报。他是先到北京经北方局介绍关系，再到上海去找中央。而此时又逢顾顺章叛变，临时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移到中央苏区的瑞金，于是父亲又追随来到瑞金，向中央写了省委遭破坏的经过、处置及建议，和4万多字的“陕西工作报告”：并出席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候补委员，留在了中央马恩列斯学院任白区理论班班主任。1934年10月，中央及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长征。他以总政治部破坏部长（后改为白军工作部长）身份，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二）
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筹粮。中央军委组织了筹粮委员会，在毛儿盖和芦花城各设一个“粮委”，父亲被派参加芦花城粮委，担任筹粮60万斤的任务。他们计划在几个产粮区分头进行，父亲担任瓦布梁子一路，带一班武装匆匆出发了。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有他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就叫《瓦布梁子》。他写道：“芦花城到瓦布梁子，沿黑水东下，计三日路程。一路只闻水声，不见人迹，黑水两岸，皆峻岩绝壁，望之生畏；绿草道上，人烟稀少，感无限寂寞。当时，已疑我到了‘西游记’里什么地方。头天我们到以念，彭司令员在那里住，闲谈半晚，毫不疲倦。……”
瓦布梁子是藏民区，周围十几个村庄，数百户人家，当时藏民们都躲入深山老林。红军找到一位名叫“七十三”的通司（即翻译，此人曾到过成都），经他帮助争取了部分藏民回来。为了保证筹粮任务完成，他们用大力气开展争取藏民的工作：出保护藏民的布告；在藏民的田里插保护牌，责令一切部队不得任意侵犯；回来的藏民都发给保护证，使安心生活；通过通司宣传红军的主张……见红军纪律严明，待藏民好，大多数藏民都回到家里，也愿意接触红军，问长问短，还送东西给红军吃，帮红军修鞋子。随着群众工作的展开，父亲他们进一步宣传，号召藏民起来反对汉官、军阀的压迫，组织藏民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得到广大藏民的赞成。于是红军组织召开藏民大会，成立了6个乡的人民政府，用民主方式推举了代表和主席，紧接着召集6个人民政府的代表会，成立了瓦布梁子区藏民革命政府，还准备帮他们建立自己的武装。“于是，瓦布梁子另变了一个模样，到处飘扬着自由解放的鲜红旗帜。”
有了藏民的支持，父亲他们就采取“借富济贫”的办法，发动藏民去割他们痛恨和不满的富豪家的麦子，割下来的一半帮助红军，一半归藏民。红军自己也组织了割麦队，参加者有二三百人。不足半个月就完成了筹粮计划，还熬了不少盐供部队使用。
当把筹来的粮食、盐巴运回芦花时，藏民组织了运粮队，参加者有上百人。这些藏民群众“不辞劳苦，不要报酬，自带糌粑路上打尖，甚至有全家都来为红军运粮者。此种情形为黑水、芦花所少见。”
（三）
人们的记忆和印象中，红军长征是极端艰苦卓绝的人类悲壮之举，在长达一年甚至两年（指红二、四方面军）异常艰险的环境和斗争中，他们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无论中外人士都会提到坚定的信念，无比的意志，团结的力量，巧妙的战术，等等。然而，还有一种品格，虽然人们提及不多，但却广泛存在于红军将士们身上，那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长征中总政治部序列里有个自发的股份制“牛皮公司”，曾经传为佳话。
李富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着无敌情顾虑，月朗风清之夜，我们有时可以并肩而行，大扯乱弹，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这种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这种时刻，那个由潘汉年、李一氓、贾拓夫、李富春、邓小平、陆定一等组织的“牛皮公司”常常活跃起来。李富春写道：“大家在行军中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的乱谈，也忘记了疲倦，也忘记了骑马，是徒步吹牛皮。”这个“公司”专门“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奇文秩事，在行军中起到了奇特的效果。
莫休在回忆中也写道：“拓夫同志又由芦花回来，做了我们临时的伴侣，因此‘牛皮公司’得不至塌台。”“暴风雨冰雹过后，溪水涨到了膝盖以上，冰冷得刺到肌肤，简直说不出的难受……大家闹得坐不能，站不是，拓夫同志的京调也哼不出来了……柴虽有，可是全浸在水中，烧那堆火可够费劲了。这时，我和拓夫、（罗）荣桓费了一切心机和力量，头都吹晕了，还不能吹起一堆火，一直到下半夜的一时，我们总算有志者，事竟成，把火烧起了。吃着开水和干饼子，倒也忘了睡觉那回事。”过了班佑不远就可以出草地了，“大可不必‘数饼而食’了，尽可让肚子例外饱一顿。我的4两一个干饼子，慷慨一个不剩。拓夫同志的牛肉粉也撮着米袋底，尽所有倾出来。我们吃了漫谈，谈到草地已安然过来的快乐时，再吃，一直吃到十一时。”
可以想象一下，这些红军壮士们在打仗行军间隙争相插科打诨，而后哈哈大笑，捂肚抹泪的热闹场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浪漫”情怀呀！他们是斗士，也是活生生的普通人。就连毛泽东，也有幽默打趣的时刻。他曾写诗给张闻天：“洛甫骑马过湖南，四脚朝天滚下山，人没受伤马没死，菩萨保佑你平安。” （四）
过了雪山草地，突破了天险腊子口后，中央红军于1935年9月19日到达甘肃岷县（现宕昌县）哈达铺休整。这里是长江、黄河分水岭地区，盛产中药材，自古有西北、华北商人来此生意，是当地知名的商镇。红军先头部队红四团的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牢记毛主席“找点精神粮食来”的指示，在当地邮政代办所获得了一些报纸，其中有《大公报》和《晋阳日报》等，刊载了陕北刘志丹、徐海东红军的活动，以及国民党“围剿”的情况。曹德连立刻将报纸交给一军团首长聂荣臻，聂则很快交到红军参谋长叶剑英手中。叶随即找陕北来的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了解陕北的情况。
父亲得知陕北的根据地和红军还活跃的消息，真是万分高兴，他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艰苦，迫切要求革命，又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叶剑英当即把报纸拿给彭德怀看，彭总大喜过望，顾不上商量，拿起报纸就去找毛泽东，回来时兴奋地对叶剑英讲：“老毛和中央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靠刘志丹。”
毛主席马上找来唯一了解陕北情况的贾拓夫，询问详情。熟悉陕西斗争情况，在陕北、关中、陕南都留下足迹、不到一年前向中央写过几万字“陕西工作报告”的父亲，立即把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前，陕甘游击队、红26军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尽其所知详细汇报，并建议中央到陕北立足扎根。毛主席异常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并对身旁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
9月22日上午，毛主席在他驻地“义和昌”药店后院召开领导同志会议，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参加。根据国民党报纸提供的消息和贾拓夫介绍的情况，会议认真分析后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的计划。到陕北去与刘志丹会合。张闻天在当天的读书笔记中写道：“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发展。同红军二十五、二十六军联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并给这个地区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和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
9月22日下午，党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毛主席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的报告，宣布了到陕北去的决定，并动员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贾拓夫也在会上讲了话。9月26日，党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榜罗会议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所决定的路线方针，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以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贾拓夫列席了这次会议。——这就是“一张报纸一个人，红军长征去陕北”的故事。
（五）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整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支队（简称“陕甘支队”）成功到达榜罗会议确定的方向目标——陕北吴起，标志着万里长征胜利结束。为了落实中央“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以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的战略方针，中央领导决定由贾拓夫率领一连人，携带电台一部，先行找到陕北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建立起中央和陕北的直接联系。父亲不辱使命，于10月24日前，在甘泉下寺湾找到了当时的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向他们交接了电台，交待了中央的精神，了解了当时陕北的基本形势后，回中央复命。
此时的陕北斗争形势出现了复杂情况，一方面由红25军、26军、27军整编成红十五军团，在陕北的反“围剿”战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另一方面，由“左”倾路线的影响，陕北党和红军中开展了错误的肃反斗争，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汪锋、张秀山、马文瑞、刘景范、白坚等几乎所有的陕北地区领导骨干逮捕入狱，准备活埋。已有200来名连营级干部遇难，西北这片“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处在极大危机中。
党中央得到此情况后，立即颁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委派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率贾拓夫和刘向三组成“三人小组”，去瓦窑堡接红十五军团和陕甘地区保卫局，对被捕的同志进行甄别。这其中大部分领导骨干，父亲都认识或了解，他们听说贾拓夫和中央派人来解决问题，都说“红光（父亲曾用过的名字）回来了，他了解我们，我们有救了。”在正确的方针指导下，三人小组严肃认真调查，实事求是研究，向中央写出了关于为刘志丹等同志平反的报告。党中央肯定了平反的意见，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同志。父亲又一次亲历并参与了化解重大危机的大事件。
80年过去了，震撼世界并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中国红军长征，一直在鼓舞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我们也一直无限敬仰父亲们参与其中的伟大壮举，同时不忘“绝不给前辈抹黑”的初心，继续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
附：
长征歌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雩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十一月来走湖南，宜（章）临（武）蓝（山）道（州）一齐占，冲破两道封锁线，吓得何键狗胆寒。
十二月里过湘江，广西军阀大恐慌，四道封锁线都突破，势如破竹谁敢当。
一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连占黔北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三月打回贵州省，二次占领遵义城，打坍王家烈八个团，消灭薛吴两师兵。
四月里来向南进，打了贵阳打昆明，巧妙渡过金沙江，浩浩荡荡蜀中行。
五月里来泸定桥，刘文辉打得如飞跑，大渡河天险从容过，十七个英雄姓名标。
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还积雪，一四两个方面军，懋功取得大会合。
七月进入川西北，黑水芦花青稞麦，艰苦奋斗为哪个，为了抗日救中国。
八月继续向前进，草地行军不怕冷，草地从来少人过，无坚不摧是红军。
九月出发潘州城，陕甘支队东北行，腊子口渭河安然过，打了步兵打骑兵。
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粉碎敌人新“围剿”，统一人民救中国！
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以“内部读物”的形式，编辑出版了一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出版者说明中指出：“本书系汇集红军一方面军的同志在长征结束以后不久所写的一部分回忆录而成。”其中有一篇诗歌题材的“长征歌”，是以“定一、拓夫合编于吴起镇一九三五年十月”落款的，作者即是陆定一和贾拓夫。歌中从“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雩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一直唱到“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粉碎敌人新‘围剿’，统一人民救中国”，每月一段，共十二段，歌颂了长征的完整过程，感情充沛，朗朗上口。记得上世纪50年代读小学时，老师还教唱过这首歌。
父亲贾拓夫是陕北神木县人，从1926年起就在陕西参加革命斗争，但他又是西北革命老同志中唯一参加过红一方面军长征全程的这里有什么故事呢？原来，1933年7月末，时任中央陕西省委委员的贾拓夫与当时的省委书记袁岳栋、红26军政委杜衡及省军委委员高岗在西安一饭馆开会时被叛徒发现，决定转移会场后，袁、杜走出饭馆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其余两人因结账而侥幸脱险。被捕的二人很快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陕西党组织遂遭巨大破坏。父亲在做了力所能及的紧急安排后，受党团积极分子会议的委派，于8月中前往北方局和党中央汇报。他是先到北京经北方局介绍关系，再到上海去找中央。而此时又逢顾顺章叛变，临时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移到中央苏区的瑞金，于是父亲又追随来到瑞金，向中央写了省委遭破坏的经过、处置及建议，和4万多字的“陕西工作报告”：并出席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候补委员，留在了中央马恩列斯学院任白区理论班班主任。1934年10月，中央及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长征。他以总政治部破坏部长（后改为白军工作部长）身份，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二）
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筹粮。中央军委组织了筹粮委员会，在毛儿盖和芦花城各设一个“粮委”，父亲被派参加芦花城粮委，担任筹粮60万斤的任务。他们计划在几个产粮区分头进行，父亲担任瓦布梁子一路，带一班武装匆匆出发了。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有他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就叫《瓦布梁子》。他写道：“芦花城到瓦布梁子，沿黑水东下，计三日路程。一路只闻水声，不见人迹，黑水两岸，皆峻岩绝壁，望之生畏；绿草道上，人烟稀少，感无限寂寞。当时，已疑我到了‘西游记’里什么地方。头天我们到以念，彭司令员在那里住，闲谈半晚，毫不疲倦。……”
瓦布梁子是藏民区，周围十几个村庄，数百户人家，当时藏民们都躲入深山老林。红军找到一位名叫“七十三”的通司（即翻译，此人曾到过成都），经他帮助争取了部分藏民回来。为了保证筹粮任务完成，他们用大力气开展争取藏民的工作：出保护藏民的布告；在藏民的田里插保护牌，责令一切部队不得任意侵犯；回来的藏民都发给保护证，使安心生活；通过通司宣传红军的主张……见红军纪律严明，待藏民好，大多数藏民都回到家里，也愿意接触红军，问长问短，还送东西给红军吃，帮红军修鞋子。随着群众工作的展开，父亲他们进一步宣传，号召藏民起来反对汉官、军阀的压迫，组织藏民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得到广大藏民的赞成。于是红军组织召开藏民大会，成立了6个乡的人民政府，用民主方式推举了代表和主席，紧接着召集6个人民政府的代表会，成立了瓦布梁子区藏民革命政府，还准备帮他们建立自己的武装。“于是，瓦布梁子另变了一个模样，到处飘扬着自由解放的鲜红旗帜。”
有了藏民的支持，父亲他们就采取“借富济贫”的办法，发动藏民去割他们痛恨和不满的富豪家的麦子，割下来的一半帮助红军，一半归藏民。红军自己也组织了割麦队，参加者有二三百人。不足半个月就完成了筹粮计划，还熬了不少盐供部队使用。
当把筹来的粮食、盐巴运回芦花时，藏民组织了运粮队，参加者有上百人。这些藏民群众“不辞劳苦，不要报酬，自带糌粑路上打尖，甚至有全家都来为红军运粮者。此种情形为黑水、芦花所少见。”
（三）
人们的记忆和印象中，红军长征是极端艰苦卓绝的人类悲壮之举，在长达一年甚至两年（指红二、四方面军）异常艰险的环境和斗争中，他们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无论中外人士都会提到坚定的信念，无比的意志，团结的力量，巧妙的战术，等等。然而，还有一种品格，虽然人们提及不多，但却广泛存在于红军将士们身上，那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长征中总政治部序列里有个自发的股份制“牛皮公司”，曾经传为佳话。
李富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着无敌情顾虑，月朗风清之夜，我们有时可以并肩而行，大扯乱弹，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这种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这种时刻，那个由潘汉年、李一氓、贾拓夫、李富春、邓小平、陆定一等组织的“牛皮公司”常常活跃起来。李富春写道：“大家在行军中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的乱谈，也忘记了疲倦，也忘记了骑马，是徒步吹牛皮。”这个“公司”专门“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奇文秩事，在行军中起到了奇特的效果。
莫休在回忆中也写道：“拓夫同志又由芦花回来，做了我们临时的伴侣，因此‘牛皮公司’得不至塌台。”“暴风雨冰雹过后，溪水涨到了膝盖以上，冰冷得刺到肌肤，简直说不出的难受……大家闹得坐不能，站不是，拓夫同志的京调也哼不出来了……柴虽有，可是全浸在水中，烧那堆火可够费劲了。这时，我和拓夫、（罗）荣桓费了一切心机和力量，头都吹晕了，还不能吹起一堆火，一直到下半夜的一时，我们总算有志者，事竟成，把火烧起了。吃着开水和干饼子，倒也忘了睡觉那回事。”过了班佑不远就可以出草地了，“大可不必‘数饼而食’了，尽可让肚子例外饱一顿。我的4两一个干饼子，慷慨一个不剩。拓夫同志的牛肉粉也撮着米袋底，尽所有倾出来。我们吃了漫谈，谈到草地已安然过来的快乐时，再吃，一直吃到十一时。”
可以想象一下，这些红军壮士们在打仗行军间隙争相插科打诨，而后哈哈大笑，捂肚抹泪的热闹场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浪漫”情怀呀！他们是斗士，也是活生生的普通人。就连毛泽东，也有幽默打趣的时刻。他曾写诗给张闻天：“洛甫骑马过湖南，四脚朝天滚下山，人没受伤马没死，菩萨保佑你平安。” （四）
过了雪山草地，突破了天险腊子口后，中央红军于1935年9月19日到达甘肃岷县（现宕昌县）哈达铺休整。这里是长江、黄河分水岭地区，盛产中药材，自古有西北、华北商人来此生意，是当地知名的商镇。红军先头部队红四团的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牢记毛主席“找点精神粮食来”的指示，在当地邮政代办所获得了一些报纸，其中有《大公报》和《晋阳日报》等，刊载了陕北刘志丹、徐海东红军的活动，以及国民党“围剿”的情况。曹德连立刻将报纸交给一军团首长聂荣臻，聂则很快交到红军参谋长叶剑英手中。叶随即找陕北来的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了解陕北的情况。
父亲得知陕北的根据地和红军还活跃的消息，真是万分高兴，他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艰苦，迫切要求革命，又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叶剑英当即把报纸拿给彭德怀看，彭总大喜过望，顾不上商量，拿起报纸就去找毛泽东，回来时兴奋地对叶剑英讲：“老毛和中央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靠刘志丹。”
毛主席马上找来唯一了解陕北情况的贾拓夫，询问详情。熟悉陕西斗争情况，在陕北、关中、陕南都留下足迹、不到一年前向中央写过几万字“陕西工作报告”的父亲，立即把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前，陕甘游击队、红26军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尽其所知详细汇报，并建议中央到陕北立足扎根。毛主席异常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并对身旁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
9月22日上午，毛主席在他驻地“义和昌”药店后院召开领导同志会议，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参加。根据国民党报纸提供的消息和贾拓夫介绍的情况，会议认真分析后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的计划。到陕北去与刘志丹会合。张闻天在当天的读书笔记中写道：“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发展。同红军二十五、二十六军联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并给这个地区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和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
9月22日下午，党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毛主席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的报告，宣布了到陕北去的决定，并动员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贾拓夫也在会上讲了话。9月26日，党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榜罗会议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所决定的路线方针，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以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贾拓夫列席了这次会议。——这就是“一张报纸一个人，红军长征去陕北”的故事。
（五）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整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支队（简称“陕甘支队”）成功到达榜罗会议确定的方向目标——陕北吴起，标志着万里长征胜利结束。为了落实中央“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以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的战略方针，中央领导决定由贾拓夫率领一连人，携带电台一部，先行找到陕北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建立起中央和陕北的直接联系。父亲不辱使命，于10月24日前，在甘泉下寺湾找到了当时的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向他们交接了电台，交待了中央的精神，了解了当时陕北的基本形势后，回中央复命。
此时的陕北斗争形势出现了复杂情况，一方面由红25军、26军、27军整编成红十五军团，在陕北的反“围剿”战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另一方面，由“左”倾路线的影响，陕北党和红军中开展了错误的肃反斗争，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汪锋、张秀山、马文瑞、刘景范、白坚等几乎所有的陕北地区领导骨干逮捕入狱，准备活埋。已有200来名连营级干部遇难，西北这片“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处在极大危机中。
党中央得到此情况后，立即颁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委派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率贾拓夫和刘向三组成“三人小组”，去瓦窑堡接红十五军团和陕甘地区保卫局，对被捕的同志进行甄别。这其中大部分领导骨干，父亲都认识或了解，他们听说贾拓夫和中央派人来解决问题，都说“红光（父亲曾用过的名字）回来了，他了解我们，我们有救了。”在正确的方针指导下，三人小组严肃认真调查，实事求是研究，向中央写出了关于为刘志丹等同志平反的报告。党中央肯定了平反的意见，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同志。父亲又一次亲历并参与了化解重大危机的大事件。
80年过去了，震撼世界并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中国红军长征，一直在鼓舞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我们也一直无限敬仰父亲们参与其中的伟大壮举，同时不忘“绝不给前辈抹黑”的初心，继续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
附：
长征歌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雩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十一月来走湖南，宜（章）临（武）蓝（山）道（州）一齐占，冲破两道封锁线，吓得何键狗胆寒。
十二月里过湘江，广西军阀大恐慌，四道封锁线都突破，势如破竹谁敢当。
一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连占黔北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三月打回贵州省，二次占领遵义城，打坍王家烈八个团，消灭薛吴两师兵。
四月里来向南进，打了贵阳打昆明，巧妙渡过金沙江，浩浩荡荡蜀中行。
五月里来泸定桥，刘文辉打得如飞跑，大渡河天险从容过，十七个英雄姓名标。
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还积雪，一四两个方面军，懋功取得大会合。
七月进入川西北，黑水芦花青稞麦，艰苦奋斗为哪个，为了抗日救中国。
八月继续向前进，草地行军不怕冷，草地从来少人过，无坚不摧是红军。
九月出发潘州城，陕甘支队东北行，腊子口渭河安然过，打了步兵打骑兵。
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粉碎敌人新“围剿”，统一人民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