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十五年的积累，陕西省陕甘宁根据地史研究会副会长魏建国同志的呕心之作《陕北早期党史资料》正式出版了。作为陕西党史的研究者，欣喜祝贺之余，我深深为这部史料的历史价值所折服。
　　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陕北和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铸就了延安十三年辉煌岁月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中共陕西地方组织领导陕西人民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陕西仅留下姓名的革命烈士就有27152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境内先后建立了中共陕西省委、西北特支、陕甘省委、陕北省委、陕甘宁省委等9个省级党组织，建立了渭北、陕甘、陕北、西北等10个根据地。陕北地区又是陕西党组织建立最早的地区之一，从1927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清涧起义，打响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唯一保存完整、坚持到解放的根据地。2009年9月，中宣部、中组部等11部门评选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陕西有三位，除杨虎城是著名爱国将领外，刘志丹、谢子长均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可以说，没有了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陕西党史将黯然失色。
　　赵通儒是陕西党史的重要人物，是陕北早期党史的十分难得的亲历者与不可替代的记录者。赵通儒经历非凡，既是陕北入团最早的十人之一，又参加了陕北早期艰苦斗争，先后任中共绥德团地委书记、绥德县委书记、北方局派赴陕北特派员、陕北省苏维埃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陕北省苏维埃秘书长兼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瓦窑堡市副市长、迎接党中央的招待委员会主任和欢迎委员会主任、中央白区工作部北路工作处处长、中共伊盟工委书记等职。他全面承担了陕北特委筹备工作;三次请缨解放瓦窑堡，并任瓦窑堡革命委员会主席和瓦窑堡围城总指挥部总指挥，足迹遍及陕北各县，在白区工作、党团工作、军事斗争、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等诸多领域做出了贡献。虽然由于诸多原因，他晚年坎坷，加之在榆林国民党狱中备受摧残，大脑被注入毒剂，患上了严重的“幻听”“幻视”病，并逐渐发展成为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但对党忠贞不渝，休养期间，写下大量珍贵的党史资料，将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奋斗历史，尤其是早期的珍贵史料生动完整地记录下来，为我们今天研究陕北党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由于他曾在绥德四师、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学院学习，精通五种语言，是陕北党内公认的“红秀才”，因而文笔优美，用语洗练，遣词造句十分准确，寥寥数笔，生动传神，所涉人物跃然纸上;由于他始终在陕北党组织核心层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因而勾勒了陕北党组织发展的完整链条，真实记录了其重要活动;由于他生性坦荡纯粹，始终保持赤子之心，不屑名利地位，晚年虽受病情戕害，言行有异常人，但卻难得物我两忘，秉笔直书。所录资料，为我们准确了解陕北早期党组织发展过程、大革命失败后陕北革命复兴的原因、掌握清涧起义的若干细节等诸多问题，为我们全面洞察陕北众多党史人物，为我们深入研究陕北社会百态，提供了翔实生动的第一手档案。
　　这本宝贵的资料得以问世，魏建国同志功莫大焉。穷十五年之心力，“上穷碧落下黄泉”，既要艰难地查档，又要反复地辨析，复写档案、撰写书稿、采访亲友、筹集经费，可谓呕心沥血，“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为往圣继绝学”的情怀，堪为学人楷模。我感到魏建国同志多年沉浸于赵通儒的精神世界，在心灵上早已与先贤融为一体。因而，赵通儒同志泉下有知，应该可以瞑目了。
　　我相信，每一位看到此书的党史学人，都会明白这是一部融学术性、资料性、真实性于一体的弥足珍贵的权威史料;我希望，能早日看到魏建国同志的续编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