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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左传》记载，在僖公三十年的时候，历史上发生了晋、秦联兵伐郑的故事。战争的起因大体上有两个：其一，晋文公当年流亡在外，途经郑国，郑国未加礼遇；其二，郑伯当年参与楚国主导的“曹盟”，但却怀有二心。从表面上看，这两个伐郑的理由冠冕堂皇，但是知晓春秋战国历史的我们大抵还是可以窥见晋文公挟私报复并想借机吞并郑国的险恶用心，而秦国参与战争无非是想讨点便宜罢了。
当晋军驻兵函陵，秦军驻兵氾南，郑国方知大难临头。郑国大夫佚之狐告于郑伯说，国家已经危险了。按照正常道理，下文似乎应该谈论如何危险或者如何应对危险，但是佚之狐却突然冒出一句惊人之语：“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文中就这样很突兀地让佚之狐一口举出了故事的主角烛之武——这位将要为郑国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使得情节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把文章重心一下子转到了烛之武的身上，为烛之武下文的说劝埋下了伏笔。
下面就主要分析一下烛之武应命时的“怨词”、郑伯在国家危难之时的“屈词”以及烛之武说秦时的“劝词”，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一下不同人物在不同场合中的说话艺术：
一、烛之武应命时婉曲的“近怨”艺术
在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深受传统文化积极“入世”精神的影响，所以他们最不得意的人生处境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从文中看，烛之武尽管现在身为大夫，但是在壮年时期却曾受到郑伯冷落，甚至在晚年也属于不受重用之类的人物。所以当郑伯在国家危难而急于用人之时，烛之武终于有了一次“抱怨”、“发泄”的机会。因此，他一开始所做的事情，就是推辞这项差使，说“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矣”。表面看，烛之武是在自叹无能，而言语之间却暗含着对郑伯“不识人才”、“不重用自己”的怨恨之情。但是他的这种怨恨不是直接通过对文公的不满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反面侧击的方式婉曲地表达出来。这一“说话”技巧，其实是古代士人“怨上”惯用的一种伎俩，也是他们抓住机会得以宣泄心中不平的重要方式。
二、郑伯危难之间“能屈能伸”的驭人艺术
由于场合的特殊性，为了能尽力设法挽救国家危机，郑伯虽然身为国君，面对烛之武的“泄怨”，也不得不暂时低头，先而进行自责：“吾不得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我们看这里的用词，郑伯用的是“求”字，对于一个一国之君来讲，这是很掉身价的。但是郑伯这种对于臣子的服软艺术，表面看是迫于特殊环境的压力，但是这里面也未尝不暗含着古代君主巧妙的驭人艺术。大家可以想象，郑伯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怎么就会“败”得那么狼狈，他还是有他自己的“杀手锏”的，那就是他文中看似简单的八个字：“郑亡，子亦有不利焉。”其转语之快，甚是急切，一语道破了唇亡齿寒的道理，深中古代士大夫的精神要害。古代的士大夫深受传统文化浸染，向来以国破家亡为耻辱，特别是作为国家的臣子，“祖国”的灭亡，更是对人精神的一种巨大创伤。郑伯抓住士大夫的这一精神弱点，进行有力的反攻，这是他驾驭臣下高明的地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郑伯的屈人艺术是掌握得很有分寸的，不愠不火，不卑不亢。古人云：“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一点在郑伯身上表现得很充分，尽管郑伯其人算不得一个“大丈夫”。
三、烛之武说秦时“晓以利害”的论辩艺术
春秋战国之时，战乱频仍。各个国家之间，无论结盟、背盟，合纵、连横，无非都是出于“利益”关系，所谓“有利则往，无利不来”。因此，能否抓住“晓以利害”这一问题的症结，往往是说劝“第三方”（通常都是为贪图小利而来）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烛之武也深明此理，所以他见到秦伯的一开始就摆明了这一观点：“若郑亡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在“既知郑亡”的前提下，烛氏反跌此一句，说得极为透快。紧接着他步步点明其中原委，层层加以剥析：（1）“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这是从地理位置的角度加以分析。秦在西，郑在东，晋处其间。如果晋得郑国之地，无疑是增加了晋的地盘，这样秦国要想再越过晋国就很困难。这是言“亡郑无益”。（2）“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这是用相对主义的观点来加以分析。设想晋得郑地，相对于秦而言，显然是晋国增加了势力，而自己变得弱小了。厚人而薄己，在那个各个国家都欲称霸的时代，这显然是于己不利的。这是言“亡郑有害”。（3）“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供其乏困”，无所害。秦国如果留着郑为“东道主人”（郑在秦东，故言），则秦国的使者往来郑国粮资缺乏之时，郑国可以给予供给。这是说“舍郑有益无害”。（4）晋国当年曾许以秦国焦、瑕二郡，然“朝济而夕设版焉”。晋国在惠公之时，曾经许秦以河外的焦、瑕两座城邑，但是在许诺之后，晋国马上就渡河而去，并设版筑以守二城。烛之武的这个实例意在说明晋国的背秦神速，借以前的旧事来使秦伯明白晋国惯于背秦的行径，以此来说明秦与晋国共事，断无有益之处。（5）晋国“无厌”，“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无以取之。这一点是烛之武论说最到位的地方，也是他的致命招式。他说晋国是个贪得无厌的国家，其灭郑的意图只是为了扩大它东方的疆域，在此之后它必将致力于西方疆土的扩张，而秦在晋国之西，将来晋国必定也要侵占秦国领土。这是说晋国虽然在目前是为了得到郑国，但是它也有吞并秦国的野心，它更远的目的是兼有天下，其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秦助晋亡郑是非常危险的，表面是看秦国得到了便宜，实际上却“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大大削弱了自己。烛之武在上面曾经谈到“亡郑以陪邻”,如今又谈“阙秦以利晋”，将其中利害关系挑得水落石出、洞若观火。这是他税劝之中把握得最好的地方。
从以上五步来看，烛之武的劝说是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的。他说秦时最厉害、最有效的招数就是“晓以利害”。经过这样一番对秦、晋、郑三者之间“利害”关系深入细致地剖析，烛之武终于说动了秦君。“秦伯说，与郑人盟”，郑国终于达到了使秦国退师的目的，紧接着晋文公也鉴于“不及”、“不仁”、“不知”、“不武”的论调罢兵而去，郑国也终于在烛之武有似“唇枪舌剑”的利嘴之下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看，古人“说话”是很讲究艺术技巧的。无论是“抱怨之词”、“屈人之词”、还是“劝说之词”，都有着不同的方式和特点，并且这些方式和特点也随着人物和场合的不同而有所改异。尽管春秋战国的历史对我们来讲已经变得很久远，但是这种时过境迁的“说话”艺术，对于今人来讲，还是有值得学习之处。因为，看古人的劝谏和演说，除了能达到精神上愉悦的快感，同时还会有一种让你想张开嘴巴的冲动。
赵目珍，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
当晋军驻兵函陵，秦军驻兵氾南，郑国方知大难临头。郑国大夫佚之狐告于郑伯说，国家已经危险了。按照正常道理，下文似乎应该谈论如何危险或者如何应对危险，但是佚之狐却突然冒出一句惊人之语：“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文中就这样很突兀地让佚之狐一口举出了故事的主角烛之武——这位将要为郑国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使得情节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把文章重心一下子转到了烛之武的身上，为烛之武下文的说劝埋下了伏笔。
下面就主要分析一下烛之武应命时的“怨词”、郑伯在国家危难之时的“屈词”以及烛之武说秦时的“劝词”，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一下不同人物在不同场合中的说话艺术：
一、烛之武应命时婉曲的“近怨”艺术
在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深受传统文化积极“入世”精神的影响，所以他们最不得意的人生处境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从文中看，烛之武尽管现在身为大夫，但是在壮年时期却曾受到郑伯冷落，甚至在晚年也属于不受重用之类的人物。所以当郑伯在国家危难而急于用人之时，烛之武终于有了一次“抱怨”、“发泄”的机会。因此，他一开始所做的事情，就是推辞这项差使，说“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矣”。表面看，烛之武是在自叹无能，而言语之间却暗含着对郑伯“不识人才”、“不重用自己”的怨恨之情。但是他的这种怨恨不是直接通过对文公的不满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反面侧击的方式婉曲地表达出来。这一“说话”技巧，其实是古代士人“怨上”惯用的一种伎俩，也是他们抓住机会得以宣泄心中不平的重要方式。
二、郑伯危难之间“能屈能伸”的驭人艺术
由于场合的特殊性，为了能尽力设法挽救国家危机，郑伯虽然身为国君，面对烛之武的“泄怨”，也不得不暂时低头，先而进行自责：“吾不得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我们看这里的用词，郑伯用的是“求”字，对于一个一国之君来讲，这是很掉身价的。但是郑伯这种对于臣子的服软艺术，表面看是迫于特殊环境的压力，但是这里面也未尝不暗含着古代君主巧妙的驭人艺术。大家可以想象，郑伯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怎么就会“败”得那么狼狈，他还是有他自己的“杀手锏”的，那就是他文中看似简单的八个字：“郑亡，子亦有不利焉。”其转语之快，甚是急切，一语道破了唇亡齿寒的道理，深中古代士大夫的精神要害。古代的士大夫深受传统文化浸染，向来以国破家亡为耻辱，特别是作为国家的臣子，“祖国”的灭亡，更是对人精神的一种巨大创伤。郑伯抓住士大夫的这一精神弱点，进行有力的反攻，这是他驾驭臣下高明的地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郑伯的屈人艺术是掌握得很有分寸的，不愠不火，不卑不亢。古人云：“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一点在郑伯身上表现得很充分，尽管郑伯其人算不得一个“大丈夫”。
三、烛之武说秦时“晓以利害”的论辩艺术
春秋战国之时，战乱频仍。各个国家之间，无论结盟、背盟，合纵、连横，无非都是出于“利益”关系，所谓“有利则往，无利不来”。因此，能否抓住“晓以利害”这一问题的症结，往往是说劝“第三方”（通常都是为贪图小利而来）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烛之武也深明此理，所以他见到秦伯的一开始就摆明了这一观点：“若郑亡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在“既知郑亡”的前提下，烛氏反跌此一句，说得极为透快。紧接着他步步点明其中原委，层层加以剥析：（1）“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这是从地理位置的角度加以分析。秦在西，郑在东，晋处其间。如果晋得郑国之地，无疑是增加了晋的地盘，这样秦国要想再越过晋国就很困难。这是言“亡郑无益”。（2）“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这是用相对主义的观点来加以分析。设想晋得郑地，相对于秦而言，显然是晋国增加了势力，而自己变得弱小了。厚人而薄己，在那个各个国家都欲称霸的时代，这显然是于己不利的。这是言“亡郑有害”。（3）“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供其乏困”，无所害。秦国如果留着郑为“东道主人”（郑在秦东，故言），则秦国的使者往来郑国粮资缺乏之时，郑国可以给予供给。这是说“舍郑有益无害”。（4）晋国当年曾许以秦国焦、瑕二郡，然“朝济而夕设版焉”。晋国在惠公之时，曾经许秦以河外的焦、瑕两座城邑，但是在许诺之后，晋国马上就渡河而去，并设版筑以守二城。烛之武的这个实例意在说明晋国的背秦神速，借以前的旧事来使秦伯明白晋国惯于背秦的行径，以此来说明秦与晋国共事，断无有益之处。（5）晋国“无厌”，“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无以取之。这一点是烛之武论说最到位的地方，也是他的致命招式。他说晋国是个贪得无厌的国家，其灭郑的意图只是为了扩大它东方的疆域，在此之后它必将致力于西方疆土的扩张，而秦在晋国之西，将来晋国必定也要侵占秦国领土。这是说晋国虽然在目前是为了得到郑国，但是它也有吞并秦国的野心，它更远的目的是兼有天下，其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秦助晋亡郑是非常危险的，表面是看秦国得到了便宜，实际上却“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大大削弱了自己。烛之武在上面曾经谈到“亡郑以陪邻”,如今又谈“阙秦以利晋”，将其中利害关系挑得水落石出、洞若观火。这是他税劝之中把握得最好的地方。
从以上五步来看，烛之武的劝说是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的。他说秦时最厉害、最有效的招数就是“晓以利害”。经过这样一番对秦、晋、郑三者之间“利害”关系深入细致地剖析，烛之武终于说动了秦君。“秦伯说，与郑人盟”，郑国终于达到了使秦国退师的目的，紧接着晋文公也鉴于“不及”、“不仁”、“不知”、“不武”的论调罢兵而去，郑国也终于在烛之武有似“唇枪舌剑”的利嘴之下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看，古人“说话”是很讲究艺术技巧的。无论是“抱怨之词”、“屈人之词”、还是“劝说之词”，都有着不同的方式和特点，并且这些方式和特点也随着人物和场合的不同而有所改异。尽管春秋战国的历史对我们来讲已经变得很久远，但是这种时过境迁的“说话”艺术，对于今人来讲，还是有值得学习之处。因为，看古人的劝谏和演说，除了能达到精神上愉悦的快感，同时还会有一种让你想张开嘴巴的冲动。
赵目珍，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