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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26岁就红了，家喻户晓的那种。
爱看电视的人都认识我，因为我是台湾最好的谐星。但我不快乐。电视台是速食文化，我则是一个被榨干了的牙膏管。“江郎才尽”，那时的我总不由自主的想起这四个字，恨不得刻在匾额上，天天背着游街。
30岁那一年，我把心一横，准备了两万美金，出去纽约、日本游学了六个月。这六个月，改变了我后来的路。我看了很多音乐剧，一次又一次的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我决定去做一些不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我的本科念的不是剧场文化，而是广播电视。如果不是戏剧，我现在可能是一个广播电视人。我是一个剧场素人，是一个没有老师的剧场工作者—没有编剧老师，也没有表演老师。18岁加入台湾世新大学的话剧社，再到在兰陵剧团实验戏剧的一些训练，然后是1986年屏风表演班的创办……这一路下来，自编自导自演，完全是靠自修。我没有理论思想的背景、基础，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限制。可以说，我是打零仗出来的。
再后来就有了屏风。我演而优则编，演而优则导。难得的是，居然也有很多人喜欢。有趣的是，我这么一个从未接受过世界戏剧史教育的人，却要在大学开课，教编剧、教导演、教表演。我没有研究啊，只有实践。为了教课呢，我只好把过去所做的一些经验编撰成理论。在教学中，我谈到我的编剧，我的技巧，我团队的运作，我作为导演的思维背景—这就是我的理论。很多人，包括我的演员，都在说我爱说“理”，实际上就是这个“理”。
很惭愧， 如今在台湾几个重要的大学， 研究 “李国修”的创作已经成为一门学科，很多硕士论文都是写“李国修”的作品。这也是我当初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没有研究的人，最终成为了被别人研究的人。
• 2•
我经常在说的一句话是，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了。
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他修了一辈子的戏鞋，养活了一家五口人。做好一件事，真的不容易。
2001年的“9.11”事件，让美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受到了重击。这是一个骨牌，台湾的经济也受到殃及。文化市场面临着一个最为脆弱的节骨眼。当时，屏风票房大失利。距离开演还有10天，票房居然只有一成。当时我面临着这么一个窘境—执意要开演，我们要赔900万台币；取消演出呢，我也要赔400万。后来我觉得不开演，但这400万怎么来，只能缩编、减薪、裁员。想到这，我非常沮丧，呆在家哭了一个晚上，整整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里，我想了很多很多画面。好吧，既然要解散，也要轰轰烈烈。我把自己最重要的代表作《京戏启示录》作为解散的公演剧目。这是为了纪念我父亲创作的，是我的半自传作品。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我设想的画面是这样的—把《京戏启示录》放在1500个座位的大剧场里，每张票都卖天价，对，就卖2万块台币。很贵哦！总收入能达到3000万台币。好，除了必要的支出之外，我就把钱全部分光。我一分钱都不要，但所有跟屏风有关的人，都统统把钱拿光—我不裁员，我决定结束这个剧团。
当时什么细节都想象好了。我还决定不在舞台上做两件事情—第一，我不落幕，因为我认为戏台根本没有落幕；第二，我不跟观众鞠躬，也不向观众道别，因为我这么努力做剧场，却没有得到观众的支持，是观众对不起我。我还决定在戏结束的时候，邀请所有参与屏风的人，在戏台上，跟我做一次热情的拥抱。如果是五百人，我就拥抱五百次，一直抱到完，这个戏才算全部结束。
事实上，这些都没有成真。我只是做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告了停演的这个消息，说我们被经济的遭遇牵连，说我们需要养兵休息，需要重新整军筋骨。让我意外的是，这个发布会出来后，很多戏迷带来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决定要坚强地站起来。我立志，以后屏风表演班只做一件事—开门、上台、演戏。
• 3•
我曾经说过，我最喜欢悲剧。
但我导的大多是喜剧，即便导的悲剧，也是笑中有泪的那种。我是A型血的人，神经质、优柔寡断、多愁善感，有些时候也比较悲观。但我是一个积极的悲观者—消极的悲观者对任何事情就会怨天尤人、怨声载道、逢事就抱怨，停滞不前。可是积极的悲观者不一样，他看到了环境上对他有伤害，或者是困难，可是他积极的往前走，继续为他自己的理想而继续做。我就是积极的悲观者。我做的喜悲剧也是这样，八个字—笑中有泪，泪中带笑。
你问我是不是喜欢打破传统，实际上还是要看你怎么去定位。我接受传统，但我也喜欢尝试新的东西—实验喜剧，靠的本来就是形式和想象力。比如刚刚上演的《三人行不行》，我们就把台湾版的趣味移植到了内地，添加了本土化的气息，所以京味儿浓厚多了。
我不知道如果不做戏剧，我还能去做些什么。或者可以这么说，除了戏剧，我不可能去做其他行当。戏剧对我而言是一份工作。但我很幸运，它是我的兴趣所在，兴趣又让我离不开它。踏入社会之前，我很茫然。我不知道自己将来在台湾能从事什么行业，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冒出头来。我总觉得精英分子占满了三百六十行，论古道今，大概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重复前人所做过的事情。走出自己要走的道路，说着容易，做着难。但后来我突然想通了。
我想到了莎士比亚，我和他一样，同样从事着戏剧工作呢。当然，我没法和这个大文豪比，但有一点我比他强，那就是—我还活着！
我26岁就红了，家喻户晓的那种。
爱看电视的人都认识我，因为我是台湾最好的谐星。但我不快乐。电视台是速食文化，我则是一个被榨干了的牙膏管。“江郎才尽”，那时的我总不由自主的想起这四个字，恨不得刻在匾额上，天天背着游街。
30岁那一年，我把心一横，准备了两万美金，出去纽约、日本游学了六个月。这六个月，改变了我后来的路。我看了很多音乐剧，一次又一次的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我决定去做一些不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我的本科念的不是剧场文化，而是广播电视。如果不是戏剧，我现在可能是一个广播电视人。我是一个剧场素人，是一个没有老师的剧场工作者—没有编剧老师，也没有表演老师。18岁加入台湾世新大学的话剧社，再到在兰陵剧团实验戏剧的一些训练，然后是1986年屏风表演班的创办……这一路下来，自编自导自演，完全是靠自修。我没有理论思想的背景、基础，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限制。可以说，我是打零仗出来的。
再后来就有了屏风。我演而优则编，演而优则导。难得的是，居然也有很多人喜欢。有趣的是，我这么一个从未接受过世界戏剧史教育的人，却要在大学开课，教编剧、教导演、教表演。我没有研究啊，只有实践。为了教课呢，我只好把过去所做的一些经验编撰成理论。在教学中，我谈到我的编剧，我的技巧，我团队的运作，我作为导演的思维背景—这就是我的理论。很多人，包括我的演员，都在说我爱说“理”，实际上就是这个“理”。
很惭愧， 如今在台湾几个重要的大学， 研究 “李国修”的创作已经成为一门学科，很多硕士论文都是写“李国修”的作品。这也是我当初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没有研究的人，最终成为了被别人研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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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在说的一句话是，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了。
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他修了一辈子的戏鞋，养活了一家五口人。做好一件事，真的不容易。
2001年的“9.11”事件，让美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受到了重击。这是一个骨牌，台湾的经济也受到殃及。文化市场面临着一个最为脆弱的节骨眼。当时，屏风票房大失利。距离开演还有10天，票房居然只有一成。当时我面临着这么一个窘境—执意要开演，我们要赔900万台币；取消演出呢，我也要赔400万。后来我觉得不开演，但这400万怎么来，只能缩编、减薪、裁员。想到这，我非常沮丧，呆在家哭了一个晚上，整整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里，我想了很多很多画面。好吧，既然要解散，也要轰轰烈烈。我把自己最重要的代表作《京戏启示录》作为解散的公演剧目。这是为了纪念我父亲创作的，是我的半自传作品。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我设想的画面是这样的—把《京戏启示录》放在1500个座位的大剧场里，每张票都卖天价，对，就卖2万块台币。很贵哦！总收入能达到3000万台币。好，除了必要的支出之外，我就把钱全部分光。我一分钱都不要，但所有跟屏风有关的人，都统统把钱拿光—我不裁员，我决定结束这个剧团。
当时什么细节都想象好了。我还决定不在舞台上做两件事情—第一，我不落幕，因为我认为戏台根本没有落幕；第二，我不跟观众鞠躬，也不向观众道别，因为我这么努力做剧场，却没有得到观众的支持，是观众对不起我。我还决定在戏结束的时候，邀请所有参与屏风的人，在戏台上，跟我做一次热情的拥抱。如果是五百人，我就拥抱五百次，一直抱到完，这个戏才算全部结束。
事实上，这些都没有成真。我只是做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告了停演的这个消息，说我们被经济的遭遇牵连，说我们需要养兵休息，需要重新整军筋骨。让我意外的是，这个发布会出来后，很多戏迷带来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决定要坚强地站起来。我立志，以后屏风表演班只做一件事—开门、上台、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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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过，我最喜欢悲剧。
但我导的大多是喜剧，即便导的悲剧，也是笑中有泪的那种。我是A型血的人，神经质、优柔寡断、多愁善感，有些时候也比较悲观。但我是一个积极的悲观者—消极的悲观者对任何事情就会怨天尤人、怨声载道、逢事就抱怨，停滞不前。可是积极的悲观者不一样，他看到了环境上对他有伤害，或者是困难，可是他积极的往前走，继续为他自己的理想而继续做。我就是积极的悲观者。我做的喜悲剧也是这样，八个字—笑中有泪，泪中带笑。
你问我是不是喜欢打破传统，实际上还是要看你怎么去定位。我接受传统，但我也喜欢尝试新的东西—实验喜剧，靠的本来就是形式和想象力。比如刚刚上演的《三人行不行》，我们就把台湾版的趣味移植到了内地，添加了本土化的气息，所以京味儿浓厚多了。
我不知道如果不做戏剧，我还能去做些什么。或者可以这么说，除了戏剧，我不可能去做其他行当。戏剧对我而言是一份工作。但我很幸运，它是我的兴趣所在，兴趣又让我离不开它。踏入社会之前，我很茫然。我不知道自己将来在台湾能从事什么行业，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冒出头来。我总觉得精英分子占满了三百六十行，论古道今，大概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重复前人所做过的事情。走出自己要走的道路，说着容易，做着难。但后来我突然想通了。
我想到了莎士比亚，我和他一样，同样从事着戏剧工作呢。当然，我没法和这个大文豪比，但有一点我比他强，那就是—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