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桌子上一封封举报信，中纪委领导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有人举报了李宏塔，说他利用民政厅厅长的身份以权谋私，收受贿赂，仗着老子的权势中饱私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调查人员微服到安徽开始了调查，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后，得出了一致结论：举报信中列举的问题，没有一件符合事实，李宏塔不是一名“贪官”，相反，是一个同他父亲一样的清官、好官。随后，中纪委的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在2005年7月3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登载了一篇题为《在李大钊革命家风沐浴下》的长篇通讯，介绍了李宏塔的事迹。
　　一个人的成长，跟环境息息相关，李宏塔能成为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跟他的家庭教育不无关系。

良好家风

　　李宏塔1949年5月生，河北乐亭人，祖父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李大钊。他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去世22年，父亲李葆华是北平市第二副书记。
　　当时北平刚解放没多久，百废待兴，李葆华整天为革命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喝口水都是站着喝，晚上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母亲田映萱是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党委委员，工作繁忙，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
　　李宏塔出生才19天，就被送进了一家市民托儿所，一待就是几年。直到他6岁那年，才被父母接回家。李宏塔在家排行老三，上有哥姐，下有弟弟。父母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从来没有娇惯过，更没有让他们搞特殊化、高人一等。
　　20世纪50年代初，李宏塔的父亲李葆华担任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部长是傅作义）。当时的高干子弟都在学校寄宿，但李家因人口多，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为了减轻负担，李宏塔都是从家里挤公共汽车上学。
　　有一次李宏塔放学后恰遇暴雨，公交车抛锚了。当时电闪雷鸣，他吓得待在屋檐下望着街上的积水发呆。这时候，父亲的司机开车从这里经过，让李宏塔坐上汽车。回家后，司机被父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李宏塔也被告知，不能再搭顺风车。
　　父亲不让他们搞特殊化，更不赞成他们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
　　李宏塔清楚地记得，一天自己放学回家，路过一家商店，父亲的部下刚好购物后走出商店，就塞给他两袋葡萄干。年少不懂事的李宏塔就收下了，到家里还向父亲炫耀。李葆华立即表情严肃地对他说：“要记住，我们只有一个权利——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做了一点工作就收人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即使是我的孩子，也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随后，他让李宏塔按照购买价把钱还给了那位部下。
　　在父亲的影响教育下，李宏塔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平民意识。
　　60年代初，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宏塔随父到安徽读书。李葆华是一位一心为民的共产党人，在困难时期，他顶着压力在安徽放开农贸市场，允许农民在完成征购任务后，将自家的粮食拿到市场上销售，受到百姓交口称赞。李葆华从最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得了个“李青天”的绰号。
　　父辈的这些生活中的点滴琐事，潜移默化，注入了李宏塔的灵魂。在父亲高尚情操的熏陶下，李宏塔不知不觉成为人民的好儿子。

百姓如天

　　在李宏塔的印象中，父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百姓事情无小事，百姓如天。”
　　父亲告诉他，祖父李大钊早年的时候有句名言：“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受此影响，李宏塔时刻提醒自己，不能高高在上，官越大，越要了解百姓疾苦，为群众多办实事、好事。1978年4月，李宏塔光荣地加入了祖父亲手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1987年，组织准备将在共青团工作多年的李宏塔安排到一处新的岗位，在征求他的意见时，大家都以为他要到中央机关去工作，毕竟年轻人在那里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可是李宏塔的选择却出人意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安徽省民政厅。父亲得知他的选择之后，称赞他说：“你跟我想到一块了，要想为人民做事，必须跟困难群众打交道，他们最需要党的阳光。”
　　2003年夏天，淮河流域南部的山区降下了大暴雨，淮河上中游干流以及十六条支流都发生了超越警戒线的大洪水，李宏塔得知后心急如焚，驱车来到灾区，一个乡、一个村地往来奔波。
　　那段日子，他的衣服干了湿、湿了干，连个换洗的时间也没有，他的秘书小声说：“你的衣服……”李宏塔满不在乎地说：“衣服馊了怕啥，只要饭不馊。”其实李宏塔的饭肯定不会馊，因为他都是走到哪吃到哪，吃的是乡亲们现给的干粮，根本就不会放坏了。秘书小声嘟囔说：“李厅长，您也太苦了。”李宏塔听到后，当时就发作了：“我们出来就是吃苦的，你想享福的话就给我马上回去。”稍停一下，他缓和语气说：“回去之后能睡得着吗？老百姓待在50摄氏度的帐篷里，不揪心吗？群众无家可归，我心里有愧啊。”“群众安置绝不能有丝毫马虎。”
　　一连在救灾第一线待了20多天，李宏塔瘦了12斤，皮肤也晒黑了，他幽默地说：“这下子跟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黑老包，胜似黑老包。”
　　2008年，60岁的李宏塔卸任民政厅厅长的时候，一向不喜欢开后门的他，找到安徽省委的领导提了一个要求，想到政协负责扶贫工作，最后如愿以偿。
　　有一次李宏塔到凤台县新集镇一个村庄走访，发现当地的小学校舍破旧、操场泥泞，连一件完整的体育设施都没有。李宏塔坐不住了，现场就和地方领导商量，如何改善办学条件，当他得知资金困难后，当即表态：“钱的事，交给我，你们负责把活干好;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保证新学期开学后，孩子们有个好环境，到时候我可要来看的。”回去后，李宏塔通过有关部门协调到10万元，用于学校配套设施改造。
　　2012年9月开学，李宏塔专门驱车来到该学校，看到拔地而起的校舍，他笑得像个孩子。他对身边人说：“我是出了名的嘴皮硬，打死不求人，这辈子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跟别人说过好话;但为困难地区的孩子求回人，值！”

骑了一辈子自行车的“红三代”

　　在安徽省民政厅，李宏塔有个外号——“自行车厅长”。因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见证了李宏塔走马上任的时候，他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来的。
　　当了10年的民政厅厅长，除了外出开会和下乡，李厅长跟自行车形影不离，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
　　有的人想不通，觉得李宏塔是出风头、是作秀。更有人在背后说：“李宏塔这样做让别人难堪，其他干部怎么办？”李宏塔听到后哈哈一笑：“怎么办？按规定办！该做就做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骑车也是个人爱好，锻炼身体嘛！习惯了，改不掉。”
　　李宏塔在小时候，就跟自行车结下不解之缘，当时他年纪小，父亲不让他坐公车，母亲也不在身边，没有人接送。所以他开始坐公交車上学，可是坐公交车的人多，他常常因为挤不上车而迟到。
　　后来老师在家访时，专门跟李葆华夫妇说起了这件事。李葆华听了不敢怠慢，就到旧货市场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成为李宏塔上学的专车。李家喜欢自行车是有传统的，李宏塔在北京上学是骑自行车;1961年随调任华东局第三书记的父亲到上海上学也是骑自行车;1962年父亲调合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还是骑自行车。
　　李宏塔也曾让自己的爱车睡了三年大觉，因为他当了三年的兵。
　　1969年退伍后，李宏塔先是进了合肥化工厂当工人，后来到合肥工业大学读书，先后担任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书记、省委副书记和民政厅厅长，一年四季，风雨无阻，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担任领导工作这些年，李宏塔光是自行车就骑坏了4辆。随着年龄的增长，2003年，李宏塔终于把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自己还笑称是“与时俱进”。

单位福利房，没给自己留一套

　　唐朝的刘禹锡写过一篇《陋室铭》，里面有句名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到了现代社会，在大都市生活的有一定级别的人，想居住在陋室，恐怕都是一种奢望。李宏塔却做到了。
　　早些年单位好几次分福利房，他身为领导，硬是没给自己留一套大房子。身为一名厅级干部，他住的宿舍面积只有55平方米，而且里面没有装修，也看不到什么时髦的家具，更别说现代化的家用电器了。
　　房子里有一条8平方米的过道，同时拥有两种功能，既是客厅又是餐厅，中间放一张老式的大方桌，连走路都只能贴边走。李宏塔打趣地说，这样有个好处，停电的时候不怕摔倒，因为一伸手两边都是墙。
　　还是在当副厅长时，李宏塔就负责民政厅机关建房和分房工作，经他手至少分出去200多套房子。可是正因如此，他不但没有分到新房，而且也没有给自己调一个面积稍微大点的房间。他解释说，因为自己太了解单位情况了，知道很多年轻的同志住房困难，“下不去手，不忍心。”1998年，单位里最后一次福利房分配，很多人认为李宏塔不会再坚守陋室了，因为这时候的他要走马上任当厅长了。可是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公布分房名单时，大家仍然没有看到他的名字。有人为他惋惜，他哈哈一笑说：“末班车上人多，我这身子骨怕挤。”
　　父亲李葆华是在2005年2月去世的，他家中的简朴更是让人印象深刻——房子是七十年代的建筑，家具的材质是老旧的三合板，沙发的弹簧早就“罢工”了，一坐下就是一个坑。2000年，上级看不下去，要给他调一处房屋，李葆华说：“不用！这套房子我住习惯了，再说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父辈的言传身教，使得李宏塔的清贫也自然而真实，毫无“作秀”之嫌。
　　“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这是李宏塔自撰的一副对联，也是他的座右铭。按理说，“穷困潦倒”这个词怎么也不该跟一个为国家工作了几十年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联系在一起。可是事实恰恰如此，李宏塔退休的时候，存折上的余额只有8000多元，他的钱哪去了？原来，李宏塔有个“毛病”，那就是一听说在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他就手痒。每次单位搞捐款，捐得最多的都是李宏塔。他掏钱的姿势非常洒脱，好像掏的不是自己的钱。
　　时光的指针回到一百年前，建党初期的李大钊，就曾拿出自己当教授的大部分工资用于革命事业，资助了很多困难学生，导致家中经常无米下锅。
　　李葆华也是如此。李宏塔同样如此。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传承。
　　2021年6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李宏塔被授予“七一勋章”。李宏塔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革命之后”的身份不是光环，而是责任。
　　摘编自《中国纪检监察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