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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1日，由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事业。”这是陕甘宁边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总纲。陕甘宁边区是当时中共开展外交工作的主要地区，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具体指示，是边区施行外交政策的具体步骤，为边区外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指明了方向。
由于边区实行这样的外交政策，中外人士不远万里来到边区参观游历，每年都数以千计。如1940年为1412人，1941年为2866人，参观者中，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有中外记者、作家、海外侨胞。有迷恋边区而留下来工作的，有节省自己一部分旅费捐助边区的，有捐增图书给边区图书馆的，有写文章介绍边区情况的，如此等等。偏僻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世界万众瞩目的地方。
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来到边区
1940年4月，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野坂参三从莫斯科经新疆，穿过层层封锁线，秘密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由于当时的形势，野坂参三回日本已十分困难，便接受了中共中央的邀请，留在延安和中共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并且领导在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考虑到当时斗争的特点，他化名林哲，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才改叫日本名字冈野进，并于同年5月31日在延安以日共代表的身份公开露面活动。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在华日人的反战活动之中，创立了延安日本问题研究室，并经常在《帝国汇报》、《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文章。当时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被俘的日本士兵的反战活动已有所发展。1940年7月7日在延安的日俘士兵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等人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的帮助下，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刚到延安不久的野坂参三也积极参与了该组织的创建活动。不仅如此，野坂参三还建议中共中央设立一所专门学校，把日益增多的日军俘虏组织起来，以便对他们集中进行反战教育。
中共中央很快接受了野坂参三的建议，委托八路军总政治部筹备这所学校。学校的名称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取名为“日本工农学校”。1940年10月，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开办，校址设在宝塔山的山腰上。中共中央聘请野坂参三担任校长，副校长由赵安博担任（1943年4月以后，由敌工部副部长李初梨兼任）。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把教育、转化学员（多为俘虏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思想作为根本的宗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并通过政治上的信任，物质生活上的优待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来达到转变曾经长期经过武士道精神教育的学员立场和世界观的目的。在管理上，学校制定了“日人管日人”和“学生自治”的原则。从1942年秋季第一批学员毕业时起，学校便不断留下一些修业期满的优秀学员担任教员和行政管理工作。1943年5月以后，学校校务全由日人管理，一些老学员也开始承担部分教学任务。
随着日俘的不断增多和教育任务的加大，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也应运而不断地扩大发展。1940年10月创办时，只有学员11人，到1945年8月停办时，在校学员的规模已超过300人，并在总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晋西北分校、山东总分校及其下辖的鲁中、鲁南和渤海等分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像一个大熔炉，不仅使一批又一批的日俘觉醒过来，而且将这些“护国之神”教育改造成为坚强的反战战士。比如1942年9月入校的学员小林清，曾是日军的一名机枪手，1939年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后被八路军俘虏。起初，他抱着“死不投降”的决心，并想乘机杀死八路军领导干部，可谓顽固不化分子。进入“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后，经过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是非正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他表示：“为使日本的劳动大众从野蛮的军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就非踏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道路前进不可，我决心为此贡献自己一切。”后来他参加了八路军，和中国人民一起投入抗日战争。学员大谷正在《我的转变》一文中写道：“过去仇视中国，愿为日本帝国主义牺牲一切的我，现在愿这样宣誓：由于我正确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目的，我将和中国八路军在一起，献身于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为求得中日两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像这样的事例枚不胜举，有的学员还为反对日本法西斯血染沙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
的成立
1942年，在延安的24名日本人又在“反战同盟”的基础上，创办“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年6月23日在日本工农学校召开成立大会。冈野进致《开幕词》，并作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经过的报告》。他说：“参加本同盟的人都经过严格审查，全体同盟学员共24人。从出身来看，职员占50%，工人占33%，农民占8.3%，小商人占8.3%。本盟不是共产党，而是接近共产党的组织。参加本盟的人，必须在各方面都起模范作用。希望全体盟员为将来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而努力，为推翻日本的天皇制度，建立新日本而努力。”大会通过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选出野坂参三、森健、中小路静男、大山光美、杉本一夫、松井、高山进等7人为同盟领导。大会还给毛泽东发出致敬信，信中说：“我们的大多数，在过去，都曾是日本的士兵，都曾有过反动的思想。但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的抚育下，在一年乃至四年中，我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已发生了根本的革命的变化。我们不仅知道了，现在的日本统治阶级对中国所进行的战争，是不正义的侵略战争，而且坚决相信，为要永远消灭这样的战争，主要日本的劳苦大众从野蛮的天皇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剥削下解放出来，就非踏着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道路——即伟大的列宁、斯大林的道路前进不可，并决心为此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参加了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工人和农民的重大任务首先是从世界上消灭战争，参加本同盟的诸位都担负着这一光荣任务”。6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野坂参三的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请以此意告诉同盟所有同志。”以示祝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很快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内发展支部，到1945年8月，先后成立了延安、晋西北、晋察冀、太行、太岳、冀中、鲁中、胶东、渤海、苏中、淮北等17个支部，有数百名盟员。
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关怀与支持下，在冈野进的具体领导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办了《士兵之友》，在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利用书信、报刊、慰问袋、喊话、广播等形式，开展了颇有声势的反战宣传活动，在延安仅宣传品一项就编写印制了100多种，对沟通与日军士兵的民族感情和同胞情谊，反对法西斯战争，介绍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分化动摇日军军心，瓦解日军士气，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为建立解放区中各种反战组织的统一指挥中心，来自华北与八路军作战的13个日军部队的士兵代表和华北8个反战组织的代表，1942年8月15日至30日，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大会”。倡议召开这两个大会的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两个大会分别选举产生的“日本士兵代表大会”会长大山光美、常任委员中小路静男、茂田江纯等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会长、副会长、执行委员也多是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这两个大会的召开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的召开，统一了华北日人反战团体的领导，制定了《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纲领》，因而大大推动了反战运动的开展；“日本士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士兵要求书》，号召日本士兵应在物质生活、军纪、精神教育、军事行动、书信往来等方面主动向军队统治者争取228个权利和要求。这份《士兵要求书》散发到日本军队中去以后，使日军士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纷纷起来与官长的暴虐行为作斗争，加深了日军内部的矛盾，涣散了日军的军心。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发展
1944年1月5日至8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扩大执委会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礼堂召开预备会，听取了冀鲁豫、冀南、冀中、晋察冀、晋西北、延安各支部工作报告。1月15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式，杉本一夫致开幕词，他说：“此次大会任务有三：（一）检查和总结一年来的工作经验；（二）决定今后开展工作的新的工作方针；（三）讨论如何组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朱德、叶剑英、冈野进、李初梨等出席并讲了话。朱德在讲话中指出反战同盟发展壮大的意义和深远影响。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反战，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部，从地球上消灭法西斯，把世界变成民主的世界。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争取广大群众和我们一道进行斗争。”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必须一道进行打倒日本法西斯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克服困难，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因此，组织解放联盟是有巨大意义的。我们不能期待日本军部自行消灭，他们越濒死亡，越要挣扎，我们的工作越接近胜利，越困难。前途是光明的，任务是艰巨的，必须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冈野进在讲话中指出：“反战同盟已有4年历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40年至1942年士兵反战大会为第一阶段，反战同盟在各地撒下了种子，打下了基础；1942年至今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组织更加巩固，工作更加扎实。”他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前途是光明的，困难是不少的，要努力工作，争取胜利。”
开幕式后，大会分别听取了关于“反特”、“教育”、“对新来者的政策”、“宣传”、“组织”等方面的报告。会议期间，李初梨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反特斗争的八点指示：（一）让敢于负责的同志去办这件事；（二）一般喊话须与具体诱导相结合；（三）通过交通与一般群众互相通气；（四）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五）认清是否特务，区别情节分别对待；（六）要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七）在实际斗争中干部们要养成反特的本领；（八）教育群众，告诉群众特务是搞什么的，怎样同他们进行斗争。2月26日，会议闭幕时通过《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及“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北地方协议会”的提案》，通过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章程草案》，选出冈野进、森健、杉本一夫为准备委员会委员，吉田、冈岛为华北地方协议会正、副委员长，小林、界和田、水野等的委员。大会还召开了日本暴行座谈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成立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的决议》，选出大山为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委员长，中小路、高本、白岛、中岛、兴江田为委员。大会还发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告各地日侨书》，号召在重庆、北美、南美等地的日本人成立解放联盟。
1944年4月9日，解散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正式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下辖山东地方协议会、晋察冀地方协议会、晋冀鲁豫方协议会、冀鲁豫地方协会、华中地方协议会和延安支部、晋西北支部。朱德、彭德怀称其为“日本人民解放的灯塔”。“解联”的成立，标志着日本人民反战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30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出发回日本国纪念大会。会上，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致词说：“过去我们欢迎你们，正是欢迎我们的朋友。今天也将诸位为朋友来欢送。将来我们也仍然是好朋友。希望同志们保持发扬中日两国人民这一可珍贵的友谊。”9月10日，野坂参三等4人乘飞机到达东北，然后转道回日本。9月18日，在延安的其他日本朋友启程返回日本。
由于边区实行这样的外交政策，中外人士不远万里来到边区参观游历，每年都数以千计。如1940年为1412人，1941年为2866人，参观者中，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有中外记者、作家、海外侨胞。有迷恋边区而留下来工作的，有节省自己一部分旅费捐助边区的，有捐增图书给边区图书馆的，有写文章介绍边区情况的，如此等等。偏僻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世界万众瞩目的地方。
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来到边区
1940年4月，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野坂参三从莫斯科经新疆，穿过层层封锁线，秘密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由于当时的形势，野坂参三回日本已十分困难，便接受了中共中央的邀请，留在延安和中共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并且领导在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考虑到当时斗争的特点，他化名林哲，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才改叫日本名字冈野进，并于同年5月31日在延安以日共代表的身份公开露面活动。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在华日人的反战活动之中，创立了延安日本问题研究室，并经常在《帝国汇报》、《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文章。当时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被俘的日本士兵的反战活动已有所发展。1940年7月7日在延安的日俘士兵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等人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的帮助下，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刚到延安不久的野坂参三也积极参与了该组织的创建活动。不仅如此，野坂参三还建议中共中央设立一所专门学校，把日益增多的日军俘虏组织起来，以便对他们集中进行反战教育。
中共中央很快接受了野坂参三的建议，委托八路军总政治部筹备这所学校。学校的名称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取名为“日本工农学校”。1940年10月，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开办，校址设在宝塔山的山腰上。中共中央聘请野坂参三担任校长，副校长由赵安博担任（1943年4月以后，由敌工部副部长李初梨兼任）。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把教育、转化学员（多为俘虏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思想作为根本的宗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并通过政治上的信任，物质生活上的优待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来达到转变曾经长期经过武士道精神教育的学员立场和世界观的目的。在管理上，学校制定了“日人管日人”和“学生自治”的原则。从1942年秋季第一批学员毕业时起，学校便不断留下一些修业期满的优秀学员担任教员和行政管理工作。1943年5月以后，学校校务全由日人管理，一些老学员也开始承担部分教学任务。
随着日俘的不断增多和教育任务的加大，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也应运而不断地扩大发展。1940年10月创办时，只有学员11人，到1945年8月停办时，在校学员的规模已超过300人，并在总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晋西北分校、山东总分校及其下辖的鲁中、鲁南和渤海等分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像一个大熔炉，不仅使一批又一批的日俘觉醒过来，而且将这些“护国之神”教育改造成为坚强的反战战士。比如1942年9月入校的学员小林清，曾是日军的一名机枪手，1939年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后被八路军俘虏。起初，他抱着“死不投降”的决心，并想乘机杀死八路军领导干部，可谓顽固不化分子。进入“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后，经过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是非正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他表示：“为使日本的劳动大众从野蛮的军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就非踏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道路前进不可，我决心为此贡献自己一切。”后来他参加了八路军，和中国人民一起投入抗日战争。学员大谷正在《我的转变》一文中写道：“过去仇视中国，愿为日本帝国主义牺牲一切的我，现在愿这样宣誓：由于我正确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目的，我将和中国八路军在一起，献身于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为求得中日两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像这样的事例枚不胜举，有的学员还为反对日本法西斯血染沙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
的成立
1942年，在延安的24名日本人又在“反战同盟”的基础上，创办“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年6月23日在日本工农学校召开成立大会。冈野进致《开幕词》，并作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经过的报告》。他说：“参加本同盟的人都经过严格审查，全体同盟学员共24人。从出身来看，职员占50%，工人占33%，农民占8.3%，小商人占8.3%。本盟不是共产党，而是接近共产党的组织。参加本盟的人，必须在各方面都起模范作用。希望全体盟员为将来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而努力，为推翻日本的天皇制度，建立新日本而努力。”大会通过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选出野坂参三、森健、中小路静男、大山光美、杉本一夫、松井、高山进等7人为同盟领导。大会还给毛泽东发出致敬信，信中说：“我们的大多数，在过去，都曾是日本的士兵，都曾有过反动的思想。但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的抚育下，在一年乃至四年中，我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已发生了根本的革命的变化。我们不仅知道了，现在的日本统治阶级对中国所进行的战争，是不正义的侵略战争，而且坚决相信，为要永远消灭这样的战争，主要日本的劳苦大众从野蛮的天皇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剥削下解放出来，就非踏着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道路——即伟大的列宁、斯大林的道路前进不可，并决心为此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参加了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工人和农民的重大任务首先是从世界上消灭战争，参加本同盟的诸位都担负着这一光荣任务”。6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野坂参三的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请以此意告诉同盟所有同志。”以示祝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很快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内发展支部，到1945年8月，先后成立了延安、晋西北、晋察冀、太行、太岳、冀中、鲁中、胶东、渤海、苏中、淮北等17个支部，有数百名盟员。
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关怀与支持下，在冈野进的具体领导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办了《士兵之友》，在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利用书信、报刊、慰问袋、喊话、广播等形式，开展了颇有声势的反战宣传活动，在延安仅宣传品一项就编写印制了100多种，对沟通与日军士兵的民族感情和同胞情谊，反对法西斯战争，介绍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分化动摇日军军心，瓦解日军士气，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为建立解放区中各种反战组织的统一指挥中心，来自华北与八路军作战的13个日军部队的士兵代表和华北8个反战组织的代表，1942年8月15日至30日，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大会”。倡议召开这两个大会的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两个大会分别选举产生的“日本士兵代表大会”会长大山光美、常任委员中小路静男、茂田江纯等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会长、副会长、执行委员也多是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这两个大会的召开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的召开，统一了华北日人反战团体的领导，制定了《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纲领》，因而大大推动了反战运动的开展；“日本士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士兵要求书》，号召日本士兵应在物质生活、军纪、精神教育、军事行动、书信往来等方面主动向军队统治者争取228个权利和要求。这份《士兵要求书》散发到日本军队中去以后，使日军士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纷纷起来与官长的暴虐行为作斗争，加深了日军内部的矛盾，涣散了日军的军心。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发展
1944年1月5日至8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扩大执委会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礼堂召开预备会，听取了冀鲁豫、冀南、冀中、晋察冀、晋西北、延安各支部工作报告。1月15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式，杉本一夫致开幕词，他说：“此次大会任务有三：（一）检查和总结一年来的工作经验；（二）决定今后开展工作的新的工作方针；（三）讨论如何组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朱德、叶剑英、冈野进、李初梨等出席并讲了话。朱德在讲话中指出反战同盟发展壮大的意义和深远影响。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反战，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部，从地球上消灭法西斯，把世界变成民主的世界。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争取广大群众和我们一道进行斗争。”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必须一道进行打倒日本法西斯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克服困难，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因此，组织解放联盟是有巨大意义的。我们不能期待日本军部自行消灭，他们越濒死亡，越要挣扎，我们的工作越接近胜利，越困难。前途是光明的，任务是艰巨的，必须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冈野进在讲话中指出：“反战同盟已有4年历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40年至1942年士兵反战大会为第一阶段，反战同盟在各地撒下了种子，打下了基础；1942年至今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组织更加巩固，工作更加扎实。”他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前途是光明的，困难是不少的，要努力工作，争取胜利。”
开幕式后，大会分别听取了关于“反特”、“教育”、“对新来者的政策”、“宣传”、“组织”等方面的报告。会议期间，李初梨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反特斗争的八点指示：（一）让敢于负责的同志去办这件事；（二）一般喊话须与具体诱导相结合；（三）通过交通与一般群众互相通气；（四）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五）认清是否特务，区别情节分别对待；（六）要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七）在实际斗争中干部们要养成反特的本领；（八）教育群众，告诉群众特务是搞什么的，怎样同他们进行斗争。2月26日，会议闭幕时通过《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及“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北地方协议会”的提案》，通过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章程草案》，选出冈野进、森健、杉本一夫为准备委员会委员，吉田、冈岛为华北地方协议会正、副委员长，小林、界和田、水野等的委员。大会还召开了日本暴行座谈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成立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的决议》，选出大山为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委员长，中小路、高本、白岛、中岛、兴江田为委员。大会还发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告各地日侨书》，号召在重庆、北美、南美等地的日本人成立解放联盟。
1944年4月9日，解散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正式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下辖山东地方协议会、晋察冀地方协议会、晋冀鲁豫方协议会、冀鲁豫地方协会、华中地方协议会和延安支部、晋西北支部。朱德、彭德怀称其为“日本人民解放的灯塔”。“解联”的成立，标志着日本人民反战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30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出发回日本国纪念大会。会上，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致词说：“过去我们欢迎你们，正是欢迎我们的朋友。今天也将诸位为朋友来欢送。将来我们也仍然是好朋友。希望同志们保持发扬中日两国人民这一可珍贵的友谊。”9月10日，野坂参三等4人乘飞机到达东北，然后转道回日本。9月18日，在延安的其他日本朋友启程返回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