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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军人发动了震惊全球的政变，却于一夜之后失败。
在过去，土耳其军人自诩“共和守护者”的传统，曾在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发动过数次以“接管秩序”、“维系世俗民主的共和国价值”为由的军事政变。
土耳其军队的“政变传统”从何而来？
2016年7月15日深夜，土耳其国营的TRT电视台播出了令人意外的“接管宣言”：为了“确保恢复宪法秩序，民主、人权和自由”，土耳其军队正式接管了政府，并在“控制”首都安卡拉与伊斯坦布尔后，向全国颁布宵禁与戒严命令。
换句话说，土耳其“又”政变了。然而这数千人的部队，却未能控制住政府要人，并在政府军的反击下全面溃败，让这场震惊全球的政变行动，于一夜之后旋告终结。
此外，《洛桑条约》虽然保证了土耳其的独立，但土耳其对欧洲商品的关税自主权也受到限制，而无法透过“高额关税”来阻挡欧陆商品的涌入，并导致了进口替代的政策难以落实。虽然该则关税条款后来于1929年失效，但“大萧条”却紧接而来，让反应不及的土耳其工业受到重创。
这段时间的经济震荡，也促使土耳其政府以“稳定局面”、“控制波动”为由加大国有化的规模。而作为国家中组织规模最大、最完整、同时也最具备稳定需求的军队，也就成为了凯末尔经济政策中的骨干一环，因为除了现身稳定社会秩序外，其军需合约、军工投资、军民合作等途径，也成为经济国家化的重要调度途径。
凯末尔在1938年过世后，土耳其的现代化大业也转由他创立的共和人民党所继承，其一党执政的故事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迎来土耳其的第一次政党轮替。
当时，土耳其的经济再度于二战结束后陷入崩溃状态，而接替上台的民主党新政府，为了摆脱国有化经济的发展与债务泥淖，也转向开放国营私有、鼓励民间投资的自由经济路线；然而经济混乱期间的私有化政策，却引发了分配不公、独厚财团、牺牲弱势的民意愤慨，国家因此陷入一波接一波的朝野冲突。
1960年4月，在朝野冲突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暴动与街头骚乱之后，坐不住的土耳其军方终于以“担心国家分裂”为由在5月27日发动政变，领导行动的陆军司令古尔塞勒将军接管了政府，并以煽动暴乱为罪由，处决了民主党籍的总理曼德列斯。
1960年的军事政变，让土耳其军队对宪法的“责任”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从而直接开启了“政变传统”。 在军方监督之下修宪的土耳其，隔年就举办了大选与公投，并恢复共和政府的正常运作；不过在1961年的大选中被国会任命为总理、并再选为总统的，竟是先前领导政变的古尔塞勒将军（其先已从军队中退役）。这种“旋转门”的做法，让军方的介入行动看似有了利落的收尾，但“还政于民”的同时，却又埋下了军政精英之间“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互生关联。
古尔塞勒将军虽然让土耳其重回了稳定与宁静，但也透过政策手段，让土耳其军方做起了生意。当时为了稳定经济，土耳其政府也在1961年以军队退抚基金成立了“OYAK”控股集团，并从中建立起了极为庞大的企业控制网：从汽车、钢铁、建筑，到食品、巧克力，OYAK持有范围无所不包，整个集团旗下至今汇集超过28万名员工，是土耳其境内最大型的商业集团之一。
不过随着冷战局势的升温，以及欧亚边界的地缘政治问题，夹在美、苏之间，也让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国内的左右对立形成了新的高峰。社会上不同理念的冲突伴随着经济状况的不稳，也加大了贫富、劳资与社会阶级间的摩擦。
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年被军方抄家的民主党也已透过改组，以全新的正义党重返执政舞台。然而与其20世纪60年代的激烈私有化政策类似，卷土重来的正义党政府为了救经济而祭出的激进货币贬值政策，更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动荡——于是，1971年3月12日，土耳其军方透过参谋总长向正义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迫使正义党改组内阁，并与在野党妥协。
1971年的政治介入，再一次树立了土耳其军方的政治威信。不过此后军方介入联合政府筹组的影响却越陷越深，为了“稳定民心”，几名军方的退役将领，也在半安插、半推送的情况下被拱上了土耳其总统的大位。但此时各种来自军方的“微调建议”虽然频繁，但对于稳定政局、带动经济却没起到太多功效。
土耳其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兴起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借着国际上的新政治气氛与社会阶层的混乱而崛起，并透过党派的整合，组成了全新的在野势力——国家救赎党。
同时，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所导致的国际石油危机、1974年土耳其因主权问题入侵塞浦路斯、1976西土耳其大地震、1978年美国为强迫土军撤出塞浦路斯而对土耳其实施禁运……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由外而内地加深了土耳其社会的混乱。于是，“为了拯救国家秩序”，土耳其军方在1980年9月12日发动了“不流血政变”，并由参谋总长埃夫伦将军自任为国家元首，土耳其自此进入为期三年的军政府时期。
虽然埃夫伦将军第一时间的政变“没有流血”，但随后军方却一口气逮捕了14万人。同时，埃夫伦将军也成立了以军方为主的国安委员会，对于各级行政机关、教育机构以及政党团体发动大清洗，再依照1660年政变模式发动修宪、选举，而政变领袖埃夫伦将军也在退役后再度被新政府推选为土耳其总统。
1980年政变让原本躁动的社会“全面归零”。埃夫伦将军针对各个政党团体的“肃清”，虽然粗暴地瓦解了政党之间的原本力量，但却没有因此“摧毁”政党政治，而残存的政党势力也在土耳其军方的监督之下，重现了“社会所期待的”、温和氛围下的多党竞争。形式上的稳定一路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直到1994年的通胀风暴中，经济的失序才又让土耳其陷入了纷扰的老状况。
（待续）（编辑/立原）
在过去，土耳其军人自诩“共和守护者”的传统，曾在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发动过数次以“接管秩序”、“维系世俗民主的共和国价值”为由的军事政变。
土耳其军队的“政变传统”从何而来？
2016年7月15日深夜，土耳其国营的TRT电视台播出了令人意外的“接管宣言”：为了“确保恢复宪法秩序，民主、人权和自由”，土耳其军队正式接管了政府，并在“控制”首都安卡拉与伊斯坦布尔后，向全国颁布宵禁与戒严命令。
换句话说，土耳其“又”政变了。然而这数千人的部队，却未能控制住政府要人，并在政府军的反击下全面溃败，让这场震惊全球的政变行动，于一夜之后旋告终结。
此外，《洛桑条约》虽然保证了土耳其的独立，但土耳其对欧洲商品的关税自主权也受到限制，而无法透过“高额关税”来阻挡欧陆商品的涌入，并导致了进口替代的政策难以落实。虽然该则关税条款后来于1929年失效，但“大萧条”却紧接而来，让反应不及的土耳其工业受到重创。
这段时间的经济震荡，也促使土耳其政府以“稳定局面”、“控制波动”为由加大国有化的规模。而作为国家中组织规模最大、最完整、同时也最具备稳定需求的军队，也就成为了凯末尔经济政策中的骨干一环，因为除了现身稳定社会秩序外，其军需合约、军工投资、军民合作等途径，也成为经济国家化的重要调度途径。
凯末尔在1938年过世后，土耳其的现代化大业也转由他创立的共和人民党所继承，其一党执政的故事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迎来土耳其的第一次政党轮替。
当时，土耳其的经济再度于二战结束后陷入崩溃状态，而接替上台的民主党新政府，为了摆脱国有化经济的发展与债务泥淖，也转向开放国营私有、鼓励民间投资的自由经济路线；然而经济混乱期间的私有化政策，却引发了分配不公、独厚财团、牺牲弱势的民意愤慨，国家因此陷入一波接一波的朝野冲突。
政变传统的起点：军政精英之间的互生关联
1960年4月，在朝野冲突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暴动与街头骚乱之后，坐不住的土耳其军方终于以“担心国家分裂”为由在5月27日发动政变，领导行动的陆军司令古尔塞勒将军接管了政府，并以煽动暴乱为罪由，处决了民主党籍的总理曼德列斯。
1960年的军事政变，让土耳其军队对宪法的“责任”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从而直接开启了“政变传统”。 在军方监督之下修宪的土耳其，隔年就举办了大选与公投，并恢复共和政府的正常运作；不过在1961年的大选中被国会任命为总理、并再选为总统的，竟是先前领导政变的古尔塞勒将军（其先已从军队中退役）。这种“旋转门”的做法，让军方的介入行动看似有了利落的收尾，但“还政于民”的同时，却又埋下了军政精英之间“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互生关联。
古尔塞勒将军虽然让土耳其重回了稳定与宁静，但也透过政策手段，让土耳其军方做起了生意。当时为了稳定经济，土耳其政府也在1961年以军队退抚基金成立了“OYAK”控股集团，并从中建立起了极为庞大的企业控制网：从汽车、钢铁、建筑，到食品、巧克力，OYAK持有范围无所不包，整个集团旗下至今汇集超过28万名员工，是土耳其境内最大型的商业集团之一。
不过随着冷战局势的升温，以及欧亚边界的地缘政治问题，夹在美、苏之间，也让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国内的左右对立形成了新的高峰。社会上不同理念的冲突伴随着经济状况的不稳，也加大了贫富、劳资与社会阶级间的摩擦。
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年被军方抄家的民主党也已透过改组，以全新的正义党重返执政舞台。然而与其20世纪60年代的激烈私有化政策类似，卷土重来的正义党政府为了救经济而祭出的激进货币贬值政策，更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动荡——于是，1971年3月12日，土耳其军方透过参谋总长向正义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迫使正义党改组内阁，并与在野党妥协。
政变疗法：意外重现了众望所归的温和竞争
1971年的政治介入，再一次树立了土耳其军方的政治威信。不过此后军方介入联合政府筹组的影响却越陷越深，为了“稳定民心”，几名军方的退役将领，也在半安插、半推送的情况下被拱上了土耳其总统的大位。但此时各种来自军方的“微调建议”虽然频繁，但对于稳定政局、带动经济却没起到太多功效。
土耳其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兴起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借着国际上的新政治气氛与社会阶层的混乱而崛起，并透过党派的整合，组成了全新的在野势力——国家救赎党。
同时，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所导致的国际石油危机、1974年土耳其因主权问题入侵塞浦路斯、1976西土耳其大地震、1978年美国为强迫土军撤出塞浦路斯而对土耳其实施禁运……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由外而内地加深了土耳其社会的混乱。于是，“为了拯救国家秩序”，土耳其军方在1980年9月12日发动了“不流血政变”，并由参谋总长埃夫伦将军自任为国家元首，土耳其自此进入为期三年的军政府时期。
虽然埃夫伦将军第一时间的政变“没有流血”，但随后军方却一口气逮捕了14万人。同时，埃夫伦将军也成立了以军方为主的国安委员会，对于各级行政机关、教育机构以及政党团体发动大清洗，再依照1660年政变模式发动修宪、选举，而政变领袖埃夫伦将军也在退役后再度被新政府推选为土耳其总统。
1980年政变让原本躁动的社会“全面归零”。埃夫伦将军针对各个政党团体的“肃清”，虽然粗暴地瓦解了政党之间的原本力量，但却没有因此“摧毁”政党政治，而残存的政党势力也在土耳其军方的监督之下，重现了“社会所期待的”、温和氛围下的多党竞争。形式上的稳定一路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直到1994年的通胀风暴中，经济的失序才又让土耳其陷入了纷扰的老状况。
（待续）（编辑/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