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平凡的军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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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士兵生活过去了半个世纪,许多事情至今让我魂牵梦绕。如今回忆起来依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虽然这在我军的历史画卷中不足挂齿,却也是令人难忘的几朵独特的浪花。
  在茫茫深夜,我走向大海
  1961年7月,我因空军院校招生,成了一名军事院校的学员。9月初,我们在保定第二航空预校集训完毕,被空军高射炮七师某团一名股长带到部队当兵锻炼。每个连队5人,我分配在二营四连。当天上午,指导员刘阳修和连长杜进保给我们开个座谈会,介绍连里情况和历史传统,下午到班里熟悉情况。
  来到连队后,首先让我们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我军有政治思想工作的光荣传统,这是区别于其他军队的重要标志。这种传统代代相传,使我军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这个传统概括起来就是:干部爱护战士,战士尊重干部;平等待人、交心谈心;疏而不堵、畅所欲言;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等等。这种政治思想工作的真正价值和实际效果,是单纯的心理疏导、行政惩戒和物质刺激无法相比的。
  首次站岗值勤给我留下的记忆很深。那是我到连队的第一天,班长给我讲解了值勤的任务和注意事项,以及持枪姿势和使用方法,并领我到阵地实际察看了一遍。按照排列顺序,我是当天夜间值班。那时,部队担任着机动防空作战任务,主要是对付美蒋侦察机对我沿海城镇的袭击骚扰活动。我们的阵地布置在河北昌黎一带,属于滦河在渤海的人海口,茫茫沙滩一片,是敌机对北方城镇袭扰的必经之路。
  这个部队的武器装备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苏联引进的高射炮系统,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了,只装备了一个师。后来又仿造了一批这种武器,装备了其他部队。按照正式编制,每个连队8门火炮,一个雷达排,一个指挥所。8门火炮一字排开,整个阵地布局比较长,站岗放哨时需要不断地流动巡逻。由于我初到一个新的地方转向,值勤两个小时后返回时,所去方向不是宿营地,而是走向茫茫大海。当我听到夜间海浪拍岸的可怕声响时,才恍然大悟。这时,我已经背向走出10多公里。
  排里发现我没有按时交接班,立即报告连里。指导员和连长带领几个人在阵地周围不断扩大寻找范围。当我和大家相遇时,每个人都十分惊喜,我激动得哭了。大家没有责怪我,反而使我更加内疚。我表示今后一定认真学习,熟悉地形地物,保证完成好任务。
  由于部队机动防空作战的特点,时常在远离城镇的地方布点设防,我们先后到过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最多是福建前线的一些沿海城镇。虽然部队的基本物质生活有保障,但生活环境非常艰苦。大多数情况下是住帐篷,有时住民房或农民的辅助房等。夏天蚊虫叮咬,冬天无法避寒,100多人的连队分散住在十几个帐篷里,也有时集体住在老乡的牲口棚里或破旧仓库里。炊事班能勉强供应开水喝,洗脸洗脚一年四季都用冷水,大家管这叫“冷水浴”,洗澡的事根本提不上议程。
  最紧张的时候是打美蒋侦察机。这种飞机超低空飞行,一时疏忽就会贻误战机,有时一夜跑几次警报,甚至坐在炮位上过夜,许多人有失眠的痛苦经历。赶上机动行军作战,每个班十几吨装备物资,由平时状态转入急行军状态,上级只给10多分钟时间,没有日常的严格训练根本做不到。可是,多次行军转移从未超过上级的时间规定。
  连队的任务虽然十分繁重、紧张,但日常生活却充满青春活力和愉悦气氛。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推动下,雷锋精神深入人心。许多青年人追求的是崇高革命理想,而不是功利主义。军营里的战士好学上进,一派生龙活虎的气象。每天连里点名都有好人好事表扬。“处处有歌声,月月有晚会”形成了习惯,还有歌咏比赛、诗歌朗诵会、故事会等多种文艺形式在部队基层流行。连队的文艺活动很有特点,战士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是用自己家乡的曲调添新词,表扬连里的好人好事。南腔北调,看得见,学得到,鼓舞了士气,丰富了日常生活。每当一批老战士退伍时,大家声泪俱下,难舍难分,充分体现了军营里战友间的深厚情谊。
  我们还遇上一件浪漫的爱情故事。我和萧永信是保定一中的同班同学,他在老家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友,参军前举行了订婚仪式,双方老人以及女友一直盼着早日完婚。可是,按照兵役法规定,陆军三年、空军四年、海军五年,服役期间没有探亲假。女方多次催促他回家结婚,他答复的总是那几句解释词。时间一长,女友开始多心了。转眼到了1963年秋天,女方猜忌他在外边变心了,连他家老爷子也信以为真,两人气冲冲地从河北来到我们在福建的阵地。
  当时正赶上刮台风,每个帐篷里都是没脚深的水,外面还在下大雨刮大风。他们亲眼看到我们忙碌的情景,不用做什么解释全明白了。对于到来的亲人,连里给予了最高规格接待。连首长腾出自己的帐篷让他们住,并合理安排时间,让他们三人适时团聚。连首长和战友们多次抽空看望,嘘寒问暖,并介绍萧永信在部队的成绩和进步,还保证没有出现他们不愿见到的事情。老人和姑娘十分感动,临走时对连里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鼓励萧永信安心工作。
  是官还是兵,总是说不清
  我们参军那年,根据军委总部规定,招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学员,需要到基层连队锻炼一年后,方可进入招生院校学习。我们这批在河北省招生的学员属于空军高射炮学校,借用保定二预校地方集训两个月后,被分派到空军高射炮七师所在的各个连队当兵。和我同时分到一个连队的有彭满庆、萧永信、王廷、张凡垠5人,我和萧永信分在雷达班,其余的人分在炮兵班,都是从站岗放哨和基本操作技术学起。
  当时,凡是没有在连队当过兵的人,都要分期分批到基层连队当兵锻炼。所以,与我们一起在这个连队当兵锻炼的有红军时期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也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将校军官,更多的是刚从地方院校招生的应届大学生毕业生和像我们这样的高中毕业学员。在下放当兵锻炼的群体里,我们是小字辈。当兵锻炼的时间,将校军官是半年,刚从地方院校招生的大学生和我们这些准备进军校的高中生是一年。每个连队来锻炼的人一般保持在10人左右,约占连队人员的十分之一。
  这些来锻炼的人最初工作是站岗放哨,帮厨做饭,学习整理内务,打扫环境卫生等。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要学习一些基本操作技术,以便在特殊情况下拾遗补缺,俗称“替补号手”。最给力的要数来这里当兵的将校军官们,他们深入班排虚心向战士学习,同时还协助连队首长做政治思想工作。他们非常乐意到比较后进的班排去做工作,身上体现出来的我军优良传统作风很受战士们欢迎。   我们这批学员有个“未来军官”雅号。原因是我们没有军衔不同于军官,也不同于普通战士,因为我们穿的是军官服,津贴也高于同期入伍的士兵,将来进军事院校学习后才能成为军官。来这里锻炼的所有人,都是按规定来去有序,时间一到如期而归。最特别的要数我们这批人,我们来连队一年后“变客为主”了。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62年春天,一位军队老总视察空军机关,问到后备干部的储备情况,当汇报到有一批高中学员正在部队锻炼一年时,老总插话:“一年怎么行,我看至少要两年!”就这样,1962年秋季换装时,我们的军官服(4个兜儿)换成了士兵服(2个兜儿);我们的津贴与同期入伍的士兵也取齐了;我们佩戴的军兵种符号被取消,正式授予士兵军衔。我从雷达排调出,被正式任命为炮兵班下士班长,半年后又被任命为中士班长,其他4人也担任了班长或副班长。我们进军校学习的事不再提及,直到1964年11月才成为现实。
  我们在相当长时期里对身份的转变并不在意。历史的车轮驶进80年代后,社会对学历价值的体现越来越看重。在一次按学历调整工资中我几乎凭空“降级”,原因是首长不承认我的军校学历,我进行解释也于事无补。他说:“你参军后当兵,这怎么能算学历!我在海军机关多年,你唬不住我。”我很后悔自己多此一举。后来我的工资还是调了,因为我是1965年中国政府公派留法学生,单位里有我的十几名留法同学帮忙说话。我想,假若没有我的这段特殊留学经历,那又会是怎样?我的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们情况又会如何?1986年秋,当初招生的空军院校正式给我们补发文凭,并承认我们包括当兵锻炼在内的全部学历。可惜时过境迁,已在那次调资工作以后了。
  年终考核可疑,上级派人解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军队士兵的文化程度大部分只有初中和小学水平,高中文化程度的寥若晨星。我们5个人到连队后,很快成了某一方面的骨干力量。彭满庆就是一把劳动的好手,他力大无比,重活脏活都抢在先。每次行军转移,140多斤的炮弹箱,别人只能背一箱,力气小的两人抬,他每次都背两箱。许多人开玩笑说:“怎么看,也不像个知识分子!”王廷是连里的文艺活跃分子,各种乐器都演奏得很娴熟,最拿手的绝活是唱皮影戏,每次晚会都成了保留节目,只要他用两个手指把喉咙一掐,会场上立即发出暴风雨般的喝彩声。张凡垠是体育骨干,连里只要有篮球赛,球场上的裁判总是他。不知他何时学到的绝活,篮球规则很熟悉,判罚技能也相当老道。只要他当裁判,球队间很少有争议,说他在篮球场上具有大将风度一点不过分。
  从60年代初开始,我军在连队士兵中开展争当“五好战士”和创“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活动。我们是1961年9月到连队,三个多月后开始进行全年考核评比。我出人预料地在雷达操作、专业技能和业务知识考试中得了全优,初评评为“技术能手”报上级审批。当时的“五好战士”、“三手”与立三等功的审批手续相同,我的材料报到上级后,一位领导看了材料后说:“这不可能。当兵几年都不见得能做到,几个月怎么可能呢!”我当兵才三个多月,而且还是雷达“替补号手”,能达到“技术能手”标准,许多人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上级机关派人亲临雷达排进行调查和重新考核,这是预料中的事。重新考查的结论是“情况属实”。这是我参军后获得的第一次荣誉,也是献给家乡的第一份喜报。
  由于我第一年表现比较好,第二年成了下放锻炼学员中最早成为共产党员和最早担任班长的人。我被调出雷达排,到一个全连有名的“老大难”高炮班担任班长。这个班比较后进的原因主要在班长,我的前任班长是一个超期服役多年的老兵,家里许多实际问题解决不了,因而影响到工作情绪。我到任后,因为资历比较浅,许多人抱着怀疑的态度,有疑惑也有期待。我首先选择从自身做起,争取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把工作搞上去。
  我军有个好传统,干部总是身先士卒。在战争年代叫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和平时期叫“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多干工作,不计报酬”;在学习雷锋活动中,叫做“在工作上向标准最高的看齐,在生活上向标准最低的看齐”。这些口号都是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我一到部队就受到这种风气的熏陶和感染。我努力以前辈为榜样,从自身做起,班里工作很快取得新的进步。在全连军事训练流动红旗评比中,我们班连续多次获得流动红旗。在一段时间里,全连上下对我的工作是一片赞誉。
  荣誉是一把双刃剑,能给人鼓舞和力量,也能使人骄傲起来。随着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和进步,我的虚荣心逐步膨胀起来。1963年秋天的一次流动红旗评比后,在连里召开的全连交接大会上,我由于我们班落选不服气而大发脾气。主持会议的连首长很感诧异,当众对我进行了严肃批评。在全连众目睽睽之下,我承认了错误,但心里很不舒服,认为我们班这次落选是有人故意挑剔的结果。
  事后,连首长多次找我交换意见,我检讨了自己逐渐滋长起来的骄傲自满情绪和过激做法。连首长耐心解释评比先进的意义,并充分肯定我的工作,鼓励我再创先进。时隔不久,流动红旗又回到我们班,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这次对待荣誉的实际教育让我铭记一生。
  团长当了营长,全团觉得荣光
  空军高射炮七师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它属于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高射炮指挥所的下属单位,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开国大典上参加过受阅,1958年出色完成炮击金门的光荣任务,之后转入机动防空作战任务。1965年参加援越抗美作战,击落美军战机数百架,立下赫赫战功。
  高射炮七师下设三个团,我当兵所在的团是其中之一,同样在光荣历史上留有浓墨重彩的一笔。除了战争年代南征北战的功勋、炮轰金门的壮举以及援越抗美的赫赫战绩外,还有一件让这个团值得骄傲的事,就是这个团出了一个有名的营长。团里出营长本不是新鲜事,可这位营长很特别:其一,他是从团长的岗位上调去当营长;其二,是他卓越的指挥才能,多次指挥导弹防空部队击落敌侦察机,屡建战功;其三,是他佩戴的奇异军阶,营长职务佩戴大校(相当于正师军阶)军衔,连301医院的军医都怀疑他是否是军人。1961年我到该团后,每当人们谈起这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都会流露出难以掩饰的自豪感。这位营长就是我们的前任团长岳振华。
  1957年12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夜间防空作战的措施和方案》上批示:“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空军召开防空会议,决定加强导弹防空部队建设,并从高射炮防空部队抽调一批优秀官兵到防空导弹部队任职。1959年初,岳振华团长接到新的任命,调他到防空导弹部队二营任营长。他知道这是上级领导机关对他的信任,自己重任在肩,二话没说,收拾行李就上任。
  1959年10月,一架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从浙江路桥进入,越过南京继续北上,当进入我空军导弹二营火力网后,岳振华营长一声令下,三枚导弹凌空而起,直奔敌机,一举将其击落。此后,国民党空军的这种飞机对大陆的高空侦察活动停止了两年多。
  1962年1月,国民党空军利用美国U-2型高空侦察机,恢复对大陆的侦察活动。这种飞机高空作业性能良好,电子照相设备先进,被国民党空军吹得神乎其神。1962年9月,一架U-2型高空侦察机从2万米高空飞临江西南昌上空进行侦查。我严阵以待的空军防空导弹二营各分队密切配合,精心操作,抓住时机,适时出击,将这架侦察机击落。周恩来总理闻讯后连连称赞。国民党空军没有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在对U-2型高空侦察机进行简单改进后,继续对大陆进行侦查。1963年11月,一架U-2型飞机从浙江温州进入大陆后西窜侦查,经过河南信阳窜至甘肃玉门,绕过我军防空导弹伏击地域。但是,指战员们毫不松懈,继续坚守岗位。该飞机在返航途中终于进入我军导弹伏击网。执行伏击任务的导弹二营在雷达突然丢失目标的情况下,营长岳振华首次运用近快战法,让指挥所准确算出敌机出现的位置,并及时进行目标指示,雷达重新捕捉到目标。顿时,导弹凌空而起,敌机飞行员还没有来得及反应,飞机就已经爆炸了,飞行员跳伞被擒。
  在以后的三年中该营又三次击落U-2型飞机,迫使其自1968年后完全停止非法侦察活动。空军防空导弹二营的非凡战绩多次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表彰和奖励。1963年12月,国防部授予岳振华“空军战斗英雄”称号。1964年6月,国防部授予该营“英雄营”称号。同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该营全体指战员。
  (责任编辑 文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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