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8月，安徽怀宁，一场门当户对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宾朋欢呼中，18岁的陈独秀和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三拜九叩成亲了。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将门闺秀高大众，恰好比陈独秀大三岁，无论家世和相貌都无可挑剔。陈独秀少年得志，前程似锦。这是一段被看好的婚姻。
　　


　　最初，年少夫妻倒也说得上琴瑟和鸣。10年间，高大眾为高家添了三男两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差距越来越大。婚后，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杭州求学的陈独秀因参加反清宣传活动被通缉，逃往日本。回国后，他成了高大众眼中的“怪咖”，而在他眼里，妻子也成了彻头彻尾的“古董”。
　　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就很少回家，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几乎放弃了平常人世的天伦之乐。聚少离多，再加上个性和才情的天渊之别，夫妻之间越发人疏情薄。
　　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高大众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极为排斥，甚至加以阻拦。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陈独秀，偶尔回家面对的也是无休止的唠叨和数落，这使得他对包办的婚姻和旧式的妻子充满厌恶。家庭失和，口舌之争在所难免。日复一日，家，再也不是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情，冷漠之后就成了禁锢自由的监牢。
　　一天，高家迎来了位意外之客——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小姐姐10岁，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对姐夫发表的作品尤其钟爱。带着仰慕和崇拜，她走进了陈独秀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高君曼时尚的装扮、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谈吐，让陈独秀耳目一新。高君曼借各种机会与他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在密集相处中，陈独秀被高君曼深深吸引着。
　　在高大众看来，妹妹的到来也许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机，她从不怀疑丈夫和妹妹的交往会出现任何问题。
　　感情是一把燎原的火，稍有风助，则不可遏制，难以浇熄。慢慢地，二人的探讨变成了约会，亲情转向了爱情。情感在一爱一慕中升华，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难舍，等他们警觉到危险时，已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面对接踵而至的风言风语和世俗家族的压力，思想前卫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乐于打破束缚的陈独秀也不顾人言。非议，反而让离经叛道的两个“忤逆者”抱得更紧。1910年，怀着对爱情的向往，他们一同来到杭州，正式同居。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打扮入时的高君曼陪伴在侧。他们出访高朋，听琴作诗，“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新欢良宵短，旧爱寂寞长。面对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夺，在老家恪守妇道的高大众只能忍辱负重，如往常一样上孝公婆、下抚子女。她没有大吵大闹，更不想家丑外扬，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被任命为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高君曼陪他回到安徽。不久，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在辗转逃命的岁月里，高君曼不离不弃，饱经风霜，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任。动荡的生活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肺结核，整日咳血不止。但是，她并不后悔，而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大众所生的两个儿子前来谋生，高君曼想把孩子们接到家中食宿，没料想陈独秀坚决不允，并骂她“妇人之仁”。两人开始争吵，后来，竟然动了手。
　　从1922年起，已转战北京的陈独秀对高君曼逐渐冷淡。外界盛传他另有红颜，心高气傲的高君曼心灰意冷之下，于1925年带着儿女移居南京。自此离别，一南一北，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1930年9月，高大众在老家走完人生55个春秋。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但家族依旧对她鄙恨难泯。一年后，孤立无援的高君曼旧病未愈又添新疾，病殒南京。
　　陈独秀的一生里，一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离开后，他与医生施芝英渐生情愫，公开同居。晚年落魄之际，陪伴他走向生命终点的是一位相差30岁的女士潘兰珍。1942年，陈独秀在重庆病逝。那一对风姿绰约的高家姐妹花，虽然个性截然不同，但命运却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