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七中是我的母校，现在是南郊区所属的西韩岭中学了。
　　“大跃进”发高烧的年代，在大行政区的思想指导下，七中招生范围覆盖了黄花梁以北同蒲铁路两侧的大部分地区。故而人们戏称这个新建学校的生源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可不是嘛，最远处是怀仁金沙滩、吴家窑，最近处是西韩岭本村。
　　七中开办伊始就呈现出三大明显特征。一是校址在乡下。二是学生95%以上属农户。三是招生不受年龄限制。不少学生已是大后生、大姑娘了，有的竟与最年轻的梁述中老师同庚。老师们大部分是刚从学校毕业分配来的。但这并没有影响新型师生关系的建立。开办不久，尊师爱生蔚然成风。
　　1959年，饥饿开始了。当时，初中生粮食定量标准为每月32斤。我至今记得，刚开学食堂就有高粱面窝头了。开始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倒觉得挺新鲜，因为尽管我们对高粱面并不陌生，但那是高粱面做成的高粱糕，再加上吃高粱糕时往往有肉或鸡蛋作辅食。出人意料的是大烩菜就高粱面窝头竟也能咽下去，那其实是好奇所致。就像现在偶然吃一次玉米面食品一样，完全是为了品尝新鲜。
　　天真幼稚的我们哪里知道，那是饥饿之神在向人们发出的危险信号！
　　几个月过后，原来在家里吃饭时积攒的油水已经刮涮得所剩无几了。到了冬天，饥饿的迷雾笼罩着整个校院和旁边的村庄，然而农村大办食堂的热乎劲儿却丝毫没有降温。
　　进入1960年，学校角角落落都弥漫着饥饿的气息，像魔鬼一样死死地缠绕着我们，无法甩掉，难以忍受。每天不足1.1斤的口粮对于正在长身体的我们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饥饿的乌云就在我们头顶，久久不能散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教学，但老师仍然咬牙坚持为我们上课。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体能消耗，学校根据中央“低标准、瓜菜代、办好食堂、管好粮食、劳逸结合”的五条方针精神，取消了课间操和课外活动。下午第二节课后我们都跑回宿舍休息，于是宿舍成了闲聊胡侃的场所，其内容不外乎寻觅食物，填充饥肠。
　　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时，能吃的东西已都被人吃光了！榆树“赤身裸体”了，杨树也成了“光杆司令”了。面对本该生机盎然却凋零残败的景象，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这时，邰天才校长和筹建七中时的负责人（即后来的首任总务主任）朱丙午，两人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太行牌老八路，他们果断决策，发扬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的优良传统，学习三五九旅的南泥湾精神，带领全校师生以校田为基地，开展生产自救。
　　我们打井开渠，平田整地，垒埂造畦，掏粪积肥，点瓜种豆，摇耧拉犁，种耕锄草，浇水施肥。春天，我们满怀希望播种，秋天，我们尽情享受收获的喜悦。开荒种地帮助师生度过灾荒年月,功不可没。
　　光阴荏苒。当岁月的风霜染白我们鬓发的时候，回首往事，那一幕幕令人心动的场景，如同一部历史连环画又展现在我们面前，品尝玩味之余，倍觉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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