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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毛泽东在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前，听取了三十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笔者仔细比对了几本权威党史著作对毛泽东听取汇报过程的记述，发现记述的过程并不一致。依据现有的相关档案材料，笔者对其中的矛盾之处进行了考证，试图在最大程度上还原、澄清这一重要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历史过程；考辩
〔中图分类号〕 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5-0110-08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此之前，毛泽东为了摸清情况，先后听取了30多个部门的汇报，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在中共党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权威的党史著作，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上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最新版的《毛泽东传》第4卷，中共元老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册，以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①，对这个报告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毛泽东之前听取各个部委汇报的情况，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笔者仔细比对了这几本著作对毛泽东听取汇报过程的记述。发现这几本权威党史著作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大致是相同的，毛泽东在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前，先后听取了国务院主管重工业的第三办公室、主管轻工业的第四办公室、主管交通邮电的第六办公室、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主管财政贸易的第五办公室这5个办公室以及它们“归口”管理的20多个部、局、委的工作汇报。
总体来讲，这几本著作对毛泽东听取汇报过程的记述大致相同。但笔者也发现，这几部著作在对这同一历史过程的记述中，在有些地方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地方，而真实的历史过程是唯一的。撇开这几部著作对这一过程记述的相同部分不论，笔者试着对这几本著作对这一过程记述的矛盾之处进行考辩，希望能够解开这些疑点，尽最大的可能澄清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
一、1956年2月16日毛泽东究竟听取了哪个部门的汇报？
对1956年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情况，几部著作的记述分别是这样的。薄一波的著作说：“16日石油工业部”[1]（330） 《毛泽东传》记述：“二月十六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2]（1435）《毛泽东年谱》对1956年2月 16日这一天的记载为：“下午，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报。”[3]（530）
这样，几部著作的记述就出现了矛盾之处。并且薄一波的著作没有提及1956年2月16日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的情况，其余的两部著作，也没有提及这一天毛泽东听取石油工业部汇报的情况。那么毛泽东在这一天究竟听取了谁的汇报呢？
我们首先看薄一波著作中的记述情况对不对。对于薄一波著作中1956年2月16日石油工业部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中国第一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康世恩的老同事、石油科学家李国玉，在自己的回忆性作品：《一心为了中国的石油——我所知道的康世恩及其“五个一样”的精神》中有所记述。李国玉在文章中说：“1956年2月16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和他的汇报后提出‘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4]
除了李国玉的回忆外，康世恩当年作为部长李聚奎的助理，向毛泽东做汇报的情况，在《康世恩传》中也有比较详细的描述。“1956年初，为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2月16日上午9时，丰泽园颐年堂，新任石油部长李聚奎向毛泽东、李富春、薄一波等汇报石油工业情况。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断地提出问题，追根问底。中午没休息，让炊事员给每人做了一大碗面条，边吃边谈。李聚奎搞石油还不到半年，有些问题答不上来，不太好意思。毛泽东看了看李聚奎，笑着说：‘你谈得不错嘛！才去了5个月，有些情况不知道，不能怪你，时间太短了嘛！’下午散会时，毛泽东决定再谈一次。李聚奎请示说：‘下次再来汇报，让我们的部长助理康世恩一起来好不好？’毛泽东同意了。”[5]（71）李聚奎为什么要让康世恩和其一起汇报呢？因为李聚奎行伍出身，对石油工业不是很了解，康世恩是石油专家，对石油专业方面的知识十分熟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之后，1956年2月26日，李聚奎和康世恩再次向毛泽东做了详细的汇报，《康世恩传》中对这个过程有着比较详尽的记述。毛泽东向康世恩问了地质年代的划分及根据，石油是如何生成的，原油出来以后怎么炼制、怎么出汽油，中国怎么找油等问题[5]（72-74）。毛泽东对这次汇报整体上来讲是比较满意的。
从上可以看出，石油工业部应该是汇报了两次，一次是在1956年2月16日，一次是在1956年2月26日。并且对于石油工业部1956年2月26日汇报的情况，《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1]（330）、《毛泽东传》[2]（1438）、《毛泽东年谱》[3]（538）中的记述是一致的。《毛泽东年谱》中还有一句十分关键的话，毛泽东在听取完石油工业部的汇报后，“他最后说：今天汇报很好，比上一次进了一步。”[3]（538）这充分说明之前石油工业部已经向毛泽东汇报过一次，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与之前的汇报相比，毛泽东觉得这次汇报好得多。
结合《康世恩传》对石油工业部在1956年2月16日、2月26日两次汇报情况的描述，以及《毛泽东年谱》中记载的毛泽东在1956年2月26日听取完石油工业部汇报后称赞的话，可以肯定1956年2月16日毛泽东听取了石油工业部的汇报，只不过不是很满意，薄一波著作中关于这一天毛泽东听取石油工业部情况汇报的记述是没有错误的。 如果说1956年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了石油工业部的汇报，那么《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记述的1956年2月16日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的情况可靠吗？
对此《彭真年谱》做出了很好的注脚。《彭真年谱》关于1956年2月16、17日情况的记述是这样的：“2月16日、17日 和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薄一波、黄敬、赵尔陆、张霖之汇报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工作的会议。”[6]（109）这就让我们从侧面了解到，毛泽东在这两天还听了3个机械工业部的工作汇报。
当时的当事人不仅有毛泽东，还有周恩来、薄一波等。黄敬、赵尔陆、张霖之当时分别是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的部长，但笔者目前看到的他们的相关材料对汇报情况都没有记载。《周恩来年谱》对于1956年2月16日这一天的情况没有详细的记载，只是笼统说：“2月14日—27日 先后九次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重工业各部工作汇报会议。”[7]（548）薄一波对此情况的记述是：“国务院三办和建委的汇报，以我为主，各位副主任作补充。我作为汇报者，也作为这个汇报的具体组织者，共参加过二十几次。重工业口各部、轻工业口各部、交通口各部的汇报我都参加了。”[1]（331）但薄一波的说法也是比较笼统和模糊，我们从中看不出1956年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到底听没听取3个机械工业部的工作汇报。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对1956年2月16日、17日三个机械工业部汇报的情况的记载。我们会发现，记载非常详细，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时候批评了一长制，在2月17日听汇报的时候称赞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汇报，认为比较生动活泼，还谈到了其他许多情况[2]（1435-1437）
[3]（530-533）。这样详尽的记述本身就说明这两天毛泽东确实听取了3个机械工业部所做的情况汇报。
另外薄一波著作中对1956年2月17日这一天的情况记述也是：“17日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1]（330）而《毛泽东传》对于1956年2月17日情况的记述是：“二月十七日，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2]（1436）对这一天《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为：“2月17日 下午，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
报。”[3]（531）这两部著作对2月17日听取汇报的情况命名为“继续听取”也说明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确实听取了3个机械工业部情况的汇报。
那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的记述和《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关于1956年2月16日毛泽东听取汇报情况的记述到底谁对谁错呢？综上所述，根据目前的材料①，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1956年2月16日上午，毛泽东先听取了石油工业部的工作汇报，但是不太满意；这天下午听取了3个机械工业部的工作汇报，由于汇报的内容比较多，第二天接着听取3个部的汇报。这就是1956年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情况，3部著作的记述各有侧重，并不存在绝对的对错。
二、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的
是哪个“建委”的汇报？
对于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汇报情况的记述，3部著作基本一致，但也有一些细微的不同。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记述为：“19日建委”[1]（330）《毛泽东传》记述：“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取基本建设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2]（1437）《毛泽东年谱》对这一天的记载为：“晚上，听取国家建设委员会汇报。”[3]（534）
薄一波的著作笼统称为“建委”，《毛泽东传》则为“基本建设委员会”，《毛泽东年谱》记载为“国家建设委员会”，那么毛泽东在1956年2月19日这一天究竟听取的是哪一个“建委”的报告呢？“建委”、“基本建设委员会”和“国家建设委员会”三者是同一个单位吗？
查阅建国后第一届国务院机构设置的基本情况，笔者发现“国家建设委员会”这个机构成立于1954年11月1日，于1958年2月11日撤销，其第一任主任是薄一波，副主任有王世泰、孔祥祯、孙志远、安志文、谷牧等。《毛泽东传》中的“基本建设委员会”的全称应该是“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这个机构设立于1958年10月13日，陈云兼任第一任主任，副主任有宋劭文、刘岱峰、柴树藩。
按照这两个机构成立和撤销的时间来推算，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的应该是“国家建设委员会”的汇报，而不是“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汇报。结合薄一波著作中所说“国务院三办和建委的汇报，以我为主，各位副主任作补充”[1]（331）的情况，我们可以基本判断，这个“建委”就是薄一波担任主任的“国家建设委员会”，而不是“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薄一波可能因为工作的习惯，把其简称为“建委”。
《彭真年谱》中对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情况也有记述。“和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薄一波、安志文汇报国家建设委员会工作的会议。”[6]（109）彭真的这个记述也符合当时薄一波、安志文分别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的情况。
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判断，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的是“国家建设委员会”这个“建委”的工作汇报，而不是“基本建设委员会”这个“建委”的汇报。根据这一论断，我们判断《毛泽东传》中对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情况的记述是不准确的，不应该混淆“国家建设委员会”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两个概念，因为当时“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尚未成立。
三、毛泽东在哪一天听取了林业部和
气象局的汇报？
对于1956年3月毛泽东听取林业部和气象局汇报情况的具体日期，薄一波在其著作中记述为：“17日林业部、气象局”[1]（330）而毛泽东年谱的记载是：“3月18日晚上，听取林业部和气象局汇报。”[3]（549）这样二者的记载就出现了矛盾。我们再看《毛泽东传》的记述是：“三月十五日、十六日、十八日，先后听取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汇报。”[2]（1433）从这个记述也不能很明晰地看出来毛泽东在1956年3月18日是听取了林业部和气象局其中一个部门的汇报，还是两个部门的汇报。这样问题就出现了，毛泽东究竟在哪一天听取了林业部和气象局的汇报？ 彭真在这一段时间经常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笔者查阅《彭真年谱》发现关于1956年3月18日这一天的记载是：“晚，和刘少奇、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李范五、雍文涛等汇报林业部工作的会议。会后，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同谈西方通讯社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6]（120）李范五、雍文涛均为时任林业部副部长。
查阅《彭真年谱》记载的当事人之一的邓小平的年谱，发现关于1956年3月18日这一天的记载是：“晚、和刘少奇、彭真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听取李范五、雍文涛和王功贵关于林业和气象工作的汇报。会后，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伯达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8]（1278）王功贵为当时气象总局副局长。
向当时的国家主席毛泽东汇报工作情况，对部委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笔者查阅国家林业局网站，发现其发布的《1956年林业大事记》对李范五、雍文涛向毛泽东作工作汇报的情况作了比较详实的记录：“3月18日李范五、雍文涛去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林业工作，在座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林业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你们回去后，要继续把工作抓好，林业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①
综合1956年3月18日晚三个当事人：毛泽东——汇报会的召集者；邓小平、彭真——汇报会的参加者年谱的记载，还有国家林业局网站的相关信息。笔者判断，毛泽东在这天晚上肯定听取了林业部的工作汇报。而几本著作关于气象局汇报情况的安排都在林业局之后，可以判定气象局汇报的时间也是在1956年3月18日这天。
那么薄一波著作中所说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听取林业部和气象局汇报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毛泽东在这一天听取了这两个部门的汇报？3月18日是第二次听取？麻烦的是《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还有《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关于1956年3月17日这一天关于毛泽东活动的记录是空白，而3月17日之前还有之后几天，这几部著作关于毛泽东听取各个部委汇报工作的情况都有记录。按照常理来推，如果毛泽东在1956年3月17日这一天确实听取了林业部和气象局两个部门的汇报，那么记录不应该是空白。综合以上各种情况，可以判断薄一波著作中记述的毛泽东接见林业部和气象局汇报的日期是错误的，正确的日期是1956年3月18日。
四、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
汇报的时间是一天还是三天？
对于1956年3月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汇报的时间，薄一波著作的记载是：“19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管财政贸易）。”[1]（330）也就是说薄一波所记载的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汇报的时间是1956年3月19日一天。但是在《毛泽东传》中却是这样记载的：“三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汇报。”[2]（1443）按照这个记载，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时间就不是一天，而是三天。对这个事情，《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也是三天。“3月19日 下午四时半，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汇报。”“3月20日、21日 晚上，继续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汇报。”[3]（549）那么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汇报的时间到底是一天、还是三天呢？
笔者查阅当时的当事人之一彭真的年谱，其对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汇报时间的记述是：“3月19日—21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李先念、马明方汇报财贸工作的会议。”[6]（120）根据其中的线索，笔者接着查阅了另外的几个当事人的年谱，刘少奇、周恩来两人年谱没有对此信息的记载。《陈云年谱》的记载为：“3月19日、20日、21日 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听李先念汇报财贸工作。”[9]（296）《邓小平年谱》的记载是：“3月19日—21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听取李先念、马明方关于财贸工作的汇报。”[8]（1279）这几个当事人的记载都是三天。
综合以上几个当事人年谱所记载的情况，可以判断，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工作汇报的时间为1956年3月19、20、21日三天，而不是薄一波著作所说的1956年3月19日一天。
五、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听取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的汇报了吗？
对于1956年4月2日、5日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情况，《毛泽东传》是这样记述的：“四月二日、五日、八日，分别听取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和农产品采购部汇报。”[2]（1443）《毛泽东年谱》与《毛泽东传》的记载相一致：“4月2日 下午，听取全国合作总社汇报。”[3]（556）“4月5日 下午，听取粮食部汇报。”[3]（558）奇怪的是薄一波著作关于这两天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情况记录却是空白。[1]（330）那么1956年4月2日、5日这两天毛泽东究竟听没听供销合作总社和粮食部的工作汇报呢？
我们首先看1956年4月2日供销合作总社有没有向毛泽东做汇报。据有关作品记载，当时是由担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常务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的张启龙负责向毛泽东做汇报的。“1956年4月2日下午，张启龙受程子华的委托，同邓辰西、邓飞一起，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向毛泽东汇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汇报时，刘少奇、彭真、李先念、马明方等中央领导人也在座。”[10]
根据这一线索，笔者查阅了这一作品中的当事人刘少奇、彭真和李先念的年谱关于这一天情况的记载。《刘少奇年谱》关于这一天的情况没有记录。[11]（364）《彭真年谱》对于彭真这一天活动情况的记载十分详细和丰富，但没有参与毛泽东召集的听取中华全国供销总社情况汇报的相关记录。[6]（124-125）我们再看《李先念年谱》关于这一天情况的记载也是空白，没有相关记录。[12]（649）这样就出现了十分奇怪汇报的的现象，何以上述作品中提到的和毛泽东一起听取张启龙汇报的几个领导人的年谱中对这一情况都没有记录？一般情况下，听取毛泽东汇报的情况总会出现在其中一个或几个当事人年谱的记录中，而不会出现这种集体消失的情况。我们不由怀疑这一天毛泽东究竟听没有听取供销总社的情况汇报。 我们再看《刘少奇年谱》关于刘少奇参与毛泽东召集的听取各部委汇报情况的记载：“2月14日 毛泽东对刘少奇听取各部委汇报一事很感兴趣，自本日至四月二十二日亦先后听取财经方面二十九个部委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负责人的汇报。其间，三月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四月九日、十日，刘少奇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一同听取林业部、国家气象局、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商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11]（358）这对刘少奇参与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情况的记录比较全面，但其中并没有1956年4月2日这天相关情况的记录。
综合笔者目前所看到的材料，对1956年4月2日毛泽东听取供销总社工作汇报的情况，只有《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以及《开国省长、书记》中有所提及。并且《开国省长、书记》更大成分上是文学作品，并不是历史性作品；再者其提到的几位在场的领导人的年谱中，都没有提及此事，因此笔者认为其描述的1956年4月2日毛泽东听取供销合作总社汇报情况的准确性，很值得怀疑。这样毛泽东在1956年4月2日听取汇报的情况除了《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的记载外，就没有其他方面的材料作支撑。基于以上情况，笔者大胆判断，毛泽东在1956年4月2日这一天没有听取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汇报，《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关于这一情况的记录是错误的，《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的记述才是准确的。
那么1956年4月5日毛泽东有没有听取粮食部的汇报呢？笔者查阅了《彭真年谱》对于这一天的记载是：“4月5日 下午，和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陈希云、陈国栋、喻杰汇报粮食部工作的会议。”[6]（126）陈希云、陈国栋、喻杰三人当时均为粮食部副部长。笔者又查阅了《彭真年谱》中提及的另外两位当事人邓小平、李先念的年谱。《邓小平年谱》记载：“4月5日 下午，和彭真、李先念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听取陈希云、陈国栋、喻杰等关于粮食工作的汇报。”[8]（1282-1283）《李先念年谱》的记载是：“下午，同邓小平、彭真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会议听取陈希云、陈国栋、喻杰等关于粮食工作的汇报。”[12]（650）可以看出，三个当事人年谱对于这一情况的记载和《毛泽东年谱》的记载是一致的，毛泽东在这一天确实听取了粮食部工作的汇报。
综上所述，笔者大胆判断，1956年4月2日，毛泽东并没有听取供销总社的工作汇报，《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对这一情况的记录是错误的，《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的记录是准确的；1956年4月5日，毛泽东听取了粮食部的汇报，薄一波的著作对这一情况出现了漏记。
六、1956年4月11日毛泽东听取中国人民银行的汇报了吗？
薄一波的著作对1956年4月毛泽东听取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汇报情况的记述是：“9日财政部，10日人民银行。”[1]（330）《毛泽东传》对于这一情况的记述却是：“四月九日到十一日，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汇报。”[2]（1443）这样两部著作关于毛泽东听取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汇报的时间只差了一天。对于这一情况，《毛泽东年谱》的记载和《毛泽东传》相一致：4月9日“下午，听取财政部汇报。”[3]（559）4月10日“下午，继续听取财政部汇报。之后，听取中国人民银行汇报。”[3]（560）4月11日“下午四时半，继续听取中国人民银行汇报。”[3]（560）这样问题就出现了，毛泽东在1956年4月11日这一天究竟听没听人民银行的汇报呢？
笔者查阅了《周恩来年谱》关于1956年4月11日的记载，有关于听取人民银行汇报的内容。“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听取人民银行的工作汇报。参加者还有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先念、曹菊如、胡景沄等。”[7]（565）根据其提供的线索，可以看出当时会议的参与者除了周恩来外，还有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
笔者查阅《陈云年谱》对这一天活动情况的记载，有“下午，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继续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9]（301）的内容。《邓小平年谱》关于这一天情况的记载是：“4月11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先念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继续听取曹菊如、陈希俞、胡景沄关于银行工作的汇报。”[8]（1284）曹菊如为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俞、胡景沄均为当时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彭真年谱》关于听取汇报情况的记载为，4月11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继续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6]（128）《李先念年谱》也有记载：“十一日下午，继续听取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汇报。”[12]（651）从上可以看出，这几个当时会议参与者年谱关于听取汇报的情况记载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几个当时会议参与者的年谱所记载的1956年4月11日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的情况，同《毛泽东年谱》记载的情况是一致的。这样就可以判断，毛泽东在1956年4月11日这天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汇报，而薄一波著作中对毛泽东听取人民银行工作汇报情况的记述是不完整的。
七、毛泽东听取汇报部门的
个数究竟是多少个？
1956年4月11日，毛泽东历时一个多月的大规模调查研究终于告一段落，听完了三十多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对于参与这次汇报工作的部门的个数，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首次提出是35个。年谱关于1956年2月14日一条，对毛泽东听取汇报部门个数情况的记载是：“自本日开始，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国务院三十五个部门的工作汇报。”[3]（528）并且对于35个部门的说法，年谱的编撰者特意做了注解：“通常说毛泽东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根据现存的档案材料，向毛泽东汇报的是35个部门。”[3]（528）年谱关于1956年4月11日的记载也再次提及：“至此，国务院三十五个部门的汇报全部听完。”[3]（560）也就是说按照《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从1956年2月14日至4月11日，毛泽东先后听取了国务院35个部门的工作汇报。 但是之前的著作，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传》还是《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都把毛泽东听取汇报的部门个数计算为34个。《中国共产党历史》是这样描述的：“从1956年2月中旬至4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听取中央和国务院34个部（委、办、局）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13]（380）《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2]（1433）《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记述为：“接下来才是毛主席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1]（330）《刘少奇年谱》、《邓小平年谱》、《彭真年谱》在提到汇报部门的个数的时候也说是34个。
那么向毛泽东汇报的部门究竟是34个还是35个呢？如果是35个是哪35个呢？如果是34个，又是哪34个呢？
笔者按照时间顺序以及国务院“归口”管理的原则，把各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工作汇报的情况分成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国务院主管重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及下属部门的工作汇报；第二阶段，国务院主管轻工业的第四办公室及其下属部门的工作汇报；第三阶段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的第六办公室及其相下属部门的工作汇报；第四阶段，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及其下属部门的工作汇报；第五阶段，国务院主管财政贸易的第五办公室及其下属部门的工作汇报。
经过比对，笔者发现，《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在毛泽东听取汇报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阶段的记述中，进行汇报部门的个数是一致的。
具体而言，在第一阶段，根据笔者的考证结果，共有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电力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国家建设委员会、建筑工业部、城建总局、重工业部、地质部、煤炭工业部12个部门向毛泽东做了工作汇报。虽然三部著作对这些部门进行汇报的具体情况的记述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对于进行汇报的部门个数的记述是一致的，都是12个。
在第二阶段，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纺织工业部、地方工业部、轻工业部、手工业管理局，共5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在第三阶段，国务院第六办公室、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共5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工作汇报。在第二、第三阶段，三部著作对毛泽东听取汇报部门的名称、个数的记述完全一致。
在第四阶段，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共5个部门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虽然第四阶段，在毛泽东听取林业部、气象局汇报的时间记述上，三部著作有些差异，但向毛泽东进行汇报的部门名称和个数是相同的。
综上可以看出，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阶段，共计有27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三部著作的记述是一致的。
汇报部门个数出现差异的情况出现在第五阶段。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这一阶段共有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农产品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6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这样算起来，只有33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薄一波所说的第34个部门又是哪个部门呢？
薄一波书中其实有交代。“《大事记》中没有劳动部汇报的记载。劳动部于7月7日向毛主席作了书面汇报。按照这个记载，34个部委，指的是29个部委行局加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1]（330）可见，薄一波所指的第34个进行汇报的部门是指劳动部。加上之前的33个部门，这就是薄一波所谓的进行汇报的34个部门。
《毛泽东传》所言进行汇报的部门个数是34个是沿用了毛泽东自己的说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2]（1433）
但是在《毛泽东传》的记述中，在第五阶段，共有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农产品采购部汇报、财政部、人民银行汇报8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这样加上之前四个阶段进行汇报的27个部门，共计有35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而《毛泽东传》只是沿袭了毛泽东自己回忆的说法，并没有对进行汇报部门的个数进行严格的统计和考证，因而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前面按照毛泽东的回忆为34个部门，按照其书中所记述的进行汇报部门的个数进行逐一统计却变成了35个。
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在第五阶段，向毛泽东进行工作汇报的部门共有：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全国合作总社、粮食部、农产品采购部、财政部汇报、中国人民银行共8个部门。按照这样的统计，向毛泽东进行工作汇报的部门共有35个。
但是《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提及的供销合作总社的汇报情况，经过笔者根据目前所公布材料进行的考证，应该是错误的记述。这样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11日，共有34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
概而言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在汇报的第五阶段没有《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提及的“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进行汇报的情况，这样就少了两个部门，只有33个部门。但其认为7月7日劳动部进行的书面汇报也算是1次，加上这次，共计有34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记述的向毛泽东进行汇报的34个部门与《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所记述的34个部门是略有差异的。
综合上述情况，结合笔者在前文中进行的考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1956年2月14日至4月11日，共有34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这34个具体的部门应该就是除去《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中所记载的供销合作总社之外剩下的34个部门。这也符合毛泽东自己回忆所说的听取了34个部门汇报的情况。 至于《毛泽东年谱》所说的“根据现存的档案材料，向毛泽东汇报的是35个部门”[3]（528）。笔者大胆推断，薄一波著作中所说1956年7月7日，劳动部向毛泽东进行了书面汇报，而薄一波在写作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相信此说不虚。这样“根据现存的档案材料，向毛泽东汇报的是35个部门”的说法就能够成立。不过这样一来，毛泽东听取（看）汇报的截止日期就得延续到1956年7月7日，才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
以上就是笔者根据目前能看到的相关材料，对作《论十大关系》报告之前，毛泽东听取三十多个部门汇报情况中若干问题进行的历史考辩。笔者的意图是弄清楚这一重要的历史过程，但受到材料的限制，笔者的某些判断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但笔者相信自己所做的这些基础工作对弄清楚这一重要历史过程的来龙去脉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的，也相信随着更多档案材料的开放，这一历史过程会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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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张北根）
〔关键词〕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历史过程；考辩
〔中图分类号〕 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5-0110-08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此之前，毛泽东为了摸清情况，先后听取了30多个部门的汇报，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在中共党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权威的党史著作，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上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最新版的《毛泽东传》第4卷，中共元老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册，以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①，对这个报告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毛泽东之前听取各个部委汇报的情况，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笔者仔细比对了这几本著作对毛泽东听取汇报过程的记述。发现这几本权威党史著作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大致是相同的，毛泽东在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前，先后听取了国务院主管重工业的第三办公室、主管轻工业的第四办公室、主管交通邮电的第六办公室、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主管财政贸易的第五办公室这5个办公室以及它们“归口”管理的20多个部、局、委的工作汇报。
总体来讲，这几本著作对毛泽东听取汇报过程的记述大致相同。但笔者也发现，这几部著作在对这同一历史过程的记述中，在有些地方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地方，而真实的历史过程是唯一的。撇开这几部著作对这一过程记述的相同部分不论，笔者试着对这几本著作对这一过程记述的矛盾之处进行考辩，希望能够解开这些疑点，尽最大的可能澄清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
一、1956年2月16日毛泽东究竟听取了哪个部门的汇报？
对1956年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情况，几部著作的记述分别是这样的。薄一波的著作说：“16日石油工业部”[1]（330） 《毛泽东传》记述：“二月十六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2]（1435）《毛泽东年谱》对1956年2月 16日这一天的记载为：“下午，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报。”[3]（530）
这样，几部著作的记述就出现了矛盾之处。并且薄一波的著作没有提及1956年2月16日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的情况，其余的两部著作，也没有提及这一天毛泽东听取石油工业部汇报的情况。那么毛泽东在这一天究竟听取了谁的汇报呢？
我们首先看薄一波著作中的记述情况对不对。对于薄一波著作中1956年2月16日石油工业部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中国第一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康世恩的老同事、石油科学家李国玉，在自己的回忆性作品：《一心为了中国的石油——我所知道的康世恩及其“五个一样”的精神》中有所记述。李国玉在文章中说：“1956年2月16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和他的汇报后提出‘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4]
除了李国玉的回忆外，康世恩当年作为部长李聚奎的助理，向毛泽东做汇报的情况，在《康世恩传》中也有比较详细的描述。“1956年初，为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2月16日上午9时，丰泽园颐年堂，新任石油部长李聚奎向毛泽东、李富春、薄一波等汇报石油工业情况。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断地提出问题，追根问底。中午没休息，让炊事员给每人做了一大碗面条，边吃边谈。李聚奎搞石油还不到半年，有些问题答不上来，不太好意思。毛泽东看了看李聚奎，笑着说：‘你谈得不错嘛！才去了5个月，有些情况不知道，不能怪你，时间太短了嘛！’下午散会时，毛泽东决定再谈一次。李聚奎请示说：‘下次再来汇报，让我们的部长助理康世恩一起来好不好？’毛泽东同意了。”[5]（71）李聚奎为什么要让康世恩和其一起汇报呢？因为李聚奎行伍出身，对石油工业不是很了解，康世恩是石油专家，对石油专业方面的知识十分熟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之后，1956年2月26日，李聚奎和康世恩再次向毛泽东做了详细的汇报，《康世恩传》中对这个过程有着比较详尽的记述。毛泽东向康世恩问了地质年代的划分及根据，石油是如何生成的，原油出来以后怎么炼制、怎么出汽油，中国怎么找油等问题[5]（72-74）。毛泽东对这次汇报整体上来讲是比较满意的。
从上可以看出，石油工业部应该是汇报了两次，一次是在1956年2月16日，一次是在1956年2月26日。并且对于石油工业部1956年2月26日汇报的情况，《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1]（330）、《毛泽东传》[2]（1438）、《毛泽东年谱》[3]（538）中的记述是一致的。《毛泽东年谱》中还有一句十分关键的话，毛泽东在听取完石油工业部的汇报后，“他最后说：今天汇报很好，比上一次进了一步。”[3]（538）这充分说明之前石油工业部已经向毛泽东汇报过一次，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与之前的汇报相比，毛泽东觉得这次汇报好得多。
结合《康世恩传》对石油工业部在1956年2月16日、2月26日两次汇报情况的描述，以及《毛泽东年谱》中记载的毛泽东在1956年2月26日听取完石油工业部汇报后称赞的话，可以肯定1956年2月16日毛泽东听取了石油工业部的汇报，只不过不是很满意，薄一波著作中关于这一天毛泽东听取石油工业部情况汇报的记述是没有错误的。 如果说1956年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了石油工业部的汇报，那么《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记述的1956年2月16日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的情况可靠吗？
对此《彭真年谱》做出了很好的注脚。《彭真年谱》关于1956年2月16、17日情况的记述是这样的：“2月16日、17日 和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薄一波、黄敬、赵尔陆、张霖之汇报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工作的会议。”[6]（109）这就让我们从侧面了解到，毛泽东在这两天还听了3个机械工业部的工作汇报。
当时的当事人不仅有毛泽东，还有周恩来、薄一波等。黄敬、赵尔陆、张霖之当时分别是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的部长，但笔者目前看到的他们的相关材料对汇报情况都没有记载。《周恩来年谱》对于1956年2月16日这一天的情况没有详细的记载，只是笼统说：“2月14日—27日 先后九次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重工业各部工作汇报会议。”[7]（548）薄一波对此情况的记述是：“国务院三办和建委的汇报，以我为主，各位副主任作补充。我作为汇报者，也作为这个汇报的具体组织者，共参加过二十几次。重工业口各部、轻工业口各部、交通口各部的汇报我都参加了。”[1]（331）但薄一波的说法也是比较笼统和模糊，我们从中看不出1956年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到底听没听取3个机械工业部的工作汇报。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对1956年2月16日、17日三个机械工业部汇报的情况的记载。我们会发现，记载非常详细，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时候批评了一长制，在2月17日听汇报的时候称赞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汇报，认为比较生动活泼，还谈到了其他许多情况[2]（1435-1437）
[3]（530-533）。这样详尽的记述本身就说明这两天毛泽东确实听取了3个机械工业部所做的情况汇报。
另外薄一波著作中对1956年2月17日这一天的情况记述也是：“17日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1]（330）而《毛泽东传》对于1956年2月17日情况的记述是：“二月十七日，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2]（1436）对这一天《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为：“2月17日 下午，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
报。”[3]（531）这两部著作对2月17日听取汇报的情况命名为“继续听取”也说明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确实听取了3个机械工业部情况的汇报。
那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的记述和《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关于1956年2月16日毛泽东听取汇报情况的记述到底谁对谁错呢？综上所述，根据目前的材料①，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1956年2月16日上午，毛泽东先听取了石油工业部的工作汇报，但是不太满意；这天下午听取了3个机械工业部的工作汇报，由于汇报的内容比较多，第二天接着听取3个部的汇报。这就是1956年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情况，3部著作的记述各有侧重，并不存在绝对的对错。
二、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的
是哪个“建委”的汇报？
对于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汇报情况的记述，3部著作基本一致，但也有一些细微的不同。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记述为：“19日建委”[1]（330）《毛泽东传》记述：“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取基本建设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2]（1437）《毛泽东年谱》对这一天的记载为：“晚上，听取国家建设委员会汇报。”[3]（534）
薄一波的著作笼统称为“建委”，《毛泽东传》则为“基本建设委员会”，《毛泽东年谱》记载为“国家建设委员会”，那么毛泽东在1956年2月19日这一天究竟听取的是哪一个“建委”的报告呢？“建委”、“基本建设委员会”和“国家建设委员会”三者是同一个单位吗？
查阅建国后第一届国务院机构设置的基本情况，笔者发现“国家建设委员会”这个机构成立于1954年11月1日，于1958年2月11日撤销，其第一任主任是薄一波，副主任有王世泰、孔祥祯、孙志远、安志文、谷牧等。《毛泽东传》中的“基本建设委员会”的全称应该是“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这个机构设立于1958年10月13日，陈云兼任第一任主任，副主任有宋劭文、刘岱峰、柴树藩。
按照这两个机构成立和撤销的时间来推算，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的应该是“国家建设委员会”的汇报，而不是“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汇报。结合薄一波著作中所说“国务院三办和建委的汇报，以我为主，各位副主任作补充”[1]（331）的情况，我们可以基本判断，这个“建委”就是薄一波担任主任的“国家建设委员会”，而不是“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薄一波可能因为工作的习惯，把其简称为“建委”。
《彭真年谱》中对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情况也有记述。“和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薄一波、安志文汇报国家建设委员会工作的会议。”[6]（109）彭真的这个记述也符合当时薄一波、安志文分别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的情况。
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判断，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的是“国家建设委员会”这个“建委”的工作汇报，而不是“基本建设委员会”这个“建委”的汇报。根据这一论断，我们判断《毛泽东传》中对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情况的记述是不准确的，不应该混淆“国家建设委员会”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两个概念，因为当时“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尚未成立。
三、毛泽东在哪一天听取了林业部和
气象局的汇报？
对于1956年3月毛泽东听取林业部和气象局汇报情况的具体日期，薄一波在其著作中记述为：“17日林业部、气象局”[1]（330）而毛泽东年谱的记载是：“3月18日晚上，听取林业部和气象局汇报。”[3]（549）这样二者的记载就出现了矛盾。我们再看《毛泽东传》的记述是：“三月十五日、十六日、十八日，先后听取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汇报。”[2]（1433）从这个记述也不能很明晰地看出来毛泽东在1956年3月18日是听取了林业部和气象局其中一个部门的汇报，还是两个部门的汇报。这样问题就出现了，毛泽东究竟在哪一天听取了林业部和气象局的汇报？ 彭真在这一段时间经常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笔者查阅《彭真年谱》发现关于1956年3月18日这一天的记载是：“晚，和刘少奇、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李范五、雍文涛等汇报林业部工作的会议。会后，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同谈西方通讯社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6]（120）李范五、雍文涛均为时任林业部副部长。
查阅《彭真年谱》记载的当事人之一的邓小平的年谱，发现关于1956年3月18日这一天的记载是：“晚、和刘少奇、彭真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听取李范五、雍文涛和王功贵关于林业和气象工作的汇报。会后，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伯达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8]（1278）王功贵为当时气象总局副局长。
向当时的国家主席毛泽东汇报工作情况，对部委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笔者查阅国家林业局网站，发现其发布的《1956年林业大事记》对李范五、雍文涛向毛泽东作工作汇报的情况作了比较详实的记录：“3月18日李范五、雍文涛去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林业工作，在座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林业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你们回去后，要继续把工作抓好，林业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①
综合1956年3月18日晚三个当事人：毛泽东——汇报会的召集者；邓小平、彭真——汇报会的参加者年谱的记载，还有国家林业局网站的相关信息。笔者判断，毛泽东在这天晚上肯定听取了林业部的工作汇报。而几本著作关于气象局汇报情况的安排都在林业局之后，可以判定气象局汇报的时间也是在1956年3月18日这天。
那么薄一波著作中所说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听取林业部和气象局汇报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毛泽东在这一天听取了这两个部门的汇报？3月18日是第二次听取？麻烦的是《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还有《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关于1956年3月17日这一天关于毛泽东活动的记录是空白，而3月17日之前还有之后几天，这几部著作关于毛泽东听取各个部委汇报工作的情况都有记录。按照常理来推，如果毛泽东在1956年3月17日这一天确实听取了林业部和气象局两个部门的汇报，那么记录不应该是空白。综合以上各种情况，可以判断薄一波著作中记述的毛泽东接见林业部和气象局汇报的日期是错误的，正确的日期是1956年3月18日。
四、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
汇报的时间是一天还是三天？
对于1956年3月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汇报的时间，薄一波著作的记载是：“19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管财政贸易）。”[1]（330）也就是说薄一波所记载的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汇报的时间是1956年3月19日一天。但是在《毛泽东传》中却是这样记载的：“三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汇报。”[2]（1443）按照这个记载，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时间就不是一天，而是三天。对这个事情，《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也是三天。“3月19日 下午四时半，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汇报。”“3月20日、21日 晚上，继续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汇报。”[3]（549）那么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汇报的时间到底是一天、还是三天呢？
笔者查阅当时的当事人之一彭真的年谱，其对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汇报时间的记述是：“3月19日—21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李先念、马明方汇报财贸工作的会议。”[6]（120）根据其中的线索，笔者接着查阅了另外的几个当事人的年谱，刘少奇、周恩来两人年谱没有对此信息的记载。《陈云年谱》的记载为：“3月19日、20日、21日 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听李先念汇报财贸工作。”[9]（296）《邓小平年谱》的记载是：“3月19日—21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听取李先念、马明方关于财贸工作的汇报。”[8]（1279）这几个当事人的记载都是三天。
综合以上几个当事人年谱所记载的情况，可以判断，毛泽东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工作汇报的时间为1956年3月19、20、21日三天，而不是薄一波著作所说的1956年3月19日一天。
五、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听取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的汇报了吗？
对于1956年4月2日、5日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情况，《毛泽东传》是这样记述的：“四月二日、五日、八日，分别听取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和农产品采购部汇报。”[2]（1443）《毛泽东年谱》与《毛泽东传》的记载相一致：“4月2日 下午，听取全国合作总社汇报。”[3]（556）“4月5日 下午，听取粮食部汇报。”[3]（558）奇怪的是薄一波著作关于这两天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情况记录却是空白。[1]（330）那么1956年4月2日、5日这两天毛泽东究竟听没听供销合作总社和粮食部的工作汇报呢？
我们首先看1956年4月2日供销合作总社有没有向毛泽东做汇报。据有关作品记载，当时是由担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常务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的张启龙负责向毛泽东做汇报的。“1956年4月2日下午，张启龙受程子华的委托，同邓辰西、邓飞一起，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向毛泽东汇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汇报时，刘少奇、彭真、李先念、马明方等中央领导人也在座。”[10]
根据这一线索，笔者查阅了这一作品中的当事人刘少奇、彭真和李先念的年谱关于这一天情况的记载。《刘少奇年谱》关于这一天的情况没有记录。[11]（364）《彭真年谱》对于彭真这一天活动情况的记载十分详细和丰富，但没有参与毛泽东召集的听取中华全国供销总社情况汇报的相关记录。[6]（124-125）我们再看《李先念年谱》关于这一天情况的记载也是空白，没有相关记录。[12]（649）这样就出现了十分奇怪汇报的的现象，何以上述作品中提到的和毛泽东一起听取张启龙汇报的几个领导人的年谱中对这一情况都没有记录？一般情况下，听取毛泽东汇报的情况总会出现在其中一个或几个当事人年谱的记录中，而不会出现这种集体消失的情况。我们不由怀疑这一天毛泽东究竟听没有听取供销总社的情况汇报。 我们再看《刘少奇年谱》关于刘少奇参与毛泽东召集的听取各部委汇报情况的记载：“2月14日 毛泽东对刘少奇听取各部委汇报一事很感兴趣，自本日至四月二十二日亦先后听取财经方面二十九个部委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负责人的汇报。其间，三月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四月九日、十日，刘少奇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一同听取林业部、国家气象局、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商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11]（358）这对刘少奇参与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情况的记录比较全面，但其中并没有1956年4月2日这天相关情况的记录。
综合笔者目前所看到的材料，对1956年4月2日毛泽东听取供销总社工作汇报的情况，只有《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以及《开国省长、书记》中有所提及。并且《开国省长、书记》更大成分上是文学作品，并不是历史性作品；再者其提到的几位在场的领导人的年谱中，都没有提及此事，因此笔者认为其描述的1956年4月2日毛泽东听取供销合作总社汇报情况的准确性，很值得怀疑。这样毛泽东在1956年4月2日听取汇报的情况除了《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的记载外，就没有其他方面的材料作支撑。基于以上情况，笔者大胆判断，毛泽东在1956年4月2日这一天没有听取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汇报，《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关于这一情况的记录是错误的，《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的记述才是准确的。
那么1956年4月5日毛泽东有没有听取粮食部的汇报呢？笔者查阅了《彭真年谱》对于这一天的记载是：“4月5日 下午，和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听取陈希云、陈国栋、喻杰汇报粮食部工作的会议。”[6]（126）陈希云、陈国栋、喻杰三人当时均为粮食部副部长。笔者又查阅了《彭真年谱》中提及的另外两位当事人邓小平、李先念的年谱。《邓小平年谱》记载：“4月5日 下午，和彭真、李先念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听取陈希云、陈国栋、喻杰等关于粮食工作的汇报。”[8]（1282-1283）《李先念年谱》的记载是：“下午，同邓小平、彭真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会议听取陈希云、陈国栋、喻杰等关于粮食工作的汇报。”[12]（650）可以看出，三个当事人年谱对于这一情况的记载和《毛泽东年谱》的记载是一致的，毛泽东在这一天确实听取了粮食部工作的汇报。
综上所述，笔者大胆判断，1956年4月2日，毛泽东并没有听取供销总社的工作汇报，《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对这一情况的记录是错误的，《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的记录是准确的；1956年4月5日，毛泽东听取了粮食部的汇报，薄一波的著作对这一情况出现了漏记。
六、1956年4月11日毛泽东听取中国人民银行的汇报了吗？
薄一波的著作对1956年4月毛泽东听取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汇报情况的记述是：“9日财政部，10日人民银行。”[1]（330）《毛泽东传》对于这一情况的记述却是：“四月九日到十一日，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汇报。”[2]（1443）这样两部著作关于毛泽东听取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汇报的时间只差了一天。对于这一情况，《毛泽东年谱》的记载和《毛泽东传》相一致：4月9日“下午，听取财政部汇报。”[3]（559）4月10日“下午，继续听取财政部汇报。之后，听取中国人民银行汇报。”[3]（560）4月11日“下午四时半，继续听取中国人民银行汇报。”[3]（560）这样问题就出现了，毛泽东在1956年4月11日这一天究竟听没听人民银行的汇报呢？
笔者查阅了《周恩来年谱》关于1956年4月11日的记载，有关于听取人民银行汇报的内容。“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听取人民银行的工作汇报。参加者还有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先念、曹菊如、胡景沄等。”[7]（565）根据其提供的线索，可以看出当时会议的参与者除了周恩来外，还有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
笔者查阅《陈云年谱》对这一天活动情况的记载，有“下午，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继续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9]（301）的内容。《邓小平年谱》关于这一天情况的记载是：“4月11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先念等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继续听取曹菊如、陈希俞、胡景沄关于银行工作的汇报。”[8]（1284）曹菊如为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俞、胡景沄均为当时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彭真年谱》关于听取汇报情况的记载为，4月11日“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继续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6]（128）《李先念年谱》也有记载：“十一日下午，继续听取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汇报。”[12]（651）从上可以看出，这几个当时会议参与者年谱关于听取汇报的情况记载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几个当时会议参与者的年谱所记载的1956年4月11日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汇报的情况，同《毛泽东年谱》记载的情况是一致的。这样就可以判断，毛泽东在1956年4月11日这天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汇报，而薄一波著作中对毛泽东听取人民银行工作汇报情况的记述是不完整的。
七、毛泽东听取汇报部门的
个数究竟是多少个？
1956年4月11日，毛泽东历时一个多月的大规模调查研究终于告一段落，听完了三十多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对于参与这次汇报工作的部门的个数，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首次提出是35个。年谱关于1956年2月14日一条，对毛泽东听取汇报部门个数情况的记载是：“自本日开始，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国务院三十五个部门的工作汇报。”[3]（528）并且对于35个部门的说法，年谱的编撰者特意做了注解：“通常说毛泽东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根据现存的档案材料，向毛泽东汇报的是35个部门。”[3]（528）年谱关于1956年4月11日的记载也再次提及：“至此，国务院三十五个部门的汇报全部听完。”[3]（560）也就是说按照《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从1956年2月14日至4月11日，毛泽东先后听取了国务院35个部门的工作汇报。 但是之前的著作，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传》还是《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都把毛泽东听取汇报的部门个数计算为34个。《中国共产党历史》是这样描述的：“从1956年2月中旬至4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听取中央和国务院34个部（委、办、局）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13]（380）《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2]（1433）《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记述为：“接下来才是毛主席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1]（330）《刘少奇年谱》、《邓小平年谱》、《彭真年谱》在提到汇报部门的个数的时候也说是34个。
那么向毛泽东汇报的部门究竟是34个还是35个呢？如果是35个是哪35个呢？如果是34个，又是哪34个呢？
笔者按照时间顺序以及国务院“归口”管理的原则，把各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工作汇报的情况分成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国务院主管重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及下属部门的工作汇报；第二阶段，国务院主管轻工业的第四办公室及其下属部门的工作汇报；第三阶段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的第六办公室及其相下属部门的工作汇报；第四阶段，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及其下属部门的工作汇报；第五阶段，国务院主管财政贸易的第五办公室及其下属部门的工作汇报。
经过比对，笔者发现，《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在毛泽东听取汇报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阶段的记述中，进行汇报部门的个数是一致的。
具体而言，在第一阶段，根据笔者的考证结果，共有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电力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国家建设委员会、建筑工业部、城建总局、重工业部、地质部、煤炭工业部12个部门向毛泽东做了工作汇报。虽然三部著作对这些部门进行汇报的具体情况的记述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对于进行汇报的部门个数的记述是一致的，都是12个。
在第二阶段，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纺织工业部、地方工业部、轻工业部、手工业管理局，共5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在第三阶段，国务院第六办公室、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共5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工作汇报。在第二、第三阶段，三部著作对毛泽东听取汇报部门的名称、个数的记述完全一致。
在第四阶段，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共5个部门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虽然第四阶段，在毛泽东听取林业部、气象局汇报的时间记述上，三部著作有些差异，但向毛泽东进行汇报的部门名称和个数是相同的。
综上可以看出，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阶段，共计有27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三部著作的记述是一致的。
汇报部门个数出现差异的情况出现在第五阶段。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这一阶段共有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农产品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6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这样算起来，只有33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薄一波所说的第34个部门又是哪个部门呢？
薄一波书中其实有交代。“《大事记》中没有劳动部汇报的记载。劳动部于7月7日向毛主席作了书面汇报。按照这个记载，34个部委，指的是29个部委行局加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1]（330）可见，薄一波所指的第34个进行汇报的部门是指劳动部。加上之前的33个部门，这就是薄一波所谓的进行汇报的34个部门。
《毛泽东传》所言进行汇报的部门个数是34个是沿用了毛泽东自己的说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2]（1433）
但是在《毛泽东传》的记述中，在第五阶段，共有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农产品采购部汇报、财政部、人民银行汇报8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这样加上之前四个阶段进行汇报的27个部门，共计有35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而《毛泽东传》只是沿袭了毛泽东自己回忆的说法，并没有对进行汇报部门的个数进行严格的统计和考证，因而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前面按照毛泽东的回忆为34个部门，按照其书中所记述的进行汇报部门的个数进行逐一统计却变成了35个。
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在第五阶段，向毛泽东进行工作汇报的部门共有：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全国合作总社、粮食部、农产品采购部、财政部汇报、中国人民银行共8个部门。按照这样的统计，向毛泽东进行工作汇报的部门共有35个。
但是《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提及的供销合作总社的汇报情况，经过笔者根据目前所公布材料进行的考证，应该是错误的记述。这样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11日，共有34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
概而言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在汇报的第五阶段没有《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提及的“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进行汇报的情况，这样就少了两个部门，只有33个部门。但其认为7月7日劳动部进行的书面汇报也算是1次，加上这次，共计有34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记述的向毛泽东进行汇报的34个部门与《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所记述的34个部门是略有差异的。
综合上述情况，结合笔者在前文中进行的考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1956年2月14日至4月11日，共有34个部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工作汇报。这34个具体的部门应该就是除去《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中所记载的供销合作总社之外剩下的34个部门。这也符合毛泽东自己回忆所说的听取了34个部门汇报的情况。 至于《毛泽东年谱》所说的“根据现存的档案材料，向毛泽东汇报的是35个部门”[3]（528）。笔者大胆推断，薄一波著作中所说1956年7月7日，劳动部向毛泽东进行了书面汇报，而薄一波在写作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相信此说不虚。这样“根据现存的档案材料，向毛泽东汇报的是35个部门”的说法就能够成立。不过这样一来，毛泽东听取（看）汇报的截止日期就得延续到1956年7月7日，才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
以上就是笔者根据目前能看到的相关材料，对作《论十大关系》报告之前，毛泽东听取三十多个部门汇报情况中若干问题进行的历史考辩。笔者的意图是弄清楚这一重要的历史过程，但受到材料的限制，笔者的某些判断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但笔者相信自己所做的这些基础工作对弄清楚这一重要历史过程的来龙去脉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的，也相信随着更多档案材料的开放，这一历史过程会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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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张北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