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研究所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于1993年7月创立。目前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之一。成立16年来，天则所经历了民间智库发展的各种辛酸，也收获了声誉。本刊记者采访了所长盛洪教授，从天则身上，或许能折射出中国民间智库的生存状况。
　　
　　中国报道：90年代初中国成立了一批民间智库，可到了21世纪，很多智库都退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
　　盛洪：在中国办民间智库的条件实际上是非常差的。首先，中国还没有形成创办民间智库的经济基础。90年代民间基金会几乎没有，现在也是非常少的。有关富人遗产征税、捐赠免税等制度也还没有，真正的民间智库要在经济上维持运转是相当艰难的。
　　其次，民间智库的政治空间很小。过去的智库主要是体制内的，出现了非政府机构，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是很不习惯的，经常会受到一些怀疑和不信任，甚至是一些干扰。由于这样一种政治敏感性，企业募捐也变得非常困难。2005年前后，由于各方面的政策，很多智库都被注销掉了。天则所以前是挂靠在国家科委下面的事业单位，2005年也被注销了。现在成立智库只能注册成公司，而且不能叫做研究所或者研究中心。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民间智库存活下来的更少了。
　　另外，民间智库本身也存在问题。一些知识分子走到一起来创办一个机构，能够有效地长期合作下来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知识分子对制度都有各自的理解，共同成立一个机构，能在一套制度下共同合作，并保证不会因出现分歧而导致分裂，其实是很难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中国报道：天则所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盛洪：可以说，天则所克服了以上三个方面的困难。首先，在内部问题上，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机制，我把它叫做“宪政原则”。天则所成立16年了，主要的核心人物是茅于轼、张曙光和我，一般称作“三核心”。我们在学术倾向和政治主张上都是比较相近的，但也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基础性的原则是大家都能共同遵守的，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们会采取理事会投票，或是通过某种方式达成一致。一旦理事会投票，结果无论是否跟自己的主张一致，我们都会遵守。现在看来，天则所在今天能够有所成就，这样的一种机制还是对的。
　　我们的制度环境还不太好，仍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这就需要我们有耐心和善意来解决这些问题。出现一些干扰，我们会跟相关的部门去沟通。在对相关的政策提出建议的时候，我们也会采用比较善意的表达方式。另外，我们也会跟各个政府部门合作，尽所能地去帮助他们。久而久之，外部对我们的疑虑和干扰也相对少了很多，政府部门也能感受到体制外的研究机构对他们也是有帮助的。最后走到现在，至少我们还存在着。
　　在财务方面，我们经历过很艰辛的一个过程，有几次就差点倒闭了。有两三次出现财务危机的时候，我们就先不发负责人和管理层的工资，这样也渡过了个个难关。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天则所积累了一些声誉，有些基金会和政府机构也会找到天则所。现在，天则所在财务上相对能够比较良性地循环。
　　
　　中国报道：天则所在专业化方面是如何定位的?
　　盛洪：一个智库不需要面面俱到，而是要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定位。天则所的定位叫做经济自由主义，提到天则所，就肯定知道是主张市场化、民营化的。作为一个很小的机构，天则所主要是对有关经济方面影响较大的制度和政策发表意见。这些年来，天则所的研究和咨询侧重于提供制度方案，而社会对天则所的认知也侧重于这个方面。从2002年开始，我们比较重视城市这一块，创立了公共事业研究中心，现在有关城市化、公共事业的研究我们也有一定的优势，一些地方政府也会请我们做咨询。一个机构肯定要专业化，关键在于要把专业化定位在比较重要的方面，这可能就是天则所的特点。
　　
　　中国报道：相对于体制内的智库来说，您认为，民间智库应该如何突出自身的特点?
　　盛洪：體制内的智库更多是侧重于解释政策，民间智库则更加中立，可能会对政策提出善意的批评。而在这个社会中，是需要这种中立的眼光的，这对整个社会、对政府都是有好处的。现在天则所在政府中也有一定的声誉，为什么?因为天则所的判断对政府也是有帮助的。一个民间机构的声音，说得对可以吸收进来，不对也可以不听。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智库能起到政策判断多元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