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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奥斯汀所著六部小说,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的考验,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称赞,部部堪称上乘之作。但是批判也从未停止过。人们批判她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思想狭隘,男权思想严重;批判她的作品题材琐碎,过于单一化。本文通过审视奥斯汀的社会背景,从思想、题材等方面,探索其作品所创造的艺术世界。
关键词: 简·奥斯汀 《傲慢与偏见》 女性主义文学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认为:最近一百多年来,“英国文学史上出现过几次趣味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誉,惟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经久不衰”[1]。
1811年至1818年,奥斯汀先后发表了《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诺桑觉寺》、《劝导》六部小说,其中尤以《傲慢与偏见》最富盛名。这六部完整的作品,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家的生活与交往,但却以其理性的光芒照射出了感伤派小说、哥特小说的矫揉造作,为英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小说高潮的到来扫清了道路。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她的作品生活面狭窄,题材琐碎,不涉及重大问题等,曾将她排斥在《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选题之外,使之在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中得不到应有的位置。同时,在关于其作品是否为女性主义文学上,人们对其一直争论不一。更有甚者认为,由她这种将男权思想自觉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的女性作家创作出来的忠实于男性批评标准的文学作品,更容易误导广大女性读者,甚至是阻碍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
我认为,只要我们引用文艺批评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即首先和主要(甚至唯一)应该根据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而不是其他,来进行批评,那么一切偏见都应该消除了。虽然,我们承认奥斯汀的局限性,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她的真实性,正因为她的作品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以小见大,在平凡中见真实,所以她可以写出吸引我们的作品。奥斯汀正是通过人们所认为琐碎的小题材,才细心描绘出了属于她的世界,这是奥斯汀在艺术上的自觉的选择。她用自己的风格,按自己的方式,把女性世界描写得绚烂多姿。
一、关于女性主义
人们评论简·奥斯汀作品时,在其作品是否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问题上争论很大,甚至有人认为其作品具有男性主义思想。我们对女性写作有自己的界定,即特指在女权政治背景下的女性作家试图消解男性本位文化而进行的一场对女性自身的文学叙述。奥斯汀对当时的妇女问题进行了高度现实主义的探讨。她把笔下的那些女主人公放在当时的父权制社会中来观察。在那个社会中,人的思想价值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由于一代代的财产都为男继承人所得,她们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只能顺从男人所谓的法律规定等。因此,她的笔下出现了一系列的人物:独断独行的父亲,千方百计想把女儿嫁出去的母亲,条件齐备却又玩世不恭的青年男子,以及富有理智或情感的待嫁的女儿……作者在年轻的时候就试图把女主人公全面地放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去,探讨她对传统道德和社会习俗的复杂而往往相互冲突的要求所作出的种种反应。作者显示出对女人在男人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有成熟的认识。她强烈批判使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遭到不幸的社会习俗:男方可以用种种计谋来俘获女方,而女方不得不委曲求全,以天生的美貌来换取经济上的稳妥地位;痛斥青年男女在求爱方面不得不遵循的双重标准——金钱与美貌。她在作品中揭示了这种社会制度的弊端,但基本上相信这种制度是健康且能自我完善的,所以至多用犀利的笔触对个人的行为作温和的讽刺,并不流露出深恶痛绝的情绪。这正是她创作中的一大特色:用白描的手法,通过人物的道白和动作,客观地勾勒出那些拥有财产和特权、贪婪自私的老爷太太们的嘴脸。
《傲慢与偏见》通过喜剧场面,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妇女的婚姻和出路问题,那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现实——“对于受过良好教育但却没有多少财产的青年女子来说,嫁人是唯一的一条体面出路;尽管出嫁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归是女人最适意的保险箱,能确保她们不致挨冻受饥”[2]。关于妇女在当时社会的屈辱地位,《傲慢与偏见》中有许多透露,所不同的是,主要用喜剧形式表现出来。的确,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没有财产而受过教育的妇女,除了结婚,简直就没有别的出路。若要谋职,就只能去当家庭女教师,而奥斯汀在《爱玛》第三十五章中借一个人物之口感叹道:“家庭女教师的命运简直还不如被贩到美洲去的黑奴!”但从《傲慢与偏见》的整个描写来看,作者探索的还不是妇女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即占有欲泛滥成灾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推而广之,也是考察经济关系在婚姻、在人们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在奥斯汀看来,关键还是财产二字。总之,是经济、是数字决定人们的生活与命运,决定着婚姻关系。
美国批评家特里林在他的文艺批评名篇《〈爱玛〉与奥斯汀的传说》一文中写道:“简·奥斯汀,尽管她保守、守旧;却看出了伴随民主社会的建立而发生的深刻心理变化的性质——她意识到个人的心理负担;她理解有意识地给自己下定义和自我批评的新的必要性。对现实作个人的判断的必要性。而没有一个现实像关于个人的现实那样更使现代人感到没有把握和焦虑不安。”[3]说起来像个似是而非的公式,在这个意义上,伊丽莎白的形象主要不是新女权主义者的模型,因为那时女权问题还刚刚提出,在文艺中形成典型还为时过早,而是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探索。
真正的女性文学,有一个与男权文化完全不同的基本视角,那就是真正从妇女的自身经验出发,即便是写性也会真实地写出欢乐、恐惧、希望与绝望;写出内心深处不被人理解的委屈和漫漫无期的等待与呼唤。
二、关于题材
英国当时的乡间体面人家的婚姻大事是奥斯汀所有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她的早期习作的题材范围。她最关心的是女主人公的婚事。这是个相当狭小的天地,但是,这正是奥斯汀终身逗留其间的天地。她的笔下所反映的生活,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感受、体验与评价,表现了她在特定的生活激流中情感、心绪的演变,因而她的作品所提供的是熔铸了她主观情致与个性特征的变形了的生活图画,而并非对生活作机械的模仿。毫无疑问,奥斯汀是写小题材的。据她自己说,“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是她“得心应手的好材料”。她还把自己的艺术比作在“两寸象牙”上“细细地描画”。这是奥斯汀在艺术上自觉的选择。
在封建社会,人们对妇女写作一直存在着颇深的偏见。奥斯汀在从事写作时都是躲藏起来不让人发现的。罗伯特·骚塞曾在给夏绿蒂·勃朗特的信中写道:“文学不是妇女生活中的事情,它也不可能成为她们生活中的事情。”[4]安东尼·伯吉斯也曾对简·奥斯汀批判道:“简·奥斯汀的小说是失败的,因为她的作品缺乏男性的那股子猛烈的冲动。”[5]人们总认为妇女的生活面狭窄,因而题材琐碎,创作不出举世震今的作品。许多用自己的思想激励着世界的人至少是令人信服地谈论过那种激励了他们自身的东西。而简·奥斯汀却没有受到任何激励,没有受到任何鼓舞,没有受到任何天才的启示,她自己是生就的天才。她的光焰,不论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都发自她本身,是她自己的创造,就像原始人用两根干树枝摩擦而得的火种一样。
一部作品,要产生其思想影响,达到思想方面的良好效果,不是靠直接的“理性”教化,而是依赖于动人的情感感化。《傲慢与偏见》之所以是一部好小说,就是因为这是一位妇女,写作时,她没有仇恨、没有痛苦、没有恐惧、没有反抗、没有说教。有些人会说,她的素材实在是太枯燥了。可是她靠着自己的艺术技巧,把千万个像她那样的人能会写成枯燥乏味作品的东西写得栩栩如生。无论是她的生活环境,还是她选取的素材都不可能使人料到会出现像她那样的创作能力。
作者用艺术再现,把她所处的小天地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奥斯汀的小说中,房子可能是窄的,人物活动的天地也可能比较小,但这能限制作者的视野吗?在《傲慢与偏见》第九章中,达西说:“在乡下,你的活动范围非常狭窄,非常单调。”伊丽莎白的回答显然代表作者自己的看法:“但人还是有很多变化的,他们身上总有些新东西值得你去注意。”[6]小天地可以反映出大问题。别小看“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的家务事,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经济关系尽在其中。《傲慢与偏见》开卷第一句话便宣称:“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7]在这里,关键的字是两个“财产”、“需要”。原文中的“in want of”系指客观需要,不是主观“想要”,这种提法使命题更具有“真理”的客观性。《傲慢与偏见》便以贝特内一家为典型来检验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看到这些,我们怎能不钦佩奥斯汀的“两寸象牙”的巨大容量,怎能不承认《傲慢与偏见》虽没有写历史事件,可是通篇字字句句不露痕迹地透露了历史社会的气息。
文章来自于生活,只有对生活有了深刻的体验,才能写出真正的好文章。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往往是最能抓住生活中火花的,哪怕只是星星点点,也能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写作灵感。我想这也正是简·奥斯汀写作的独特风格吧——以小见大,在平凡中见真实。
三、结语
家庭、邻里、街道或小镇所发生的事是小说的“主食”。这些正是妇女最了解的世界。所以说,不渴求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正好是奥斯汀的天性。她的天赋与环境是完全匹配的。如若要把批评变成塑造一致公认的“标准像”,那不仅得不到公认,而且只能是批评本身的停滞。真正的好作品经过长期的反复琢磨、推敲更能显示出其全部光彩。简·奥斯汀六部小说的艺术世界是绝对经得起琢磨的。今天,奥斯汀所有的精雕细琢的作品己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各种各样的原文版本及其他语言的译本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许许多多论文和专著对她的作品的各个方面作出了细致的研究。这说明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能永葆青春的,而这位文坛巨匠也给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她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都不会被人们遗忘,历史将永远记载简·奥斯汀写下的光辉一页。
参考文献:
[1][7]孙致礼译.傲慢与偏见[M].译林出版社,1994:1.
[2]同上,1994:82.
[3]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五辑[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57.
[4]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C].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119.
[5]威尼弗雷德·格林.夏绿蒂·勃朗特:天才的进化[M].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110.
[6]同[1],1994:30.
关键词: 简·奥斯汀 《傲慢与偏见》 女性主义文学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认为:最近一百多年来,“英国文学史上出现过几次趣味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誉,惟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经久不衰”[1]。
1811年至1818年,奥斯汀先后发表了《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诺桑觉寺》、《劝导》六部小说,其中尤以《傲慢与偏见》最富盛名。这六部完整的作品,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家的生活与交往,但却以其理性的光芒照射出了感伤派小说、哥特小说的矫揉造作,为英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小说高潮的到来扫清了道路。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她的作品生活面狭窄,题材琐碎,不涉及重大问题等,曾将她排斥在《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选题之外,使之在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中得不到应有的位置。同时,在关于其作品是否为女性主义文学上,人们对其一直争论不一。更有甚者认为,由她这种将男权思想自觉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的女性作家创作出来的忠实于男性批评标准的文学作品,更容易误导广大女性读者,甚至是阻碍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
我认为,只要我们引用文艺批评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即首先和主要(甚至唯一)应该根据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而不是其他,来进行批评,那么一切偏见都应该消除了。虽然,我们承认奥斯汀的局限性,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她的真实性,正因为她的作品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以小见大,在平凡中见真实,所以她可以写出吸引我们的作品。奥斯汀正是通过人们所认为琐碎的小题材,才细心描绘出了属于她的世界,这是奥斯汀在艺术上的自觉的选择。她用自己的风格,按自己的方式,把女性世界描写得绚烂多姿。
一、关于女性主义
人们评论简·奥斯汀作品时,在其作品是否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问题上争论很大,甚至有人认为其作品具有男性主义思想。我们对女性写作有自己的界定,即特指在女权政治背景下的女性作家试图消解男性本位文化而进行的一场对女性自身的文学叙述。奥斯汀对当时的妇女问题进行了高度现实主义的探讨。她把笔下的那些女主人公放在当时的父权制社会中来观察。在那个社会中,人的思想价值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由于一代代的财产都为男继承人所得,她们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只能顺从男人所谓的法律规定等。因此,她的笔下出现了一系列的人物:独断独行的父亲,千方百计想把女儿嫁出去的母亲,条件齐备却又玩世不恭的青年男子,以及富有理智或情感的待嫁的女儿……作者在年轻的时候就试图把女主人公全面地放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去,探讨她对传统道德和社会习俗的复杂而往往相互冲突的要求所作出的种种反应。作者显示出对女人在男人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有成熟的认识。她强烈批判使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遭到不幸的社会习俗:男方可以用种种计谋来俘获女方,而女方不得不委曲求全,以天生的美貌来换取经济上的稳妥地位;痛斥青年男女在求爱方面不得不遵循的双重标准——金钱与美貌。她在作品中揭示了这种社会制度的弊端,但基本上相信这种制度是健康且能自我完善的,所以至多用犀利的笔触对个人的行为作温和的讽刺,并不流露出深恶痛绝的情绪。这正是她创作中的一大特色:用白描的手法,通过人物的道白和动作,客观地勾勒出那些拥有财产和特权、贪婪自私的老爷太太们的嘴脸。
《傲慢与偏见》通过喜剧场面,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妇女的婚姻和出路问题,那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现实——“对于受过良好教育但却没有多少财产的青年女子来说,嫁人是唯一的一条体面出路;尽管出嫁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归是女人最适意的保险箱,能确保她们不致挨冻受饥”[2]。关于妇女在当时社会的屈辱地位,《傲慢与偏见》中有许多透露,所不同的是,主要用喜剧形式表现出来。的确,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没有财产而受过教育的妇女,除了结婚,简直就没有别的出路。若要谋职,就只能去当家庭女教师,而奥斯汀在《爱玛》第三十五章中借一个人物之口感叹道:“家庭女教师的命运简直还不如被贩到美洲去的黑奴!”但从《傲慢与偏见》的整个描写来看,作者探索的还不是妇女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即占有欲泛滥成灾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推而广之,也是考察经济关系在婚姻、在人们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在奥斯汀看来,关键还是财产二字。总之,是经济、是数字决定人们的生活与命运,决定着婚姻关系。
美国批评家特里林在他的文艺批评名篇《〈爱玛〉与奥斯汀的传说》一文中写道:“简·奥斯汀,尽管她保守、守旧;却看出了伴随民主社会的建立而发生的深刻心理变化的性质——她意识到个人的心理负担;她理解有意识地给自己下定义和自我批评的新的必要性。对现实作个人的判断的必要性。而没有一个现实像关于个人的现实那样更使现代人感到没有把握和焦虑不安。”[3]说起来像个似是而非的公式,在这个意义上,伊丽莎白的形象主要不是新女权主义者的模型,因为那时女权问题还刚刚提出,在文艺中形成典型还为时过早,而是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探索。
真正的女性文学,有一个与男权文化完全不同的基本视角,那就是真正从妇女的自身经验出发,即便是写性也会真实地写出欢乐、恐惧、希望与绝望;写出内心深处不被人理解的委屈和漫漫无期的等待与呼唤。
二、关于题材
英国当时的乡间体面人家的婚姻大事是奥斯汀所有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她的早期习作的题材范围。她最关心的是女主人公的婚事。这是个相当狭小的天地,但是,这正是奥斯汀终身逗留其间的天地。她的笔下所反映的生活,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感受、体验与评价,表现了她在特定的生活激流中情感、心绪的演变,因而她的作品所提供的是熔铸了她主观情致与个性特征的变形了的生活图画,而并非对生活作机械的模仿。毫无疑问,奥斯汀是写小题材的。据她自己说,“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是她“得心应手的好材料”。她还把自己的艺术比作在“两寸象牙”上“细细地描画”。这是奥斯汀在艺术上自觉的选择。
在封建社会,人们对妇女写作一直存在着颇深的偏见。奥斯汀在从事写作时都是躲藏起来不让人发现的。罗伯特·骚塞曾在给夏绿蒂·勃朗特的信中写道:“文学不是妇女生活中的事情,它也不可能成为她们生活中的事情。”[4]安东尼·伯吉斯也曾对简·奥斯汀批判道:“简·奥斯汀的小说是失败的,因为她的作品缺乏男性的那股子猛烈的冲动。”[5]人们总认为妇女的生活面狭窄,因而题材琐碎,创作不出举世震今的作品。许多用自己的思想激励着世界的人至少是令人信服地谈论过那种激励了他们自身的东西。而简·奥斯汀却没有受到任何激励,没有受到任何鼓舞,没有受到任何天才的启示,她自己是生就的天才。她的光焰,不论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都发自她本身,是她自己的创造,就像原始人用两根干树枝摩擦而得的火种一样。
一部作品,要产生其思想影响,达到思想方面的良好效果,不是靠直接的“理性”教化,而是依赖于动人的情感感化。《傲慢与偏见》之所以是一部好小说,就是因为这是一位妇女,写作时,她没有仇恨、没有痛苦、没有恐惧、没有反抗、没有说教。有些人会说,她的素材实在是太枯燥了。可是她靠着自己的艺术技巧,把千万个像她那样的人能会写成枯燥乏味作品的东西写得栩栩如生。无论是她的生活环境,还是她选取的素材都不可能使人料到会出现像她那样的创作能力。
作者用艺术再现,把她所处的小天地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奥斯汀的小说中,房子可能是窄的,人物活动的天地也可能比较小,但这能限制作者的视野吗?在《傲慢与偏见》第九章中,达西说:“在乡下,你的活动范围非常狭窄,非常单调。”伊丽莎白的回答显然代表作者自己的看法:“但人还是有很多变化的,他们身上总有些新东西值得你去注意。”[6]小天地可以反映出大问题。别小看“乡间村庄里的三四户人家”的家务事,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经济关系尽在其中。《傲慢与偏见》开卷第一句话便宣称:“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7]在这里,关键的字是两个“财产”、“需要”。原文中的“in want of”系指客观需要,不是主观“想要”,这种提法使命题更具有“真理”的客观性。《傲慢与偏见》便以贝特内一家为典型来检验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看到这些,我们怎能不钦佩奥斯汀的“两寸象牙”的巨大容量,怎能不承认《傲慢与偏见》虽没有写历史事件,可是通篇字字句句不露痕迹地透露了历史社会的气息。
文章来自于生活,只有对生活有了深刻的体验,才能写出真正的好文章。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往往是最能抓住生活中火花的,哪怕只是星星点点,也能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写作灵感。我想这也正是简·奥斯汀写作的独特风格吧——以小见大,在平凡中见真实。
三、结语
家庭、邻里、街道或小镇所发生的事是小说的“主食”。这些正是妇女最了解的世界。所以说,不渴求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正好是奥斯汀的天性。她的天赋与环境是完全匹配的。如若要把批评变成塑造一致公认的“标准像”,那不仅得不到公认,而且只能是批评本身的停滞。真正的好作品经过长期的反复琢磨、推敲更能显示出其全部光彩。简·奥斯汀六部小说的艺术世界是绝对经得起琢磨的。今天,奥斯汀所有的精雕细琢的作品己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各种各样的原文版本及其他语言的译本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许许多多论文和专著对她的作品的各个方面作出了细致的研究。这说明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能永葆青春的,而这位文坛巨匠也给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她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都不会被人们遗忘,历史将永远记载简·奥斯汀写下的光辉一页。
参考文献:
[1][7]孙致礼译.傲慢与偏见[M].译林出版社,1994:1.
[2]同上,1994:82.
[3]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五辑[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57.
[4]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C].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119.
[5]威尼弗雷德·格林.夏绿蒂·勃朗特:天才的进化[M].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110.
[6]同[1],199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