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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的命运被什么样的力量所影响和改变，永远不要丢弃你的使命。也只有这一点点微弱的念头，才能使你不同于一个平庸的人，才能让你在晚上临睡觉前，不会觉得自己很无力。”这段话来自张良的演讲，那是2005年他离开《南风窗》前夕，主题是“命运与使命”。
“我想，只有知道了自己从何而来，才能明白自己该向何而去。”张良说。使命感一直是张良生命里的关键词。
1980年代末期的中国风云激荡，错觉也好，幻想也好，那时的汹涌波涛给大学生张良一种自己一直在参与历史的感觉，坐在中山大学大气科学专业的课堂里，他却常常梦想从事更可以推动国家进步的新闻业，追求个体在社会的价值。
大二那一年，中山大学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征文大赛，对民国历史很有兴趣的张良，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历史遗忘了什么》，获得征文大赛惟一的一等奖。虽然只是一个校级奖项，但对一个20岁的年轻人来说，它所带来的心灵冲击是巨大的，这种对自己的价值判断的正式肯定，让他对社会问题有了更全面、主动的关注。“强烈地干预社会，在历史中留下自己一点声音和印记的想法成了一种自我设定的使命。”他说。
后来，他考上广州暨南大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独立报业，研究那些“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新闻人是如何在中国现实的环境里生存的。再毕业时，他就成了一个媒体人，《南风窗》的记者，他在那里十几年，从记者到副总编，一路看着《南风窗》一度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时政刊物之一，却因种种原因，最终离开了。
张良的使命感又一次强烈爆发出来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那时，他是上海一家公司的CEO。他觉得，这是每个人一生中难得遭遇的大事件之一，应该产生与之相匹配的记录文本。他选择了新闻人退场而废墟尚未大规模清理的时机进入映秀。
采访的时间前后相加有3年多，张良早就辞了职，往来奔波的足迹主要在四川、山东、江西、广东、上海等省市，累计起来多达三四十次。中国还没有哪个记录当代史的个体，为一个题目倾注如此心力。170位幸存者、救援人员、志愿者，采集了数百小时的录音资料，整理出80多位当事人的口述资料。
写作开始于2011年年中，张良在偏于北京通州一隅的朋友家借了住处。三面墙上贴满了密密麻麻标注着各种信息的纸片，有170多位受访者的名字，以及从至少3000万字的资料中提炼出的要点与线索。书中不仅绝少议论与抒情，甚至连大段描写都很难找到。他常常想象自己是映秀高空的摄像机，“就架在那里，默默记录，把作者本人的痕迹彻底抹掉”。后来《南方人物周刊》对他的评价是“在非虚构写作升温的当下，他在专业主义上的追求堪称典范。”
“我原以为在记录别人的命运，但这个过程也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张良如此评价著书的5年。确实，他又找到了新的目标。他对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发生了兴趣，恰好，《校长》杂志准备创办一个教育实验机构，需要践行者，这正是此刻的他渴求的工作。
作为《校长》杂志教育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中心成员仅张良一人。即使这样，他的使命感依旧很强烈。“那些课程新颖的学校没有好老师，那些资源丰富的学校找不到合适的教学流程……要是能把这些学校的优点都集于一身，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张良脑中渐渐成型，他要办一个开创性的教育实验班。通过朋友介绍，6名少年成了实验班的全部阵容，地点定在江苏茅山。
第一天，张良把正规学校高中三年需要学习的120余本教材，啪一声摊在桌上，鼓励大伙一起动手把它们撕了。学生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幸福是不是来得有些突然。
“其实不是真的撕，只是把它重新分类重组。比如涉及到水污染的知识，地理课和化学课都有涉及，就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他的原则之一是要打破学科界限，仅以思维习惯和能力培养为依据，把知识完全融合。
最终这120本书被重组成了“环境与灾害”、 “工具与产品”、“政治”、“法律”、“传播”、“商业”、“伦理”等28个学习板块。除了“认识论”和“自我规划”作为核心课程，需要全员参与外，其余板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认领。一旦认领成功即被封为“版主”。版主负责组织该板块下的各種专题讨论，制作专题报告，把所学知识传授给他人。当这些不同专题串联到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知识网络。
他还借鉴了世界顶级高中“深泉学院”的做法，给实验班开设了烹饪、运动、创业等实践性课程；每天的一日三餐得由学生们自己动手；每个月实验班要定期举行一次户外拉练，基本要求是负重20公斤，在5个小时内徒步20公里；看诸如《浪潮》这样的电影并讨论……一个月后，学生开始焦虑，有孩子问张良：“张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我们已经开始学习了啊！”他回答。
这是一种完全个性化的学习。不定规矩，不设限，教学计划可以随时更改。这里的一切都是为学生服务的。“张教练”的目的很明确，要下一场雨，不是打湿地面，而是能润物无声。他要唤醒的是沉睡在每个孩子心中的力量——好奇心、开放性思维和创新精神。
一年后，这些孩子们有了变化。有人决定申请去意大利读大学，已经开始报读意大利语；有人对教育学产生兴趣，准备报考相关的学院；当然也有的孩子面临家庭的压力，要参加高考，但他们的目标无一例外都是名牌大学。
张良的教育实验仍在继续，在他心中还酝酿着一盘更大的棋。“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知识每5年就会更新一次。面授最终会被在线教育所取代，现在实验班里的小课程体系正是为了未来移植到网上做准备。我想打造的就是这样一个知识搜索的垂直引擎。只要借助网络，人人都可以实现在家上学。”这是他的新使命。
“我想，只有知道了自己从何而来，才能明白自己该向何而去。”张良说。使命感一直是张良生命里的关键词。
1980年代末期的中国风云激荡，错觉也好，幻想也好，那时的汹涌波涛给大学生张良一种自己一直在参与历史的感觉，坐在中山大学大气科学专业的课堂里，他却常常梦想从事更可以推动国家进步的新闻业，追求个体在社会的价值。
大二那一年，中山大学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征文大赛，对民国历史很有兴趣的张良，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历史遗忘了什么》，获得征文大赛惟一的一等奖。虽然只是一个校级奖项，但对一个20岁的年轻人来说，它所带来的心灵冲击是巨大的，这种对自己的价值判断的正式肯定，让他对社会问题有了更全面、主动的关注。“强烈地干预社会，在历史中留下自己一点声音和印记的想法成了一种自我设定的使命。”他说。
后来，他考上广州暨南大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独立报业，研究那些“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新闻人是如何在中国现实的环境里生存的。再毕业时，他就成了一个媒体人，《南风窗》的记者，他在那里十几年，从记者到副总编，一路看着《南风窗》一度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时政刊物之一，却因种种原因，最终离开了。
张良的使命感又一次强烈爆发出来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那时，他是上海一家公司的CEO。他觉得，这是每个人一生中难得遭遇的大事件之一，应该产生与之相匹配的记录文本。他选择了新闻人退场而废墟尚未大规模清理的时机进入映秀。
采访的时间前后相加有3年多，张良早就辞了职，往来奔波的足迹主要在四川、山东、江西、广东、上海等省市，累计起来多达三四十次。中国还没有哪个记录当代史的个体，为一个题目倾注如此心力。170位幸存者、救援人员、志愿者，采集了数百小时的录音资料，整理出80多位当事人的口述资料。
写作开始于2011年年中，张良在偏于北京通州一隅的朋友家借了住处。三面墙上贴满了密密麻麻标注着各种信息的纸片，有170多位受访者的名字，以及从至少3000万字的资料中提炼出的要点与线索。书中不仅绝少议论与抒情，甚至连大段描写都很难找到。他常常想象自己是映秀高空的摄像机，“就架在那里，默默记录，把作者本人的痕迹彻底抹掉”。后来《南方人物周刊》对他的评价是“在非虚构写作升温的当下，他在专业主义上的追求堪称典范。”
“我原以为在记录别人的命运，但这个过程也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张良如此评价著书的5年。确实，他又找到了新的目标。他对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发生了兴趣，恰好，《校长》杂志准备创办一个教育实验机构，需要践行者，这正是此刻的他渴求的工作。
作为《校长》杂志教育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中心成员仅张良一人。即使这样，他的使命感依旧很强烈。“那些课程新颖的学校没有好老师，那些资源丰富的学校找不到合适的教学流程……要是能把这些学校的优点都集于一身，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张良脑中渐渐成型，他要办一个开创性的教育实验班。通过朋友介绍，6名少年成了实验班的全部阵容，地点定在江苏茅山。
第一天，张良把正规学校高中三年需要学习的120余本教材，啪一声摊在桌上，鼓励大伙一起动手把它们撕了。学生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幸福是不是来得有些突然。
“其实不是真的撕，只是把它重新分类重组。比如涉及到水污染的知识，地理课和化学课都有涉及，就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他的原则之一是要打破学科界限，仅以思维习惯和能力培养为依据，把知识完全融合。
最终这120本书被重组成了“环境与灾害”、 “工具与产品”、“政治”、“法律”、“传播”、“商业”、“伦理”等28个学习板块。除了“认识论”和“自我规划”作为核心课程，需要全员参与外，其余板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认领。一旦认领成功即被封为“版主”。版主负责组织该板块下的各種专题讨论，制作专题报告，把所学知识传授给他人。当这些不同专题串联到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知识网络。
他还借鉴了世界顶级高中“深泉学院”的做法，给实验班开设了烹饪、运动、创业等实践性课程；每天的一日三餐得由学生们自己动手；每个月实验班要定期举行一次户外拉练，基本要求是负重20公斤，在5个小时内徒步20公里；看诸如《浪潮》这样的电影并讨论……一个月后，学生开始焦虑，有孩子问张良：“张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我们已经开始学习了啊！”他回答。
这是一种完全个性化的学习。不定规矩，不设限，教学计划可以随时更改。这里的一切都是为学生服务的。“张教练”的目的很明确，要下一场雨，不是打湿地面，而是能润物无声。他要唤醒的是沉睡在每个孩子心中的力量——好奇心、开放性思维和创新精神。
一年后，这些孩子们有了变化。有人决定申请去意大利读大学，已经开始报读意大利语；有人对教育学产生兴趣，准备报考相关的学院；当然也有的孩子面临家庭的压力，要参加高考，但他们的目标无一例外都是名牌大学。
张良的教育实验仍在继续，在他心中还酝酿着一盘更大的棋。“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知识每5年就会更新一次。面授最终会被在线教育所取代，现在实验班里的小课程体系正是为了未来移植到网上做准备。我想打造的就是这样一个知识搜索的垂直引擎。只要借助网络，人人都可以实现在家上学。”这是他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