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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大城市丝毫不逊色，最大的差距在中小城市与城镇。目前，我国中小城市偏少。规模也不够，所起辐射作用极为有限。这也是我国城乡差距大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旦户籍制度限制放开，大量吸引农村人口，壮大中小城市的规模，可建设成有辐射带动作用的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将成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一个关键点。
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
从2009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把以前的“城市化”改为“城镇化”，以前优先发展的是大城市，现在坚决发展中小城市。这两个提法的区别在哪里?
过去的发展方式是“规模扩张式”。这主要表现在城镇规划范围扩大、房屋道路建得更多，并以土地为重要抓手，靠的是投资和工业拉动。这种方式虽然迅速拉动了城市建设和经济增长数据，但城镇化的质量并不高。城镇人口和消费当然在增加，但大量农民工进城却不能落户、建设城市却不能享受城市福利，这次提出的城镇化政策有利于农村人口向城镇的真正转移。
为什么选择中小城市与城镇为突破口?应该有以下原因：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大城市丝毫不逊色，最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存中小城市与城镇。目前，我国中小城市偏少，规模也不够，所起辐射作用极为有限。这也是我国城乡差距大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旦户籍制度限制放开，大量吸引农村人口，壮大中小城市规模，可建设成有辐射带动作用的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将成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一个关键点。
集聚效应可拉动内需
加快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实行新的户籍政策后，可以将小城镇进一步扩大。随着人口的增多，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产生的效应是不一样的，城市的集聚效应与辐射效应将会慢慢地形成。这个效应究竟会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08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5.7％，城镇人口6.07亿，但我国城镇化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状态，2006年我国东、中和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达到54.6％、40.4％和35.7％。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我国小城镇数量从1954年的5400个增加到2008年的19234个。
我国有两千多个县，假定每个县有10个小城镇，每个镇吸引农民1万人来定居，全国就有两亿多农民变成城镇居民。有人就有消费，也将会形成新的分工。不仅仅表现在第三产业上。在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会形成了一个地区的专业分工，一个镇一个产业环节，再连成片形成产业链，而产业发展又将带动就业。
另外，通过放开户籍大力发展中小城镇，一方面可以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把农村人口转移出来；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城镇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以此来缩减城乡差距，这应该是一条比较好的路子。
城镇化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新引擎
如何才能做到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从而带动农村大发展?
第一，提高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是发展关键。
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第一个面临的挑战就是城市的容纳能力。未来城镇化的发展重点是立足在如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的讲话，今后要坚持规划先行，加强政府资金引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推进重点城镇交通、供排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和医院、学校等公其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规划先行，产业带动是城镇与中小城市的生存之本。
第二，解决好进城农民的户籍与社保是最大挑战。
大量的人口如果进入到城镇，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就业与社保挑战。如何把新移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是城镇化面临的另外一个大的挑战。大量的人群聚集在一个城镇，如果失业了或者没有社保，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
第三，城镇的生存与繁荣，要求特色与产业发展并重。
城市与繁荣并不能划等号。美国曾经的大城市底特律，由于汽车产业的繁荣而迅速繁荣起来，曾经达到200多万人口。但随着美国汽车业的衰落，底特律又迅速衰落下来，目前被美国人形容成了一坐“死城”。所以，片面讲发展城镇化也是挺危险的，如果一个城镇没有产业支撑，没有工作机会，大量的人集聚起来，问题会更大。长三角、珠三角的小城镇之所以繁荣起来，都是专业镇的发展所带动的。如何发展一个城镇的产业，从而以产业的支撑来带动城镇的发展也是最关键的问题。迪拜之所以出现泡沫，就是片面以房地产来带动，缺乏实业产业支撑，最后出现金融风暴时抗风险能力太弱，不堪一击。
我国各个地区应该根据本地的条件，发展具有本地特色而又有竞争力的产业，才能使中小城镇有活力。目前我国“千镇一面”、“产业高度同构同质”是中小城镇发展面临的大问题。如何进行产业定位而不是盲目地发展，是小城镇未来要着重避免的问题。
第四，慎防中小城镇的房地产被爆炒，未发展先泡沫化，可在中小城镇进行物业税试点。
目前大家最大的担心是城镇化还没有开始，部分地方政府就已把小城镇的房价炒上了天，使农民根本无法在此落户。目前我国的房地产政策在大城市基本上是失败的，相应的宏观调控房价政策基本无效。如何未雨绸缪，防止类似悲剧在中小城镇重演，预防房地产泡沫化，可以先行在中小城市与城镇试行物业税试点改革，以此来扼制地方政府炒地卖地冲动。
第五，城镇化需要有配套的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农村、城市土地“同地、同权、同利”，应该建立类似的土地交易机制，使农民分离城市化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使进城农民获得创业资本，这些的城镇化才是可持续的。
如果城镇化想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新引擎，仅有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相应的土地制度改革。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城乡隔离的两套土地管理制度，城镇化的土地必须被征走，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开发，农民被排拆在土地增值收益之外。
巴西城市化的教训就很惨烈。在政府主导下，大批农民转移到城市，土地以低廉价格被出售给开发商，农民到城市后形成数量庞大的贫民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巴西经济也在短暂的十几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经济迅速跨下来。而我国的台湾等地，让农民分享城市化中土地增值收益，不少农民因此成为百万富翁，然后这些农民就有资本去创业去开发，不仅没有贫民窟，而且带来了农村的发展。
目前我国不少地区的城镇化又重走巴西老路。如果土地制度不变，与土地相关的制度不改，仅仅是把农民的户籍制度变成中小城市与城镇的户籍了，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农民从农村到城市也是惊人的一跳，只有那些做小买卖的农民才可能有这个能力，一般的农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也就是说谁来保证那些获得中小城镇户籍的新居民的工作以及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培训成本以及找工作的成本?
国家应该出台相对应的规范政策，积极引导城镇化积极稳妥地发展。
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
从2009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把以前的“城市化”改为“城镇化”，以前优先发展的是大城市，现在坚决发展中小城市。这两个提法的区别在哪里?
过去的发展方式是“规模扩张式”。这主要表现在城镇规划范围扩大、房屋道路建得更多，并以土地为重要抓手，靠的是投资和工业拉动。这种方式虽然迅速拉动了城市建设和经济增长数据，但城镇化的质量并不高。城镇人口和消费当然在增加，但大量农民工进城却不能落户、建设城市却不能享受城市福利，这次提出的城镇化政策有利于农村人口向城镇的真正转移。
为什么选择中小城市与城镇为突破口?应该有以下原因：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大城市丝毫不逊色，最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存中小城市与城镇。目前，我国中小城市偏少，规模也不够，所起辐射作用极为有限。这也是我国城乡差距大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旦户籍制度限制放开，大量吸引农村人口，壮大中小城市规模，可建设成有辐射带动作用的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将成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一个关键点。
集聚效应可拉动内需
加快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实行新的户籍政策后，可以将小城镇进一步扩大。随着人口的增多，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产生的效应是不一样的，城市的集聚效应与辐射效应将会慢慢地形成。这个效应究竟会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08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5.7％，城镇人口6.07亿，但我国城镇化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状态，2006年我国东、中和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达到54.6％、40.4％和35.7％。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我国小城镇数量从1954年的5400个增加到2008年的19234个。
我国有两千多个县，假定每个县有10个小城镇，每个镇吸引农民1万人来定居，全国就有两亿多农民变成城镇居民。有人就有消费，也将会形成新的分工。不仅仅表现在第三产业上。在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会形成了一个地区的专业分工，一个镇一个产业环节，再连成片形成产业链，而产业发展又将带动就业。
另外，通过放开户籍大力发展中小城镇，一方面可以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把农村人口转移出来；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城镇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以此来缩减城乡差距，这应该是一条比较好的路子。
城镇化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新引擎
如何才能做到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从而带动农村大发展?
第一，提高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是发展关键。
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第一个面临的挑战就是城市的容纳能力。未来城镇化的发展重点是立足在如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的讲话，今后要坚持规划先行，加强政府资金引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推进重点城镇交通、供排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和医院、学校等公其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规划先行，产业带动是城镇与中小城市的生存之本。
第二，解决好进城农民的户籍与社保是最大挑战。
大量的人口如果进入到城镇，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就业与社保挑战。如何把新移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是城镇化面临的另外一个大的挑战。大量的人群聚集在一个城镇，如果失业了或者没有社保，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
第三，城镇的生存与繁荣，要求特色与产业发展并重。
城市与繁荣并不能划等号。美国曾经的大城市底特律，由于汽车产业的繁荣而迅速繁荣起来，曾经达到200多万人口。但随着美国汽车业的衰落，底特律又迅速衰落下来，目前被美国人形容成了一坐“死城”。所以，片面讲发展城镇化也是挺危险的，如果一个城镇没有产业支撑，没有工作机会，大量的人集聚起来，问题会更大。长三角、珠三角的小城镇之所以繁荣起来，都是专业镇的发展所带动的。如何发展一个城镇的产业，从而以产业的支撑来带动城镇的发展也是最关键的问题。迪拜之所以出现泡沫，就是片面以房地产来带动，缺乏实业产业支撑，最后出现金融风暴时抗风险能力太弱，不堪一击。
我国各个地区应该根据本地的条件，发展具有本地特色而又有竞争力的产业，才能使中小城镇有活力。目前我国“千镇一面”、“产业高度同构同质”是中小城镇发展面临的大问题。如何进行产业定位而不是盲目地发展，是小城镇未来要着重避免的问题。
第四，慎防中小城镇的房地产被爆炒，未发展先泡沫化，可在中小城镇进行物业税试点。
目前大家最大的担心是城镇化还没有开始，部分地方政府就已把小城镇的房价炒上了天，使农民根本无法在此落户。目前我国的房地产政策在大城市基本上是失败的，相应的宏观调控房价政策基本无效。如何未雨绸缪，防止类似悲剧在中小城镇重演，预防房地产泡沫化，可以先行在中小城市与城镇试行物业税试点改革，以此来扼制地方政府炒地卖地冲动。
第五，城镇化需要有配套的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农村、城市土地“同地、同权、同利”，应该建立类似的土地交易机制，使农民分离城市化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使进城农民获得创业资本，这些的城镇化才是可持续的。
如果城镇化想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新引擎，仅有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相应的土地制度改革。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城乡隔离的两套土地管理制度，城镇化的土地必须被征走，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开发，农民被排拆在土地增值收益之外。
巴西城市化的教训就很惨烈。在政府主导下，大批农民转移到城市，土地以低廉价格被出售给开发商，农民到城市后形成数量庞大的贫民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巴西经济也在短暂的十几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经济迅速跨下来。而我国的台湾等地，让农民分享城市化中土地增值收益，不少农民因此成为百万富翁，然后这些农民就有资本去创业去开发，不仅没有贫民窟，而且带来了农村的发展。
目前我国不少地区的城镇化又重走巴西老路。如果土地制度不变，与土地相关的制度不改，仅仅是把农民的户籍制度变成中小城市与城镇的户籍了，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农民从农村到城市也是惊人的一跳，只有那些做小买卖的农民才可能有这个能力，一般的农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也就是说谁来保证那些获得中小城镇户籍的新居民的工作以及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培训成本以及找工作的成本?
国家应该出台相对应的规范政策，积极引导城镇化积极稳妥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