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通过与前人的记音比较,以及我们调查的新老派嘉兴话的比较,发现嘉兴话声调发生了调类的合并,调值的改变,字调的变异。
关键词:嘉兴城区话;声调;变异
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创新训练项目)项目编号:201610354009
H172
嘉兴方言属于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1927年,赵元任先生首次对吴语进行全面的、现代语言学意义的研究,1928年,出版了《现代吴语的研究》,该书总共调查研究了33个点、包括嘉兴城区方言的语音和词汇。1985年,钱乃荣先生又对赵元任先生调查过的33个点进行了追踪调查,1992年,出版了《当代吴语的研究》。钱乃荣先生调查了老、中、青三派,其中老派相当于赵元任当时调查的青年,和赵元任的调查结果差异较小,但中、青派的语音已经有所变化。1988年,俞光中先生在《方言》杂志上发表了《嘉兴方言同音字汇》,文中也说嘉兴城区方言分老派和新派,只是新派的一些语音特点还不是特别稳定。自1988年以后,关于嘉兴城区方言的研究就很少了。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与此相应,人们的语言生活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随着人口的流动,普通话的推广,不少方言都以极快的速度向普通话靠拢。嘉兴城区作为嘉兴的政治经济中心,其语言也发生了不少变化。本文从声调来看嘉兴话语音的变异。
一、嘉兴话的音系
嘉兴话的音系,90年来变化不大,大部分是一致的。我们这里给出我们调查的嘉兴话老派的音系。
2.韵母(43个)
3.声调(8个)
二、嘉兴话声调的变异
嘉兴城区话声调的变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调类方面,二是调值方面,三是具体字的归调方面。下面我们主要参照赵元任(1928)、俞光中(1988)、钱乃荣(1992)的记录,与我们调查的记录进行比较。
1.调类的变化
下面是各家关于嘉兴话调类和调值的记录。赵元任对嘉兴城区话的声调作了调值和调型的记录,但调值的记录和现代五度制的标示方法有差异,难以直接进行比较,我们下面给出俞、钱、我们记录的新、老派的调值比较表格,在具体论述时参照赵元任的记录。
从上表可以看出,嘉兴话的调类变化不大,主要是中古阳去调,在赵和俞的记录里还保持独立的调类,在钱的记录和我们的记录里,一般都并入了次清上声调和阳上调。
2.调值的变化
调值方面,赵、俞、钱、我们的记录都有差异。下面参照上文表格,分别叙述:
(1)第1调各家的记录基本一致,但赵的记录从调型看相当于一个31调。从我们的记录来看,第1调是一个高降调。
(2)第2调,赵的调型是一个升降调,大概调值应为231,俞记为31,钱记为231,我们与钱的记录一致。下面是我们的录音显示的老派和新派该调的调型,从语图上看确实是一个升降调。
(3)第3调,赵元任的记录也与各家的记录不一致,各家都是平调,赵的记录是一个降升调,大概调值应为312。
(4)第4调,赵的记录相当于13调,钱的记录调值稍高,是324调,我们的记录和俞的记录一致,为213调,下面是我们的录音显示的老派和新派该调的调型,我们调查的两位发音人,该调都读到了其调域的最低值,有时由于调值太低,还出现了嘎裂声。
(5)第5调,赵的记录相当于212调,俞的记录与赵相当,我们的记录与钱一致,为223,下面是我们的录音显示的老派和新派该调的调型,从调型上看,两位发音人的调值并没有明显的凹调,二是前段平稳,后端上升。
另外,赵和俞的记录,都保持了一个中古阳去来源的独立声调,钱的记录和我们的记录都合并到了中古来源是阳上、次清上声的声调。赵的调值213调,与俞的14调又不同。
(6)第6调,赵的记录相当于213调,俞的记录是35调,我们的记录与钱一致,为334调,下面是我们的录音显示的老派和新派该调的调型,从语图上看,该调调型也是前段较为平稳,后端上升。但是也有部分字调的实际调值并没有前段平稳的部分,也可以记为35调。
(7)第7调,赵的记录相当于一个短促的51调,俞的记录为5,我们的记录与钱的一致,为54調。下面是我们的录音显示的老派和新派该调的调型,从语图上看,该调调值降到了调域的最低点,但是听感上,该调由于调值太短,听不出跨度这么大的降程。
(8)第8调,赵的记录相当于21调,俞、钱记为12调,我们记录的新派为54调,也有部分读21调,与赵的一致,老派23调,与俞、钱的一样都是一个低升调,但是我们记录到的调值要稍高一些。下面是我们的录音显示的老派和新派21调的调型。
可以看出,嘉兴城区话的声调调值和调型,各家记录有不少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两点:
一是跟发音人本人的发音有关,正如赵元任(1928:18)所说:“字调的绝对音高往往跟着人的嗓子,跟临时的精神变的,这种变化于字在语音上的地位不发生意义的……读音者假如前后不是在同等的精神,假如不一贯,所读出来的就会不在同一个调……”。比如第4调,俞和我们都记为213调,钱记为324,调型完全一样,只是调值高低有差异,有可能就和发音人本人的嗓音高低有关。又如,第5调和第6调,我们分别记为223和334,由于调型相似,同一个发音人,有时精神好,调值就高,会把按规律应读为223调的读为334调,精神不好,调值就低,会把按规律应读为334调的,读为223调。
二是和记音人的判断有关,因为以前没有专门记录语音和分析语音的仪器,单纯靠人耳辨别,难以做到十分的精准,且5度标调本来就是一个模糊的记录,所以各人记录的调值有所差异也是能够理解的。
三是可能嘉兴话的声调存在语音变体,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种变体是怎样造成的,但是可以肯定,这个差异并不能区分意义,否则就会影响交流,如第8调,俞钱记为12调,我们的老派为23调,新派为21调。这点还需要做大量的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才能得出更好的解释。 第四,我们也可以肯定,嘉兴话的声调的调值,90年来应该也发生了变化,如赵元任的记录,和80年代、90年代后人的记录,以及我们的记录,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如第三调,各家都为平调44,而赵的记录为曲折调312调,很难想象相同的一个调类,会是由于前面讲的三种原因造成的,唯一的解释就是的确发生了历史音变。
3.字调的变化
嘉兴话字调的变化是很大的。由于赵并没有给出具体字的字调,我们主要参照俞、钱的记录来看。俞的记录可能由于其是嘉兴本地人,参照了他自己的读音和中古对应的规律,大部分字都比较符合规律,钱的记录对象和我们的记录对象,由于都不懂语言学,可能有些字音不符合规律,但也更自然。因此,我们可以以俞的记录作为一个“标准嘉兴话”的标尺。下面分调叙述:
(1)来源于中古阴平的1调字,嘉兴话一般都读51调,俞的记录基本符合规律,钱的记录州斋有些字读为44调,如“虾奸标巴芭”,我们记录的老派有“些干褒标奢龟机爹阶居蛆终挥雍迂佳辉徽鞭蝙朝脬郊淤痈”,新派字数更多,有“牺箱萧休星方呼蒿虾崖堪铅颗枯瓜攻夸闺褒杯碑丕扳班批芭剖玻霜僧森蓑西诗丝兼偷敦鸠东张装粗初诸锥痴支知脂荒灰挥欧衣医秧幽拎安威乌迂科捞棺喷洼疤姑箍苏徽芬销椒朝歼纠搜舟洲敷钧”。
这些字之所以会变成44调,可能是受普通话的影响,因为这些字在普通话里都读为55调,嘉兴话用近似的44调来对应。新派字数最多,说明受普通话的影响也最深。
(2)来源于中古阳平的2调字,俞的记录基本都读31调,钱的记录一般读231调,但有部分字读223调,如“来疗谜浓颜如禅”。我们记录的老派有以下一些字读223调,“桥囊瓤带锄槌谁虻挠侯离临庭筵然填乔侨荞翘邵裳符疲谊锤癸”,还有这些字读334调,“谐怀疗韶扬”。新派有如下的字读223调,“蒲潭详斜钳葵围恋谜迷棉男残层如槌脶繁喉图芦纬虔淆犹馏矾惟”,还有这些字读334调,“巡茄航衡而邮形熊愚铃模绒戎戴冯锄殊谁宜吠论屠沂延翘泅”。
变读223调和334调的字,应也可能是受普通话的影响,因为这些字在普通话里读35调,嘉兴话用近似调223调或者334调来对应。也可以看出新派受普通话的影响最大。
(3)来源于中古全清阴上的3调字,俞的记录一般都读44调,钱的记录和我们的记录也一般都读44调,但是也有部分字读223调,如“剿选仰秒抚”,也有部分读334调,如“访鉴鬼伞舍斗组悔毁椅”。我们记录的老派有一部分字读213调,如“表捧雅鸟谱肚矫”,一部分字读223调,如“纸倒宇”,一部分读334调,如“显朽匪吼喊拱伞锦颈斗己左悔霞掩汞境散数享久灸甫府俯腑矩巩种”。新派也是有一部分字读213调,如“很秒掸掩隐鸟藐舀”,部分字读223调,如“匪虎仰捧雅稳渺沼宛”,还有部分字读334调,“许讽罕喊诡把嗓爽舍景斗己掌盏斩整展纸抚矮揞影允散傻肚翡馅搅轨”。
以上可以看出,变读334调的字最多,如果是受普通话的影响,理论上来说,应该读213调,因为中古全清阴上字,普通话读214调,213调与214调更为接近。我们认为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嘉兴话213,223,334调有相混趋势所致。我们后文还会看到,213,223,334调字经常会相混,我们后文还会看到相同的现象。但是这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什变读334调的字最多,该问题也还需要通过更多详细的社会语言学调查来进行研究。
(4)来源于中古次清阴上的4调字,俞的记录一般读213调,钱的记录一般为324调,个别字读44调。我们记录的老派和新派一般读213调,老派有个别字读223调,部分读334调,如“姓顷逞处齿侈”。新派部分读223调,如“口可傀品普统取彩纂处”,部分读334调,如“姓凯孔起企灿脯篡舰脯”。
这里也是213,223,334调的相混。
(5)来源于中古阳上的5调字,俞一般记为212调,钱记为223调,读为334调的有“忿议有诱买每乃耐”。我们记录的老派读213,223,231的都不少。新派读213,223调的不少,但读231调的不多。
来源于中古阳去的字,俞还保留独立的调类,钱的记录一般读为223调,我们记录的老派一般读223调,一部分读213调,还有不少读231调,新派一般读334调,也有不少读223调,也有部分读231调,基本与阳上字的情况差不多。
我们怀疑,212是嘉兴话5调字的本来读音,钱的发音人基本都读为223,但是我们记录的两位发音人还有不少保持曲折调的读音。老派发音人不少字读231调,我们怀疑是老派发音人的发音习惯导致的,因为新派并没有这样的表现,因此这个现象是否是普遍现象,还需要再调查。新派读334调,与新派的声母清化有关系,阳上字本来都是浊音声母字,与其配套的声调是223,声母清化,声调也发生了变化。
(6)来源于中古阴去的6调字,俞一般记为35,前的记录一般为334调,我们记录的老派,一般读为334调,部分读223,还有部分读51调,213调,231调。新派一般读334,部分读223调,部分读51调。
该调也存在334和223调相混的情况,导致新派、老派中古阴去字的读音较为混乱。
(7)来源于中古阴入的字,俞记为5,钱基本记为54调,例外较少,我们记录的老派和新派也一般读54调,例外较少。来源于中古阳入的字,俞记为12调,我们记录的老派一般读23调,新派一般读54调,一部分读21调。新派54调的读法,也应是声母的清化引起的。
可以看出,引起嘉兴城区话字调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语言接触,即受普通话的影响;一是嘉兴话自身的变化,主要是声母的清化,导致声调的变化。
三、结语
以上我们从调类、调值、具体字的归调三个方面探讨了嘉兴话声调的变异,可以看出嘉兴话自赵元任的记录以来,声调已发生不小的变化。引起声调变化的原因,应有语言演变的原因,如调类的归并,也有语言系统内部的原因,如调值的相似引起字调的混合,更大的原因是语言外部的语言接触,主要是普通话的影响。本文对该问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还需要在更多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光绪嘉兴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省专辑.上海书店,1993.
[2]海宁市史志学会、海宁市史志办公室.海宁方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3]海宁县志编纂委员会.《海宁县志·方言》(傅国通执笔).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4]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嘉善县志·方言》(徐青执笔).上海三联书店,1995.
[5]嘉兴市志编纂委员会.《嘉兴市志·方言》(冯力执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
[6]平湖县志编纂委员会.《平湖县志·方言》(傅国通执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7]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8]桐乡县志编纂委员会.《桐乡县志·方言》(颜逸明执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9]徐青.浙江嘉善方言词汇.《方言》,1984.
[10]徐青.浙江嘉善方言词汇.嘉兴师专学报,1984(1).
[11]徐越.杭嘉湖方言语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12]徐越.地理语言学视角下的浙北杭嘉湖方言.江西社会科学,2007.11.
[13]徐越.浙北杭嘉湖方言语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4]颜逸明.吴语概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5]俞光中.嘉兴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88(3).
[16]俞光中.嘉兴方言本字考.方言,1988(4).
[17]俞正贻.嘉兴地区方言词语.嘉兴师专学报,1981(1).
[18]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
指导老师:王艳红
关键词:嘉兴城区话;声调;变异
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创新训练项目)项目编号:201610354009
H172
嘉兴方言属于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1927年,赵元任先生首次对吴语进行全面的、现代语言学意义的研究,1928年,出版了《现代吴语的研究》,该书总共调查研究了33个点、包括嘉兴城区方言的语音和词汇。1985年,钱乃荣先生又对赵元任先生调查过的33个点进行了追踪调查,1992年,出版了《当代吴语的研究》。钱乃荣先生调查了老、中、青三派,其中老派相当于赵元任当时调查的青年,和赵元任的调查结果差异较小,但中、青派的语音已经有所变化。1988年,俞光中先生在《方言》杂志上发表了《嘉兴方言同音字汇》,文中也说嘉兴城区方言分老派和新派,只是新派的一些语音特点还不是特别稳定。自1988年以后,关于嘉兴城区方言的研究就很少了。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与此相应,人们的语言生活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随着人口的流动,普通话的推广,不少方言都以极快的速度向普通话靠拢。嘉兴城区作为嘉兴的政治经济中心,其语言也发生了不少变化。本文从声调来看嘉兴话语音的变异。
一、嘉兴话的音系
嘉兴话的音系,90年来变化不大,大部分是一致的。我们这里给出我们调查的嘉兴话老派的音系。
2.韵母(43个)
3.声调(8个)
二、嘉兴话声调的变异
嘉兴城区话声调的变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调类方面,二是调值方面,三是具体字的归调方面。下面我们主要参照赵元任(1928)、俞光中(1988)、钱乃荣(1992)的记录,与我们调查的记录进行比较。
1.调类的变化
下面是各家关于嘉兴话调类和调值的记录。赵元任对嘉兴城区话的声调作了调值和调型的记录,但调值的记录和现代五度制的标示方法有差异,难以直接进行比较,我们下面给出俞、钱、我们记录的新、老派的调值比较表格,在具体论述时参照赵元任的记录。
从上表可以看出,嘉兴话的调类变化不大,主要是中古阳去调,在赵和俞的记录里还保持独立的调类,在钱的记录和我们的记录里,一般都并入了次清上声调和阳上调。
2.调值的变化
调值方面,赵、俞、钱、我们的记录都有差异。下面参照上文表格,分别叙述:
(1)第1调各家的记录基本一致,但赵的记录从调型看相当于一个31调。从我们的记录来看,第1调是一个高降调。
(2)第2调,赵的调型是一个升降调,大概调值应为231,俞记为31,钱记为231,我们与钱的记录一致。下面是我们的录音显示的老派和新派该调的调型,从语图上看确实是一个升降调。
(3)第3调,赵元任的记录也与各家的记录不一致,各家都是平调,赵的记录是一个降升调,大概调值应为312。
(4)第4调,赵的记录相当于13调,钱的记录调值稍高,是324调,我们的记录和俞的记录一致,为213调,下面是我们的录音显示的老派和新派该调的调型,我们调查的两位发音人,该调都读到了其调域的最低值,有时由于调值太低,还出现了嘎裂声。
(5)第5调,赵的记录相当于212调,俞的记录与赵相当,我们的记录与钱一致,为223,下面是我们的录音显示的老派和新派该调的调型,从调型上看,两位发音人的调值并没有明显的凹调,二是前段平稳,后端上升。
另外,赵和俞的记录,都保持了一个中古阳去来源的独立声调,钱的记录和我们的记录都合并到了中古来源是阳上、次清上声的声调。赵的调值213调,与俞的14调又不同。
(6)第6调,赵的记录相当于213调,俞的记录是35调,我们的记录与钱一致,为334调,下面是我们的录音显示的老派和新派该调的调型,从语图上看,该调调型也是前段较为平稳,后端上升。但是也有部分字调的实际调值并没有前段平稳的部分,也可以记为35调。
(7)第7调,赵的记录相当于一个短促的51调,俞的记录为5,我们的记录与钱的一致,为54調。下面是我们的录音显示的老派和新派该调的调型,从语图上看,该调调值降到了调域的最低点,但是听感上,该调由于调值太短,听不出跨度这么大的降程。
(8)第8调,赵的记录相当于21调,俞、钱记为12调,我们记录的新派为54调,也有部分读21调,与赵的一致,老派23调,与俞、钱的一样都是一个低升调,但是我们记录到的调值要稍高一些。下面是我们的录音显示的老派和新派21调的调型。
可以看出,嘉兴城区话的声调调值和调型,各家记录有不少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两点:
一是跟发音人本人的发音有关,正如赵元任(1928:18)所说:“字调的绝对音高往往跟着人的嗓子,跟临时的精神变的,这种变化于字在语音上的地位不发生意义的……读音者假如前后不是在同等的精神,假如不一贯,所读出来的就会不在同一个调……”。比如第4调,俞和我们都记为213调,钱记为324,调型完全一样,只是调值高低有差异,有可能就和发音人本人的嗓音高低有关。又如,第5调和第6调,我们分别记为223和334,由于调型相似,同一个发音人,有时精神好,调值就高,会把按规律应读为223调的读为334调,精神不好,调值就低,会把按规律应读为334调的,读为223调。
二是和记音人的判断有关,因为以前没有专门记录语音和分析语音的仪器,单纯靠人耳辨别,难以做到十分的精准,且5度标调本来就是一个模糊的记录,所以各人记录的调值有所差异也是能够理解的。
三是可能嘉兴话的声调存在语音变体,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种变体是怎样造成的,但是可以肯定,这个差异并不能区分意义,否则就会影响交流,如第8调,俞钱记为12调,我们的老派为23调,新派为21调。这点还需要做大量的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才能得出更好的解释。 第四,我们也可以肯定,嘉兴话的声调的调值,90年来应该也发生了变化,如赵元任的记录,和80年代、90年代后人的记录,以及我们的记录,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如第三调,各家都为平调44,而赵的记录为曲折调312调,很难想象相同的一个调类,会是由于前面讲的三种原因造成的,唯一的解释就是的确发生了历史音变。
3.字调的变化
嘉兴话字调的变化是很大的。由于赵并没有给出具体字的字调,我们主要参照俞、钱的记录来看。俞的记录可能由于其是嘉兴本地人,参照了他自己的读音和中古对应的规律,大部分字都比较符合规律,钱的记录对象和我们的记录对象,由于都不懂语言学,可能有些字音不符合规律,但也更自然。因此,我们可以以俞的记录作为一个“标准嘉兴话”的标尺。下面分调叙述:
(1)来源于中古阴平的1调字,嘉兴话一般都读51调,俞的记录基本符合规律,钱的记录州斋有些字读为44调,如“虾奸标巴芭”,我们记录的老派有“些干褒标奢龟机爹阶居蛆终挥雍迂佳辉徽鞭蝙朝脬郊淤痈”,新派字数更多,有“牺箱萧休星方呼蒿虾崖堪铅颗枯瓜攻夸闺褒杯碑丕扳班批芭剖玻霜僧森蓑西诗丝兼偷敦鸠东张装粗初诸锥痴支知脂荒灰挥欧衣医秧幽拎安威乌迂科捞棺喷洼疤姑箍苏徽芬销椒朝歼纠搜舟洲敷钧”。
这些字之所以会变成44调,可能是受普通话的影响,因为这些字在普通话里都读为55调,嘉兴话用近似的44调来对应。新派字数最多,说明受普通话的影响也最深。
(2)来源于中古阳平的2调字,俞的记录基本都读31调,钱的记录一般读231调,但有部分字读223调,如“来疗谜浓颜如禅”。我们记录的老派有以下一些字读223调,“桥囊瓤带锄槌谁虻挠侯离临庭筵然填乔侨荞翘邵裳符疲谊锤癸”,还有这些字读334调,“谐怀疗韶扬”。新派有如下的字读223调,“蒲潭详斜钳葵围恋谜迷棉男残层如槌脶繁喉图芦纬虔淆犹馏矾惟”,还有这些字读334调,“巡茄航衡而邮形熊愚铃模绒戎戴冯锄殊谁宜吠论屠沂延翘泅”。
变读223调和334调的字,应也可能是受普通话的影响,因为这些字在普通话里读35调,嘉兴话用近似调223调或者334调来对应。也可以看出新派受普通话的影响最大。
(3)来源于中古全清阴上的3调字,俞的记录一般都读44调,钱的记录和我们的记录也一般都读44调,但是也有部分字读223调,如“剿选仰秒抚”,也有部分读334调,如“访鉴鬼伞舍斗组悔毁椅”。我们记录的老派有一部分字读213调,如“表捧雅鸟谱肚矫”,一部分字读223调,如“纸倒宇”,一部分读334调,如“显朽匪吼喊拱伞锦颈斗己左悔霞掩汞境散数享久灸甫府俯腑矩巩种”。新派也是有一部分字读213调,如“很秒掸掩隐鸟藐舀”,部分字读223调,如“匪虎仰捧雅稳渺沼宛”,还有部分字读334调,“许讽罕喊诡把嗓爽舍景斗己掌盏斩整展纸抚矮揞影允散傻肚翡馅搅轨”。
以上可以看出,变读334调的字最多,如果是受普通话的影响,理论上来说,应该读213调,因为中古全清阴上字,普通话读214调,213调与214调更为接近。我们认为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嘉兴话213,223,334调有相混趋势所致。我们后文还会看到,213,223,334调字经常会相混,我们后文还会看到相同的现象。但是这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什变读334调的字最多,该问题也还需要通过更多详细的社会语言学调查来进行研究。
(4)来源于中古次清阴上的4调字,俞的记录一般读213调,钱的记录一般为324调,个别字读44调。我们记录的老派和新派一般读213调,老派有个别字读223调,部分读334调,如“姓顷逞处齿侈”。新派部分读223调,如“口可傀品普统取彩纂处”,部分读334调,如“姓凯孔起企灿脯篡舰脯”。
这里也是213,223,334调的相混。
(5)来源于中古阳上的5调字,俞一般记为212调,钱记为223调,读为334调的有“忿议有诱买每乃耐”。我们记录的老派读213,223,231的都不少。新派读213,223调的不少,但读231调的不多。
来源于中古阳去的字,俞还保留独立的调类,钱的记录一般读为223调,我们记录的老派一般读223调,一部分读213调,还有不少读231调,新派一般读334调,也有不少读223调,也有部分读231调,基本与阳上字的情况差不多。
我们怀疑,212是嘉兴话5调字的本来读音,钱的发音人基本都读为223,但是我们记录的两位发音人还有不少保持曲折调的读音。老派发音人不少字读231调,我们怀疑是老派发音人的发音习惯导致的,因为新派并没有这样的表现,因此这个现象是否是普遍现象,还需要再调查。新派读334调,与新派的声母清化有关系,阳上字本来都是浊音声母字,与其配套的声调是223,声母清化,声调也发生了变化。
(6)来源于中古阴去的6调字,俞一般记为35,前的记录一般为334调,我们记录的老派,一般读为334调,部分读223,还有部分读51调,213调,231调。新派一般读334,部分读223调,部分读51调。
该调也存在334和223调相混的情况,导致新派、老派中古阴去字的读音较为混乱。
(7)来源于中古阴入的字,俞记为5,钱基本记为54调,例外较少,我们记录的老派和新派也一般读54调,例外较少。来源于中古阳入的字,俞记为12调,我们记录的老派一般读23调,新派一般读54调,一部分读21调。新派54调的读法,也应是声母的清化引起的。
可以看出,引起嘉兴城区话字调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语言接触,即受普通话的影响;一是嘉兴话自身的变化,主要是声母的清化,导致声调的变化。
三、结语
以上我们从调类、调值、具体字的归调三个方面探讨了嘉兴话声调的变异,可以看出嘉兴话自赵元任的记录以来,声调已发生不小的变化。引起声调变化的原因,应有语言演变的原因,如调类的归并,也有语言系统内部的原因,如调值的相似引起字调的混合,更大的原因是语言外部的语言接触,主要是普通话的影响。本文对该问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还需要在更多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光绪嘉兴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省专辑.上海书店,1993.
[2]海宁市史志学会、海宁市史志办公室.海宁方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3]海宁县志编纂委员会.《海宁县志·方言》(傅国通执笔).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4]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嘉善县志·方言》(徐青执笔).上海三联书店,1995.
[5]嘉兴市志编纂委员会.《嘉兴市志·方言》(冯力执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
[6]平湖县志编纂委员会.《平湖县志·方言》(傅国通执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7]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8]桐乡县志编纂委员会.《桐乡县志·方言》(颜逸明执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9]徐青.浙江嘉善方言词汇.《方言》,1984.
[10]徐青.浙江嘉善方言词汇.嘉兴师专学报,1984(1).
[11]徐越.杭嘉湖方言语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12]徐越.地理语言学视角下的浙北杭嘉湖方言.江西社会科学,2007.11.
[13]徐越.浙北杭嘉湖方言语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4]颜逸明.吴语概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5]俞光中.嘉兴方言同音字汇.方言,1988(3).
[16]俞光中.嘉兴方言本字考.方言,1988(4).
[17]俞正贻.嘉兴地区方言词语.嘉兴师专学报,1981(1).
[18]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
指导老师:王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