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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已步入高风险社会，风险来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制度风险突出，全球化更放大了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得风险治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被动摇和颠覆，风险难以计算导致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现有的风险预防机制屡屡失灵。因此，有必要构建从个人风险决策到公共治理的复合治理结构，形成吸纳公众参与风险决策的民主机制，同时通过预防性法治的建设为风险治理提供足够的规范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