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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州，古称“刺桐城”，素有“海滨邹鲁”“光明之城”的美誉。泉州港是福建省泉州市东南晋江下游滨海的港湾，北至湄洲湾内澳，南至围头湾厦门市同安县莲河，海岸线总长421公里，历史上曾以三湾十二港著名于世。三湾有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十二港有两泉州湾的洛阳港、后渚港、法石港、蚶江港，深沪湾的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石湖港，围头湾的围头港、金井港、安海港、石井港。泉州港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海外交通重要港口之一。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商业贸易频繁，是宋元时期蜚声海外的“东方第一大港”，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国海外交通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梯航帆影天威壮
早在公元6世纪的南朝，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和陈文帝天嘉六年（565年）两次到泉州，在泉州西郊九日山上翻译《金刚经》，后由泉州乘船到棱加修国（今马来半岛）和优禅尼国（今印度）。随着我国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泉州港的海外交通日益繁荣。唐代，泉州、广州和扬州等，并称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大港口。
唐王朝特在泉州设参军事，管理海外交通贸易事宜。唐代来泉州贸易的外国商人主要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还有东南亚以及印度、埃及、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人。7世纪初，阿拉伯正式派遣使节到中国，随后来者日多。“至武后时（684～704年），阿拉伯人经商于广州、泉州、杭州诸良港恒数万”。当时泉州港也因“南海蕃舶”常到而“岛夷斯杂”，出现了“市井十州人”的盛况。为了表示对外商的关怀，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特下令保护广东、福建的外商，规定“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五代时，泉州为闽国辖地，闽王王审知很重视海外贸易，“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泉州的海外交通得到进一步发展。五代后期，泉州扩大了城市范围，并增辟了道路和建置货栈，以适应海外交通贸易发展的需要。
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当历史走入宋元时期，中國和海外各国的交流，无一例外地都聚焦到了刺桐城。自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以来，泉州与国外往来的有58余个国家和地区。这一时期，以泉州为起点与终点的交通航线主要有六条，即泉州至占城;泉州到三佛齐、阇婆、渤泥等地;自泉州经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波斯湾;自泉州经南海、三佛齐入波斯湾，沿阿拉伯海岸航线行至亚丁湾及东非;泉州至菲律宾古国麻逸、三屿等地;泉州至朝鲜半岛、日本的航线。南宋末年，泉州逐步超越广州，成为全国第一大港，开始进入极盛时期。
到了元代，海商贸易已涉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贸易范围往东到日本、朝鲜半岛;往南及西南到菲律宾、渤泥、马来亚和印尼，并穿过马六甲海峡到缅甸、孟加拉、印度和锡兰等地，再沿印度半岛西岸抵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和东非、北非的地中海沿岸国家。泉州港一跃成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彼时的泉州已然成为亚、非两大洲海上交通辐射格局极其重要的东方支撑点，托起了一个横跨太平洋、印度洋的贸易圈。
1254～1324年，意大利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沿陆上丝绸之路前来东方，在中国游历了17年，并担任了元朝官员。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在一次海战中被俘，在狱中他口述写下《马可·波罗游记》，讲述他在中国的见闻。“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船舶装载商品后，运到蛮子省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他的百分之一吧。刺桐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发现了马可·波罗潇洒走一回的秘密：“马可·波罗沿着所谓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在大都谒见元世祖，又南下从泉州出发前往波斯湾。即便带有公务性质，如此大规模的旅行也需要庞大的费用。他并不是出发时就携带了全部旅费，而是到一处，先购买商品，再到下一处售出，在精明的买卖中前行。”
1303～1377年，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22岁开始了周游各国，历时28年。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六月到中国游历，在中国停留半年时间。他目睹了中国各地贸易盛况，后将旅途的奇闻讲给人听，记录成书《异域奇游胜览》，俗称《伊本·白图泰游记》。他这样记载泉州：“吾入海行后，首先登陆之城为刺桐城……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海港之一，竟可谓为世界极大之海港。我在港中见有大舶约有百艘，至若小舶未能以数计。”
1265～1331年，意大利人旅行者鄂多立克大约于1314年从威尼斯起航开始了其东方之旅。在中国，游历了广州、泉州、福州、明州、杭州、金陵、扬州、北京等地，取道西藏回国。后在病榻上口述东游经历，由他人笔录成书《鄂多立克东游录》。他在书中记载道：“我来到一个叫刺桐的著名城市，……该地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此城中有大量各种生活必需品。你用不着花半个银币就能买三镑八的司的糖。”“该城有很多善男善女的寺院，他们都是偶像崇拜者，我在那里访问一所寺院有三千和尚和一万二千尊偶像。”
日本学者宫崎正胜《航海图的世界史》认为：“蒙古帝国将陆上的草原之路和海洋上的陶瓷之路统合在一起。在海上，元朝最大的港口泉州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形成了主要的航线。福建泉州是欧亚大陆的中心港口之一。元朝初期，泉州有1.5万艘戎克船从事海外贸易活动，航线遍及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东非等地。泉州，可以说是蒙古帝国大商圈的海上起点。”
美国学者施坚雅说：“泉州是11～14世纪中国东南沿海宏观区域的核心地带。”美国学者休·克拉克说：“在12世纪，甚至还可以追溯到11世纪末，泉州已取代广州成为大宋帝国最主要的海港。”欧洲学者肖婷·安吉拉则将这一历史时期的泉州港称为“世界的大货仓”。
中国学者张铠将1250～1350年称为“泉州—威尼斯轴心时代”。中国台湾学者李东华说：“泉州简直是元代中国的总吞吐港。”中国学者傅宗文说：“刺桐港在10～14世纪的数百年间，是亚非两大洲海上交通辐射格局极其重要的东方支撑点，它托起了一个横跨太平洋、印度洋的贸易圈。” “苍官影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宋元泉州是中国海外交通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泉州时代。据泉州史料记载，当时泉州港内风樯鳞集，云帆遮天，海舶穿梭奔忙。城南频江码头车水马龙，昼夜不停地装卸舶货，中外各国商贾云集，市场上终日熙熙攘攘。南关“聚宝街”和临江一带货栈，以及“舶司库”里，堆积的香药珠宝奇珍琳琅满目，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
伴随着商贸的发展，各国宗教、文化汇集于此，交流激荡、同生共荣，使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泉州赢得了世界多元文化中心的美誉。中国先哲进行海洋商贸时，始终秉承和平友好、公正贸易、互信互惠宗旨，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向西、向南、向北纵横驰骋、绵延万里，为东西方文明对话和包容互鉴开辟了新路径。
千载文都，运起宋元。泉州人的记忆里，回眸便是那涨海声中万国商、满街皆圣人的宋元泉州。泉州璀璨的文化里，始终嵌刻着来自宋元的荣耀和辉煌。中西文化的交流汇集，留下了灿若星瀚的海洋文化遗产。文兴渡阅尽沧桑、开元寺双塔巍峨、老君岩云雾缭绕、天后宫香火鼎盛、真武庙依山傍海、洛阳桥长桥卧波……22处遗产点星罗棋布，展现了宋元中国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体系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态度。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仿佛都蕴含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充满着唤醒和治愈的力量。
泉州真武庙是宋元时期的官方祭海场所，泉州郡守每年春秋两季都在此举行祭海仪式。真武庙殿内塑像基座上至今仍保存有宋代官职“承信郎”题记的铭文，笔力雄健、古朴苍凉。宋武职共有52阶，“承信郎”属武职官最后一阶。这种承载历史沧桑的铭文，总能唤起超越时空的久远记忆……
缓征薄税迎万商
南宋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初一日，九日山下，通远王祠，人马车轿，绵延数里;九日山前，晋江江面，旌旗蔽日，百舸云集。市舶提举虞仲房，偕同幕属洪子用、朱彦钦，以及部分皇族成员，来到延福寺旁的通远王祠上香。祭坛上摆好祭品，鼓乐齐奏，檀香袅袅。虞仲房宣读祈风文，向海神通远王祈风。
这是遵照宋朝旧例举行的祈风祭海仪式。为鼓励商舶来泉贸易，泉州地方官员、市舶司官员及南外宗正司皇室成员等官方代表，每年会举行祈风祭典，祈祷海上商舶顺风平安。祭典完成后，他们会登游九日山，并将祈风经过镌刻于石上。
上述事迹，记载于九日山一方现存最早的祈风石刻。
九日山东西双峰崖壁上，至今留存10方宋代航海祈风石刻，记载了1174～1266年的官方祈风盛典，是世界仅存的为往来商舶祈求顺风平安的文字记录。10方碑文中，记载历次参与祈风的市舶司官员共9人，泉州地方军政要员共58人，有18人为皇族。从皇族宗室，到泉州郡守、通判，再到提举市舶、提舶市丞，印证了典礼规格之高、分量之重。这也说明祈风祭典已非单纯的民间信仰行为，而是已上升到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由官方主导，以国家力量保障和管控海洋贸易发展。
颁布市舶条法和建立市舶司制度，是宋元时期海洋贸易最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元丰三年（1080），宋朝政府重新修订《广州市舶条》，颁布了《元丰市舶条法》。《元丰市舶条法》系统地规定了海外贸易的主管机关、贸易主体、出入境管理、外商保护制度等内容，构建了古代海商法的基本框架，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海商法，其“不仅行于广州，而且遍行其他诸路”，成为当时官府进行海外贸易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
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为适应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要求，在泉州知州陈偁多次上疏请求下，宋王朝正式在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以来远人，通远物”，从此，泉州市舶司，和在明州（今宁波）的两浙路市舶司及广南市舶司，并称为三路市舶司。泉州市舶司的建立，自此确立了泉州重要贸易港的历史地位。
市舶司具有招徕、抽解、禁榷、博买、纲运、发放公凭、祈风、管理外商及解决贸易纠纷等多项职能。
船舶管理：主要包括对进出口贸易船舶装载货物进行检阅、查验;向出海经商的海商发放公凭，并严格执行回舶期限和国家禁令等。
征榷：主要包括抽解、禁榷、博买。抽解是指对舶货实行征税;禁榷是指國家不允许某些商品的交易而实施专卖垄断;博买是指朝廷对舶货的强制性购买。
招徕、迎送、祈风：主要包括招揽安抚舶商;由市舶司的官员与地方官共同主持祈风仪式;设宴款待来泉舶商等。
查缉走私：主要包括严格口岸检查制度、禁止偷运铜钱、铁器、马匹等违禁品出口;处理风劫事故等。
外商管理、解决纠纷：主要包括设驿接待外商、救援海难漂流民、设置管理蕃坊、保护户外商财产、奖励外商、设蕃学教育外国子弟、外商违法犯罪惩处等。
其他职责：主要包括治理港口和修筑城池;维护地方治安、剿灭盗贼;监督海上贸易事务官员，禁止官员从事海上贸易;向中央纲运交纳钱物等。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海洋意识，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主要靠陆路联系，缺乏自由的海洋贸易观念。事实上，宋代市舶司的设立，专门贸易法律的制定，以及贸易税收、贸易品种的规定，都表明中世纪中国已经开启海洋法治文明。
北宋时期泉州尚无翼城，故泉州市舶司设在城外晋江畔，后设在河边的南津门（又称南薰门、通津门，俗称水门）附近，以方便蕃舶靠近。当时外来的船舶都能直接航行至泉州城南的晋江岸靠泊，上下货物，抽解后的舶物则收荐在城内的市舶库中。到了南宋以后，由于泉州城南沿江一带逐渐淤浅，外来船只的停泊有向下游转移的趋势。
泉州现在的水仙宫前身就是宋代福建市舶司遗址，即泉州市内水门巷竹街南薰门（水门）遗址西北，西到水仙宫，东到三义庙，北到马坂巷洪厝山。探寻市舶司旧地，经过马坂巷，有一口长满青苔的古火井。经过市舶司库巷，深宅偶会传来南音，五六人在小院里演练。门匾上写着“道德世家”四个字。据说，这一带都是古市舶司的仓库。泉州市舶司古地址总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记。 南宋建炎三年（1129），宋朝皇族三百人迁居泉州，管理皇族的南外宗正司随之设在泉州西街旧日肃清门外的水陆寺（后为梨园剧团驻地），是管辖泉、漳两郡赵宋宗室的衙门，最高官员叫知南外宗正司事。这批皇族开始只有340多人，庆元间（1195～1200年）有1700多人，绍定间（1228～1233年）有2300人左右。
南外宗迁入泉州，以及政治中心的南移，使泉州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提高。定居泉州的皇族宗亲在朝廷和地方官府中有较大影响力，且更便于与皇室互相沟通。元政府曾在泉州立行中书省，设泉州路总管府，在泉州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宋元皇族的迁居和政务级别的提高，直接影响泉州市舶制度，使泉州市舶制度具有广州、宁波、扬州等城市设有的独特特点，即州衙、市舶衙、宗正司衙为一体的体制，保证了市舶制度的权威与执行力。泉州市舶司官员中，南宋宗室任职多，人数多达25位，任职时间长。?
此外，泉州市舶司作为国家官方口岸，是法定海上往来船只的登记港口，经济地位重要。特别是南宋乾道二年（1166），朝廷诏罢两浙路市舶司，泉州市舶司与广州市舶司成为当时南宋仅有的两个市舶司。
由于泉州市舶司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宋朝廷对泉州给予大力支持。
首先是加大市舶资本投入。建炎二年（1128），朝廷付福建度牒，师号二十万贯，付两浙十万贯，充市舶本钱。南宋前期度牒每道约三十贯至二百贯，师号稍高。到了乾道三年（1167），朝廷又从福建泉、漳、福、建等州和兴化军的上供银内，拨出二十五万贯，专充抽买乳香等本钱，泉州市舶本钱又再度提高。
其次是在泉州设馆受理外国进奉。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乾道三年（1167），占城使者和淳熙五年（1178）三佛齐使者要上京进奉，朝廷都“诏免赴阙，馆于泉州”。三佛齐在宋代曾派使节到中国朝贡，宋廷在泉州设馆，授权泉州官员代表中央政府受理外国进奉，可见南宋朝廷对泉州的高度重视，也说明其时政府已经采取某些特殊灵活的市舶管理措施。?
泉州市舶司设立以后，蕃商纷至沓来，云集泉州。市舶收入对于当时的国家财政十分重要。南宋时，泉州、两浙、广州三路市舶司每年市舶收入高达200万缗，约占全国岁入的五分之一。
元代时，泉州已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市舶司在执行市舶法时创造性地施行“舶税钱”制度，即对已经抽解完毕的货物以“三十抽一”的标准征收舶税后，不再进行禁榷、博买，舶货可直接自由交易，有力地促进海商贸易发展。泉州所实施的关税政策更优惠，其他港口“蕃舶货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元代泉州市舶收入占元朝全年财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
因泉州收效显著，1293年（至元三十年），元世祖忽必烈制定颁布《市舶则法》二十二条，将泉州的做法推广全国，正式取消了对舶货的禁榷、博买之制，而是征收舶税钱，相较宋朝总体税率更低。元朝的一些税收法则，屡次都由泉州先行先试，而后推行到其他地区。
为实现贸易的法治化，市舶法律对非法贸易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按照市舶法律规定，非法贸易的处罚力度从五十重杖到三年劳役不等，后者的严厉程度在宋刑法里仅次于流放。同时许人告捕，给举报者诱人奖励——船只和货物价值的一半。法律明确且严厉的规定，使得大部分泉州商人遵纪守法，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贸易并享受官府提供的保护措施。?
根据史料记载，苏轼曾查处四起宋与高丽进行民间海上贸易的典型案件。如泉州商人徐戬违反法规将印刷的佛经《华严经》运送到高丽，并以三千两银子的价格售卖，苏轼就将其发配到一千里以外的州县;闽商徐积利用过期公凭，擅自发船高丽，并搭附高丽使入贡。苏轼特此奏明朝廷，请求重申相关贸易法规，建议朝廷收回半年内所发的贸易公凭，对逾期不缴、私自执用之人，鼓励告捕。由于法律命令禁止非法贸易，泉州海洋商贸在法律框架内有序开展并逐渐繁盛。
宋元泉州作为“天子财库、天子货仓”，海贸管理肩负重任。市舶官员主要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参与的经济活动较多。为杜绝开港地方官吏之贪纵，稳定国家的财源，宋皇帝任用泉州太守和提舶特别审慎，对市舶官员的监督也非常严厉。宋代市舶官员一经发现有贪状，就给予罢官等处罚，而元代《市舶则法》中就有9个反贪污条款。?
《宋刑统》卷19《盗<宋刑统>差贼类》记载∶“官员强卖蕃商货物，以监主自盗罪论处;如侵吞丝绸五匹者，徒刑2年;每增加五匹，罪加一等;數量达三十匹者，最高可判处绞刑。”《宋会要辑稿》专门对市舶司官员的奖罚做出具体规定∶?
升迁者∶乾道四年（1168年），泉州市舶提举程佑之“以课最闻”“职事修举”，升迁广南东路提点刑狱。罢免者∶淳熙十四（1187），泉州市舶提举潘冠英“苛敛诛求，诱致无术，蕃商海舶，畏避不来”，被罢官革职。
仁宗延佑元年（1314），元朝政府重新修订颁行新的“市舶则法二十二条”（即《延佑市舶则法》）。元朝市舶法律基本延续宋朝，其中重要的改变是加大了对舶商和官员海贸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同时对特权阶层参与经济活动予以禁限，要求其合法参与海外贸易。
泉州市舶司设立之后，在1087～1098年的12年间，年平均收入为40万贯;在1102～110的9年间，年平均收入为100万贯。短短二十年间，泉州海外贸易总收入翻了一番。到元代，泉州市舶司收入约占元朝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
法德并济留蕃心
宋元时期，海上对外贸易带来了泉州经济的繁荣，而经济的繁荣又带动了社会的融合与发展。政府面对接踵而至的蕃商，充分尊重其习俗和信仰，在贸易经商、生活居住、婚姻继承、教育文化、宗教信仰等各方面都制定了相关规定，在法律层面上给予他们诸多保护。
蕃坊蕃巷。宋朝允许来华外国人自由居住，对蕃商“听其往还，许其居止”。蕃客聚居之地，逐渐形成“蕃坊”，又称番坊、蕃人巷。《方舆胜览》中有关于泉州蕃人巷的记载：“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至晚自两宋之交时起，泉州城镇南门附近即逐渐形成蕃商聚居街区，南宋年间，在州城之南，即泉南形成所谓的“蕃坊”。乾隆《泉州府志》卷七五记载：“郡守陈公偁请置市舶于泉州，终宋世，享其利，胡贾航海踵至，富者赀积巨万，列居郡城南。”城南，即泉州旧南门之外濒江一带，又称作泉南。泉南地临晋江，便于出海，故置蕃坊于此。 接蕃商迎蕃货。宋时，泉州城有清源驿和来远驿等驿站，清源驿设在城北。来远驿设在城内，位于泉州南门聚宝街车桥附近，用于接待外国官员、贡使。泉州对来泉贸易的异域蕃商形成一套俗制。每当市舶司开港贸易之际，泉州当地人都载歌载舞迎接蕃商、蕃货，俗称“迎蕃货”。这些人装扮成异域蕃商、胡贾的模样，穿着印度洋各地的奇装异服，手持珠宝、犀象等宝物，在迎接栈道上载歌载舞，盛情欢迎异域蕃商前来泉州贸易。朝廷还有专门的财政支出，由市舶官员设宴款待舶商。当蕃商贸易完毕返航之时，则为其设宴欢送，并以泉州当地特产相赠，祝其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名曰“送顺风”。元朝不仅启用蒲寿庚等蕃商来管理市舶贸易，还将长期定居在本地的外国商人编入户籍，视作中国居民看待。元《通志条格》记载∶“（外国商人）见住处与民一体当差回回、畏吾儿户……不拣什么人……只那住的地面内，和那本处民户差发铺马只应一体当者。”
司法裁决权。构成蕃坊，首先要有足够的蕃人聚集于城市中;其次，有经朝廷任命的蕃人统领，也就是蕃长，他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政府管理蕃人事务，招徕海外商舶以发展贸易;再次，蕃长具有一定程度的司法裁决权。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由此可知，蕃坊内部的蕃人犯罪，是按其所犯罪行的轻重作为处罚标准，即以徒刑为界限，徒以下罪由蕃坊内部蕃长裁决，徒以上罪则由当地政府决断。
蕃汉通婚。在婚姻家庭方面，宋朝法律允许蕃商与华人通婚，蕃商与华人通婚己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宋朝甚至允许蕃商在一定条件下与皇族宗室通婚，不过增加了附加条件，即规定外国人来华后，居住时间未及二代人，则不得和宗室通婚，已及二代的，其中一代必须在华做官，才可以和宗室通婚。由此可见，两宋时期蕃商在中国享有婚姻自由权利。
蕃学。宋朝越来越多的蕃商在华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为满足蕃商子弟的求学愿望，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宋朝政府设立蕃学。据《铁围山丛谈》记载：大观政和（1107～1118年）间，“天下大治，四方向风，广州、泉南请建蕃学”。蕃学为民间蕃商子弟设立专门学校，选择优秀人才为蕃学教授，蕃商子弟有机会学习宋朝文化和习俗礼仪，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有机会参政议政。蕃学的建立，满足了蕃商子弟的求学愿望，有效地传播了中华文化，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承节郎承信郎。说到政治权利，还要提及宋朝“存恤远人，优异推赏”的政策，即对能招徕外国商船、增加市舶收入的市舶官吏和蕃舶纲首，政府按贡献等级授予官职。《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绍兴1131～1162年，大食蕃商蒲罗辛造了船只，船只装载满仓的乳香驶往泉州，彼时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由于他的勤劳经商，当时朝廷授予蒲罗辛“补承信郎”。宋武职共有52阶，“承信郎”属武职官最后一阶。蒲罗辛离华前，宋朝政府特别吩咐，要求其多加劝服其他蕃商来华贸易，若数目增多，将施恩犒赏其他人员。泉州蒲氏家族其先祖早年从阿拉伯迁徙至占城，因贸易致富，被称“占城贵人”。北宋时，蒲氏举家迁往广州，因励精图治而富甲一方。南宋时，蒲氏家道中落，蒲开宗携家带眷迁至泉州，定居泉州后渚港法石乡云麓村。因宋廷重视招徕蕃商前来贸易，故对蒲氏家族举家迁徙之举颇为欢迎，对蒲开宗亦十分照顧。定居泉州之后，蒲开宗重操香料贸易。南宋嘉泰四年（1204），蒲开宗又任安溪县主簿。后因贸易有功，被授予承节郎官衔。泉州“蕃舶纲首”蔡景芳，因招徕商贩贸易，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收获净利达九十八万余贯，朝廷授予承信郎。泉州真武庙殿内塑像基座上至今仍保存有宋代官职承信郎的题记。
死商钱物。在财产制度方面，与唐律相比，宋元法律更为完善，其最突出的便是关于蕃商遗产继承权的法律规定。徽宗政和四年（1114）五月十八日诏令：“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其财产依海行无合承分人，及不经遗嘱者，并依户绝法，并入市舶司构管。”即诸国蕃客来中国居住凡经五世者，遗产则官管，如无继承人或遗嘱，即依户绝法加以处分，仍入市舶司保管。
两宋时期，来华贸易的舶商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且他们中间有许多在中国长期居住，有的甚至长居中国长达五世之久，这就必然会产生继承问题。关于蕃商遗产继承的问题，《宋刑统·户婚律》中特别编入“死商钱物（诸蕃人及波斯附）”一门，新立了有关法律规范，明确了资产客体、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财产的具体分法及各种情况下的处理原则，将民事关系中复杂的继承制度有条不紊地确认下来，其详尽程度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是空前的。与唐律相比，宋律扩大了遗产继承人的范围，既体现了中国法律的尊严和司法主权，又保护了外国人在华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保护蕃商遗产，也促进了海商贸易的发展。
越诉权。除了赋予蕃长一定程度的司法裁决权，宋朝在涉外诉讼法方面的另一个进步是赋予蕃商越诉权。越诉是指越级申诉。我国古代历来禁止越诉，违者要负刑事责任。为了有效保护蕃商的合法权益，宋朝政府赋予蕃商越诉权。《宋会要辑稿》载：“乞申饬泉、广市舶司照条抽解和买入官外，其余物货不得毫发拘留，巧作名色，违法抑买。如违，许蕃商越诉。犯者计赃坐罪”。除了官方的抽解和买之外，禁止官员低价收购蕃商货物、巧取豪夺，否则蕃商可以越诉，对违反规定的官员“计赃坐罪”。政和六年，大食国进奉物品，由于广东司严曹事蔡蒙休押伴，蔡氏半路故意滞留，强行买去香药，却不还价钱，蕃商上诉，宋徽宗下令提刑司审理惩罚，以自盗罪徒二年。此处蕃商即上诉朝廷而保护了自己的利益。
蕃教蕃墓。宋元法律充分尊重各国蕃商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蕃商在华享有较大的自由权。
来华蕃商在宗教信仰方面，也和衣食一样自由，他们大多数仍保持着本民族的信仰，并在侨居地修建庙宇，如泉州的清净寺、怀圣寺，广州的怀圣寺，明州的回回堂等，以方便自己进行宗教活动。在泉州，宗教自由造就了“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泉州“穆斯林单住一城”“内有清真大寺和道堂，并设有法官和谢赫”，“谢赫·伊斯兰，总管穆斯林的事务。另有法官一人，处理他们之间的投诉案件”。伊斯兰教设有法官，处理教徒之间的普通纠纷，法官的审判权，除了来自宗教的教义，更重要的是来自中国法律的授权和让渡。 1965年，泉州东郊的东岳山出土了一块白花岗岩石碑，碑上方刻有阿拉伯铭文，之下则刻有“蕃客墓”3个汉字。从这块出土的石碑和方位分析，与《诸蕃志》中所记载“有蕃商曰施那帏，大食人也。（侨）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气习。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自宋朝开始，东岳山一带便有阿拉伯人的公共墓地，可见泉州一地聚居的蕃客人数之多。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泉州及其附近地区先后发现大量的伊斯兰教墓碑及石刻，而阿拉伯人的石棺式墓葬亦达数百座。从墓碑的记载看，埋葬在这里的包括阿拉伯贵族、官吏、传教士和商人等不同身份的人，其中还有一些妇女及儿童。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上阿拉伯文、波斯文的记载，可补史籍记载的不足。它对于研究伊斯兰教的传入及其在泉州的历史，外国穆斯林在泉州的生活、从事的职业，及其对社会、经济和海外交通贸易兴衰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是珍贵的资料。还是考证宋元时期穆斯林的聚居区域、伊斯兰教寺独特的建筑形式和风格的直接佐证。此外，来泉州的穆斯林学习汉文，使用中国历法，与中国人相互通婚，中外的传统风俗习惯如何相互影响、渗透，以及回族如何形成等，也都在这些碑刻中有所表现。
总而言之，蕃坊内设置宗教、教育、医疗、公共墓地等公共服务设施，已具备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职能。宋元法律对蕃民衣食住行、宗教信仰、文化习俗、财产权益、婚姻继承及诉讼权利等给予诸多保护，切实考虑到蕃民国别多样化、文化多元化、人员复杂化、需求丰富化的实际情况，充分体现宋元先哲卓越大成的管理智慧和以人为本的法律情怀，对于现代新型国际社区治理仍具有借鉴意义。
正是由于宋元法律文化的开放包容，在泉蕃商可以保留原有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人们各行其道，各信其信。时至今日，我们漫步泉州古街，仍随处可见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宅第、店铺、教堂、庙宇。开元寺有二十四尊木雕飞天乐伎，融中国飞天、印度妙音鸟、欧洲天使造型为一体，栩栩如生，飘逸绝伦。不同宗教、文化不再角逐纷争，而是你中融我、我中寓你，蔚为奇观。
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来泉州考察，考察团总领队杜杜·迪安博士说：“我们看到泉州是一个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相遇，文化交流和平共处的城市。”
丝路精神薪火旺
千百年间，刺桐港“吞吐四海云帆，鼓荡八面来风”，海上丝绸之路在这里流溢着奇光异彩，展现出蓬勃生机。
虽然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体，注重传承、伦理、家庭、精细、崇文、平和，但宋元历史画卷印证了古老中国的海洋文明基因，为我们展现了中华海洋文明包容、互惠、和谐、平等的风范。“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闽南歌词，至今仍傳唱着宋元时代泉州先民远涉重洋、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更加紧密。顺应时代潮流，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进国际法治合作，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国际法治系列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之一，也是中国对建设国际法治的重要贡献。
历史雄辩地证明，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良法善治”就是开启宋元泉州海洋商贸大门的钥匙和密码。宋元先哲为鼓励贸易、保护蕃商所做出的有益探索和良法善治，以及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一脉相承，为中国今天推动“一带一路”国际法治合作提供了厚重的文化土壤和充足的历史养分。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以推动构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为切入点，分别在广东省深圳市和陕西省西安市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和第二国际商事法庭，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提供公正高效的法律服务和保障。
国际商事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常设审判机构，实行一审终审制，能够高效、便利、快捷地处理国际商事纠纷。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和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际商事法庭公平、公正地审理案件。同时还聘请一些在国际贸易和法律领域具有公认影响力的外国专家学者担任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对于公正地处理国际商事纠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国际商事法庭是在合理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寻求具有本土特色、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创新，与宋元法律为保护蕃商合法权益设立越诉权、蕃坊内由蕃长依俗而治等相关做法，仍有异曲同工之妙。
根植历史，面向未来。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新时代命题下，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和海上丝绸之路论坛筹办正当其时。让我们弘扬海上丝绸之路精神，深化交流互鉴，书写更加豪迈壮丽的国际法治合作交流新篇章。
“万里商机寻共体，千年文史续宏图。”未来之泉州、未来之中国，也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责任编辑/邓闳
梯航帆影天威壮
早在公元6世纪的南朝，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和陈文帝天嘉六年（565年）两次到泉州，在泉州西郊九日山上翻译《金刚经》，后由泉州乘船到棱加修国（今马来半岛）和优禅尼国（今印度）。随着我国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泉州港的海外交通日益繁荣。唐代，泉州、广州和扬州等，并称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大港口。
唐王朝特在泉州设参军事，管理海外交通贸易事宜。唐代来泉州贸易的外国商人主要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还有东南亚以及印度、埃及、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人。7世纪初，阿拉伯正式派遣使节到中国，随后来者日多。“至武后时（684～704年），阿拉伯人经商于广州、泉州、杭州诸良港恒数万”。当时泉州港也因“南海蕃舶”常到而“岛夷斯杂”，出现了“市井十州人”的盛况。为了表示对外商的关怀，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特下令保护广东、福建的外商，规定“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五代时，泉州为闽国辖地，闽王王审知很重视海外贸易，“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泉州的海外交通得到进一步发展。五代后期，泉州扩大了城市范围，并增辟了道路和建置货栈，以适应海外交通贸易发展的需要。
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当历史走入宋元时期，中國和海外各国的交流，无一例外地都聚焦到了刺桐城。自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以来，泉州与国外往来的有58余个国家和地区。这一时期，以泉州为起点与终点的交通航线主要有六条，即泉州至占城;泉州到三佛齐、阇婆、渤泥等地;自泉州经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波斯湾;自泉州经南海、三佛齐入波斯湾，沿阿拉伯海岸航线行至亚丁湾及东非;泉州至菲律宾古国麻逸、三屿等地;泉州至朝鲜半岛、日本的航线。南宋末年，泉州逐步超越广州，成为全国第一大港，开始进入极盛时期。
到了元代，海商贸易已涉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贸易范围往东到日本、朝鲜半岛;往南及西南到菲律宾、渤泥、马来亚和印尼，并穿过马六甲海峡到缅甸、孟加拉、印度和锡兰等地，再沿印度半岛西岸抵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和东非、北非的地中海沿岸国家。泉州港一跃成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彼时的泉州已然成为亚、非两大洲海上交通辐射格局极其重要的东方支撑点，托起了一个横跨太平洋、印度洋的贸易圈。
1254～1324年，意大利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沿陆上丝绸之路前来东方，在中国游历了17年，并担任了元朝官员。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在一次海战中被俘，在狱中他口述写下《马可·波罗游记》，讲述他在中国的见闻。“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船舶装载商品后，运到蛮子省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他的百分之一吧。刺桐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发现了马可·波罗潇洒走一回的秘密：“马可·波罗沿着所谓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在大都谒见元世祖，又南下从泉州出发前往波斯湾。即便带有公务性质，如此大规模的旅行也需要庞大的费用。他并不是出发时就携带了全部旅费，而是到一处，先购买商品，再到下一处售出，在精明的买卖中前行。”
1303～1377年，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22岁开始了周游各国，历时28年。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六月到中国游历，在中国停留半年时间。他目睹了中国各地贸易盛况，后将旅途的奇闻讲给人听，记录成书《异域奇游胜览》，俗称《伊本·白图泰游记》。他这样记载泉州：“吾入海行后，首先登陆之城为刺桐城……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海港之一，竟可谓为世界极大之海港。我在港中见有大舶约有百艘，至若小舶未能以数计。”
1265～1331年，意大利人旅行者鄂多立克大约于1314年从威尼斯起航开始了其东方之旅。在中国，游历了广州、泉州、福州、明州、杭州、金陵、扬州、北京等地，取道西藏回国。后在病榻上口述东游经历，由他人笔录成书《鄂多立克东游录》。他在书中记载道：“我来到一个叫刺桐的著名城市，……该地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此城中有大量各种生活必需品。你用不着花半个银币就能买三镑八的司的糖。”“该城有很多善男善女的寺院，他们都是偶像崇拜者，我在那里访问一所寺院有三千和尚和一万二千尊偶像。”
日本学者宫崎正胜《航海图的世界史》认为：“蒙古帝国将陆上的草原之路和海洋上的陶瓷之路统合在一起。在海上，元朝最大的港口泉州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形成了主要的航线。福建泉州是欧亚大陆的中心港口之一。元朝初期，泉州有1.5万艘戎克船从事海外贸易活动，航线遍及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东非等地。泉州，可以说是蒙古帝国大商圈的海上起点。”
美国学者施坚雅说：“泉州是11～14世纪中国东南沿海宏观区域的核心地带。”美国学者休·克拉克说：“在12世纪，甚至还可以追溯到11世纪末，泉州已取代广州成为大宋帝国最主要的海港。”欧洲学者肖婷·安吉拉则将这一历史时期的泉州港称为“世界的大货仓”。
中国学者张铠将1250～1350年称为“泉州—威尼斯轴心时代”。中国台湾学者李东华说：“泉州简直是元代中国的总吞吐港。”中国学者傅宗文说：“刺桐港在10～14世纪的数百年间，是亚非两大洲海上交通辐射格局极其重要的东方支撑点，它托起了一个横跨太平洋、印度洋的贸易圈。” “苍官影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宋元泉州是中国海外交通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泉州时代。据泉州史料记载，当时泉州港内风樯鳞集，云帆遮天，海舶穿梭奔忙。城南频江码头车水马龙，昼夜不停地装卸舶货，中外各国商贾云集，市场上终日熙熙攘攘。南关“聚宝街”和临江一带货栈，以及“舶司库”里，堆积的香药珠宝奇珍琳琅满目，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
伴随着商贸的发展，各国宗教、文化汇集于此，交流激荡、同生共荣，使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泉州赢得了世界多元文化中心的美誉。中国先哲进行海洋商贸时，始终秉承和平友好、公正贸易、互信互惠宗旨，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向西、向南、向北纵横驰骋、绵延万里，为东西方文明对话和包容互鉴开辟了新路径。
千载文都，运起宋元。泉州人的记忆里，回眸便是那涨海声中万国商、满街皆圣人的宋元泉州。泉州璀璨的文化里，始终嵌刻着来自宋元的荣耀和辉煌。中西文化的交流汇集，留下了灿若星瀚的海洋文化遗产。文兴渡阅尽沧桑、开元寺双塔巍峨、老君岩云雾缭绕、天后宫香火鼎盛、真武庙依山傍海、洛阳桥长桥卧波……22处遗产点星罗棋布，展现了宋元中国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体系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态度。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仿佛都蕴含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充满着唤醒和治愈的力量。
泉州真武庙是宋元时期的官方祭海场所，泉州郡守每年春秋两季都在此举行祭海仪式。真武庙殿内塑像基座上至今仍保存有宋代官职“承信郎”题记的铭文，笔力雄健、古朴苍凉。宋武职共有52阶，“承信郎”属武职官最后一阶。这种承载历史沧桑的铭文，总能唤起超越时空的久远记忆……
缓征薄税迎万商
南宋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初一日，九日山下，通远王祠，人马车轿，绵延数里;九日山前，晋江江面，旌旗蔽日，百舸云集。市舶提举虞仲房，偕同幕属洪子用、朱彦钦，以及部分皇族成员，来到延福寺旁的通远王祠上香。祭坛上摆好祭品，鼓乐齐奏，檀香袅袅。虞仲房宣读祈风文，向海神通远王祈风。
这是遵照宋朝旧例举行的祈风祭海仪式。为鼓励商舶来泉贸易，泉州地方官员、市舶司官员及南外宗正司皇室成员等官方代表，每年会举行祈风祭典，祈祷海上商舶顺风平安。祭典完成后，他们会登游九日山，并将祈风经过镌刻于石上。
上述事迹，记载于九日山一方现存最早的祈风石刻。
九日山东西双峰崖壁上，至今留存10方宋代航海祈风石刻，记载了1174～1266年的官方祈风盛典，是世界仅存的为往来商舶祈求顺风平安的文字记录。10方碑文中，记载历次参与祈风的市舶司官员共9人，泉州地方军政要员共58人，有18人为皇族。从皇族宗室，到泉州郡守、通判，再到提举市舶、提舶市丞，印证了典礼规格之高、分量之重。这也说明祈风祭典已非单纯的民间信仰行为，而是已上升到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由官方主导，以国家力量保障和管控海洋贸易发展。
颁布市舶条法和建立市舶司制度，是宋元时期海洋贸易最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元丰三年（1080），宋朝政府重新修订《广州市舶条》，颁布了《元丰市舶条法》。《元丰市舶条法》系统地规定了海外贸易的主管机关、贸易主体、出入境管理、外商保护制度等内容，构建了古代海商法的基本框架，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海商法，其“不仅行于广州，而且遍行其他诸路”，成为当时官府进行海外贸易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
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为适应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要求，在泉州知州陈偁多次上疏请求下，宋王朝正式在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以来远人，通远物”，从此，泉州市舶司，和在明州（今宁波）的两浙路市舶司及广南市舶司，并称为三路市舶司。泉州市舶司的建立，自此确立了泉州重要贸易港的历史地位。
市舶司具有招徕、抽解、禁榷、博买、纲运、发放公凭、祈风、管理外商及解决贸易纠纷等多项职能。
船舶管理：主要包括对进出口贸易船舶装载货物进行检阅、查验;向出海经商的海商发放公凭，并严格执行回舶期限和国家禁令等。
征榷：主要包括抽解、禁榷、博买。抽解是指对舶货实行征税;禁榷是指國家不允许某些商品的交易而实施专卖垄断;博买是指朝廷对舶货的强制性购买。
招徕、迎送、祈风：主要包括招揽安抚舶商;由市舶司的官员与地方官共同主持祈风仪式;设宴款待来泉舶商等。
查缉走私：主要包括严格口岸检查制度、禁止偷运铜钱、铁器、马匹等违禁品出口;处理风劫事故等。
外商管理、解决纠纷：主要包括设驿接待外商、救援海难漂流民、设置管理蕃坊、保护户外商财产、奖励外商、设蕃学教育外国子弟、外商违法犯罪惩处等。
其他职责：主要包括治理港口和修筑城池;维护地方治安、剿灭盗贼;监督海上贸易事务官员，禁止官员从事海上贸易;向中央纲运交纳钱物等。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海洋意识，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主要靠陆路联系，缺乏自由的海洋贸易观念。事实上，宋代市舶司的设立，专门贸易法律的制定，以及贸易税收、贸易品种的规定，都表明中世纪中国已经开启海洋法治文明。
北宋时期泉州尚无翼城，故泉州市舶司设在城外晋江畔，后设在河边的南津门（又称南薰门、通津门，俗称水门）附近，以方便蕃舶靠近。当时外来的船舶都能直接航行至泉州城南的晋江岸靠泊，上下货物，抽解后的舶物则收荐在城内的市舶库中。到了南宋以后，由于泉州城南沿江一带逐渐淤浅，外来船只的停泊有向下游转移的趋势。
泉州现在的水仙宫前身就是宋代福建市舶司遗址，即泉州市内水门巷竹街南薰门（水门）遗址西北，西到水仙宫，东到三义庙，北到马坂巷洪厝山。探寻市舶司旧地，经过马坂巷，有一口长满青苔的古火井。经过市舶司库巷，深宅偶会传来南音，五六人在小院里演练。门匾上写着“道德世家”四个字。据说，这一带都是古市舶司的仓库。泉州市舶司古地址总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记。 南宋建炎三年（1129），宋朝皇族三百人迁居泉州，管理皇族的南外宗正司随之设在泉州西街旧日肃清门外的水陆寺（后为梨园剧团驻地），是管辖泉、漳两郡赵宋宗室的衙门，最高官员叫知南外宗正司事。这批皇族开始只有340多人，庆元间（1195～1200年）有1700多人，绍定间（1228～1233年）有2300人左右。
南外宗迁入泉州，以及政治中心的南移，使泉州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提高。定居泉州的皇族宗亲在朝廷和地方官府中有较大影响力，且更便于与皇室互相沟通。元政府曾在泉州立行中书省，设泉州路总管府，在泉州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宋元皇族的迁居和政务级别的提高，直接影响泉州市舶制度，使泉州市舶制度具有广州、宁波、扬州等城市设有的独特特点，即州衙、市舶衙、宗正司衙为一体的体制，保证了市舶制度的权威与执行力。泉州市舶司官员中，南宋宗室任职多，人数多达25位，任职时间长。?
此外，泉州市舶司作为国家官方口岸，是法定海上往来船只的登记港口，经济地位重要。特别是南宋乾道二年（1166），朝廷诏罢两浙路市舶司，泉州市舶司与广州市舶司成为当时南宋仅有的两个市舶司。
由于泉州市舶司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宋朝廷对泉州给予大力支持。
首先是加大市舶资本投入。建炎二年（1128），朝廷付福建度牒，师号二十万贯，付两浙十万贯，充市舶本钱。南宋前期度牒每道约三十贯至二百贯，师号稍高。到了乾道三年（1167），朝廷又从福建泉、漳、福、建等州和兴化军的上供银内，拨出二十五万贯，专充抽买乳香等本钱，泉州市舶本钱又再度提高。
其次是在泉州设馆受理外国进奉。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乾道三年（1167），占城使者和淳熙五年（1178）三佛齐使者要上京进奉，朝廷都“诏免赴阙，馆于泉州”。三佛齐在宋代曾派使节到中国朝贡，宋廷在泉州设馆，授权泉州官员代表中央政府受理外国进奉，可见南宋朝廷对泉州的高度重视，也说明其时政府已经采取某些特殊灵活的市舶管理措施。?
泉州市舶司设立以后，蕃商纷至沓来，云集泉州。市舶收入对于当时的国家财政十分重要。南宋时，泉州、两浙、广州三路市舶司每年市舶收入高达200万缗，约占全国岁入的五分之一。
元代时，泉州已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市舶司在执行市舶法时创造性地施行“舶税钱”制度，即对已经抽解完毕的货物以“三十抽一”的标准征收舶税后，不再进行禁榷、博买，舶货可直接自由交易，有力地促进海商贸易发展。泉州所实施的关税政策更优惠，其他港口“蕃舶货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元代泉州市舶收入占元朝全年财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
因泉州收效显著，1293年（至元三十年），元世祖忽必烈制定颁布《市舶则法》二十二条，将泉州的做法推广全国，正式取消了对舶货的禁榷、博买之制，而是征收舶税钱，相较宋朝总体税率更低。元朝的一些税收法则，屡次都由泉州先行先试，而后推行到其他地区。
为实现贸易的法治化，市舶法律对非法贸易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按照市舶法律规定，非法贸易的处罚力度从五十重杖到三年劳役不等，后者的严厉程度在宋刑法里仅次于流放。同时许人告捕，给举报者诱人奖励——船只和货物价值的一半。法律明确且严厉的规定，使得大部分泉州商人遵纪守法，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贸易并享受官府提供的保护措施。?
根据史料记载，苏轼曾查处四起宋与高丽进行民间海上贸易的典型案件。如泉州商人徐戬违反法规将印刷的佛经《华严经》运送到高丽，并以三千两银子的价格售卖，苏轼就将其发配到一千里以外的州县;闽商徐积利用过期公凭，擅自发船高丽，并搭附高丽使入贡。苏轼特此奏明朝廷，请求重申相关贸易法规，建议朝廷收回半年内所发的贸易公凭，对逾期不缴、私自执用之人，鼓励告捕。由于法律命令禁止非法贸易，泉州海洋商贸在法律框架内有序开展并逐渐繁盛。
宋元泉州作为“天子财库、天子货仓”，海贸管理肩负重任。市舶官员主要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参与的经济活动较多。为杜绝开港地方官吏之贪纵，稳定国家的财源，宋皇帝任用泉州太守和提舶特别审慎，对市舶官员的监督也非常严厉。宋代市舶官员一经发现有贪状，就给予罢官等处罚，而元代《市舶则法》中就有9个反贪污条款。?
《宋刑统》卷19《盗<宋刑统>差贼类》记载∶“官员强卖蕃商货物，以监主自盗罪论处;如侵吞丝绸五匹者，徒刑2年;每增加五匹，罪加一等;數量达三十匹者，最高可判处绞刑。”《宋会要辑稿》专门对市舶司官员的奖罚做出具体规定∶?
升迁者∶乾道四年（1168年），泉州市舶提举程佑之“以课最闻”“职事修举”，升迁广南东路提点刑狱。罢免者∶淳熙十四（1187），泉州市舶提举潘冠英“苛敛诛求，诱致无术，蕃商海舶，畏避不来”，被罢官革职。
仁宗延佑元年（1314），元朝政府重新修订颁行新的“市舶则法二十二条”（即《延佑市舶则法》）。元朝市舶法律基本延续宋朝，其中重要的改变是加大了对舶商和官员海贸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同时对特权阶层参与经济活动予以禁限，要求其合法参与海外贸易。
泉州市舶司设立之后，在1087～1098年的12年间，年平均收入为40万贯;在1102～110的9年间，年平均收入为100万贯。短短二十年间，泉州海外贸易总收入翻了一番。到元代，泉州市舶司收入约占元朝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
法德并济留蕃心
宋元时期，海上对外贸易带来了泉州经济的繁荣，而经济的繁荣又带动了社会的融合与发展。政府面对接踵而至的蕃商，充分尊重其习俗和信仰，在贸易经商、生活居住、婚姻继承、教育文化、宗教信仰等各方面都制定了相关规定，在法律层面上给予他们诸多保护。
蕃坊蕃巷。宋朝允许来华外国人自由居住，对蕃商“听其往还，许其居止”。蕃客聚居之地，逐渐形成“蕃坊”，又称番坊、蕃人巷。《方舆胜览》中有关于泉州蕃人巷的记载：“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至晚自两宋之交时起，泉州城镇南门附近即逐渐形成蕃商聚居街区，南宋年间，在州城之南，即泉南形成所谓的“蕃坊”。乾隆《泉州府志》卷七五记载：“郡守陈公偁请置市舶于泉州，终宋世，享其利，胡贾航海踵至，富者赀积巨万，列居郡城南。”城南，即泉州旧南门之外濒江一带，又称作泉南。泉南地临晋江，便于出海，故置蕃坊于此。 接蕃商迎蕃货。宋时，泉州城有清源驿和来远驿等驿站，清源驿设在城北。来远驿设在城内，位于泉州南门聚宝街车桥附近，用于接待外国官员、贡使。泉州对来泉贸易的异域蕃商形成一套俗制。每当市舶司开港贸易之际，泉州当地人都载歌载舞迎接蕃商、蕃货，俗称“迎蕃货”。这些人装扮成异域蕃商、胡贾的模样，穿着印度洋各地的奇装异服，手持珠宝、犀象等宝物，在迎接栈道上载歌载舞，盛情欢迎异域蕃商前来泉州贸易。朝廷还有专门的财政支出，由市舶官员设宴款待舶商。当蕃商贸易完毕返航之时，则为其设宴欢送，并以泉州当地特产相赠，祝其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名曰“送顺风”。元朝不仅启用蒲寿庚等蕃商来管理市舶贸易，还将长期定居在本地的外国商人编入户籍，视作中国居民看待。元《通志条格》记载∶“（外国商人）见住处与民一体当差回回、畏吾儿户……不拣什么人……只那住的地面内，和那本处民户差发铺马只应一体当者。”
司法裁决权。构成蕃坊，首先要有足够的蕃人聚集于城市中;其次，有经朝廷任命的蕃人统领，也就是蕃长，他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政府管理蕃人事务，招徕海外商舶以发展贸易;再次，蕃长具有一定程度的司法裁决权。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由此可知，蕃坊内部的蕃人犯罪，是按其所犯罪行的轻重作为处罚标准，即以徒刑为界限，徒以下罪由蕃坊内部蕃长裁决，徒以上罪则由当地政府决断。
蕃汉通婚。在婚姻家庭方面，宋朝法律允许蕃商与华人通婚，蕃商与华人通婚己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宋朝甚至允许蕃商在一定条件下与皇族宗室通婚，不过增加了附加条件，即规定外国人来华后，居住时间未及二代人，则不得和宗室通婚，已及二代的，其中一代必须在华做官，才可以和宗室通婚。由此可见，两宋时期蕃商在中国享有婚姻自由权利。
蕃学。宋朝越来越多的蕃商在华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为满足蕃商子弟的求学愿望，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宋朝政府设立蕃学。据《铁围山丛谈》记载：大观政和（1107～1118年）间，“天下大治，四方向风，广州、泉南请建蕃学”。蕃学为民间蕃商子弟设立专门学校，选择优秀人才为蕃学教授，蕃商子弟有机会学习宋朝文化和习俗礼仪，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有机会参政议政。蕃学的建立，满足了蕃商子弟的求学愿望，有效地传播了中华文化，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承节郎承信郎。说到政治权利，还要提及宋朝“存恤远人，优异推赏”的政策，即对能招徕外国商船、增加市舶收入的市舶官吏和蕃舶纲首，政府按贡献等级授予官职。《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绍兴1131～1162年，大食蕃商蒲罗辛造了船只，船只装载满仓的乳香驶往泉州，彼时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由于他的勤劳经商，当时朝廷授予蒲罗辛“补承信郎”。宋武职共有52阶，“承信郎”属武职官最后一阶。蒲罗辛离华前，宋朝政府特别吩咐，要求其多加劝服其他蕃商来华贸易，若数目增多，将施恩犒赏其他人员。泉州蒲氏家族其先祖早年从阿拉伯迁徙至占城，因贸易致富，被称“占城贵人”。北宋时，蒲氏举家迁往广州，因励精图治而富甲一方。南宋时，蒲氏家道中落，蒲开宗携家带眷迁至泉州，定居泉州后渚港法石乡云麓村。因宋廷重视招徕蕃商前来贸易，故对蒲氏家族举家迁徙之举颇为欢迎，对蒲开宗亦十分照顧。定居泉州之后，蒲开宗重操香料贸易。南宋嘉泰四年（1204），蒲开宗又任安溪县主簿。后因贸易有功，被授予承节郎官衔。泉州“蕃舶纲首”蔡景芳，因招徕商贩贸易，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收获净利达九十八万余贯，朝廷授予承信郎。泉州真武庙殿内塑像基座上至今仍保存有宋代官职承信郎的题记。
死商钱物。在财产制度方面，与唐律相比，宋元法律更为完善，其最突出的便是关于蕃商遗产继承权的法律规定。徽宗政和四年（1114）五月十八日诏令：“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其财产依海行无合承分人，及不经遗嘱者，并依户绝法，并入市舶司构管。”即诸国蕃客来中国居住凡经五世者，遗产则官管，如无继承人或遗嘱，即依户绝法加以处分，仍入市舶司保管。
两宋时期，来华贸易的舶商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且他们中间有许多在中国长期居住，有的甚至长居中国长达五世之久，这就必然会产生继承问题。关于蕃商遗产继承的问题，《宋刑统·户婚律》中特别编入“死商钱物（诸蕃人及波斯附）”一门，新立了有关法律规范，明确了资产客体、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财产的具体分法及各种情况下的处理原则，将民事关系中复杂的继承制度有条不紊地确认下来，其详尽程度在中国封建法制史上是空前的。与唐律相比，宋律扩大了遗产继承人的范围，既体现了中国法律的尊严和司法主权，又保护了外国人在华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保护蕃商遗产，也促进了海商贸易的发展。
越诉权。除了赋予蕃长一定程度的司法裁决权，宋朝在涉外诉讼法方面的另一个进步是赋予蕃商越诉权。越诉是指越级申诉。我国古代历来禁止越诉，违者要负刑事责任。为了有效保护蕃商的合法权益，宋朝政府赋予蕃商越诉权。《宋会要辑稿》载：“乞申饬泉、广市舶司照条抽解和买入官外，其余物货不得毫发拘留，巧作名色，违法抑买。如违，许蕃商越诉。犯者计赃坐罪”。除了官方的抽解和买之外，禁止官员低价收购蕃商货物、巧取豪夺，否则蕃商可以越诉，对违反规定的官员“计赃坐罪”。政和六年，大食国进奉物品，由于广东司严曹事蔡蒙休押伴，蔡氏半路故意滞留，强行买去香药，却不还价钱，蕃商上诉，宋徽宗下令提刑司审理惩罚，以自盗罪徒二年。此处蕃商即上诉朝廷而保护了自己的利益。
蕃教蕃墓。宋元法律充分尊重各国蕃商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蕃商在华享有较大的自由权。
来华蕃商在宗教信仰方面，也和衣食一样自由，他们大多数仍保持着本民族的信仰，并在侨居地修建庙宇，如泉州的清净寺、怀圣寺，广州的怀圣寺，明州的回回堂等，以方便自己进行宗教活动。在泉州，宗教自由造就了“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美誉。《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泉州“穆斯林单住一城”“内有清真大寺和道堂，并设有法官和谢赫”，“谢赫·伊斯兰，总管穆斯林的事务。另有法官一人，处理他们之间的投诉案件”。伊斯兰教设有法官，处理教徒之间的普通纠纷，法官的审判权，除了来自宗教的教义，更重要的是来自中国法律的授权和让渡。 1965年，泉州东郊的东岳山出土了一块白花岗岩石碑，碑上方刻有阿拉伯铭文，之下则刻有“蕃客墓”3个汉字。从这块出土的石碑和方位分析，与《诸蕃志》中所记载“有蕃商曰施那帏，大食人也。（侨）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气习。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自宋朝开始，东岳山一带便有阿拉伯人的公共墓地，可见泉州一地聚居的蕃客人数之多。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泉州及其附近地区先后发现大量的伊斯兰教墓碑及石刻，而阿拉伯人的石棺式墓葬亦达数百座。从墓碑的记载看，埋葬在这里的包括阿拉伯贵族、官吏、传教士和商人等不同身份的人，其中还有一些妇女及儿童。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上阿拉伯文、波斯文的记载，可补史籍记载的不足。它对于研究伊斯兰教的传入及其在泉州的历史，外国穆斯林在泉州的生活、从事的职业，及其对社会、经济和海外交通贸易兴衰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是珍贵的资料。还是考证宋元时期穆斯林的聚居区域、伊斯兰教寺独特的建筑形式和风格的直接佐证。此外，来泉州的穆斯林学习汉文，使用中国历法，与中国人相互通婚，中外的传统风俗习惯如何相互影响、渗透，以及回族如何形成等，也都在这些碑刻中有所表现。
总而言之，蕃坊内设置宗教、教育、医疗、公共墓地等公共服务设施，已具备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职能。宋元法律对蕃民衣食住行、宗教信仰、文化习俗、财产权益、婚姻继承及诉讼权利等给予诸多保护，切实考虑到蕃民国别多样化、文化多元化、人员复杂化、需求丰富化的实际情况，充分体现宋元先哲卓越大成的管理智慧和以人为本的法律情怀，对于现代新型国际社区治理仍具有借鉴意义。
正是由于宋元法律文化的开放包容，在泉蕃商可以保留原有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人们各行其道，各信其信。时至今日，我们漫步泉州古街，仍随处可见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宅第、店铺、教堂、庙宇。开元寺有二十四尊木雕飞天乐伎，融中国飞天、印度妙音鸟、欧洲天使造型为一体，栩栩如生，飘逸绝伦。不同宗教、文化不再角逐纷争，而是你中融我、我中寓你，蔚为奇观。
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来泉州考察，考察团总领队杜杜·迪安博士说：“我们看到泉州是一个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相遇，文化交流和平共处的城市。”
丝路精神薪火旺
千百年间，刺桐港“吞吐四海云帆，鼓荡八面来风”，海上丝绸之路在这里流溢着奇光异彩，展现出蓬勃生机。
虽然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体，注重传承、伦理、家庭、精细、崇文、平和，但宋元历史画卷印证了古老中国的海洋文明基因，为我们展现了中华海洋文明包容、互惠、和谐、平等的风范。“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闽南歌词，至今仍傳唱着宋元时代泉州先民远涉重洋、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更加紧密。顺应时代潮流，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进国际法治合作，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国际法治系列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之一，也是中国对建设国际法治的重要贡献。
历史雄辩地证明，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良法善治”就是开启宋元泉州海洋商贸大门的钥匙和密码。宋元先哲为鼓励贸易、保护蕃商所做出的有益探索和良法善治，以及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一脉相承，为中国今天推动“一带一路”国际法治合作提供了厚重的文化土壤和充足的历史养分。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以推动构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为切入点，分别在广东省深圳市和陕西省西安市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和第二国际商事法庭，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行稳致远提供公正高效的法律服务和保障。
国际商事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常设审判机构，实行一审终审制，能够高效、便利、快捷地处理国际商事纠纷。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和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际商事法庭公平、公正地审理案件。同时还聘请一些在国际贸易和法律领域具有公认影响力的外国专家学者担任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对于公正地处理国际商事纠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国际商事法庭是在合理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寻求具有本土特色、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创新，与宋元法律为保护蕃商合法权益设立越诉权、蕃坊内由蕃长依俗而治等相关做法，仍有异曲同工之妙。
根植历史，面向未来。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新时代命题下，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和海上丝绸之路论坛筹办正当其时。让我们弘扬海上丝绸之路精神，深化交流互鉴，书写更加豪迈壮丽的国际法治合作交流新篇章。
“万里商机寻共体，千年文史续宏图。”未来之泉州、未来之中国，也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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