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纪事》里贯穿的复仇、爱情、惊恐、逃亡、偷窃、告发，除“奶奶的礼物中”那件“保暖内衣”外，都没有时代特征，都是可以“穿越”的故事。
　　
　　因为去过甘南，因为作者是写《夹边沟纪事》的杨显惠先生，《甘南纪事》一出版就买了看。
　　这由12篇断章构成的纪事，不能定位为虚构作品，也不能定位为非虚构，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类似电视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这是一个在甘肃生活多年的汉人，以自己的视角和语言讲述的甘南藏族的故事。
　　甘南在我眼里有着不可贴近的神秘，从迭部到郎木寺到合作夏河，八月的山风里，藏人披着厚重的黑袍在街角久久不动，沉默着，距离再近，依然不能感知。杨显惠先生试图“了解他们独特而灿烂的文化，他们特有的生活形态……血脉的跳动”，在我看这是不容易的。
　　藏族妇女恩贝的丈夫因偷牛后被误会供出“联手”而被杀，杀人者没有按照族人的规矩“赔命价”，依照法律程序坐一段牢就重获自由。恩贝沉默养大“齐刷刷”的三个儿子，招他们立于面前要求他们为父报仇，儿子们沉默不语地离开并开始了谋划，最后杀了仇人，“父仇子报”的结果是一个儿子死刑，一个八年，一个五年。有人问恩贝，这是否值得，这位寡妇平静地说：杀人偿命，不偿命赔命价，我们的先人不是这么做的吗？在“一条牛鼻子绳”里，牧人找到了丢失的牛，拾到牛的人向他索要十元，这让牧人不快，随后发现一条牛鼻子绳不见了，牧人的妻子越想越窝囊，反复催促牧人去索要那根牛鼻子绳，牧人打马远去，再听到牧人的消息是通知他妻子去抬尸体。在“狼狗”里，七十多村人浩浩荡荡长途奔走，跟着脚印，寻找争执僵持了二十天，为找回丢失的三头牛。这些在现今人看来似乎很不值得的行为，到了藏人那里，有着另外的价值判断：“窝囊不窝囊”、“先人是怎么样的”成了他们行事和获得心理平衡的首要标准。在我们的判断里，窝囊只是一种心理感受，是需要自我消解的多余的非理性的部分，所谓文明的人群对“窝囊”的默认，遵循的不是内心，而藏人不同，他们更宁愿在古老的传袭里寻找道德和心理的支点，不肯隐忍屈从，只跟随自己的直觉和内心。
　　返回来看我们的生活，窝囊的实例满目皆是，何止窝囊，屈辱扭曲分裂异化，比起那彪悍鲁莽的藏人，我们人性里留下太多懦弱和趋利避害的计算，这难道是文明必须的附属品吗？
　　《甘南纪事》的切入点是客观的白描，回避了人物心理，着意选择的多是有冲突的或刑事案件或民事纠纷。在相对空旷的西部高原地带，显然突发事件更容易被人记住和口口相传，而最日常的平淡自然的生活才是牧人们的常态，也就是这常态的浸润渗发和潜行，才更接近杨先生所说的血脉跳动，而那跳动应该是外来人很难触摸和体会的。恐怕只有世代生活在甘南的藏人自己才写得出来。
　　比如寻找十九只羊的故事的最后结局：其中三个是僧人的三十八个老者组成的调解委员会，有一段精彩的拷问，老汉说“撒谎一次，罚款一百”，马上有书记员回应“记下了，罚款一百”，“态度不好，狡辩，罚款一百”，又重复高喊“狡辩，罚款一百”， 那简直是至高无上的判决，威严又不可抗拒。现代的法律是白纸黑字上的條款，而乡俗民约才是使得其血脉更巩固的不可动摇的制约，他们族群的评判标准一直在不断的践行中，即使现代文明已经渗入，古老的约束力依旧受到认同。
　　《甘南纪事》里贯穿的复仇、爱情、惊恐、逃亡、偷窃、告发，除“奶奶的礼物中”那件“保暖内衣”外，都没有时代特征，都是可以“穿越”的故事，都有它来自自己族群的渊源，就像一条人命的“命价”是八十头牛一样，藏人的文化有着自己的运行和延续的源流，从容地处理自己的问题，所谓的文明不应该惊扰它。我去甘南的那个夏天，正碰上“浪山节”，《甘南纪事》里叫“香浪节”，黑暗的夜间，散布在山坡的帐篷们错落，半透明地亮着，像薄纱的灯笼透出黄的光，那里应该有着更多温暖细腻的故事，和我们日夜奔命般的生活比，他们的故事应该在时光宝盒里藏着。
　　有人说这是鲁莽的未开化的族群。没人会否认中国中原河南的原阳是中华文明最早开化的地域之一吧，在当地我亲耳听乡人讲起村庄里的意外死亡事件发生后如何私下处理，不去报官，他们的描述惊人的平淡，似乎就是街头巷尾的小事。已经空置了的中国的乡村，丧失了乡绅氏族和乡约村规，老人靠着泡桐树凝固不动的乡村，是我们都熟悉又都淡然的故事，是另外的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