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作为一种贵金属，因其稳定的属性和独有的观赏价值，数千年来，在我国应用的相当广泛。但是由于冶炼技术和经济意识形态的限制，古人早期多将其用于装饰器物，而少见于流通货币。如今我们见到的很多出土的银铤银锭其实都是出自于古人“窖藏”，即出于某种原因—一般都是由于安全问题—将家中所藏的财富集中放置于一些容器之中掩埋于屋内地下。而这种窖藏正揭示出白银在古代作为“准货币”形态时都担当着的一个基本功能，即储藏手段。
　　进奉
　　《左传》中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但凡是涉及到这两件事情，都会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而给予极大的支持。事实上，古代的统治阶级，为了能够更好地行使权力、实施政策，都会专门指定一个用于储藏国家财富的地方，用以应对紧急事态，曰之国库。
　　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广场的西侧有一座陪衬性的阁楼建筑，明朝时叫武成阁，清朝时改为弘义阁，如此中心位置的建筑，正是内务府的银库所在地，也就是明清时候皇家专用开销的银库。这座内务府银库，收存金锭、银锭、制钱、珠宝、玉器、金银器皿等，用于皇帝皇后赏赐、筵宴等所用各项金银开支。这恐怕是这个庞大帝国最具上层意义上的“窖藏”了，从此足见统治阶级对于财富以及财富具象化的白银的重视。
　　虽然说起来我国古代银本位制度的形成在于明朝后期，成熟、鼎盛于清朝，但是从唐、宋开始，银作为帝王的贮备手段就已经开始露出端倪了。从目前仅存的出土和传世的实物来看，唐代时，古人已经有意识地将白银铸成规格划一、度量标准的银锭或银铤而使用，以便于能够更加方便地计重或携带，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白银在唐代左近时候，已经“在支付上逐渐取得重要性”（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当然，白银在唐代时的得以通行，一方面，与唐朝强盛的国力和极度开放的经济政治政策有关，而另一方面，与统治者的行为是密不可分的。有关于此，我们在许多史籍旧载中也可以看出一些记载：
　　《资治通鉴》中载“唐太宗贞观十八年，鸿胪奏，高丽莫离支贡白金”。高丽即高句丽，在当时尚属唐代政权的一个属国，白金即白银，因此这是一个从属政权对于中央政权的进贡例子，也算是白银在当时较为基础的一个应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莫离支并非高句丽国的正统君主，而是一位弑君者，意图通过贿赂唐太宗来换取其政权的合法性，而此事由鸿胪寺这个在唐时具有外交职能的部门处理转呈，恰恰也从侧面印证了唐代政权的强盛以及周边国家对于唐朝的臣服。《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载，“贞元十七年三月癸酉，衢州刺史郑式瞻进……银二千两”。此例是说地方官的进奉。《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昭宗乾宁元年十月，“益胜军节度使董昌每旬发……银五千铤”。此例是说节度使的进奉。
　　从以上几例不难看出，唐初期时，银锭或银铤的使用几乎都与政治挂钩且基本上都是统治阶层在使用。而到了唐代中后期，随着海外贸易白银的流入，对于白银的使用也变得频繁而随意，应用范围也逐渐广泛起来。
　　赏赐
　　《旧唐书》卷二十《昭宗本纪》中载，光化三年十一月，昭宗即位时，就曾“赐百寮（文武百官）银一千五百两”。此例是说皇帝登基时对于文武百官的赏赐，诸如此类的赏赐在唐朝中后期还有很多。而据《哀帝本纪》中载，天祐元年，是时唐朝已陷于土崩瓦解的状态，各个地方割据势力显现，朱全忠占河南，杨行密占淮南，补给无法运达京师，哀帝不得已只能动用内库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来救济百官。内库，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银库。
　　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载，永贞年间，长安东市富豪王布，因梵僧能医治其爱女鼻病，即以银作为谢礼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在唐代旧籍中也屡见不鲜，充分说明在此时白银已由统治阶层逐渐深入民间，开始渐渐流通起来。另外，在《唐国史补》中，语焉不详地提到自贞元以后在长安博弈之风益盛，且用金银赌博。不过由于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匮乏，在此无法作出准确判断。但纵观整个唐朝，白银走上了越来越规制的道路，而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而在宋代，阿拉伯及南海诸国商船常来广州、泉州、杭州、明州等港口贸易，中国亦有商船远往南海以逐贸易之利，白银的大量流通进一步稳固了白银的地位，且在其原来的职能作用之上又有所拓展，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数量较大的出土文物和古籍资料中看出来：《宋史》中记载，宋初时，光建隆元年三月至乾德八年十月这短短十几年之间，南唐李璟和李煜父子就向宋朝进贡了至少十数万两的白银，用以讨好宋朝政权。由此可见，白银一直都由被不同的政权所青睐，很好地行使着作为贡奉之物的职能。
　　又《文献通考》中载，宋神宗时，“诸路进奉……金二千一百两，银一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两”。对于各路州军令定期的进献金银似早已风行，其最主要的是在圣节日与南郊祭的时候。所谓圣节日就是天子的诞生日。而所谓南郊祭是冬至这一天，天子在南郊圜丘祭祀上天最重大的典礼，所以亦称大礼。且由此对比金银比例可知，白银在此时的普及程度已经逐渐胜过黄金。同时，由于工商业的蓬勃发展，至宋朝时，有关于盐、茶、酒等基本上属于政府垄断专卖的东西，都或多或少会用上金银尤其是银来结算交易，这为之后明朝银本位制度的建立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不得不提的是，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提到，绍兴三十一年，“户部奏，左藏西库……所有月支劵食等钱，欲以银……”，类似的记录，在《武林旧事》中也有载，“内中上教博士王喜……胡永年各支月银一十两”。这就意味着，在宋朝起开始用白银支付官俸，即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开始用白银代替米帛之物。要知道，大规模地用白银支付官俸在于明中后期，可以说在宋朝已显见雏形。
　　以上种种史料，非常好地诠释了白银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么，对于民间下层而言，白银又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续资治通鉴》中载，宋仁宗天圣二年时，“永州……钱惟济，……有伪为白金，以质取缗钱者”，是说永州有一个人叫钱惟济，伪造白银抵当品，可见宋朝时以银作为抵押品的习俗已经有了。综上几例所述，与唐代相比，白银在宋代的职能已经有了相当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查阅史籍我们得知明朝万历年间一两白银约合人民币2000元左右，而宋代的一两白银约合人民币1000元左右。这样看来，唐昭宗即位时赏赐群臣的财富合人民币大约要300万元人民币，当真是大手笔，看来也只有皇帝能够有这般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