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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云曾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层领导，他在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表率，他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组织形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表达方式，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智支持、民生支点和民主支撑，到目前为止这些方法与思想仍具有当代指导意义。
关键词：陈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延安时期
中图分类号：D23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101205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强调：“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按照笔者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就是要加快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速度，增强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广度，让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并能实现他们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利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化为实践的武器，内化为精神的力量，从而去改造完善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实早在延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的陈云同志就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就对陈云同志在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早期探索及贡献作一阐释。
一、延安时期陈云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组织形式组织团体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载体。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55要把思维潜能转换为现实力量，没有落实到具体组织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些组织形式会将思想的武器转变为实践的结果，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一）“洞房里上党课”与中组部“窑洞大学”
包含着“生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虚无缥缈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相反，恰恰是实在有用的。婚后不久，陈云曾用三个晚上给夫人于若木讲党史，这事一度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此后他又让于若木到中央党校学习5个月，结业后又来到马列学院学习。[2]53他身体力行地在家庭内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也为后人理解革命领袖的爱情婚姻、家庭事业提供了一把钥匙。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先后三次找陈云谈话，要他学马克思哲学。陈云从这三次谈话中收获很大，回去后他组织中组部的广大干部成立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自任组长，副部长李富春任副组长。小组正式成员有部的秘书长和各科正副科长共十余人（其他30多位干部在后排参加旁听，被戏称为“后排议员”）。他们从马列原著开始一直学到毛泽东的最新著作，这个读书学习活动深受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特地派他的哲学秘书和培元来做辅导。学习小组还邀请到艾思奇等当时延安一流的教员来讲课。从1938年底一直到1943年初，学习活动先后坚持了5年，并在1940年延安举行的第一届“五五”学习节上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3]48。这被后人称为中组部的“窑洞大学”[2]67。陈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传播与工作生活结合起来，把理论与实践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使自己身边形成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场域。
（二）“热炒热卖”
利用学校教育开展长期或短期的培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丢失的一个重要平台和阵地。陈云抓紧吸收知识分子，并对他们进行短期培训，让他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了解党的路线，掌握一些最基本的政治、军事和党建知识，然后派往前方去，缓解了干部的供需矛盾，也让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适应了战争环境，提高了领导本领。陈云起草的《关于延安几种干部培养使用的决定》，就提出了训练干部的方法。那时，在延安除了马列学院等个别的学校学习期限长一些外，其他学校如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学习期限都很短。中央组织部也从1938年开始，办了党训班，每期200多人，先后办了8期。通过这种办法，中央向各地先后培养输送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速成干部20万。
（三）延安整风
陈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从学习形式到学习内容上都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艰辛的探索。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学习。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组长、陈云为组员之一的学习研究组。在许多学习组织中，如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分区学习委员会、总学习委员会，陈云都是重要领导和负责人之一。1941年6月8日，整风运动开始，陈云在1939年所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就被列为22个学习文件之一。后来这篇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并被印成单行本。事实证明，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增殖。
二、延安时期陈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表达方式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过程。对此，马克思曾一语道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8真正的理论要便于人民群众掌握使用，对人们要有吸引力、影响力、号召力，它要有一个从阳春白雪走向下里巴人的过程：首先要重视学术语言向大众语言的转向；其次是重视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要增强文化共享性，减少文化冲突，加快文化适应。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生活化、民族化
列宁曾经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4]467陈云的语言风格深入浅出，幽默风趣。如用“戴大帽子”[5]50、、“抬轿子”[5]52、“打桩子”[5]46-52、上海话的“翘辫子”等语言来形象风趣地分析“对任何问题的批评不能无限拔高到原则的高度”、“不能只谈干部优点”、“使用干部不要随便提上来，随便放下去”、“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等道理。用“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5]103来说明离开群众、不向群众学习是不行的。文选中有些话现在读来还很有现代气息，如陈云在《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一文中说：“我们有些同志，一高兴就是灵感，一不高兴就是伤感，这是感情用事。”[5]200。陈云讲课生动活泼风趣幽默，当时有一个叫王玉清的，边听课边剔牙，听到出神处，一笑就把剔牙的牙签咽下去了。 （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自觉融合
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自觉融合方面，陈云就曾引用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5]78来表达对自己要严以律己，对别人要有耐心；用“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5]112来说明“刻苦认真学习与工作，一定能有收获”的道理。他喜欢吟咏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两句诗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来表达对党的事业后来居上、后继有人的信念。他还喜欢吟咏的一句是“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这出自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一首七绝，表达事物新老交替的发展规律和对新生力量的坚定信心。又如在对待刘力功的党籍问题上，他就坚持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以典型示范引导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大众化。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三）言简意赅、精炼准确地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
陈云努力实现言简意赅、精炼准确地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与博大精深。如在《论干部政策》一文中，他仅仅用了12个字，就精辟地全面概括了干部政策：“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非常有层次感，有过程感，理论性强，又不乏可操作性。同时，全面、发展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渗透在上文的每一个环节，如用全面的观点分析“只看到坏，不看到好”，用发展的眼光分析“只看到今天（过去），不看明天（现在）”，用联系的视角来剖析“自高自大、懦弱无能、背景复杂”等三类人的特点。
在对唯物主义哲学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解方面，陈云概括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9个字；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及领导决策方法方面，他概括出“交换、比较、反复”6个字。这些都是陈云同志在延安时期与毛泽东交谈哲学后，翻阅思考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电报、书信所领悟出来的15字决。“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同时，他提出了正确决策的具体方法。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在利弊得失的衡量中做出选择。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
三、延安时期陈云寻找到了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的民智支持、民生
支点和民主支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9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陈云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知识精英的民智支持、劳苦大众的民生支点和政治社会的民主支撑。
（一）“广招天下士” 与“抢夺知识分子”
陈云指出：“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的。”“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在陈云同志广招天下士的思想指导下，各级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为我们革命队伍吸收了大批人才，使大批有志之士看到了我们党重视人才，能够人尽其才。延安成为人们向往的圣地，当时出现了大批才俊青年成群结队纷纷涌向延安犹如朝圣一般的景象。这有效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有理想、有抱负、有才智青年中的普及与传播。
陈云同志曾参与制定了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3]44，其内容指出：（1）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而且是重要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个力量吸收进来，在抗战工作和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中都是需要的。（2）我们的革命是在农村里面，可是农民不识字，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必须依靠、吸收知识分子。（3）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组织部门，要肃清“左”的影响，正确看待知识分子。他非常重视提拔使用青年知识分子，在他的倡导下，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了我们党，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被提拔为干部。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陈云同志确实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抢夺知识分子、使用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宣传了、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后，中共就能迅速调出一大批有知识的、有信仰的干部去开创新解放区工作，如2万干部10万雄兵出关建立东北根据地。
（二）“到民间去”与“改善民生，发动群众”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批评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7早在1926年陈云在《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文中就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来组织和指导农民、工人、学生、小商人及一切革命分子，把中国民族运动发展到民间去。“到民间去”[5]3这个重要口号形成了党内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早期理论成果。
只有改善民生才能发动群众，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已列入地方党的经常议事日程。把利益引导作为激励措施，调动广大群众的工作积极性与政治参与度。他还指出，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寻找。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为了群众。向群众学习，把群众领导好。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6]488陈云提出，完全脱离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党组织，一定会失去群众的支持，是非常危险的。要把基层党组织的注意力引向讨论和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领导当地群众工作，注意改善民生[5]100，实现好群众的利益，实行好改善民生的法令，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地方党组织如果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而要开展群众革命运动，要群众热烈起来与党与政府与军队一道艰苦奋斗，这是万不可能的。”[5]101要建立军队，建立党组织，就必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把党政军群各方面的利益整合起来。要以改善民生为视角，以发动群众为手段，用实践成效增进党员干部和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任务确定在此岸世界的真理上，让高屋建瓴的理论关照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世界。 （三）“发扬民主，形成制度”
陈云说要把“发扬民主当成一种制度，形成一种风气。”他重视坚持党的领导、发展民主和党内自律。例如他在《怎样做好财政工作》一文中，就强调要用民主协商的办法求得一致。他认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先从领导做起。如他在《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他重视个人作用，但不搞个人崇拜。如他在《讲真理，不讲面子》一文中讲到：“现在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以外，都讲我们毛主席领导的好。但无论怎样，根本的东西是老百姓，是共产党。”[5]216从这个角度理解他的民主观与忧患意识显然更具有指向意义。
四、延安时期陈云对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理论贡献的当代意义建党9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梳理盘点和深思。有学者在《火车上的记忆》一文中说：“文革如果是一口井，也应该允许把井钻打的深一点，钻出一层层岩芯，能养活一大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7]这种思维范式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域同样适用。井深口阔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块飞地，需要我们静下来从理论到实践挖掘下去。特别是当改革开放走到了深水区时，显然“摸着石头过河”的粗放型理论指导已不具备精深意义前瞻性的理论指导 。在国人“以马解马”的研究范式统摄下，笔者觉得西方“非马”理论和中共建国执政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同样具有解释的潜力、分析的张力及反思的价值。中共成功历史资源如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尤显理论价值，其中延安时期的陈云就是一个思想标本和理论突破口。
首先，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在当下中国无疑具有绝对话语权。语言的命运取决于群体内部权力关系结构，它与群体的命运是一种内在互动。埃利亚斯在《符号论》（1991年版）一书中强调，在纳入进化背景中时，想象性知识和拟实性知识之间不再存在二元对立，二者是同一进化阶段的产物。[8]权力是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依赖与支配关系，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它必然会产生资源的支配与控制，而知识也是资源的一种，而作为符号的一种——语言“话语权”这种知识的分配在一定社会中对应于该社会的权力分布状况。在当下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话语权的争斗必将延续，陈云、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创造性地启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它既成功地吸纳了传统“毛时代社会主义理论”所遗留的政治资源与文化资源，又顺利地打破了原有的思想禁锢，带领国家冲进了“亦资亦社”新的发展轨道，从另一个层面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而这个时候的朝鲜与古巴却在另一条道路上步履蹒跚地艰难行走。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与向度是很清晰的。正如沪上马拥军教授所讲“现在到了重新抬起头凝望灯塔以校准航向的时候了。”[9]，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由此提上了更加重要的日程。
其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信仰大众向度的无限传播，它首先要求中共及其成员相信自己所传播的思想并信仰之。真理只有被拥有者身体力行实践生成说服力，才能向周边蔓延扩散俘获众生心灵归顺，最终形成燎原之势。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与信仰问题，陈云注意区分政治信仰的崇高性、生活信仰的丰富性和道德信仰的支撑性，而没有把这三个层次的信仰体系扁平化。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和没有理论指导的政党同样都是危险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坚持和改善中共的领导，注重现代性的培育，增强化解矛盾的能力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水平。马克思东方论思想的现实化离不开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动和领导，并从组织形式到内容风格上进行了创新变革。对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尊重和阐释，对现代性诸多元素的导入和培育，二者的张力在合适的可控范围内使之并存，形成多元发展活力内生的社会发展状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精英与大众的社会分层间、民主与民生的社会利益间的政治斗争、军事战争、文化冲突、经济纠纷和社会矛盾的对话沟通、协调统筹和解决反复的过程，中共执政要加强社会管理的创新能力，注重地方立法及政策制定的大众参与度，从民间吸取智慧和政治合法性，降低执法成本，增强司法权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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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7]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31.
[8]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659.
[9]马拥军.从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0，（2）：10.
关键词：陈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延安时期
中图分类号：D23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101205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强调：“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按照笔者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就是要加快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速度，增强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广度，让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并能实现他们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利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化为实践的武器，内化为精神的力量，从而去改造完善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实早在延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的陈云同志就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就对陈云同志在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早期探索及贡献作一阐释。
一、延安时期陈云创新了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组织形式组织团体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载体。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55要把思维潜能转换为现实力量，没有落实到具体组织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些组织形式会将思想的武器转变为实践的结果，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一）“洞房里上党课”与中组部“窑洞大学”
包含着“生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虚无缥缈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相反，恰恰是实在有用的。婚后不久，陈云曾用三个晚上给夫人于若木讲党史，这事一度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此后他又让于若木到中央党校学习5个月，结业后又来到马列学院学习。[2]53他身体力行地在家庭内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也为后人理解革命领袖的爱情婚姻、家庭事业提供了一把钥匙。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先后三次找陈云谈话，要他学马克思哲学。陈云从这三次谈话中收获很大，回去后他组织中组部的广大干部成立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自任组长，副部长李富春任副组长。小组正式成员有部的秘书长和各科正副科长共十余人（其他30多位干部在后排参加旁听，被戏称为“后排议员”）。他们从马列原著开始一直学到毛泽东的最新著作，这个读书学习活动深受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特地派他的哲学秘书和培元来做辅导。学习小组还邀请到艾思奇等当时延安一流的教员来讲课。从1938年底一直到1943年初，学习活动先后坚持了5年，并在1940年延安举行的第一届“五五”学习节上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3]48。这被后人称为中组部的“窑洞大学”[2]67。陈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传播与工作生活结合起来，把理论与实践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使自己身边形成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场域。
（二）“热炒热卖”
利用学校教育开展长期或短期的培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丢失的一个重要平台和阵地。陈云抓紧吸收知识分子，并对他们进行短期培训，让他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了解党的路线，掌握一些最基本的政治、军事和党建知识，然后派往前方去，缓解了干部的供需矛盾，也让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适应了战争环境，提高了领导本领。陈云起草的《关于延安几种干部培养使用的决定》，就提出了训练干部的方法。那时，在延安除了马列学院等个别的学校学习期限长一些外，其他学校如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学习期限都很短。中央组织部也从1938年开始，办了党训班，每期200多人，先后办了8期。通过这种办法，中央向各地先后培养输送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速成干部20万。
（三）延安整风
陈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从学习形式到学习内容上都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艰辛的探索。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学习。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组长、陈云为组员之一的学习研究组。在许多学习组织中，如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分区学习委员会、总学习委员会，陈云都是重要领导和负责人之一。1941年6月8日，整风运动开始，陈云在1939年所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就被列为22个学习文件之一。后来这篇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并被印成单行本。事实证明，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增殖。
二、延安时期陈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表达方式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过程。对此，马克思曾一语道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8真正的理论要便于人民群众掌握使用，对人们要有吸引力、影响力、号召力，它要有一个从阳春白雪走向下里巴人的过程：首先要重视学术语言向大众语言的转向；其次是重视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要增强文化共享性，减少文化冲突，加快文化适应。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生活化、民族化
列宁曾经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4]467陈云的语言风格深入浅出，幽默风趣。如用“戴大帽子”[5]50、、“抬轿子”[5]52、“打桩子”[5]46-52、上海话的“翘辫子”等语言来形象风趣地分析“对任何问题的批评不能无限拔高到原则的高度”、“不能只谈干部优点”、“使用干部不要随便提上来，随便放下去”、“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等道理。用“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5]103来说明离开群众、不向群众学习是不行的。文选中有些话现在读来还很有现代气息，如陈云在《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一文中说：“我们有些同志，一高兴就是灵感，一不高兴就是伤感，这是感情用事。”[5]200。陈云讲课生动活泼风趣幽默，当时有一个叫王玉清的，边听课边剔牙，听到出神处，一笑就把剔牙的牙签咽下去了。 （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自觉融合
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自觉融合方面，陈云就曾引用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5]78来表达对自己要严以律己，对别人要有耐心；用“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5]112来说明“刻苦认真学习与工作，一定能有收获”的道理。他喜欢吟咏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两句诗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来表达对党的事业后来居上、后继有人的信念。他还喜欢吟咏的一句是“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这出自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一首七绝，表达事物新老交替的发展规律和对新生力量的坚定信心。又如在对待刘力功的党籍问题上，他就坚持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以典型示范引导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大众化。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三）言简意赅、精炼准确地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
陈云努力实现言简意赅、精炼准确地表达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与博大精深。如在《论干部政策》一文中，他仅仅用了12个字，就精辟地全面概括了干部政策：“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非常有层次感，有过程感，理论性强，又不乏可操作性。同时，全面、发展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渗透在上文的每一个环节，如用全面的观点分析“只看到坏，不看到好”，用发展的眼光分析“只看到今天（过去），不看明天（现在）”，用联系的视角来剖析“自高自大、懦弱无能、背景复杂”等三类人的特点。
在对唯物主义哲学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解方面，陈云概括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9个字；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及领导决策方法方面，他概括出“交换、比较、反复”6个字。这些都是陈云同志在延安时期与毛泽东交谈哲学后，翻阅思考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电报、书信所领悟出来的15字决。“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同时，他提出了正确决策的具体方法。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在利弊得失的衡量中做出选择。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
三、延安时期陈云寻找到了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的民智支持、民生
支点和民主支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9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陈云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知识精英的民智支持、劳苦大众的民生支点和政治社会的民主支撑。
（一）“广招天下士” 与“抢夺知识分子”
陈云指出：“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的。”“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在陈云同志广招天下士的思想指导下，各级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为我们革命队伍吸收了大批人才，使大批有志之士看到了我们党重视人才，能够人尽其才。延安成为人们向往的圣地，当时出现了大批才俊青年成群结队纷纷涌向延安犹如朝圣一般的景象。这有效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有理想、有抱负、有才智青年中的普及与传播。
陈云同志曾参与制定了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3]44，其内容指出：（1）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而且是重要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个力量吸收进来，在抗战工作和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中都是需要的。（2）我们的革命是在农村里面，可是农民不识字，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必须依靠、吸收知识分子。（3）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组织部门，要肃清“左”的影响，正确看待知识分子。他非常重视提拔使用青年知识分子，在他的倡导下，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了我们党，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被提拔为干部。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陈云同志确实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抢夺知识分子、使用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宣传了、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后，中共就能迅速调出一大批有知识的、有信仰的干部去开创新解放区工作，如2万干部10万雄兵出关建立东北根据地。
（二）“到民间去”与“改善民生，发动群众”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批评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7早在1926年陈云在《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文中就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来组织和指导农民、工人、学生、小商人及一切革命分子，把中国民族运动发展到民间去。“到民间去”[5]3这个重要口号形成了党内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早期理论成果。
只有改善民生才能发动群众，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已列入地方党的经常议事日程。把利益引导作为激励措施，调动广大群众的工作积极性与政治参与度。他还指出，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寻找。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为了群众。向群众学习，把群众领导好。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6]488陈云提出，完全脱离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党组织，一定会失去群众的支持，是非常危险的。要把基层党组织的注意力引向讨论和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领导当地群众工作，注意改善民生[5]100，实现好群众的利益，实行好改善民生的法令，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地方党组织如果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而要开展群众革命运动，要群众热烈起来与党与政府与军队一道艰苦奋斗，这是万不可能的。”[5]101要建立军队，建立党组织，就必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把党政军群各方面的利益整合起来。要以改善民生为视角，以发动群众为手段，用实践成效增进党员干部和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任务确定在此岸世界的真理上，让高屋建瓴的理论关照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世界。 （三）“发扬民主，形成制度”
陈云说要把“发扬民主当成一种制度，形成一种风气。”他重视坚持党的领导、发展民主和党内自律。例如他在《怎样做好财政工作》一文中，就强调要用民主协商的办法求得一致。他认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先从领导做起。如他在《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他重视个人作用，但不搞个人崇拜。如他在《讲真理，不讲面子》一文中讲到：“现在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以外，都讲我们毛主席领导的好。但无论怎样，根本的东西是老百姓，是共产党。”[5]216从这个角度理解他的民主观与忧患意识显然更具有指向意义。
四、延安时期陈云对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理论贡献的当代意义建党9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梳理盘点和深思。有学者在《火车上的记忆》一文中说：“文革如果是一口井，也应该允许把井钻打的深一点，钻出一层层岩芯，能养活一大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7]这种思维范式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域同样适用。井深口阔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块飞地，需要我们静下来从理论到实践挖掘下去。特别是当改革开放走到了深水区时，显然“摸着石头过河”的粗放型理论指导已不具备精深意义前瞻性的理论指导 。在国人“以马解马”的研究范式统摄下，笔者觉得西方“非马”理论和中共建国执政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同样具有解释的潜力、分析的张力及反思的价值。中共成功历史资源如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尤显理论价值，其中延安时期的陈云就是一个思想标本和理论突破口。
首先，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在当下中国无疑具有绝对话语权。语言的命运取决于群体内部权力关系结构，它与群体的命运是一种内在互动。埃利亚斯在《符号论》（1991年版）一书中强调，在纳入进化背景中时，想象性知识和拟实性知识之间不再存在二元对立，二者是同一进化阶段的产物。[8]权力是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依赖与支配关系，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它必然会产生资源的支配与控制，而知识也是资源的一种，而作为符号的一种——语言“话语权”这种知识的分配在一定社会中对应于该社会的权力分布状况。在当下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话语权的争斗必将延续，陈云、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创造性地启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它既成功地吸纳了传统“毛时代社会主义理论”所遗留的政治资源与文化资源，又顺利地打破了原有的思想禁锢，带领国家冲进了“亦资亦社”新的发展轨道，从另一个层面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而这个时候的朝鲜与古巴却在另一条道路上步履蹒跚地艰难行走。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与向度是很清晰的。正如沪上马拥军教授所讲“现在到了重新抬起头凝望灯塔以校准航向的时候了。”[9]，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由此提上了更加重要的日程。
其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信仰大众向度的无限传播，它首先要求中共及其成员相信自己所传播的思想并信仰之。真理只有被拥有者身体力行实践生成说服力，才能向周边蔓延扩散俘获众生心灵归顺，最终形成燎原之势。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与信仰问题，陈云注意区分政治信仰的崇高性、生活信仰的丰富性和道德信仰的支撑性，而没有把这三个层次的信仰体系扁平化。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和没有理论指导的政党同样都是危险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坚持和改善中共的领导，注重现代性的培育，增强化解矛盾的能力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水平。马克思东方论思想的现实化离不开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动和领导，并从组织形式到内容风格上进行了创新变革。对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尊重和阐释，对现代性诸多元素的导入和培育，二者的张力在合适的可控范围内使之并存，形成多元发展活力内生的社会发展状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精英与大众的社会分层间、民主与民生的社会利益间的政治斗争、军事战争、文化冲突、经济纠纷和社会矛盾的对话沟通、协调统筹和解决反复的过程，中共执政要加强社会管理的创新能力，注重地方立法及政策制定的大众参与度，从民间吸取智慧和政治合法性，降低执法成本，增强司法权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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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3]朱佳木，迟爱萍，赵士刚.陈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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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7]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31.
[8]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659.
[9]马拥军.从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