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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邓中夏屈服，敌人对他使用了种种酷刑，均以失败告终。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邓中夏，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一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
1933年5月15日，因叛徒出卖，我（郑绍文，时任互济总会巡视团秘书长）在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不久，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被叛徒供出真实身份，也被解往南京监狱。自此，我们两位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又多了一层“狱友”关系。也正因此，我亲眼目睹了邓中夏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的情形，见证了邓中夏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感人壮举。
非常时期相识
1930年7月，邓中夏从苏联回国，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后改为红三军）总政委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
但是，王明上台不久，就撤销了邓中夏的一切职务，并停止了他的工作。
1931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当时，我是省委机关秘书长。会议期间还抽了一个晚上，批斗了军团总政委邓中夏，叫他住在周家祠堂进行反省。因为我是中央从上海派到洪湖苏区的，没有卷入复杂的历史渊源。
虽然别人都不理睬邓中夏，我却很敬佩和同情他，经常去找他聊一聊，给他一些安慰和鼓励。后来，中央招邓中夏回上海，我还送了他一程。
一年后，我和邓中夏在上海相聚了。
1932年10月的一天，邓中夏来到上海八大马路新西桥附近的互济总会机关住处。他化装成商人，穿着长袍马褂，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他告诉我，最近组织上决定成立互济总会巡视团，他任书记，我当秘书长。巡视团的任务是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先到北平、天津，再去江苏各县。今后我的组织关系直接与他联系。
后来，互济会不断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932年10月，邓中夏临危受命，被中央指派重建互济会。邓中夏不顾过去在上海长年公开活动容易暴露的危險，以化名到处奔走，甚至公开出面召集会议演讲，联系各界支持革命的人士，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在邓中夏的正确领导下，我和互济会的其他同志把营救被捕同志当成头等大事。一方面积极与赤色国际互济总会取得联系，争取国际援助;另一方面四处奔走，为狱中难友聘请律师，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营救获得成功。
生死危机中相知
1933年5月我被捕那天，在上海地下党机关工作的李仲雄来了。我警觉地注意到他后面不远处跟着两个人，凭多年地下工作经验，我感觉李仲雄叛变了。
于是，我一边假装与李仲雄搭话，一边悄悄地把身上带的几张条子（上面写着与邓中夏联络的地点与暗号）捏得粉碎。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不久，邓中夏也被捕了，而且我们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
第二天，趁狱中放风时，早些时候入狱的陶铸问我：“昨天进来的是邓中夏吧？他的态度怎么样？”
我说：“他打算上雨花台。”回到牢房后，我对邓中夏说：“老大哥，同志们都很关心你的政治态度呀。”
邓中夏一听，立刻从床上跃起，激动地说：“你告诉他们，我邓中夏烧成灰也是共产党的！”邓中夏这个响亮的回答，立刻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所有牢房里，大家听了都非常钦佩。
陶铸提出倡议，要大家凑几个钱买大肉面给邓中夏吃，给他改善生活。那时，牢里除了规定的牢饭外，还可以另外买大肉面吃。不到半天，各个牢房传来了好几元钱，大家把钱交给我，由我来安排邓中夏的生活。
邓中夏也很领情，毫不客气，我每次送来大肉面，他端起来就吃。随时准备就义的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邓中夏的最后时刻
入狱两周之后，敌人正式提审邓中夏。为了劝降邓中夏，敌人派了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叛变革命的余飞来挑拨。
余飞对邓中夏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什么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
国民党不甘心，又派了一个所谓“理论家”来劝降。邓中夏对他说：“假如你们认为自己是有理的，中国共产党与邓中夏是有罪的。那么，就请你们在南京举行一次公开的审判，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就不敢这样做。”
敌人的劝降都没有奏效。为了让邓中夏屈服，敌人又对他使用了种种酷刑，均以失败告终。
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邓中夏，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样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邓中夏恪守誓言。除了自己面对敌人时坚定勇敢，他要求狱友们也要讲究斗争策略，尽量不要暴露身份，不作无谓的牺牲。
有一次，邓中夏问了我被捕的经过之后，叮嘱道：“你要力争在南京解决问题，不要搞到汉口去。那里叛徒多，一去就会暴露。”他还说：“一个被捕了的共产党员要当烈士很容易，只要说出自己的行为，慷慨就义就行了。一个党员在监狱里的任务，就是要尽量减少党组织的损失，尽量打击叛徒活动。”
在狱中，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打击叛徒的出卖活动，我请邓中夏公开讲一讲中国革命史，指出革命战争的前途。邓中夏欣然允诺。
经过一番准备后，他给大家讲了两个小时，让狱友们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连一些国民党看守人员听了都很受感动。
由于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不肯就范，邓中夏遂被定为死刑犯，转移到了另一间牢房。
在即将告别人生的时刻，他给党中央留了一封信，信中深情地写道：“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声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口号，大步走向刑场。临刑前，宪兵问：“你还有话说吗？”邓中夏回答：“对你们当兵的人，我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
敌人害怕邓中夏进行革命宣传，命令立即开枪。就这样，在雨花台下，邓中夏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年仅39岁。
1933年5月15日，因叛徒出卖，我（郑绍文，时任互济总会巡视团秘书长）在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不久，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被叛徒供出真实身份，也被解往南京监狱。自此，我们两位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又多了一层“狱友”关系。也正因此，我亲眼目睹了邓中夏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的情形，见证了邓中夏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感人壮举。
非常时期相识
1930年7月，邓中夏从苏联回国，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后改为红三军）总政委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
但是，王明上台不久，就撤销了邓中夏的一切职务，并停止了他的工作。
1931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当时，我是省委机关秘书长。会议期间还抽了一个晚上，批斗了军团总政委邓中夏，叫他住在周家祠堂进行反省。因为我是中央从上海派到洪湖苏区的，没有卷入复杂的历史渊源。
虽然别人都不理睬邓中夏，我却很敬佩和同情他，经常去找他聊一聊，给他一些安慰和鼓励。后来，中央招邓中夏回上海，我还送了他一程。
一年后，我和邓中夏在上海相聚了。
1932年10月的一天，邓中夏来到上海八大马路新西桥附近的互济总会机关住处。他化装成商人，穿着长袍马褂，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他告诉我，最近组织上决定成立互济总会巡视团，他任书记，我当秘书长。巡视团的任务是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先到北平、天津，再去江苏各县。今后我的组织关系直接与他联系。
后来，互济会不断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932年10月，邓中夏临危受命，被中央指派重建互济会。邓中夏不顾过去在上海长年公开活动容易暴露的危險，以化名到处奔走，甚至公开出面召集会议演讲，联系各界支持革命的人士，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在邓中夏的正确领导下，我和互济会的其他同志把营救被捕同志当成头等大事。一方面积极与赤色国际互济总会取得联系，争取国际援助;另一方面四处奔走，为狱中难友聘请律师，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营救获得成功。
生死危机中相知
1933年5月我被捕那天，在上海地下党机关工作的李仲雄来了。我警觉地注意到他后面不远处跟着两个人，凭多年地下工作经验，我感觉李仲雄叛变了。
于是，我一边假装与李仲雄搭话，一边悄悄地把身上带的几张条子（上面写着与邓中夏联络的地点与暗号）捏得粉碎。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不久，邓中夏也被捕了，而且我们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
第二天，趁狱中放风时，早些时候入狱的陶铸问我：“昨天进来的是邓中夏吧？他的态度怎么样？”
我说：“他打算上雨花台。”回到牢房后，我对邓中夏说：“老大哥，同志们都很关心你的政治态度呀。”
邓中夏一听，立刻从床上跃起，激动地说：“你告诉他们，我邓中夏烧成灰也是共产党的！”邓中夏这个响亮的回答，立刻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所有牢房里，大家听了都非常钦佩。
陶铸提出倡议，要大家凑几个钱买大肉面给邓中夏吃，给他改善生活。那时，牢里除了规定的牢饭外，还可以另外买大肉面吃。不到半天，各个牢房传来了好几元钱，大家把钱交给我，由我来安排邓中夏的生活。
邓中夏也很领情，毫不客气，我每次送来大肉面，他端起来就吃。随时准备就义的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邓中夏的最后时刻
入狱两周之后，敌人正式提审邓中夏。为了劝降邓中夏，敌人派了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叛变革命的余飞来挑拨。
余飞对邓中夏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什么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
国民党不甘心，又派了一个所谓“理论家”来劝降。邓中夏对他说：“假如你们认为自己是有理的，中国共产党与邓中夏是有罪的。那么，就请你们在南京举行一次公开的审判，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就不敢这样做。”
敌人的劝降都没有奏效。为了让邓中夏屈服，敌人又对他使用了种种酷刑，均以失败告终。
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邓中夏，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样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邓中夏恪守誓言。除了自己面对敌人时坚定勇敢，他要求狱友们也要讲究斗争策略，尽量不要暴露身份，不作无谓的牺牲。
有一次，邓中夏问了我被捕的经过之后，叮嘱道：“你要力争在南京解决问题，不要搞到汉口去。那里叛徒多，一去就会暴露。”他还说：“一个被捕了的共产党员要当烈士很容易，只要说出自己的行为，慷慨就义就行了。一个党员在监狱里的任务，就是要尽量减少党组织的损失，尽量打击叛徒活动。”
在狱中，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打击叛徒的出卖活动，我请邓中夏公开讲一讲中国革命史，指出革命战争的前途。邓中夏欣然允诺。
经过一番准备后，他给大家讲了两个小时，让狱友们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连一些国民党看守人员听了都很受感动。
由于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不肯就范，邓中夏遂被定为死刑犯，转移到了另一间牢房。
在即将告别人生的时刻，他给党中央留了一封信，信中深情地写道：“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声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口号，大步走向刑场。临刑前，宪兵问：“你还有话说吗？”邓中夏回答：“对你们当兵的人，我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
敌人害怕邓中夏进行革命宣传，命令立即开枪。就这样，在雨花台下，邓中夏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