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南都周刊》記者在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对田文昌进行了专访。
　　窗外不远处是央视的总部大楼，当晚，受新闻频道《新闻1 1》的邀请，田文昌还要去点评“萧山五青年案”。
　　书柜上方，摆着一幅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会赠送的书法作品，上书“正义之师”。
　　不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上却有一篇文章把田文昌列为“中国四大腐败帮凶律师”之首，因为他曾经为轰动一时的原《福布斯》富豪杨斌、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沈阳刘涌案出庭辩护。
　　就在采访前，有副省长的家属想见田文昌。像其他找过他的高官案，田文昌不太想接。
　　“法外因素太多了。”田文昌说。

权力干预很可怕

　　南都周刊：还记得自己接过多少部级以上的高官案吗？
　　田文昌：不多。可以说，这些高职位的官员，绝大多数第一手都找我。但我接得很少。我现在接的案子本身也不多，找我的人太多了，这些年如果是案子都接，我根本接不过来。
　　再一个就是，有些高官案比较敏感，背景比较复杂，我不愿去掺和。有的人愿意做这个敏感的案子，但一般我都躲着。包括一些企业高管案、涉黑案，我并不太愿意办这些案子，敏感、有太多非法律因素。
　　办过高官案的并不一定水平就有多高，包括我在内。有时候，因办了名人案件而出名，只是因为案子本身有名，律师也跟着出名。出了名的律师未必水平就很高，水平高的律师也不一定都有名。我办很多高官案，也办很多老百姓的案子。我了解有些律师水平很高，能力很强，但并不出名，就是因为办的名案少。
　　南都周刊：你以前说过，这些大案是你想拒绝但拒绝不了的。为什么呢？
　　田文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各种关系找来的，中国是关系社会嘛。当然我们这个关系是正当的关系，不是说我是公权力的执行者。律师是民营的职业，代表私权利。同样的事情，朋友托来了，各种关系托来了，就得给这个面子，就得管。
　　过去有一种误解，非常可悲的误解。好多年前有一部关于律师的电影，说这个律师上午刚刚接了一个案子，是他的好朋友找他的。下午这个律师的对手来找他了，他感觉到对方是有理的，所以就毅然拒绝了他朋友的所托，帮助有理的一方。当时要写这剧本的时候，征求我意见，我是反对的，有人跟我争论起来了，说律师就应该这样。
　　我老说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其实就是要纠正这种认识误区。律师不能代表正义去包打天下，更不能仅仅依据自己的判断去评价是非。再者，如果都挑有理的，那没理的官司谁打？律师不是光打有理的官司，没理的你也得帮，要帮他输得合理合法，输到明处。
　　南都周刊：拒绝过多少后来为大家熟知的案子？
　　田文昌：不知道，特别轰动的起码不下一二十个。至于其他的，每年也有几百件。我不主张办的件数太多，担心影响质量。
　　中国社会的法治环境还是不尽如人意的，掺杂的法外背景比较多。刚刚又有个副省长的家属要见我，我不太想接，法外因素太多了。
　　南都周刊：为高官案辩护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田文昌：干预，权力的干预太可怕了。

我有我的特殊性

　　南都周刊：一些高官案，会有多律师、律所争着做。你怎么看？
　　田文昌：现在高官案背后的因素太多，不是法律问题本身能解决的。在正常的法治环境下，我们律师是法治建设的一个组织部分，在整个诉讼程序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但是高官案背后很大程度上抛开了法律的因素。所以往往会形成一种可怕的扭曲思维：我要办这个人，谁要给他辩护，就是帮凶，你帮他，就是跟我过不去。
　　所以律师也面临着风险。因为你虽然自认为是在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却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不知道背后要整你的人是谁。高官案本身并不是那么好办的。当然了，如果是不负责任，走个程序、走过场，出个名，那简单，但我认为那样是违反律师职业道德的。若想要认真地办，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也面临着一些风险。
　　南都周刊：既然高官案、大案里存在许多法外因素，作为辩护律师来说，能做什么？
　　田文昌：只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自己的努力，最大限度去做，没有别的办法。
　　比如当初的刘涌案，是我一个在司法部工作的校友找到我请我接，先头就有两拨人找我，我都没接，我校友是第三拨。接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闹这么大事。
　　我们两个律师，三年半，总共收20万。当时刘涌案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说，任何场合我保持沉默，说话没有意义。已经没有讲道理的条件了。
　　但我有一个原则，不管什么案子，只要我接了，不管我后悔不后悔，不管案子多大难度，我必须认真负责到底，这是做律师的原则，也是我做人的原则。
　　南都周刊：你在选择接不接案子上，有什么标准？
　　田文昌：没有什么明确的接案标准，我比较喜欢典型的、有争议、有价值的案子。案子本身法律问题比较复杂，有发挥你能力的价值。如果案子很简单，谁都能办，那我就不接了。我是学者出身，我经常要把业务和研究不自觉地结合起来的。看到一个典型的案子，我主要考虑的是真正价值有多大，而不是收益多少、影响多大。我也不需要这些东西，我有我的特殊性，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南都周刊：以你在众多大案、要案中的辩护经历看，中国这些年的法治环境有怎样的变化？
　　田文昌：中国的法治在近十年呈现倒退。其间一个最大的结构性的变化，就是公安部门的规格。法制建设之初，检、法两院高于公安半格，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司法机关结构设计。后来，提高了公安机关的规格，就完全打破了这种相对合理的诉讼结构，可以说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
　　不过现在有很大改变的是，新一代领导人正在连续展示推进司法独立的决心，似乎看到了法治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