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上海宝山地方一户周姓人家，有一双待字闺中的姊妹花名凤宝、凤蓉。姊妹俩虽生在农桑之家，却是出落得风致嫣然。一对标致女孩儿自是令其爹娘奇货可居，盼着殷实人家来上门提亲。这姊妹俩模样儿可人，手脚也勤快，惜乎天性风骚，见着乡里的年轻男子，喜以媚眼柔言勾人，与乡里的浮浪子弟时有桑间陌上之行。名声渐渐传开，正经人家自然不会再上门提亲，姊妹俩耐不住寂寞，行为愈加放荡不羁。
　　
　　该控诉状的大意为：本案事属奸毙，本无疑义；李甲为控诉人因奸致毙，事实昭彰，也无辩论的余地。但是，本案从道理上来讲是如此，在法律上如此判定却不妥。其最重要之点，是搞清楚李甲是否被强迫成奸。假如无强迫行为，则属于双方互诱相奸的通奸行为，当然不负刑事责任。法理上犯罪之成立，应该以犯罪者是否有此犯罪能力为标准，如无犯罪能力，虽有犯罪嫌疑，当然不能强以罪名加之嫌疑人。今控诉人系弱质少女，既无强迫求奸之能力，又无致人死地之要素，如李甲不愿通奸，控诉人焉能强求？何致毙命？李甲系情甘而相欢，贪欲而丧身，是咎由自取，报有应受。正如东晋王导对周伯仁之死自责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指责控诉人对李甲的死亡负有某种责任是可以的，但判定二人加害于李甲的罪名却是不能成立的。刑律上并无妇女强奸男子的条文，原判怎么能比拟男子奸死妇女之条文？任意援引比附，为法律所不容，请撤销原判，以伸冤抑。
　　周家人千恩万谢后，忙携状纸上诉于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高等审判厅与高等检察厅接到状纸，见此诉状条理明晰，振振有理，知道不是一般讼师之所为。但此案系不同寻常之命案，又无成案可以参照，高审厅与高检厅厅长也不敢决断。于是，将此案用电报上报京师，请大理院（即最高法院）及总检察厅定夺。大理院复电称：（此案）法律无明文，不为罪。
　　据此，江苏高等审判厅宣告凤宝、凤蓉无罪，这对姊妹花遂得意外开释。这桩奇案和曹大律师的义举，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此案中，大律师曹汝霖伸张法理，义救双凤。但仅仅不到两年，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迫于日本压力，派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和外交次长曹汝霖前往日本公使馆，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曹汝霖”三字从此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人性之复杂，于此可见一斑。
　　编辑：韩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