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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27日，在中国近代银行发祥地山西省平遥县，“日升隆”、“晋源泰”两家民间完全出资的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挂牌营业。这是我国政府对农村民间金融的首次“政策松动”，对于目前商业银行战线收缩、信用社改革成效有限，而地下金融依旧“猖獗”的农村金融市场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信号。
与此同时，贵州、四川、陕西、内蒙古等省区，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肯下，也正在争论和探索中准备尽快建立适合当地实际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改革值得期待，有关专家认为，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向公开是大势所趋，但中国农村地下金融活动的广度和活跃程度，无论如何不应被官方机构忽略和漠视。
农村储金会“野火烧不尽”
在我国农村一度盛行的农村基金会曾被中国人民银行认可，作为一种合作金融组织，曾发挥着补充农村正规金融不足的功能。1999年，由于农村基金会在运作的过程中造成一些局部金融混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其他性质的基金会，给地方金融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国家决定取缔和清理农村基金会。
但是，在农村一些地方，基金会、储金会等机构，由于其有效解决了农民的生产、生活资金之需，仍在政策打压的缝隙中“顽强存活”，而且深受农民欢迎。在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一个小村庄采访时，记者曾详细了解到这里一个农村储金会的运行情况。
在这个离县城只有20多公里的村庄，因为有储金会，绝大多数农民都不到信用社贷款，急需用钱的时候，就到储金会去贷，令他们满意的是，在这里，用钱可以随到随取，不像在信用社，非要许多手续，有时可能跑几趟都拿不到钱。
储金会的管理人就是村委会主任，他告诉记者，这个储金会原来是民政部门出资创办的，后来在政府清理整顿中因为规模不大，也没有强行关闭。储金会现有储金300万元，股东681户，其中数额最高的一笔存款７万元，是一个外出打工农民存的；数额小的100、200元都有。农民到储金会贷款也需有储户、股东担保，但因在本村范围内，彼此了解，信用好的人贷款都没问题。对于村里的五保户、特困户等存在偿还困难的人，或是遇到家里老人去世等情况，储金会就会以无息或无偿形式提供资金。
这个储金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其服务基本只限在本村范围之内。村委会主任说，储金会的贷款利率比信用社的高，但是现在贷出的款项中，还没有一笔收不回来的，因为农村谁家收包谷、卖海椒（辣椒）、杀猪都知道，村干部就会在那几天上门去收账。几年下来，储金会的运行一直很平稳，村委会主任说，在当地其他农村，这样的储金会还有不少。
在贵州地下金融十分猖獗的毕节地区，当地统计部门曾对农村资金供需问题作过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25户农户中，56.8％的农户表示现在的资金状况紧张，而16.8％的农户认为非常紧张，两项共占73.6％。报告还显示，农户认为在当地信用社贷款不方便的占调查户数的69.6％，而在贷过高利贷的64户农户中，57.8％是因为无法在当地信用社贷到款。
一个“私人钱庄”的兴衰史
陈庆德是山东某市信用社的信贷员，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头脑灵活。前些年，农村开始出现多种多样的致富渠道，许多农民投资养鸡养猪，种果树，开砖厂，挖矿山。有些经营者迅速获得回报，但囿于观念影响和政策上的限制，大部分剩余资金都被用于盖房或储蓄，而不是用于扩大生产和技术改进。这就使一部分人创业时期缺乏资金，另一部分人盈利后存在一定量剩余资金。而对许多农民来说，与信用社打交道就像进了衙门，程序复杂，要求严格，限制过多，导致许多农民对从信用社借款心存畏惧。
渐渐地，开始有人找陈庆德，最初是因为他在信用社，办款方便。可是，农村需要的投资多是周期短、时间紧，通过信用社的程序无法满足需求。陈庆德便将村民交给他代存的钱借给那些需要钱的人，并利用职务之便，开出加盖信用社业务公章的存款凭条。在这样的交易中，他敏锐地发现了可以快速致富的“商机”，开始利用其信用社信贷员的身份，面向农户非法集资。
从存款者角度来讲，陈庆德那里存款回报远高于信用社存款，非常诱人；从贷款人角度来讲，贷款程序简单，低于流行的高利贷利息。由于往往都是同村甚至同族的“一家人”，一般不需要担保，只需要盖手印或签字，所以宁愿付出高额利息。一些私营业主为了迅速创业，急需注入资金，陈庆德的“小银行”几乎成了一个畅通无阻的大金库，他的“小银行”也经营得红红火火。渐渐地，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小银行”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他不仅从信用社辞了职，当地原来存在的高利贷主也依附于他名下，成为“特许经销商”，而且当地村民的资金流动很大程度上对其产生了依赖。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贷款规模扩大，收不回的不良贷款也开始出现，陈庆德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去追账，甚至雇佣“打手”暴力收款。追账引发一次次冲突和刑事案件，陈庆德也被公安部门逮捕，他“非法集资”的行为因此暴露，遭到法律惩罚。整个事件中，他共筹资370余万元，其中有130余万元无法收回。
以“地缘”为纽带的民间合会稳固支撑
实际上，地下金融在我国农村历来有之。民间合会就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信用互助形式，其背后依托的正是地缘、亲缘信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马九杰说，“合会”一般都是由发起人（称“会头”）邀请亲友若干人参加，约定按固定的周期（如每月、每季或半年）举行一次，每次各交一定数量的钱款，轮流交由一人使用，并遵照商定的方式来决定会员对每期筹款的使用次序，其对解决生产困难和生活困难起着经济互助的作用。
在中国农村，“会”的名称五花八门：按照会员收款次序决定方式的不同，如预先排定次序轮收的，称为“轮会”；如按摇骰方式决定收款次序的，称为“摇会”；如用投标竞争方式决定的，称为“标会”；如约定所有“会脚”都按同一利息，就叫“平会”。按照周期不同，又可以分为“月月会”、“月双会”、“十日会”、“日日会”等。
马九杰说，实际上在中国农村，有很多形式的民间合会，如山东的“请会”、安徽等省的“打会”、广东的“做会”、云南的“赊会”、纳西族的“化丛”等。“化丛”就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金融互助组织，它在当地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对农民急需的红白喜事、购置生产工具、子女读书和看病就医等方面的资助，都非常重要。现在，随着当地旅游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化丛”在当地经济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人们很多时候还将“化丛”资金用于买房、装修等。
“地下金融”已达8000亿元之巨
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对全国20个省份的地下金融状况进行的实地抽样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地下信贷规模已近8000亿元之巨，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的比重平均达28.07％。
课题组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建军说，据调查测算，目前中国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5亿元至8164亿元之间，调查表明，全国农户中只有不到50％的借贷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孔祥智说，目前我国农村正规金融组织不完善，难以为农民和农业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非正规金融组织规模小、功能弱，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尚不足以支撑脆弱的农村经济。
李建军认为，中国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向公开是大势所趋。去年中国人民银行在部分省区进行“小额非政府（NGO）信贷”试点，我国金融管理当局开始重视民间金融的作用，力图掌控它的影响力，并逐步使之规范化，这也是金融抑制进一步减弱的表现。但是，民间金融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和自然法则，人为地从外部供给“体制安排”，恐怕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基于民间金融的自然法则之上的金融监管与金融调控体制的构建，才是针对民间金融合法化目标取向改革的核心所在。
专家们提出，目前所进行的政府主导的“非政府性小额信贷”试点，还难以真正激起民间资本的热情，实质上还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对于大部分民间金融资本来说，没有政府干预的商业性的小额信贷组织才是他们的理想选择。
与此同时，贵州、四川、陕西、内蒙古等省区，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肯下，也正在争论和探索中准备尽快建立适合当地实际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改革值得期待，有关专家认为，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向公开是大势所趋，但中国农村地下金融活动的广度和活跃程度，无论如何不应被官方机构忽略和漠视。
农村储金会“野火烧不尽”
在我国农村一度盛行的农村基金会曾被中国人民银行认可，作为一种合作金融组织，曾发挥着补充农村正规金融不足的功能。1999年，由于农村基金会在运作的过程中造成一些局部金融混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其他性质的基金会，给地方金融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国家决定取缔和清理农村基金会。
但是，在农村一些地方，基金会、储金会等机构，由于其有效解决了农民的生产、生活资金之需，仍在政策打压的缝隙中“顽强存活”，而且深受农民欢迎。在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一个小村庄采访时，记者曾详细了解到这里一个农村储金会的运行情况。
在这个离县城只有20多公里的村庄，因为有储金会，绝大多数农民都不到信用社贷款，急需用钱的时候，就到储金会去贷，令他们满意的是，在这里，用钱可以随到随取，不像在信用社，非要许多手续，有时可能跑几趟都拿不到钱。
储金会的管理人就是村委会主任，他告诉记者，这个储金会原来是民政部门出资创办的，后来在政府清理整顿中因为规模不大，也没有强行关闭。储金会现有储金300万元，股东681户，其中数额最高的一笔存款７万元，是一个外出打工农民存的；数额小的100、200元都有。农民到储金会贷款也需有储户、股东担保，但因在本村范围内，彼此了解，信用好的人贷款都没问题。对于村里的五保户、特困户等存在偿还困难的人，或是遇到家里老人去世等情况，储金会就会以无息或无偿形式提供资金。
这个储金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其服务基本只限在本村范围之内。村委会主任说，储金会的贷款利率比信用社的高，但是现在贷出的款项中，还没有一笔收不回来的，因为农村谁家收包谷、卖海椒（辣椒）、杀猪都知道，村干部就会在那几天上门去收账。几年下来，储金会的运行一直很平稳，村委会主任说，在当地其他农村，这样的储金会还有不少。
在贵州地下金融十分猖獗的毕节地区，当地统计部门曾对农村资金供需问题作过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25户农户中，56.8％的农户表示现在的资金状况紧张，而16.8％的农户认为非常紧张，两项共占73.6％。报告还显示，农户认为在当地信用社贷款不方便的占调查户数的69.6％，而在贷过高利贷的64户农户中，57.8％是因为无法在当地信用社贷到款。
一个“私人钱庄”的兴衰史
陈庆德是山东某市信用社的信贷员，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头脑灵活。前些年，农村开始出现多种多样的致富渠道，许多农民投资养鸡养猪，种果树，开砖厂，挖矿山。有些经营者迅速获得回报，但囿于观念影响和政策上的限制，大部分剩余资金都被用于盖房或储蓄，而不是用于扩大生产和技术改进。这就使一部分人创业时期缺乏资金，另一部分人盈利后存在一定量剩余资金。而对许多农民来说，与信用社打交道就像进了衙门，程序复杂，要求严格，限制过多，导致许多农民对从信用社借款心存畏惧。
渐渐地，开始有人找陈庆德，最初是因为他在信用社，办款方便。可是，农村需要的投资多是周期短、时间紧，通过信用社的程序无法满足需求。陈庆德便将村民交给他代存的钱借给那些需要钱的人，并利用职务之便，开出加盖信用社业务公章的存款凭条。在这样的交易中，他敏锐地发现了可以快速致富的“商机”，开始利用其信用社信贷员的身份，面向农户非法集资。
从存款者角度来讲，陈庆德那里存款回报远高于信用社存款，非常诱人；从贷款人角度来讲，贷款程序简单，低于流行的高利贷利息。由于往往都是同村甚至同族的“一家人”，一般不需要担保，只需要盖手印或签字，所以宁愿付出高额利息。一些私营业主为了迅速创业，急需注入资金，陈庆德的“小银行”几乎成了一个畅通无阻的大金库，他的“小银行”也经营得红红火火。渐渐地，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小银行”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他不仅从信用社辞了职，当地原来存在的高利贷主也依附于他名下，成为“特许经销商”，而且当地村民的资金流动很大程度上对其产生了依赖。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贷款规模扩大，收不回的不良贷款也开始出现，陈庆德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去追账，甚至雇佣“打手”暴力收款。追账引发一次次冲突和刑事案件，陈庆德也被公安部门逮捕，他“非法集资”的行为因此暴露，遭到法律惩罚。整个事件中，他共筹资370余万元，其中有130余万元无法收回。
以“地缘”为纽带的民间合会稳固支撑
实际上，地下金融在我国农村历来有之。民间合会就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信用互助形式，其背后依托的正是地缘、亲缘信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马九杰说，“合会”一般都是由发起人（称“会头”）邀请亲友若干人参加，约定按固定的周期（如每月、每季或半年）举行一次，每次各交一定数量的钱款，轮流交由一人使用，并遵照商定的方式来决定会员对每期筹款的使用次序，其对解决生产困难和生活困难起着经济互助的作用。
在中国农村，“会”的名称五花八门：按照会员收款次序决定方式的不同，如预先排定次序轮收的，称为“轮会”；如按摇骰方式决定收款次序的，称为“摇会”；如用投标竞争方式决定的，称为“标会”；如约定所有“会脚”都按同一利息，就叫“平会”。按照周期不同，又可以分为“月月会”、“月双会”、“十日会”、“日日会”等。
马九杰说，实际上在中国农村，有很多形式的民间合会，如山东的“请会”、安徽等省的“打会”、广东的“做会”、云南的“赊会”、纳西族的“化丛”等。“化丛”就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金融互助组织，它在当地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对农民急需的红白喜事、购置生产工具、子女读书和看病就医等方面的资助，都非常重要。现在，随着当地旅游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化丛”在当地经济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人们很多时候还将“化丛”资金用于买房、装修等。
“地下金融”已达8000亿元之巨
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对全国20个省份的地下金融状况进行的实地抽样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地下信贷规模已近8000亿元之巨，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的比重平均达28.07％。
课题组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建军说，据调查测算，目前中国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5亿元至8164亿元之间，调查表明，全国农户中只有不到50％的借贷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孔祥智说，目前我国农村正规金融组织不完善，难以为农民和农业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非正规金融组织规模小、功能弱，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尚不足以支撑脆弱的农村经济。
李建军认为，中国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向公开是大势所趋。去年中国人民银行在部分省区进行“小额非政府（NGO）信贷”试点，我国金融管理当局开始重视民间金融的作用，力图掌控它的影响力，并逐步使之规范化，这也是金融抑制进一步减弱的表现。但是，民间金融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和自然法则，人为地从外部供给“体制安排”，恐怕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基于民间金融的自然法则之上的金融监管与金融调控体制的构建，才是针对民间金融合法化目标取向改革的核心所在。
专家们提出，目前所进行的政府主导的“非政府性小额信贷”试点，还难以真正激起民间资本的热情，实质上还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对于大部分民间金融资本来说，没有政府干预的商业性的小额信贷组织才是他们的理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