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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共同制定了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复兴的“里斯本战略”，主要内容就是在未来10年内，即到2010年把欧盟建成“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世界上最有竞争力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大背景下，欧盟经济十分不景气，主要表现就是经济陷入“滞胀”的困境，同时伴生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里斯本战略”的提出，旨在增强欧盟经济的活力与竞争力，提升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地位，缩小与美国经济的差距。然而这一战略的实现却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阻碍。
目前，欧盟地区是世界上社会保障体系最为完善的地区，社会保障模式属于典型的“普救式”，内容丰富，种类齐全，水平普遍较高，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失业、退休、入学、住房等均有相应的社会保障，而且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可以普遍享有，有些成员国更是有高福利国家的美称。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保持了社会稳定，保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虽然战后欧洲许多国家都有过工人罢工，有时斗争还相当激烈，但总的看来，福利国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及阶级矛盾，使欧盟各国保持了长期的社会稳定。因此，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欧洲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欧洲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却成为制约欧盟经济快速发展的绊脚石。
第一，高福利、高税收导致公共开支巨额增长，对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欧盟国家的税收普遍较高，各类社会组织交纳的税收是社会保障金的主要来源，社会成员个人收入的30％左右也要用于交纳各种保险金和税款，像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更是在43％—61％之间。如此高额的税率形成了两个负面作用：一是高税收成为外资进入、流通的壁垒，阻碍了资本的流动和进入；二是造成欧盟各国自己的企业和资本纷纷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即使是公民个人也为了逃避高额税收而将个人的资金转向其他低税的国家，导致欧盟各国乃至整个经济体的资本流失。同时，社会福利等公共支出的过度膨胀，超出了国家经济的负担能力，损耗了国民经济的“元气”，一方面降低了储蓄率、投资率；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消费、财政赤字，形成滞胀并存的局面。
第二，项目繁多的社会保障支出，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利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发展的能力大大削弱。欧盟一些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大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了可承受的极限，而且随着各国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支出仍呈不断攀升的趋势。目前法国社会保障的总支出已经达到了1万亿法郎。过多的财政支出，一些国家出现了政府投资行为大幅减少，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经济低增长的必然后果；这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公众个人的利益，使政府税收锐减，陷入投资少、增长慢、税源少、税收减、支出大的经济发展“怪圈”。以英国为例，庞大的社会保障开支同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争夺有限的资金，国民收入中本可以用于发展经济的那部分资金，正以社会福利的形式被消费掉，影响了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削弱了扩大再生产的基础。
第三，高额的失业救济金导致许多劳动者宁可赋闲在家也不愿意从事低工资低收入的工作，“自愿性失业”成为欧盟许多国家和政府解决不了的一大社会问题。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就是较高的失业救济金使失业者仍能依赖政府津贴度日，客观上助长了不少人的惰性。据最新统计，目前英国不工作而靠政府津贴为生的单亲父母大约有100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靠政府“长期病号”津贴为生者达175万人，法国有180万人靠失业救济金生存，所以欧盟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是“养懒汉”的制度。人们参加工作的所得在纳税后，同不参加工作而从社会保障制度中获取的各种形式的津贴之间的差距不大，严重影响了人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同时造成大批专业人才的外流。
第四，福利费用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了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德国为例，企业主除了支付工人名义工资外，还必须支付工人的保险费等工资外的附加费用，每支付1马克工资差不多就要多付86芬尼的工资附加费。德国的劳动力成本、价格几乎是世界最高的。劳动力价格昂贵不但使劳动力的转业、流动相当困难，同时，劳动力成本在产品消耗成本中所占比重上升，导致产品价格的上涨，削弱了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事实表明，欧盟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否则它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英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撒切尔夫人政府率先改革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走在了欧盟各国的前面。现在的欧盟国家，特别是各欧洲大国已经开始采取各种办法，革除原有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弊端，从各类补助、救济的限制，到“整治懒人”措施的出台，欧盟经济体内福利水平的趋同，以及更多地用市场经济手段促进经济的“自然回升”，种种迹象表明欧盟国家已开始变革、调整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要求，发挥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推动欧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新闻中心）
责任编辑 姚黎君
目前，欧盟地区是世界上社会保障体系最为完善的地区，社会保障模式属于典型的“普救式”，内容丰富，种类齐全，水平普遍较高，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失业、退休、入学、住房等均有相应的社会保障，而且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可以普遍享有，有些成员国更是有高福利国家的美称。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保持了社会稳定，保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虽然战后欧洲许多国家都有过工人罢工，有时斗争还相当激烈，但总的看来，福利国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及阶级矛盾，使欧盟各国保持了长期的社会稳定。因此，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欧洲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欧洲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却成为制约欧盟经济快速发展的绊脚石。
第一，高福利、高税收导致公共开支巨额增长，对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欧盟国家的税收普遍较高，各类社会组织交纳的税收是社会保障金的主要来源，社会成员个人收入的30％左右也要用于交纳各种保险金和税款，像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更是在43％—61％之间。如此高额的税率形成了两个负面作用：一是高税收成为外资进入、流通的壁垒，阻碍了资本的流动和进入；二是造成欧盟各国自己的企业和资本纷纷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即使是公民个人也为了逃避高额税收而将个人的资金转向其他低税的国家，导致欧盟各国乃至整个经济体的资本流失。同时，社会福利等公共支出的过度膨胀，超出了国家经济的负担能力，损耗了国民经济的“元气”，一方面降低了储蓄率、投资率；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消费、财政赤字，形成滞胀并存的局面。
第二，项目繁多的社会保障支出，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利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发展的能力大大削弱。欧盟一些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大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了可承受的极限，而且随着各国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支出仍呈不断攀升的趋势。目前法国社会保障的总支出已经达到了1万亿法郎。过多的财政支出，一些国家出现了政府投资行为大幅减少，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经济低增长的必然后果；这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公众个人的利益，使政府税收锐减，陷入投资少、增长慢、税源少、税收减、支出大的经济发展“怪圈”。以英国为例，庞大的社会保障开支同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争夺有限的资金，国民收入中本可以用于发展经济的那部分资金，正以社会福利的形式被消费掉，影响了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削弱了扩大再生产的基础。
第三，高额的失业救济金导致许多劳动者宁可赋闲在家也不愿意从事低工资低收入的工作，“自愿性失业”成为欧盟许多国家和政府解决不了的一大社会问题。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就是较高的失业救济金使失业者仍能依赖政府津贴度日，客观上助长了不少人的惰性。据最新统计，目前英国不工作而靠政府津贴为生的单亲父母大约有100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靠政府“长期病号”津贴为生者达175万人，法国有180万人靠失业救济金生存，所以欧盟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是“养懒汉”的制度。人们参加工作的所得在纳税后，同不参加工作而从社会保障制度中获取的各种形式的津贴之间的差距不大，严重影响了人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同时造成大批专业人才的外流。
第四，福利费用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了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德国为例，企业主除了支付工人名义工资外，还必须支付工人的保险费等工资外的附加费用，每支付1马克工资差不多就要多付86芬尼的工资附加费。德国的劳动力成本、价格几乎是世界最高的。劳动力价格昂贵不但使劳动力的转业、流动相当困难，同时，劳动力成本在产品消耗成本中所占比重上升，导致产品价格的上涨，削弱了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事实表明，欧盟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否则它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英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撒切尔夫人政府率先改革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走在了欧盟各国的前面。现在的欧盟国家，特别是各欧洲大国已经开始采取各种办法，革除原有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弊端，从各类补助、救济的限制，到“整治懒人”措施的出台，欧盟经济体内福利水平的趋同，以及更多地用市场经济手段促进经济的“自然回升”，种种迹象表明欧盟国家已开始变革、调整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要求，发挥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推动欧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新闻中心）
责任编辑 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