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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华语歌的人，因为唱片，一半给过他钱；因为盗版，一半欠过他钱。
台湾是个充满传说的地方，吊诡又传奇。这里的政坛像娱乐，音乐像革命，作家都坐过牢，会唱歌的人，最先牢记的人往往是江湖大佬。其实音乐人一直都有江湖气，因为他们要“跑码头，走街卖艺”。因为从他们拿起吉他那天起，想找个地方演出，但每个地段都似乎是某人的地盘。
所以，当段钟沂走进咖啡馆的时候，他比想象中要温和许多，从现在的容颜，完全无法想象出当年的激扬。他可是在小混混们还在抢演出地盘的时代，就开始自己组乐队的人。
提起华语音乐，滚石是绕不开的一块石头，罗大佑是滚石出来的石头，纵贯线就像滚石的泥石流。当年几个最有胆子和最影响力的台湾民间音乐人组成了滚石，如今还在滚石坚守的惟有段家兄弟，他们当年组建滚石公司，宛如“夜店”，一帮搞音乐的都是喜欢通宵的夜猫子和酒鬼，滚石办公楼所在的整条巷子，夜里都是他们的灯光，外面的大排挡卖夜宵的，都靠他们喝酒聊天为生。
音乐是一种微妙的东西，能把思想和情绪深藏其中，当柏杨、李敖等人因为写字被关进牢房的时候，台湾的民谣音乐却能在党禁时代，相对自由地生长，甚至，把那些因为文化界缺席而真空的“文化引领”的能量，也吞并在其中。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所描述的青春与音乐时代，其实就是段钟沂经历的时代，那个时候，他们兄弟还在学校组乐队，参加演出，其余的时间，则是与四面八方的朋友聊天喝酒，认识了许多人，当时全然没有想到今后，只是一种年少时的江湖渴望。
而就在党禁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代，段家兄弟牵头，几个很有能量的音乐人组成了滚石，“创业要用的钱，其实数目不是很大，比起电影来说，就像零花钱。开始企划好，然后去录音，生产唱片，可以赶快去卖，中间有一个付款周期，有一个资金周转的空挡，我们的冒险就是到底能不能卖好。老实讲，当时我们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专门办演唱会的公司，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完全不是靠演唱会赚钱，跟现在正好相反，当时是唱片可以赚很多钱，是靠演唱会推唱片，我们办演唱会投入很多制作费，标准很高，演唱会不赚钱，是靠实体产品赚钱。我们当时做了很多民歌演唱会。那个时候，我们办演唱会，案子写出来，时间定下来，场子也有了，我们就开始打电话，约歌手。”
实际上，那个时代有闪亮的记忆，也有波折，只不过，大家都愿意记得辉煌，而忘记失败。提起那段时光，段钟沂还是会感慨，“其实，滚石不是每个歌手都成功，失败的你都不知道。你们知道的台湾歌手有五六十个，我们知道的有好几百个。当时滚石创立有六个股东，我跟弟弟段钟潭之外，还包括吴楚楚、彭国华，和另外两个。其实我们在做唱片初期，大概出了三张唱片，其中一张失败了，那个时候大家就反省，音乐产业应该怎么走?”
虽然都是音乐人，然而其实各自的脖子都很强硬，最终，彭国华与吴楚楚离开滚石，创立飞碟唱片。台湾的音乐对代，开始了双雄争霸的时代，小虎队、张雨生这些青春偶像，都是飞碟唱片的骄傲。
二十年后音乐世界已经改变了格局，唱片公司无论是艺人还是渠道，都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阵地，栏目选秀、独立音乐博客、独立音乐人、彩信……
滚石最高纪录有六百个员工，包括海外公司，但2000年之后，全世界音乐产业受到网络的冲击，实体唱片收入在下降，滚石的经营规模就在做调整，这样的过程中很多人离开滚石了。
三十年后，滚石“同学会”小聚，烟还是辛辣，酒还是迷茫，豪情是否还在?“并不是他们离开滚石就不开心，但是他们总是在想go back to old day，其实很多人进了滚石，他们都以为会在滚石老死的……因为，在滚石很开心，开心不是因为赚很多钱，而是一种成就感，一张唱片做出来，被大家喜爱，产生影响力，让人很怀念。”只是，那个充满理想的时代，已经不再回来了。
如今的段钟沂，已经能面不改色地对待盗版，他知道人性都有灰色地带，一个做杂志出身的音乐人，其实还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真正的商人面前，被要得没脾气。“台湾其实是想建造一个透过社会舆论自我管理的机制，想做什么专辑都不用去审批，不过，如果你做的唱片太离谱，舆论会来管!尤其是网络时代，是公民媒体，每一个人都是媒体，我的blog就是我的杂志，随便写首歌在网上弄出来，网友会来评价，不好的自然而然就下来，如果网友不管，就表示还在那条线上挣扎。然而，公民媒体有一个问题就是，网络上的人都是个体。以前，打击盗版是抓盗版商，如今，每个人都可能是盗版者，怎么抓?”
对于唱片公司被网络冲击，段钟沂还期待能像个君子一样去解决，如果喜欢在网上下载歌来听，那么滚石就做自己的数码音乐平台。据说，已经开始盈利了。
而他的弟弟，就比他火爆得多，去年，段钟潭领取金曲奖特别贡献奖，轮到他上台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干脆在台上打出准备好的“老兵不死”“请电信业不要再虐待唱片业”“音乐万岁”的三个横幅。
其实，前两条标语都很悲壮，“老兵不死”——滚石已经是“老牌”歌手的地盘的名声，究竟是一种经典地位的证明，还是总是为人做嫁衣的尴尬?滚石一向以挖掘新人而著称，五月天、孔令奇、许绍洋等人目前都是呈现上升势头。其他音乐公司一贯以挖滚石的新人为乐趣，莫文蔚、张信哲、刘若英……这个名单也很长。成功其实来得很快，倒塌更快。“仔细算起来，几年的功夫，就出了巨大的变化。做唱片是我的梦想，很多人有这个梦想，但我们就去做了，成功也是意外。我们是从什么都没有开始的，就不会觉得现在又没有什么会怎么样。美国人的骄傲《纽约时报》说关门就关门，那台湾滚石又算什么?”
“请电信业不要再虐待唱片业”，这与电信行业的抱怨，其实倒像是老夫老妻的吃醋，做媒体出身的段钟沂对媒体和传播平台与娱乐业的互相帮衬，早就心知肚明。只不过，当年那个电台电视台都是音乐人投身的时代过去了，如今是资本在说话。是油滑的现实，改变人们的选择的，不是道义也不是爱好，而是价钱。
“我是科技决定论者。科技影响生活方式，我们跟电信业者合作，只要能维持互惠的关系，本来是蛮好的，但是电信业者势力越来越大，所以内容业者，想跟电信业者谈判，就变得比较辛苦，在版权分成方面，越来越没道理可讲。”
段钟沂还在等待，成长在那个盛行“集会抗议”来取得话语权的地方，他还保持着音乐人的矜持。“组织音乐界联合起来跟数码界谈判?”这种激进的做法，他完全不打算去进行。他希望的只是“在那种场合做那样的表达，那是一个现场转播的节目，看的人很多，最迫切是希望电信业者可以看到，政府机关可以看到。”
也许，在他心底，还活在那个音乐可以连接不同的人群，一群人举着打火机围在校园里面看演出的时代。那是理想的时代。可惜，岁月是 道灰墙，你骂它也不会有回响。当全球五大唱片公司进驻台湾，其他唱片公司纷纷倒下或是转卖，滚石还倔强地独立，虽然段钟沂最初的回答是，“不过是价钱还没谈妥。”不过，当深入一层后，他才说出真正的理由，“别人的钱，不是那么好烧的，大公司更不是傻子，我们自己做新专辑，总是超支，要是被他们管了，预算卡得更死，就不用做了，”到此时，我们才聊到了男人关心的话题本质，那就是影响力与权力。
三十年岁月，顺流逆流，滚石有许多人事变换，惟—不变的，就是段家兄弟的绝对领导权。即不接受并购与投资，也不打算上市。
“其实，曾经有很多方面—直鼓励我们上市，在1996年的时候，滚石一年的营业额是五十几亿台币，是很惊人的。然而，我觉唱片是一个高风险的内容产业，它跟一般传统产业是不同的，它的产品是音乐，服务的对象是艺人，必须经过艺人产生内容，这样的潜在风脸很大。”
一个伟大的事业，必然是因为开创者的性格而博大，也必然是因为开创者的选择而拥有不同的方向。回首当年发生在台湾的音乐并购浪潮，与滚石一起赛跑较劲的飞碟唱片，并纳入华纳之后，彭国华与吴楚楚按照合约待了五年，然后彭国华脱身创办丰华唱片，吴楚楚转而开发玫瑰唱片，在今后的音乐浪潮中，他们其实失去了位置。由段钟沂掌握的滚石，却依然是无人可以忽视的力量。掌握滚石，段钟沂就依然可以“坚持他的理念和想法，音乐的市场会变化。但是，需求永远会产生价值，滚石会从内容提供者，变成知识提供者，最后变成一个服务提供者。”
而无论滚石怎样变化风格，滚石的声音永远是段钟沂的声音。今年年初，TVB的邵逸夫都退休了，而滚石的权力结构依然稳定，六十多岁的段钟沂，根本没有退休计划。
“其实现在音乐产业相当艰苦，我不相信有人有兴趣会来接，我看我们大概只有继续撑在那儿。我们也没有所谓交接的问题，谁有能力，谁有兴趣，谁就来做。最重，最难，最艰苦的担子，我来扛，段钟潭来扛。滚石不会有接班的问题，因为，现在根本没办法吸引好的人才进入这个行业，那只有自己继续扛。”
言词很无奈，语气其实充满骄傲，滚石这个词汇很适合描绘段钟沂坚硬的理想，无论世界如何变幻，男人只要手握权力，就有改变世界的期望。
台湾是个充满传说的地方，吊诡又传奇。这里的政坛像娱乐，音乐像革命，作家都坐过牢，会唱歌的人，最先牢记的人往往是江湖大佬。其实音乐人一直都有江湖气，因为他们要“跑码头，走街卖艺”。因为从他们拿起吉他那天起，想找个地方演出，但每个地段都似乎是某人的地盘。
所以，当段钟沂走进咖啡馆的时候，他比想象中要温和许多，从现在的容颜，完全无法想象出当年的激扬。他可是在小混混们还在抢演出地盘的时代，就开始自己组乐队的人。
提起华语音乐，滚石是绕不开的一块石头，罗大佑是滚石出来的石头，纵贯线就像滚石的泥石流。当年几个最有胆子和最影响力的台湾民间音乐人组成了滚石，如今还在滚石坚守的惟有段家兄弟，他们当年组建滚石公司，宛如“夜店”，一帮搞音乐的都是喜欢通宵的夜猫子和酒鬼，滚石办公楼所在的整条巷子，夜里都是他们的灯光，外面的大排挡卖夜宵的，都靠他们喝酒聊天为生。
音乐是一种微妙的东西，能把思想和情绪深藏其中，当柏杨、李敖等人因为写字被关进牢房的时候，台湾的民谣音乐却能在党禁时代，相对自由地生长，甚至，把那些因为文化界缺席而真空的“文化引领”的能量，也吞并在其中。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所描述的青春与音乐时代，其实就是段钟沂经历的时代，那个时候，他们兄弟还在学校组乐队，参加演出，其余的时间，则是与四面八方的朋友聊天喝酒，认识了许多人，当时全然没有想到今后，只是一种年少时的江湖渴望。
而就在党禁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代，段家兄弟牵头，几个很有能量的音乐人组成了滚石，“创业要用的钱，其实数目不是很大，比起电影来说，就像零花钱。开始企划好，然后去录音，生产唱片，可以赶快去卖，中间有一个付款周期，有一个资金周转的空挡，我们的冒险就是到底能不能卖好。老实讲，当时我们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专门办演唱会的公司，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完全不是靠演唱会赚钱，跟现在正好相反，当时是唱片可以赚很多钱，是靠演唱会推唱片，我们办演唱会投入很多制作费，标准很高，演唱会不赚钱，是靠实体产品赚钱。我们当时做了很多民歌演唱会。那个时候，我们办演唱会，案子写出来，时间定下来，场子也有了，我们就开始打电话，约歌手。”
实际上，那个时代有闪亮的记忆，也有波折，只不过，大家都愿意记得辉煌，而忘记失败。提起那段时光，段钟沂还是会感慨，“其实，滚石不是每个歌手都成功，失败的你都不知道。你们知道的台湾歌手有五六十个，我们知道的有好几百个。当时滚石创立有六个股东，我跟弟弟段钟潭之外，还包括吴楚楚、彭国华，和另外两个。其实我们在做唱片初期，大概出了三张唱片，其中一张失败了，那个时候大家就反省，音乐产业应该怎么走?”
虽然都是音乐人，然而其实各自的脖子都很强硬，最终，彭国华与吴楚楚离开滚石，创立飞碟唱片。台湾的音乐对代，开始了双雄争霸的时代，小虎队、张雨生这些青春偶像，都是飞碟唱片的骄傲。
二十年后音乐世界已经改变了格局，唱片公司无论是艺人还是渠道，都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阵地，栏目选秀、独立音乐博客、独立音乐人、彩信……
滚石最高纪录有六百个员工，包括海外公司，但2000年之后，全世界音乐产业受到网络的冲击，实体唱片收入在下降，滚石的经营规模就在做调整，这样的过程中很多人离开滚石了。
三十年后，滚石“同学会”小聚，烟还是辛辣，酒还是迷茫，豪情是否还在?“并不是他们离开滚石就不开心，但是他们总是在想go back to old day，其实很多人进了滚石，他们都以为会在滚石老死的……因为，在滚石很开心，开心不是因为赚很多钱，而是一种成就感，一张唱片做出来，被大家喜爱，产生影响力，让人很怀念。”只是，那个充满理想的时代，已经不再回来了。
如今的段钟沂，已经能面不改色地对待盗版，他知道人性都有灰色地带，一个做杂志出身的音乐人，其实还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真正的商人面前，被要得没脾气。“台湾其实是想建造一个透过社会舆论自我管理的机制，想做什么专辑都不用去审批，不过，如果你做的唱片太离谱，舆论会来管!尤其是网络时代，是公民媒体，每一个人都是媒体，我的blog就是我的杂志，随便写首歌在网上弄出来，网友会来评价，不好的自然而然就下来，如果网友不管，就表示还在那条线上挣扎。然而，公民媒体有一个问题就是，网络上的人都是个体。以前，打击盗版是抓盗版商，如今，每个人都可能是盗版者，怎么抓?”
对于唱片公司被网络冲击，段钟沂还期待能像个君子一样去解决，如果喜欢在网上下载歌来听，那么滚石就做自己的数码音乐平台。据说，已经开始盈利了。
而他的弟弟，就比他火爆得多，去年，段钟潭领取金曲奖特别贡献奖，轮到他上台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干脆在台上打出准备好的“老兵不死”“请电信业不要再虐待唱片业”“音乐万岁”的三个横幅。
其实，前两条标语都很悲壮，“老兵不死”——滚石已经是“老牌”歌手的地盘的名声，究竟是一种经典地位的证明，还是总是为人做嫁衣的尴尬?滚石一向以挖掘新人而著称，五月天、孔令奇、许绍洋等人目前都是呈现上升势头。其他音乐公司一贯以挖滚石的新人为乐趣，莫文蔚、张信哲、刘若英……这个名单也很长。成功其实来得很快，倒塌更快。“仔细算起来，几年的功夫，就出了巨大的变化。做唱片是我的梦想，很多人有这个梦想，但我们就去做了，成功也是意外。我们是从什么都没有开始的，就不会觉得现在又没有什么会怎么样。美国人的骄傲《纽约时报》说关门就关门，那台湾滚石又算什么?”
“请电信业不要再虐待唱片业”，这与电信行业的抱怨，其实倒像是老夫老妻的吃醋，做媒体出身的段钟沂对媒体和传播平台与娱乐业的互相帮衬，早就心知肚明。只不过，当年那个电台电视台都是音乐人投身的时代过去了，如今是资本在说话。是油滑的现实，改变人们的选择的，不是道义也不是爱好，而是价钱。
“我是科技决定论者。科技影响生活方式，我们跟电信业者合作，只要能维持互惠的关系，本来是蛮好的，但是电信业者势力越来越大，所以内容业者，想跟电信业者谈判，就变得比较辛苦，在版权分成方面，越来越没道理可讲。”
段钟沂还在等待，成长在那个盛行“集会抗议”来取得话语权的地方，他还保持着音乐人的矜持。“组织音乐界联合起来跟数码界谈判?”这种激进的做法，他完全不打算去进行。他希望的只是“在那种场合做那样的表达，那是一个现场转播的节目，看的人很多，最迫切是希望电信业者可以看到，政府机关可以看到。”
也许，在他心底，还活在那个音乐可以连接不同的人群，一群人举着打火机围在校园里面看演出的时代。那是理想的时代。可惜，岁月是 道灰墙，你骂它也不会有回响。当全球五大唱片公司进驻台湾，其他唱片公司纷纷倒下或是转卖，滚石还倔强地独立，虽然段钟沂最初的回答是，“不过是价钱还没谈妥。”不过，当深入一层后，他才说出真正的理由，“别人的钱，不是那么好烧的，大公司更不是傻子，我们自己做新专辑，总是超支，要是被他们管了，预算卡得更死，就不用做了，”到此时，我们才聊到了男人关心的话题本质，那就是影响力与权力。
三十年岁月，顺流逆流，滚石有许多人事变换，惟—不变的，就是段家兄弟的绝对领导权。即不接受并购与投资，也不打算上市。
“其实，曾经有很多方面—直鼓励我们上市，在1996年的时候，滚石一年的营业额是五十几亿台币，是很惊人的。然而，我觉唱片是一个高风险的内容产业，它跟一般传统产业是不同的，它的产品是音乐，服务的对象是艺人，必须经过艺人产生内容，这样的潜在风脸很大。”
一个伟大的事业，必然是因为开创者的性格而博大，也必然是因为开创者的选择而拥有不同的方向。回首当年发生在台湾的音乐并购浪潮，与滚石一起赛跑较劲的飞碟唱片，并纳入华纳之后，彭国华与吴楚楚按照合约待了五年，然后彭国华脱身创办丰华唱片，吴楚楚转而开发玫瑰唱片，在今后的音乐浪潮中，他们其实失去了位置。由段钟沂掌握的滚石，却依然是无人可以忽视的力量。掌握滚石，段钟沂就依然可以“坚持他的理念和想法，音乐的市场会变化。但是，需求永远会产生价值，滚石会从内容提供者，变成知识提供者，最后变成一个服务提供者。”
而无论滚石怎样变化风格，滚石的声音永远是段钟沂的声音。今年年初，TVB的邵逸夫都退休了，而滚石的权力结构依然稳定，六十多岁的段钟沂，根本没有退休计划。
“其实现在音乐产业相当艰苦，我不相信有人有兴趣会来接，我看我们大概只有继续撑在那儿。我们也没有所谓交接的问题，谁有能力，谁有兴趣，谁就来做。最重，最难，最艰苦的担子，我来扛，段钟潭来扛。滚石不会有接班的问题，因为，现在根本没办法吸引好的人才进入这个行业，那只有自己继续扛。”
言词很无奈，语气其实充满骄傲，滚石这个词汇很适合描绘段钟沂坚硬的理想，无论世界如何变幻，男人只要手握权力，就有改变世界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