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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典型报道是新闻业界在“遵循新闻规律”和“服从宣传需要”之间最佳的平衡点。当典型报道立足事实，遵循新闻规律办事时，就会获得很好的社会效益。而当典型报道只顾宣传需要，抛弃新闻规律，甚至罔顾事实时，则会对新闻事业和国家造成损害。
【关键词】典型报道；生产机制；内在规律
典型报道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典型，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新闻报道内容和传播形式，其产生背景、生产过程、发展走向是揭示中国新闻事业特点的经典标本，对典型报道生产和传播机制的研究甚至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突破口之一——典型报道“鲜明而集中地代表着中国新闻实践的思维方式、逻辑基础、运作理念和历史传统，完全可以作为一窥中国新闻理论核心问题的切入口”[1]。
探索典型报道的生产过程和内在规律，在学术领域可以解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和中国新闻宣传主义之间的契合与分野，在实践领域可以找寻服从宣传需要和遵循新闻规律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一、典型报道的缘起与发展阶段
中国典型报道大约经历了爆发期、推广期、反思期三个阶段，每个时期的典型报道在产生背景、生产机制和效果方面都不甚一致。
典型报道的爆发期和诞生期是一致的。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时，在克服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实践中，为解决改版后党报依然存在“大后方通讯少”的问题，在4月18日的编委会上，记者莫艾提出一个采访计划，“找一个斯达汉诺夫的典型来动员春耕”[2]，发掘众多劳动模范，让人民群众成为报道的主角，典型报道从此成为党报的一个传统。1942年4月30日从吴满有开始，中国的劳动英雄就开始不断在报纸上出现。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出现的各种劳模有600名以上[3]。莫艾的报道计划，从业务上解决了《解放日报》大后方通讯少的问题，从政治上提升了《解放日报》对党的事业的贡献。目前新闻史专家一致认为，大批普通农民和劳动群众登上党报被树为典型，焕发出巨大的动员力量，革命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的出色表现，成为中国共产党赢得胜利的基础。因此典型报道成为党的宣传部门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手段，典型报道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重点。
新中国成立后，典型报道成为各级党的新闻媒体的工作重点，寻找典型和报道典型是新闻工作最重要的部分，典型报道进入推广期，成为报道常规形式。改革开放前，中国新闻史上耳熟能详的著名报道，几乎清一色为典型报道。多少典型人物在报道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陈永贵、王进喜，大寨、大庆油田等。
新华社原农村组组长陈大斌老师说，“我们接触新闻这个行业的时候（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毛主席就讲过：典型宜多，综合宜少。……对记者来说，都愿意下力气搞典型报道，一年能抓几个好的典型报道就觉得很好了。这一块，新华社是重视的。……当时大家都比较重视典型报道，大家都觉得这样才能显出记者的功力来”①。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多元化，中国典型报道进入反思期，很多调查显示典型报道在社会上反响并不好，效果不尽如人意，受众认为典型报道造假多，都是宣传出来的。
采访过袁隆平的新华社记者曲志红分析典型人物报道影响越来越小的原因，认为“现在的人物报道影响力越来越小，症结在哪里，很难一言以蔽之。只能说这个时代并不需要这么多所谓的典型来让我们感动。典型报道写得再好、再感人，可是没人看，社会效果也就没有了。我不知道这是时代的问题，还是做这个事情的人的问题？我能想到的一点就是大家的价值观变得多元化，而典型报道所体现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是单一模式的。以这样的价值观报道人物，永远只能是一小部分人看”。“就我个人而言，没有个人崇拜主义，一点也不希望总有各种典型在我们周围弥漫，我只喜欢看那种平凡但不平庸的人的故事。”
中国典型报道的历史和命运揭示出那些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典型报道是受人欢迎的，对社会发展起到良好作用；而当典型报道进入到纯粹政治动员领域，开始远离新闻传播规律时，其效果一般都要打折扣甚至产生反作用。
二、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典型报道
中国典型报道的生产机制本质上是寻求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服务宣传目的之间的最佳平衡点。资深记者们总结出的经验是“吃透两头”，既要有記者深入调查挖掘——遵循新闻规律的需要，更要有对中央各项政策出台的背景、内容、重点有足够的理解和研究——服从宣传的需要；尤其是当政策发生变化的时候，敏感捕捉调整的意图和重点所在，这样树立的典型才能和当时政府工作方针相匹配，对中央政策推进有积极作用，也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如果记者一味跟风，只知道配合中央，没有独立做调查判断的理念和能力，则容易陷入盲目报道而对国家、对新闻事业本身造成危害。最佳平衡点的基础是新闻事实，是遵循新闻规律办事。回顾中国农村典型报道的历史，这一规律显现无疑。
第一，典型报道应基于基层记者的普通报道。大部分典型报道最初是来源于基层记者的日常采访和发现。“多数典型应该是记者在实践中发现的。好比大寨这个典型，在本社报道之前，《山西日报》已经报道很多了，广播电台也都报道了，北京就开始注意了，这样的典型大家都觉得很重要。（新华社山西）分社与总社花了很大力量，派好几个人去采访。”（陈大斌语）
现代社会，更多典型报道是来源于群众的发现，新华社记者曲志红认为，“近些年来所谓的‘草根英雄’，好多都不是新闻媒体发现的，是群众发现的，有网络以后，诸多的普通群众和网民自己发掘、传播新闻事件，然后媒体才跟进的。不像以前，越高层次的典型越是从上而下去报道，跟这种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闻事件的宣传效果差异还是蛮大的”。
新华社记者张严平采访撰写王顺友的故事，也是在互联网时代，但这个人物获得社会普遍认可，张严平认为采访对象本身是基础、是根本，到位的采访调查是重要路径。“这稿子不是我们写得好。因为我们亲身跟着他走邮路了。如果没有跟他走邮路，我依然也会完成一篇任务，但绝对不是《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因为跟他走邮路，真正体会了他的生活状态，才会有这样一篇稿子。稿子播发以后，网友全都被王顺友震撼了。留言太多了，大家都为王顺友、为王顺友的马、为王顺友的路而震撼。当然也有人向我们做记者的表示致敬，但是我知道是王顺友的路和马还有他本人给大家带来了感动。”“我们只是把它传达出来，它本身就具有这种震撼力。” 第二，典型报道要对客观报道对象进行价值赋权，包括道德价值、政治价值、时代价值等，价值要素的赋权过程是事实报道到典型报道蜕变的重要步骤，而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匹配程度决定典型报道是否符合新闻传播规律、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而所赋价值要素与社会时代需要的密切程度则决定了典型报道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
很多典型报道是集各方力量共同赋权的结果。穆青有个说法，好新闻是跑出来的，但是好稿件是改出来的。有些稿件时效性并不怎么强，但思想性要求比较强，这样的稿件完全可以稍微深入一下，思考一下，由表及里想一些问题，由此及彼推想一些事情，这样可以对这个事件的认识更加深入，可以表现出更深刻的思想。穆青把这种做法叫做“磨”，稿子要不停地“磨”。其实“磨”的过程、加强思想性和深度的过程，就是赋权价值的过程。
张严平在回忆中谈得最多的就是采访过程中，王顺友的“哭”和记者们的“流泪”，记者们完全被感动了，报道自然获得大家的共鸣。“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开始哭了。包括《焦点访谈》那四个小伙子，都哭得不行了。那天晚上他说了很久，哭了很久”……“那一天我在帐篷里，流了一晚上的泪，完全不能自制。一想就流泪，一晚上都没有睡觉。那几个记者和我的情况完全一样，一晚上谁都睡不着。前半夜和王顺友聊，后半夜基本没睡，流一晚上泪”……“这个晚上是我们这么多人和他一起走，更多的时候，二十多年是他一个人啊！在这条路上，就一匹马陪着他。谈到半夜，他哭到半夜，我们也跟他哭到半夜。这个晚上，主观上我们已经忘了我们是来采访的，我们把他当成了一个可亲可敬的朋友，在一个晚上相遇，然后听他讲他的故事，一点采访的意识都没有……”
谁能否认，这样的价值赋权过程和新闻规律是抵触的呢？从事实出发深挖事实背后的情感价值、社会价值、时代价值，还是符合陆定一所说“事实是第一性的”，并不违反新闻规律。作为中国典型报道大本营的新华社，在反思事实第一性问题上有普遍的共识：“新闻人物绝对不是‘塑造’出来的。你只是传达和记录，新闻里面的细节都不是编的。我们刚进社时，老记者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个事情。……记者只是人物事件的忠实再现者。我们的文字功夫好一点，会传达得更精准一点，传达得多一点，仅此而已。记者只是传达再现，而不是‘塑造’，绝对不要有这种概念，它会让我们的意识进入一个误区。”（张严平）
三、服从宣传目的的典型报道
如果反过来看，从价值赋权出发，宣传第一，事实第二，则违背了新闻规律。所以，当一些报道出现之后，无限赋权价值、人为地制造“宣传战役”，就违背了新闻传播规律，对典型对象、对新闻事业、对国家社会都会造成伤害。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来自业界和学界对典型报道的反思，不仅意味着典型报道本身遭遇信任危机，而且党媒的可信度也普遍降低。
实际上，当政治力量介入到典型报道中时，典型报道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借助行政或党的命令，大量跟进性报道，制造传播效果扩散或者借此发起政治运动，典型报道就从新闻的范畴演变成政治动员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典型报道被政治力量关注介入后，命运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大寨的报道虽然多，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推动，周恩来的支持，全国范围内学大寨的运动也搞不起来。
它在全国影响变大因为几件事情，一件事情是1971年毛主席南巡的时候，在邯郸火车站，召集河北、山西两个省的省委书记到火车上去汇报。在火车上，陶鲁笳就向毛主席讲了大寨，毛主席印象很好，就问（陈永贵）这个名字怎么写，他特别赞赏自力更生精神。当时大灾以后大寨都毁掉了，大寨不要国家的钱，自力更生。……他说农业就靠大寨精神，靠陈永贵的自力更生精神，不要国家投资，这是毛主席对大寨印象最深刻的一点，他到处讲这个话，从离开邯郸向南走的时候一路讲，讲大寨精神，这下大寨当然就很了不得了。
第二个，这个时候周总理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农业部部长带队去大寨调查。调查了很多天，好像是四十几天，回来写了个报告，对中央影响很大，对各地影响也很大。
再一个，很多人对大寨的宣传是自觉的，山西省有一个干部叫李一清，他就回家看了一下，跟陈永贵一握手，陈永贵整个手像铁掌一样，都是很厚的老茧。李一清说：你还是不断参加劳动啊！陈永贵的一句话给了他很深的印象：“我是劳动模范嘛，劳动模范不劳动，还是什么模范啊！”李一清就觉得这个基层干部了不起。
总之是学大寨运动之前，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作了一次报告，轰动了北京。后来又把他请到五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陈永贵在北京这一次弄得全国都知道了他，而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他的录音在电台连续播放，播放了好多天。陈永贵在北京开完会，回去的时候还是夜车，列车员跟乘客认出这是北京讲话的那个陈永贵，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车厢每个车厢的群众都跑来跟他见面，能到这种程度。（陈大斌）
典型报道进一步向全国推广的过程，实际上是在政治力量的推进之下开展的，已经属于政治传播范畴，政治传播可以让之前的新闻传播产生更大的效果和更廣泛深入的社会影响，但理论上已经不是新闻传播了。可是由于政治传播也需要借助新闻媒体，因此从实践上看，这两个阶段很难泾渭分明，这使得之前成功的典型报道滑入政治传播中。
在典型事迹报道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大寨典型树立起来之后，为了政治传播的需要，单纯维护“典型”的地位和“高大全”的形象，对其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舍弃客观事实，甚至虚假隐瞒，彻底违背了新闻的规律。“地方领导说粮食多少产量我们就报道多少。粮食产量不是统计出来的，而是县委开会研究出来的。……第一年粮食产量高了，虚数已经出来了，为了要保持增产，第二年还得再高，虚数更大，第三年就完全虚报产量了。”“新华社的记者也只能顺从领导的意思去报道……当时政治气氛非常紧张，记者一句话说不好，就有人说你反大寨，甭管你是新华社记者还是人民日报社记者，都给你轰走。”（陈大斌）
仅仅是服从宣传需要的典型报道，背离了新闻传播中事实第一的原则，最后这些典型都沉没于历史之中了。
典型报道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典型，在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中，曾经焕发过旺盛的生命力，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典型报道有着自发形成的机制，以事实为基础，为第一性，切合时代精神和社会需要，其良好的宣传效果，恰恰是因为遵循了新闻规律，媒体工作者和人民群众都欢迎符合新闻规律的典型报道。
注释：
①本研究采访了新华社原农村组组长陈大斌记者，新华社采访袁隆平的曲志红记者和采访王顺友的张严平记者，文章中的引用全部来自对他们的访谈，其部分内容发表于《新闻春秋》杂志。《“农村报道必须实事求是”——陈大斌访谈录》（《新闻春秋》2012.12），《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张严平口述实录》（《新闻春秋》2014.4），《“我只是喜欢看平凡但不平庸的人的故事”——曲志红口述实录》（《新闻春秋》2015.8）。
参考文献：
[1]王辰瑶.意义的困惑——从典型报道看最近30年新闻理论的艰难探索[J].国际新闻界，2009（9）.
[2]王凤超，岳颂东.延安《解放日报》大事记[J].新闻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7）：147.
[3]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767.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编校：王谦
【关键词】典型报道；生产机制；内在规律
典型报道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典型，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新闻报道内容和传播形式，其产生背景、生产过程、发展走向是揭示中国新闻事业特点的经典标本，对典型报道生产和传播机制的研究甚至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突破口之一——典型报道“鲜明而集中地代表着中国新闻实践的思维方式、逻辑基础、运作理念和历史传统，完全可以作为一窥中国新闻理论核心问题的切入口”[1]。
探索典型报道的生产过程和内在规律，在学术领域可以解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和中国新闻宣传主义之间的契合与分野，在实践领域可以找寻服从宣传需要和遵循新闻规律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一、典型报道的缘起与发展阶段
中国典型报道大约经历了爆发期、推广期、反思期三个阶段，每个时期的典型报道在产生背景、生产机制和效果方面都不甚一致。
典型报道的爆发期和诞生期是一致的。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时，在克服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实践中，为解决改版后党报依然存在“大后方通讯少”的问题，在4月18日的编委会上，记者莫艾提出一个采访计划，“找一个斯达汉诺夫的典型来动员春耕”[2]，发掘众多劳动模范，让人民群众成为报道的主角，典型报道从此成为党报的一个传统。1942年4月30日从吴满有开始，中国的劳动英雄就开始不断在报纸上出现。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出现的各种劳模有600名以上[3]。莫艾的报道计划，从业务上解决了《解放日报》大后方通讯少的问题，从政治上提升了《解放日报》对党的事业的贡献。目前新闻史专家一致认为，大批普通农民和劳动群众登上党报被树为典型，焕发出巨大的动员力量，革命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的出色表现，成为中国共产党赢得胜利的基础。因此典型报道成为党的宣传部门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手段，典型报道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重点。
新中国成立后，典型报道成为各级党的新闻媒体的工作重点，寻找典型和报道典型是新闻工作最重要的部分，典型报道进入推广期，成为报道常规形式。改革开放前，中国新闻史上耳熟能详的著名报道，几乎清一色为典型报道。多少典型人物在报道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陈永贵、王进喜，大寨、大庆油田等。
新华社原农村组组长陈大斌老师说，“我们接触新闻这个行业的时候（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毛主席就讲过：典型宜多，综合宜少。……对记者来说，都愿意下力气搞典型报道，一年能抓几个好的典型报道就觉得很好了。这一块，新华社是重视的。……当时大家都比较重视典型报道，大家都觉得这样才能显出记者的功力来”①。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多元化，中国典型报道进入反思期，很多调查显示典型报道在社会上反响并不好，效果不尽如人意，受众认为典型报道造假多，都是宣传出来的。
采访过袁隆平的新华社记者曲志红分析典型人物报道影响越来越小的原因，认为“现在的人物报道影响力越来越小，症结在哪里，很难一言以蔽之。只能说这个时代并不需要这么多所谓的典型来让我们感动。典型报道写得再好、再感人，可是没人看，社会效果也就没有了。我不知道这是时代的问题，还是做这个事情的人的问题？我能想到的一点就是大家的价值观变得多元化，而典型报道所体现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是单一模式的。以这样的价值观报道人物，永远只能是一小部分人看”。“就我个人而言，没有个人崇拜主义，一点也不希望总有各种典型在我们周围弥漫，我只喜欢看那种平凡但不平庸的人的故事。”
中国典型报道的历史和命运揭示出那些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典型报道是受人欢迎的，对社会发展起到良好作用；而当典型报道进入到纯粹政治动员领域，开始远离新闻传播规律时，其效果一般都要打折扣甚至产生反作用。
二、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典型报道
中国典型报道的生产机制本质上是寻求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服务宣传目的之间的最佳平衡点。资深记者们总结出的经验是“吃透两头”，既要有記者深入调查挖掘——遵循新闻规律的需要，更要有对中央各项政策出台的背景、内容、重点有足够的理解和研究——服从宣传的需要；尤其是当政策发生变化的时候，敏感捕捉调整的意图和重点所在，这样树立的典型才能和当时政府工作方针相匹配，对中央政策推进有积极作用，也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如果记者一味跟风，只知道配合中央，没有独立做调查判断的理念和能力，则容易陷入盲目报道而对国家、对新闻事业本身造成危害。最佳平衡点的基础是新闻事实，是遵循新闻规律办事。回顾中国农村典型报道的历史，这一规律显现无疑。
第一，典型报道应基于基层记者的普通报道。大部分典型报道最初是来源于基层记者的日常采访和发现。“多数典型应该是记者在实践中发现的。好比大寨这个典型，在本社报道之前，《山西日报》已经报道很多了，广播电台也都报道了，北京就开始注意了，这样的典型大家都觉得很重要。（新华社山西）分社与总社花了很大力量，派好几个人去采访。”（陈大斌语）
现代社会，更多典型报道是来源于群众的发现，新华社记者曲志红认为，“近些年来所谓的‘草根英雄’，好多都不是新闻媒体发现的，是群众发现的，有网络以后，诸多的普通群众和网民自己发掘、传播新闻事件，然后媒体才跟进的。不像以前，越高层次的典型越是从上而下去报道，跟这种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闻事件的宣传效果差异还是蛮大的”。
新华社记者张严平采访撰写王顺友的故事，也是在互联网时代，但这个人物获得社会普遍认可，张严平认为采访对象本身是基础、是根本，到位的采访调查是重要路径。“这稿子不是我们写得好。因为我们亲身跟着他走邮路了。如果没有跟他走邮路，我依然也会完成一篇任务，但绝对不是《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因为跟他走邮路，真正体会了他的生活状态，才会有这样一篇稿子。稿子播发以后，网友全都被王顺友震撼了。留言太多了，大家都为王顺友、为王顺友的马、为王顺友的路而震撼。当然也有人向我们做记者的表示致敬，但是我知道是王顺友的路和马还有他本人给大家带来了感动。”“我们只是把它传达出来，它本身就具有这种震撼力。” 第二，典型报道要对客观报道对象进行价值赋权，包括道德价值、政治价值、时代价值等，价值要素的赋权过程是事实报道到典型报道蜕变的重要步骤，而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匹配程度决定典型报道是否符合新闻传播规律、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而所赋价值要素与社会时代需要的密切程度则决定了典型报道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
很多典型报道是集各方力量共同赋权的结果。穆青有个说法，好新闻是跑出来的，但是好稿件是改出来的。有些稿件时效性并不怎么强，但思想性要求比较强，这样的稿件完全可以稍微深入一下，思考一下，由表及里想一些问题，由此及彼推想一些事情，这样可以对这个事件的认识更加深入，可以表现出更深刻的思想。穆青把这种做法叫做“磨”，稿子要不停地“磨”。其实“磨”的过程、加强思想性和深度的过程，就是赋权价值的过程。
张严平在回忆中谈得最多的就是采访过程中，王顺友的“哭”和记者们的“流泪”，记者们完全被感动了，报道自然获得大家的共鸣。“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开始哭了。包括《焦点访谈》那四个小伙子，都哭得不行了。那天晚上他说了很久，哭了很久”……“那一天我在帐篷里，流了一晚上的泪，完全不能自制。一想就流泪，一晚上都没有睡觉。那几个记者和我的情况完全一样，一晚上谁都睡不着。前半夜和王顺友聊，后半夜基本没睡，流一晚上泪”……“这个晚上是我们这么多人和他一起走，更多的时候，二十多年是他一个人啊！在这条路上，就一匹马陪着他。谈到半夜，他哭到半夜，我们也跟他哭到半夜。这个晚上，主观上我们已经忘了我们是来采访的，我们把他当成了一个可亲可敬的朋友，在一个晚上相遇，然后听他讲他的故事，一点采访的意识都没有……”
谁能否认，这样的价值赋权过程和新闻规律是抵触的呢？从事实出发深挖事实背后的情感价值、社会价值、时代价值，还是符合陆定一所说“事实是第一性的”，并不违反新闻规律。作为中国典型报道大本营的新华社，在反思事实第一性问题上有普遍的共识：“新闻人物绝对不是‘塑造’出来的。你只是传达和记录，新闻里面的细节都不是编的。我们刚进社时，老记者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个事情。……记者只是人物事件的忠实再现者。我们的文字功夫好一点，会传达得更精准一点，传达得多一点，仅此而已。记者只是传达再现，而不是‘塑造’，绝对不要有这种概念，它会让我们的意识进入一个误区。”（张严平）
三、服从宣传目的的典型报道
如果反过来看，从价值赋权出发，宣传第一，事实第二，则违背了新闻规律。所以，当一些报道出现之后，无限赋权价值、人为地制造“宣传战役”，就违背了新闻传播规律，对典型对象、对新闻事业、对国家社会都会造成伤害。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来自业界和学界对典型报道的反思，不仅意味着典型报道本身遭遇信任危机，而且党媒的可信度也普遍降低。
实际上，当政治力量介入到典型报道中时，典型报道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借助行政或党的命令，大量跟进性报道，制造传播效果扩散或者借此发起政治运动，典型报道就从新闻的范畴演变成政治动员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典型报道被政治力量关注介入后，命运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大寨的报道虽然多，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推动，周恩来的支持，全国范围内学大寨的运动也搞不起来。
它在全国影响变大因为几件事情，一件事情是1971年毛主席南巡的时候，在邯郸火车站，召集河北、山西两个省的省委书记到火车上去汇报。在火车上，陶鲁笳就向毛主席讲了大寨，毛主席印象很好，就问（陈永贵）这个名字怎么写，他特别赞赏自力更生精神。当时大灾以后大寨都毁掉了，大寨不要国家的钱，自力更生。……他说农业就靠大寨精神，靠陈永贵的自力更生精神，不要国家投资，这是毛主席对大寨印象最深刻的一点，他到处讲这个话，从离开邯郸向南走的时候一路讲，讲大寨精神，这下大寨当然就很了不得了。
第二个，这个时候周总理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农业部部长带队去大寨调查。调查了很多天，好像是四十几天，回来写了个报告，对中央影响很大，对各地影响也很大。
再一个，很多人对大寨的宣传是自觉的，山西省有一个干部叫李一清，他就回家看了一下，跟陈永贵一握手，陈永贵整个手像铁掌一样，都是很厚的老茧。李一清说：你还是不断参加劳动啊！陈永贵的一句话给了他很深的印象：“我是劳动模范嘛，劳动模范不劳动，还是什么模范啊！”李一清就觉得这个基层干部了不起。
总之是学大寨运动之前，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作了一次报告，轰动了北京。后来又把他请到五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陈永贵在北京这一次弄得全国都知道了他，而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他的录音在电台连续播放，播放了好多天。陈永贵在北京开完会，回去的时候还是夜车，列车员跟乘客认出这是北京讲话的那个陈永贵，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车厢每个车厢的群众都跑来跟他见面，能到这种程度。（陈大斌）
典型报道进一步向全国推广的过程，实际上是在政治力量的推进之下开展的，已经属于政治传播范畴，政治传播可以让之前的新闻传播产生更大的效果和更廣泛深入的社会影响，但理论上已经不是新闻传播了。可是由于政治传播也需要借助新闻媒体，因此从实践上看，这两个阶段很难泾渭分明，这使得之前成功的典型报道滑入政治传播中。
在典型事迹报道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大寨典型树立起来之后，为了政治传播的需要，单纯维护“典型”的地位和“高大全”的形象，对其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舍弃客观事实，甚至虚假隐瞒，彻底违背了新闻的规律。“地方领导说粮食多少产量我们就报道多少。粮食产量不是统计出来的，而是县委开会研究出来的。……第一年粮食产量高了，虚数已经出来了，为了要保持增产，第二年还得再高，虚数更大，第三年就完全虚报产量了。”“新华社的记者也只能顺从领导的意思去报道……当时政治气氛非常紧张，记者一句话说不好，就有人说你反大寨，甭管你是新华社记者还是人民日报社记者，都给你轰走。”（陈大斌）
仅仅是服从宣传需要的典型报道，背离了新闻传播中事实第一的原则，最后这些典型都沉没于历史之中了。
典型报道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典型，在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中，曾经焕发过旺盛的生命力，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典型报道有着自发形成的机制，以事实为基础，为第一性，切合时代精神和社会需要，其良好的宣传效果，恰恰是因为遵循了新闻规律，媒体工作者和人民群众都欢迎符合新闻规律的典型报道。
注释：
①本研究采访了新华社原农村组组长陈大斌记者，新华社采访袁隆平的曲志红记者和采访王顺友的张严平记者，文章中的引用全部来自对他们的访谈，其部分内容发表于《新闻春秋》杂志。《“农村报道必须实事求是”——陈大斌访谈录》（《新闻春秋》2012.12），《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张严平口述实录》（《新闻春秋》2014.4），《“我只是喜欢看平凡但不平庸的人的故事”——曲志红口述实录》（《新闻春秋》2015.8）。
参考文献：
[1]王辰瑶.意义的困惑——从典型报道看最近30年新闻理论的艰难探索[J].国际新闻界，2009（9）.
[2]王凤超，岳颂东.延安《解放日报》大事记[J].新闻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7）：147.
[3]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767.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编校：王谦